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去深圳的人（最早来深圳的人）

作者 | 良叔

来源 | 良叔叮叮

（ID:liangshusdingding)

个人liangshulaiye(不闲聊）

1984年，小学二年级的我和父亲来到深圳，看望爷爷，他是最早一批支援深圳的建设者。

当时爷爷的宿舍在华新村，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强北。

不过当时的”华强北“，只是几个大大小小的水坑和农田。

那时内地正流行香港剧《霍元甲》，我便站在华新村的门口，面朝香港，打了一套迷踪拳。

几位大婶，牵着牛，一边笑，嘴里说着“索仔”，一边缓缓的走过，牛是来拉屎的，牛粪稀稀落落的点缀在道路正中......

这条路后来的名字叫做“红荔路”，莲花山和华强北，分散在它的两边。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深圳这破地方，简直还不如我当时所在的河南新乡。

谁又能料想到，30多年后的今天，它竟然成为中国最为繁华的城市，甚至成为中国奇迹的代表。

明天，8月26日，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我想借此和你聊聊那些你可能未曾听说的故事。

1

1842年，道光听说英国人要割走香港，于是跑去问心腹大臣琦善：“香港是个什么东西？”

琦善这样回答：

是个小渔村的，小得很，假如中国是一个鸡蛋形，那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

道光听完心满意足，说：

“那就给他们好了。”

之后满清官员和英军首领跑去划地，他们登上了九龙半岛北部的山头。看着眼前蛇虫出没的荒山野岭，大家正想着该怎么划界。

这时，一条小河从远处的梧桐山脚，蜿蜒而来。

满清官员灵机一动：

“深圳河，以河为界。你们量吧，河南面属你们。量多少，就是多少。”

此后，一起在深圳河游过泳的村民，在河的两岸逐渐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几十年以后，当南岸的村民站在“亚洲四小龙”的风口上，吃上了资本主义的面包，喝上了资本主义的牛奶。

北岸的村民却饥肠辘辘，他们整天都在琢磨着一件事：

怎么才能游到对岸？

虽然拦上了铁丝网，放出了警犬，甚至溺死后尸体放在海滩上示众，但也改变不了大家渡河的决心。

在宝安县的一些村庄里，据说男劳动力全跑光了，只剩下老弱妇孺。

1961年，在广东沿海的一个小镇上。

老百姓正在排着长队，买难以下咽的糠皮。

一位小老头骂骂咧咧地抱怨肚子吃不饱，还说以前陈济棠在的时候，有钱又有粮。

陈济棠是国民党上将，曾长时间主政广东。

老头的话传到书记耳朵里，但书记没有生气，只是问旁边的干部：“嗬——他还说什么？”

旁边的干部告诉他：

“他还说，那时从深圳到香港是没有设防的，老百姓挑了担子就可以过河去。

陈济棠鼓励老百姓把农产品——蚕丝、水果、糖……都经过深圳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来吃。”

“嗬，老百姓有洋饼干吃，陈济棠比我这个共产党的大人，会动脑筋。”书记摊摊手。

这位很讲道理的书记，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

当时正值饥馑荒年，老百姓已经在啃芭蕉根充饥了，他希望能为老百姓找到一条吃饱肚子的路。

旁边的干部说：“陶书记，放着一个宝葫芦在我们身边，都没利用上呢。”

陶铸点点头，说：“利用香港的问题，你们研究一下，赶快给省委写个报告。”

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拿水果、鱼等农副产品经深圳出口香港赚取外汇，再用外汇从香港市场上买洋面粉。

报告很快就通过了。

当地不少老百姓也因此结束了饥饿的日子，第一次拿起了资本主义递来的筷子。

▲陶铸和妻子

其实在此之前，陶铸为了让深圳脱贫，就想过不少办法。

1956年的夏秋之交。

那时，毛主席刚在珠江游完泳，陶铸等人向他汇报了一个想法：

1954年以后，面对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许多亚非国家的华裔资本家，纷纷将资本转入到香港避风，导致香港出现了“水浸银行”的现象。

资本的原始冲动，迫使金融资本家只好以极低的利息贷出。

“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国内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广东官员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毛主席听完，说：

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想法是不错的，但这个想法太超前了，它超出了当时的历史所能理解和容纳的范围。

所以报告递交上去后，显然最后没有商量出个结果。

▲陶铸和毛泽东

时间来到1980年，这是一个纷纷扰扰的特殊年份。

7月1日，波兰的工人们，因为吃不起肉而纷纷罢工。

8月2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公开承认因为经济政策失误，导致国家面临政治和经济危机。

8月25日，波兰总理巴比乌赫引咎辞职。

一位作家写道：

“从华沙到索非亚，从莫斯科到布达佩斯，几乎所有的门窗都在危机的风暴中震颤着！”

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南海的一条林荫小道上。

3个身影缓缓走来，中间的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忽然，邓小平停下脚步：“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脸懵懂。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个“杀”字，足以看出他的魄力和雄心，他没有说：“走出一条路来嘛”。

1980年8月26日。

也就是巴比乌赫解除总理职务的第二天，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此后，深圳也成为了邓小平思想的载体，在深圳著名景点莲花山的峰顶，有一座巨大的邓小平雕像，昂首挺胸，大步流星，目光远眺着对面的市民中心。

2

一列列火车分别从辽宁鞍山和陕西汉中出发，它们开过了山海关，跨过了长江大桥，直奔深圳。

车上满载着基建工程兵，还有推土机、压路机、载重汽车……

108位工程师，也分别从北京、上海、辽宁出发，最后汇聚于深圳。

其他的“拓荒”队伍，也陆续从各地赶来。

这些赶赴深圳的人，对前途一无所知。

对于此番来深圳，他们只知道两件事：

一是要来办特区；

二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至于要怎么办特区，又吃多久的苦，他们心里也没数。

有一天晚上，市委书记张勋甫和市委副书记曹喜芝，探望了其中一支“拓荒”的队伍。

有人好奇，问他们要在这里干多久？

副书记曹喜芝是这样说的：“干多久？我也说不清，4个月，也许——一辈子。”

不过对于特区的未来，副书记倒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当时是这样告诉大家的：我们要建的城市超乎想象。

到底有多超乎想象呢？

总之比惠州还漂亮，路边种着树，中间可以并排开五辆大卡车。

听得大家都心潮澎湃。

▲80年代初的“拓荒”者

说完这话的第二天，市委书记张勋甫和市委副书记曹喜芝二人，抽着烟走在深圳狭窄的老街上。

曹喜芝发出了灵魂的拷问：

“老张，这条街有多长啊，还不够烧一支烟哩。”

张勋甫沉默了半晌：

“听说深圳原来的意思就是一条河。”

“圳，就是稻田边的小水沟的意思。”曹喜芝回答。

后来很多人说，当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

这显然有点夸张，它其实还算得上是个小镇，毕竟那里还有一条狭窄的街道，叫东门老街。

▲80年代的东门老街

3

1980年的夏天，闷热的让人刺挠。

深圳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守芬，捧着两份盒饭走进秘书长丁励松的房间，丁励松正埋头看文件。

李守芬说出了他的苦恼：几十个驻深单位，都找他要罗湖那一小块黄金地段的地皮，说是要建办公楼。

丁励松扒了一口饭：

“干脆……让他们合起来，盖成一幢！”

李守芬有点犹豫，因为这样的话这栋楼实在是太高了。

“高就高嘛！”丁励松说，“南京金陵饭店不是37层吗？干脆咱们盖个38层，天下第一！”

7天后，在蔡屋围的一片旧平房里，第一任深圳市房地产管理局长郑学思，对一位东北大汉说：

“怎么样？敢不敢，38层！”

大汉叫李广庆，在老家用土坯打砖建过房子。

李广庆皱着眉吐出一口浓烟：

“敢倒是敢，还不就是买水泥砌房子嘛！”

“敢就好！将来大厦建下来，你就是经理。” 郑学思说。

为了保险起见，他还让李广庆立了个军令状。

第二天，深圳的蔡屋围、老街口、戏院门口，都贴出了海报，大致是说：

“现有红岭大厦商品楼出售，不论私人、公家，皆可购买。

每平方米220元，购者先预付40%房款，8-10个月内交付新房。”

郑学思忙跑去质问李广庆：“我叫你建国贸大厦，你怎么去盖红岭大厦，还卖起了房子?”

李广庆解释说，他这招叫草船借箭。

因为他们没钱建38层的国贸大厦，只好先在红岭建一幢商品楼，收了预付款再来建国贸大厦也不迟。

郑学思听完，也觉得是个妙计。

后来他们想，既然干了，干脆干把大的，于是把38层改成了53层。

▲80年代初的深圳

那时候建高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高层的消防也是个大问题。

设计师曾找到中国公安部，希望找到高层消防的规范资料。

结果公安部的人说：

我们啥高层规范都没有，你们摸索着干，总结出啥经验了，我们好写进规范里去。

后来回想起当时建楼的过程，设计师还是冒冷汗。

当时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采用全新的“滑模”技术。

所谓的“滑模”，就是用模板做成墙板，然后将混泥土从墙心灌入，等到混泥土一凝固，模板“滑”升，即可拆去墙板，一堵混泥土墙就建好了。

“滑模”技术比传统方式的更快，但在当时只在小面积运用过，难度极大，一不小心就会失败。

之前丹麦的一次滑模施工，就导致了大厦倒坍， 10多人死亡，20人受伤。

美洲的一次滑模施工，也导致大墙突然开裂，损失惨重。

工程师们决定先试验用滑模建一堵矮矮的墙。

但试验了3次，都失败了。

香港、日本、台湾的记者，已经悄悄来到了深圳。

他们在等着写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中国大陆第一高楼建塌了！

当大家打起了退堂鼓，市领导却下了指示：

“一定要搞大面积滑模！深圳就是要在中国的大门口点燃一串炮竹，要快、要响！响出一个扬名世界的深圳速度来。”

最后又加了一句：“失败了，责任在市委！”

有了这句话，大家像吃了秤砣，开始第4次滑模试验。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成功了。

于是才有了所谓的“深圳速度”——3天一层楼。

▲国贸大厦封顶

4

1984年初春的一个夜晚。

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深圳的老街，最后停在了深圳迎宾馆门前。

一个穿着黑色呢大衣的人走进了接待室，他手上拿着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着：“中共中央警卫局”。

穿黑大衣的人对接待处处长张荣说：“请记录一下，我口授。”

张荣忙拿出纸和笔。

对方接着说：

“告深圳市委，邓小平及杨尚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将于1月24日抵达深圳。”

1月24日，邓小平一行人如期而至。

邓小平曾经说过：“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5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在深圳，邓老爷子整整视察了2天。

在这2天，他主要干了3件事：

当天下午，他登上了22层的高楼，俯瞰深圳和隐藏在云雾中的香港；

次日上午，他去考察了一个富裕的渔村；

之后又赶赴华强北，在观看了电脑与人对弈后，他说出了那句广为人知的“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两天的视察很快就要结束了，夜幕降临后，邓小平回到了住所。

他房间的灯，一直亮到了深夜。

看着房间里的灯光，大家开始忐忑。

据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要去参观蛇口，然后去珠海，最后经由广州回北京。

但问题是，他视察的这2天，从未表态，这让大家很着急。

不久，消息传来，邓小平到了珠海，并给珠海题词：“珠海特区好”。

深圳人更焦虑了。

直到大年三十，市委书记梁湘还在安抚大家：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大年三十的中午，一直守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接到了接待处处长张荣的电话。

张荣激动地说：“终于给我们题了，而且比想象的还好......“

邹市长都有点急了，“快说，题的内容是啥么？”

张荣一字一句的念到：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

据说，有了这句题词，很多人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家过年。

而且，很多相关人士过年时，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恭喜发财”，而是说：

“题了，他题了！”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题字

那一年的10月1日。

在国庆阅兵式上，游行队伍中出现了一辆深圳经济特区的彩车。

彩车的屏幕上，展现着深圳特区创立以来的一系列成绩。

一时之间，深圳成了全中国人议论的焦点。

大批的人开始南下，每天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从3.52万涨到了13.6万。

旅馆住不下，街上人挤人。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波兰、匈牙利、朝鲜……

社会主义国家，也陆续派代表来深圳一探究竟。

宾馆越开越多，最后深圳的床位竟达到了4.4万张。

到了1985年7月，深圳的出租车也猛增到了3000多辆，比广州人均拥有量高出14倍，比北京高出15.2倍。

那时的深圳，烈火烹油。

但危机已经悄然出现。

其实早在1984年初，就有人意识到了风险。

基础建设每年以85.5%的速度增长，实在是太快，全国每用100元钱建房，其中就有3元花在深圳。

有人就提出，应尽早调整产业结构，保证以工业为重点。

但大家接着奏乐接着舞，哪看得见什么危机。

5

1985年，是极不太平的一年。

国际上，这是20年来客机失事罹难人数最多的一年，有2000多人丧生。

世界能源组织则一次次发出预警：全球石油将有大的波动。

法国政府则呼吁尽快召开全球会议，避免油价混乱。

东欧和苏联，局势变得更加变幻莫测。

在国内，各种经济问题接连出现，基建失控、信贷失控、外汇失控……

深圳更是一团糟，人们发现，深圳街头开始变得冷清了，之前爆满的宾馆，现在入住率有时只有20%。

批评深圳的声音，开始大量出现。

有学者在深圳考察后发现，深圳的发展速度很大程度上是靠基建投资。

比如说，1983年工业总产值为7.2亿元，其中建筑业的产值竟然占了6亿多元。

银行贷出来的款，也只有12%用来办工厂，其他大部分被借去做生意了。

有学者就发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

当时的深圳人在削尖脑袋干一件事：做生意。

说得难听点，就是倒买倒卖。

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时，还发生了一起引起轰动的卧轨自杀事件。

这位卧轨的青年年仅23岁，是深圳某公司的一位工人。

他所在的公司拿不到工程做，一直发不出工资。

他在遗书中写道：

“挣来的钱，连自己都养不活，我还算什么男子汉？……人比人，比死人！”

他觉得自己没脸活在这个“金钱第一”的环境中。

有人开始指责：这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80年代的深圳

这一年，深圳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开始大面积收缩。

几千家公司被迫关门，几十幢高楼人去楼空。

10万建筑大军也在打点行装，准备离开深圳。

其中有一幕画面让人颇为动容：几位老工人在只建了半截的大厦下合影留念，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深圳。

深圳的冷清，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苏联、波兰、东德……各国领导纷纷派人来深圳，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那段时间，深圳的负面传闻特别多。

一位大学生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深圳的国贸大厦已经下陷了十几公分，在两年内有可能坍塌。

他跑去问父亲：“你们为什么造了一座这样的大厦？”

父亲回答：“测量是我做的，我清楚。大厦建成后，下陷十几厘米，是在允许值范围之内的。大厦的质量是靠得住的。”

儿子：“报纸都这样说了，那怎么办？”

父亲叹了口气：“那就让人家去说吧……”

6

1986年，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几乎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深圳该何去何从？

菜市场、商店里、工人宿舍、学校……

比起下一顿吃啥，当时的深圳人，显然更关心深圳的未来。

两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被否定掉了。

一种观点坚持“以农为主”，也就是回到原点，把深圳变为农副产品的出口加工基地，通过为香港供应农副产品来换取外汇。

另一种观点坚持“以贸为主”，也就是把深圳变成万商云集的贸易大商埠。

这两条路也许可以让深圳富起来，但绝对无法让深圳成为一块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田。

经过无数次商讨，后来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

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共识达成后，人们终于吁出了一口气，当他们走出会议室，走出家门口，虽然眼前还是一副萧条的景象：

工地停工，打好的桩基坑里积满了水；

路上的行人熙熙攘攘；

工厂关闭；写字楼里空荡荡……

但春天的阳光很灿烂，大家似乎又有了信心。

后来有人说，如果1980年是深圳第一次获得生命，那么1986年，就是深圳的重生。

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实现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资金、技术、销售渠道。

但那时的深圳，要啥啥没有。

比如说资金，因为国家的贷款紧缩，大家都缺钱；

而技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开办特区前，深圳只有一家农具厂，而前几年的工业又基本是 “三来一补”产业，技术含量极低；

至于销售渠道，还基本掌握在外商手里，我们只负责生产环节。

总之，三个条件没一个符合。

然而，当时的深圳想到了另外一条路：“外引内联”。

所谓的“外引内联”，就是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给与出口配额，企业的管理者可赴海域直接与外商见面等政策，让内地和深圳一起办工厂。

同时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这段话现在听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造出了一个大风口。

因为那时的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消息被垄断，企业无法走进国际市场。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在香港摆摊卖杂志的老太太，回湖北老家探亲，一家棉纺织厂正好有大量产品卖不出去。

于是厂长找到这位老太太，因为在他眼里，既然老太太在香港做生意，肯定能找到路子，把积压的产品都卖出去。

老太太回香港试着一打听，果然有一家日本公司需要棉纱。

就这样，棉纱厂救活了，而老太太也拿到了一笔12.5万的信息费。

老太太从此也不再摆摊，而是和儿子一起，奔走于香港和湖北之间，靠“倒卖”信息，偷偷的赚钱，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深圳的“外引内联”，可以让产品更顺畅地销往海外，内地企业也纷纷南下。

他们把原料半成品拿到深圳加工，然后直接从深圳出口。

连航天部、电子部……以及大多数国家部委，都跑到深圳，办起了内联企业。

“外引内联”的下一步，就是要推出世界瞩目的拳头产品，把深圳的名号打响。

最后他们选择的拳头产品，是自行车。

因为中国是“自行车王国”。

70年代末，中国的自行车产量就已经排名世界第一，几乎占到世界产量的1/3。

一位外国人，曾在广州目睹过上下班高峰期的自行车海洋后，惊叹道：

“这是可以与金字塔以及空中花园相比的世界第九大奇观！”

但当时中国出口的自行车，却少得可怜。

为了让自行车出海，他们还给自行车厂取了个牛逼的名字，就叫“中华自行车厂”。

这家自行车厂，当时坐落在深圳一个叫独树村的荒僻小村庄里。

据说村里只有几株古树、一片荒山，还有几栋破屋子。

不久后，第一批自行车开始走向海外。

但随后爱尔兰传来消息，说一个女孩刚骑上一辆中华自行车，钢圈就变了形，女孩摔下来被送进了医院。

总经理施展熊立即飞往伦敦，找到了女孩的父亲。

他向这位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

“真对不起……先生，中华自行车公司承担一切责任。”

紧接着他们在爱尔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声明将对所有买中华自行车的顾客负责，并就地对存货进行一一检验。

此事一出，中华自行车厂反而开始销量大增。

当时的中华自行车厂，应该是用户思维的典范。

比如说，丹麦人不喜欢用手闸，他们就把出口丹麦的自行车改装成脚闸；

听说一对外国情侣喜欢一起骑自行车郊游，他们就设计了一款两人蹬的自行车；

瑞典人说他们那的雪地常撒盐防滑，他们就给钢圈增加了防腐蚀功能。

除了中华自行车，当时深圳还有一大批牛逼的企业。

比如说大名鼎鼎的赛格电子集团、康佳电子公司、浮法玻璃厂、中冠印染厂……

一大批产品，开始从深圳出海。

7

在经历过1985年的震荡与低迷后，深圳又开始生猛。

涌入深圳的人越来越多。

“百万劳工下深圳”，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之前我听到一个观点，说当时下深圳的人多是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

这个观点显然不对。

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这群移民中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员的密度，比上海、天津、广州都要高。

实际上，深圳成了仅次于北京的知识密集区。

而当时的那批移民，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

▲80年代的深圳商店

此时的深圳本地人，也迎来了时代的风口。

深圳河边有个著名的村庄，叫罗芳村。

罗芳村与香港新界隔河相望，当时的深圳河又浅又窄，有些地方甚至一跃就能跳到对岸。

解放后，很多无法忍受贫穷的村民跑到了对岸。

他们在对岸也建了一个罗芳村。

两个罗芳村，一新一旧，一富一贫，彼此隔着河尴尬地对望着。

80年代以后，通过搞边境小额贸易，以及通过吸引港资办手袋厂、表带厂、陶瓷厂……深圳的罗芳村家家建起了小洋楼。

而河对岸的罗芳村，依然是旧瓦房、水泥房和铁皮房。

十年间，两岸的贫富调了个个儿。

有些跑过去的人，又开始琢磨起一件事：怎么回到对岸去？

宝安区也有一个村，叫万丰村。

1985年，万丰村的党支部决定发动村民的力量，开始集资参股办工业村，与外商合作开办工厂。

这是深圳较早推行股份制的村庄之一。

到了80年代末，万丰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赶超了一半以上的香港人。

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就说：“现在万丰人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被开除村籍。”

之前有个村民吸了2次毒，后来是怎么戒毒的呢？

潘强恩宣布：“谁吸毒就开除谁的村籍！”

结果那青年一听，再也不敢吸毒了，因为没有人愿意离开“万丰乌托邦”。

到1990年，除了万丰村，深圳的很多村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农村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所以如果有深圳人说他是土著村民，千万不要像看农民一样看着他。

因为他显然是在炫富。

8

以上所说的，都是1990年以前发生在深圳的故事。

我为什么偏偏要讲这段历史？

不仅仅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从0到1的故事。

而是因为这是一段快要被忘却的历史。

一提到深圳，大家自然想到的是科技之都，想到了腾讯、华为、万科、平安、招商......

想到的是马化腾、任正非、王石、马明哲......

而那些最早来深的建设者，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在网上，你都找不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40年前，这些小人物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来到这个鸟不下蛋的地方？

40年后，这些人要不已步入暮年，要不已经和这个世界告别。

我爷爷10年前，病逝于深圳某家医院；我奶奶今年春节，病逝于深圳的家中。

他们自从来了深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而他们的终身遗憾是：

作为最早一批来深圳的建设者，竟然没有获得深圳的户口。

是的，这也许和很多人的常识相违，最早来深圳的那批人，很多并没有踩在时代的风口上，他们平凡甚至窘迫。

他们不如那些经商者，更不如那些本地农民，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来建设的......

然而，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为深圳打好了地基，承载着当下的歌舞升平。

而在这样特殊日子里，真的应该给他们打上一束聚光灯......

参考文献：

1、中国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

2、深圳新闻网：《深圳，39岁生日快乐！一部<深圳极简史>献给所有深圳人》

3、智本社 ：《深圳，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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