梁山好汉怎么被处理的（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为何产生于温恭俭让的礼仪之邦山东）

同在山东这一方土地上，为什么既产生了温恭俭让、一团和气的孔子、孟子及儒家文化，又产生了打家劫舍、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以及著名的山东响马？为什么历史上的山东既是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区，又是文化名人的辈出之地呢？山东人的血脉里，为什么一直流淌着两种迥异的传统呢？

张天麟在《论山东人的性格》一书中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如果说孔子的道德是山东人的内心信仰，那么“梁山泊的好汉”则是山东人的外在言行。

解开这个迷团，必须追溯山东的历史。山东最早的居民是东夷人，东夷人在山东创造了文明程度很高而又具有独立系统、独立风格的东夷文化。甲骨文的“夷”字，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由此可推断东夷人乃身材高大、善弯弓射猎的部族。《后汉书.东夷传》中说东夷人“喜饮酒”、“善歌舞”，乃豪放之人。东夷人又民风素强，夏、商经常征讨东夷，牧野之战时商军主力正在征讨东夷，“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周公东征主要征的也是东夷人。东夷人同时又好仁尚礼，古时“夷”、“仁”两字同音同形即是证明。东夷文化为后世山东文化性格的形成注入了最早的文化基因。

西周建立后，在山东地区封功臣姜尚为齐侯，封周公的儿子伯禽做鲁侯。齐、鲁建国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东夷人的性格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孔子就分析了齐、鲁两种文化的不同，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里的知者，是指齐文化属于智者型；仁者，是指鲁文化属于仁者型。齐文化是沿海文化类型，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像梁启超所说类似希腊；鲁文化则是大陆文化类型，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如梁启超所说类似罗马。朱熹对此的解释是：“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 （《论语集注．雍也》）

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齐、鲁文化的接触机会很多，虽然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但同时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孔子曾抱着改造齐学的愿望去见齐景公，希望“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但受到了当时齐学代表人物晏子的坚决抵制而归于失败。后世的孟子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来到齐国，居留的时间相当长，据钱穆先生推算，孟子第一次游齐“至少亦得十八年”。长期的居齐，孟子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齐学的影响，他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的思想，与齐学代表人物管子的思想惊人的一致。而《荀子》一书则是典型的齐学与鲁学相融合的产物。

秦始皇一统天下，齐、鲁为郡县，齐、鲁文化的融合，已是势在必然。融合的最终结果是齐文化逐渐认同于鲁文化，古人谓之曰“易青齐为邹鲁”。最终完成齐、鲁文化融合的是汉代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董仲舒所说儒术，已不是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中的儒学，而是吸收了许多齐文化因素重新熔铸起来的儒学，是一种以鲁文化为主体，以齐文化为辅翼的文化体系，即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说的：“仁智合一”的文化体系。至此，作为同一条母根上孕育出来的两枝风格迥异的文化奇葩齐文化和鲁文化，终于走上了融合，形成了齐鲁文化。所以，齐鲁文化中既包含着“王政”又夹杂着“霸道”，是“王政”与“霸道”的对立统一。所以，山东文化性格中既有“诚实、忠信、尚义、俭约、谨慎”的鲁文化特点，又有“刚烈、粗犷、豪放、好客’的齐文化成分。

文化性格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与文化的趋同是不可能一蹴而就。齐、鲁文化融合后，齐鲁文化性格的又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多年，直到隋末唐初才基本完成。

所以,山东人身上有古代遗传下来的刚烈尚武的“齐文化基因”。学者李新泰在《齐文化大观》一书中指出：“齐国崇武尚勇，堪称诸侯国之最”。《荀子.议兵》中记载：“齐人隆技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指出：齐人“勇于持刺”。据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考证：“山东的农民起义，历代皆有，次数最多，规模也较大”（《历史上的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