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近代历史人物（论历史上漳州人的形成）

摘要：唐代以降，九龙江流域的开发加速进行，在国家权力介入的大背景下，来自北方的移民、属于百越一支的闽越土著，还有后来迁来的盘瓠蛮之间，经过长期的交流互动，终于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人群，就是漳州人。长期以来，由于层累的文化建构和堆积，漳州人形成的真相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本文爬梳考证，抽丝剥茧，还原了其历史真面目。

关键词：北方移民 闽越土著 盘瓠蛮 融合 漳州人

作者简介：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研究所所长，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史、佛教社会史、东南区域民族与族群历史文化、闽台宗教与民俗文化等；福建，福州，350008。

谢重光教授

一、隋唐五代活跃在漳州的几种人群

九龙江流域的开发迟于晋江流域，但在唐初也拉开了民族融合、社会发展的序幕。其标志是高宗、武后时期发生在闽南粤东地区的一场民族动乱。朝廷平乱起初并不顺利，后来依靠效忠朝廷的地方豪强，才平定了动乱。陈元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唐代闽南粤东的一位风云人物。由于他“平蛮”“开漳”，功业彪炳，后世被神化，庙食千载。关于其家世和开漳事迹，都掺进了大量伪托不实的材料，已很难得其真相。幸而还有一些唐宋时期关于陈元光的记载，比较朴实近真，加上某些谱志材料依稀透露的历史信息，加以爬梳考证，尚能得出梗概如下：

（一）陈元光的家世和身份

唐代关于陈元光的史料仅有两条，一是林宝的《元和姓纂》卷三“陈氏”条。该条先述陈氏著名郡望颍川陈氏的有关人物，次列颍川望以外诸郡陈氏的有关人物，在“诸郡陈氏”中就提到陈元光，曰：“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这里说陈元光河东人，意思是陈元光家族以河东为郡望。作者林宝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和谱牒学家，其书乃奉朝命“按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精心修纂而成，朝廷根据此书来确定臣子的门第，据以定官职封爵，即所谓“每加爵邑，则令阅视，庶无遗谬”，具有官修姓氏总谱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此书修成的元和年间，上距陈元光曾孙陈谟任漳州刺史的贞元年间不过数年而已，其时关于陈元光家族的姓氏源流、郡望所自的材料一定丰富而翔实，故其记陈元光为河东人是真实可据，不会出错的。以故自此而后的诸多文献，如《宋会要辑稿》《舆地纪胜》，嘉靖《龙溪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广东通志》，乃至崇祯《海澄县志》、乾隆《海澄县志》等书，都记载陈元光是河东人，实际上就是依据《元和姓纂》，肯定陈元光的郡望是河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河东，是郡望，指的是河东郡，不是河东道。其境域约当唐代的蒲州，即今山西永济、运城、临猗一带，而不是相当于今陕西省那么大的范围。再则，郡望是指某一姓氏历史上的发祥地，未必是其当时的实际居住地。

二是张鷟《朝野佥载》“元光燕客”条，称陈元光为“周岭南首领”，这条记载的具体内容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讨论，我们认为，张鷟开元二年（714）被流放到岭南，上距陈元光去世的景云二年（711）才三年，是时漳、潮二州都属于岭南道，他对陈元光的事迹有可能多所耳闻。《朝野佥载》虽说是笔记小说，其实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见闻，其关于陈元光的这条记载，虽然得自传闻，但张鷟在岭南，距离陈元光时、地都近，应比千百年后的传闻或假造可靠得多。纵使所记陈元光的行事未必实有，至少，他记述陈元光是周岭南首领这一点决无可疑。其所谓“周”，是武周，指武则天篡唐称帝改国号为“周”的一个时期，具体时间是天授元年（690）至长安四年（704），这也是陈元光当上漳州刺史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主要时期。

晚近谱志要把陈元光塑造成文武双全忠于唐室的大忠臣，所以对陈元光“周岭南首领”的身份讳莫如深，但所记陈政、陈元光的历官，却无意中透露出陈元光确为岭南首领的信息。例如康熙《漳州府志》记陈政曾官拜归德将军，陈元光官拜怀化大将军。而这两职，恰是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新置，专以授初附首领者。陈元光若非边鄙地区的地方首领，如何得授这样的官职？再者，谱志记载陈元光“开漳”后“世守”漳州刺史，子孙连续四代世袭漳州刺史，官属都在部曲子弟中辟招，若非当时漳州属于岭南溪洞地区，陈元光是地方首领，朝廷是断乎不可能实行如此特殊的政策的。

陈元光是“周岭南首领”，却又望出河东，这两者是否互相矛盾呢？实际上一点都不矛盾。自秦汉以来，特别是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许多北方大族迁居岭南，这些家族凭借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优势，在定居岭南后得到迅速发展，形成“宗族盘互”的局面，转化为地方望族，有些强宗大姓子弟或官宦后裔则充当了溪洞首领。著名的例子，如隋唐之际率众归顺唐朝的岭南豪族陈智略，被唐高祖封为合浦县公、岭南道行军总管，派往岭南安抚动乱。陈智略与《元和姓纂》卷三所记之龙川公、端州首领陈贺略实为同一人，以河南为郡望，是由后魏侯莫陈氏改汉姓变为陈氏的。也就是说，陈智略祖上由代北进入中原，又由中原迁居岭南，到陈智略时，已演变成端州首领了。

又如隋唐之际的岭南大首领高凉酋帅冯盎，雄踞岭南好几代，归唐后，“高祖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冯盎为上柱国、高罗总管、耿国公。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知彧东合州刺史”。而冯盎本北燕冯弘裔孙，以长乐信都为郡望。冯盎自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门”，可见这支望出长乐信都的冯氏自北燕南迁岭南后，经过一定时期的经营，就转化为本部大首领了。此类事例相当普遍，所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蛮酋’、‘首领’中其实有不少是由北方南迁的衣冠大族经过数世发展起来的大宗族首领”。陈元光成为“周岭南首领”，也属于此类情况。那么，陈元光祖上情况如何？是哪一代迁居岭南的呢？史缺有间，详情已难理清，但透过后世的各种记载，还是可以弄明白其大概情形。

据《宋会要》记载，陈元光“父政，母吐万氏”。吐万氏为代北鲜卑贵族，世为部落酋帅。隋代有吐万绪，因罪除名为民，配防建安。此为与福建发生关系之吐万氏一个支派。按北朝隋唐代北之风俗尚贵戚，其婚姻讲究双方都是贵族官宦血统。吐万氏既出自鲜卑贵族，其流到福建或岭南的支派，与同样出自北方并同样是武人出身的陈元光家族结为儿女亲家，自是合情合理的事。总而言之，陈元光家族是来自北方的武人，殆可定论。至于其迁入岭南的时间，若据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应不晚于其祖父那一代。该志称陈元光“祖洪，丞义安，因留居焉。父政，以武功著，隶广州扬威府。”丞义安即担任义安郡丞，义安郡始建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隋开皇十年（590）罢郡为义安县，十一年仍以义安县立为潮州，大业三年（607）复改名为义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为潮州。以陈元光约生于公元655年，其祖父应比他年长50岁以上计，陈洪任职义安郡丞的时间，应在大业三年（607）至武德四年（621）之间。陈洪担任义安郡丞，卸任后定居于潮州，陈政凭着家世承传的武功，当上了广州扬威府的军官，其子陈元光则成为“岭南首领”，从这一发展轨迹看，这支陈氏最迟不晚于隋唐之际就已迁居并入籍义安郡，以其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优势，成为称雄一方的岭南首领。至于陈元光家族定居义安郡或潮州的具体地点，则是在日后漳州云霄县的溪口，在漳州未设置之前，此地正属于义安郡之绥安县地。

总括上述，陈元光家族是来自北方的武人集团，自称的郡望是河东，约在陈元光祖父一辈南迁至岭南，定居于义安郡北端的绥安县，其地属后来漳州云霄县的溪口。陈元光祖、父以中级地方官和武官起家，凭着家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成为地方豪族。至陈元光时，因缘际会，建功立业，发展为武周岭南地方首领。

（二）唐初粤东闽南“乱民”的民族属性

那么，唐初在粤东闽南地区屡次掀起动乱，而与陈元光对垒的“乱民”，到底是属于什么民族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先须厘清陈元光家族“平乱”的经过。对此，有关文献和谱志的记载纷纭多歧，据晚近漳州地方谱志所载，陈元光家族的“平乱”经过了总章、仪凤、永隆、景云四个阶段。

先说总章年间的情况。据康熙《漳州府志·陈政传》，总章二年（669），因为“泉潮间蛮獠啸乱”，朝命陈政（陈元光之父）出镇绥安。这里以“蛮獠”指称作乱群众，而“蛮獠”是晚近文献特别是闽粤等地谱志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难以确定其具体的民族属性。但若结合《白石丁氏古谱·懿绩记》（漳州市方志办藏本）来看，则作乱民众的族属是可以判明的。

按白石丁氏是柳营江之东（漳州俗称江东）的古老家族，《白石丁氏古谱》是年代较古老的一份族谱。其中《懿绩记》的真伪，学界尚有歧见。据傅宗文先生考定，此《记》所附丁儒诗篇二首，出自丁氏祖先丁祖，丁祖是五代时人，他凭童年父辈口传的依稀记忆，敷衍成篇。笔者以为，根据这一结论，《懿绩记》也可能出自丁祖之手，起码可证它是一篇比较古老的记载，对于研究陈元光将士的“平蛮”事迹，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

《懿绩记》称：“先是，泉潮之间，故绥安县地，负山阻海，林泽荒僻，为獠蛮之薮。互相引援，出没无常，岁为闽广患。”所用“獠蛮”一词，与晚近谱志使用的“蛮獠”一词有很大的区别。“蛮”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獠蛮”则在“蛮”字前加一“獠”字作定语，限定此“蛮”属于“獠”种落。稽诸顾炎武所论“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则“獠”是山越的一种。《懿绩记》又称，丁儒辅佐陈政对作乱者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怀柔措施，“恩威并著，土黎附焉”；附录的托名丁儒所作诗歌二首，对乱平被安置的人群又有“村黎”之称，还有“俚歌声靡曼”“浑忘越与秦”之句。这里用的“黎”，也是族名，自秦汉以来广泛分布在交广地区，始称为“里”，南朝时转称为“俚”，或“俚獠”联称，唐代仍称为“俚”，但中唐以后讹为“黎”，其迁到海南岛的部分，发展为今日的黎族。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研究，“俚”是粤东的初民，直至唐代还是其地的主要民族。隋唐之际的高凉女酋帅、冯宝之妻冼夫人，隋唐之际割据循、潮二州，唐初被授为循州刺史的杨世略，都是俚族的著名领袖。泉潮之间的故绥安县地，旧属岭南，也是俚族的分布地，其族至元代还保持“黎”的族称，足证《白石丁氏古谱·懿绩记》的记载是符合史实的。所以无论是“獠蛮”还是“土黎”“村黎”，都是越人、山越，足证总章年间在闽粤之交发动骚乱的民众属于南百越民族。

次说仪凤年间和永隆二年（681）的情况。有关谱志记载，仪凤年间的乱事起于广东崖山，声势很大，“陷冈州城邑，遍掠岭左，闽粤惊扰”，其兵锋先是西向，攻下了冈州的一些城池，继而东向，波及岭南东部大部分地区，一直打到潮州及闽粤之交。朝廷派出平乱的军队，可能不止一支，但陈政是其中的一位将领。陈政作战不太顺利，其本人于仪凤四年（679）逝世，乃由陈元光代为统兵，当时陈元光尚无任何官职，只是一介布衣，经其主动请缨，朝廷才授予平乱之责。

仪凤中的乱事与永隆二年（681）的乱事是相连贯的。从较可靠的传世文献来看，遍检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和其他唐宋文献，唐高宗总章年间至设置漳州的垂拱年间，发生在泉潮之间较大规模的民族动乱只有两次，一次在永隆二年（681），循州司马高琔受命专征；另一次在嗣圣元年（684），徐敬业起兵维扬，潮梅间有梁感为之羽翼，朝命李孝逸提兵三十万往破之。而嘉靖《广东通志》关于仪凤中广东“寇乱”的记载，即与唐宋文献所载的永隆二年（681）寇乱相应，记载中提到当时潮州刺史及循州司马与陈元光的关系，称元光代父为将之后，“潮州刺史常怀德甚倚重之。时高士廉有孙琔嗣封申国公，左迁循州司马。永隆二年（681），盗起攻南海边鄙。琔受命专征，惟事招慰，乃令元光击降潮州盗”。故陈子昂备述高琔奉命平定永隆二年（681）寇乱的《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并序》，对于探究仪凤、永隆间陈元光所征讨之“盗寇”的族属最有价值，节录于下：

君讳某，字某，渤海蓨人也……祖宗俭，字士廉……左迁循州司马。苍梧南极，桂海东浮，是唯篁竹之区，而有山夷之患。永隆二年（681），有盗攻南海，广州边鄙被其灾。皇帝哀洛越之人罹其凶害，以公名家之子，才足理戎，乃命专征，且令招慰（一作讨）。公奉天子威令以喻越人，越人来苏，日有千计。公乃惟南蛮不讨之日久矣，国有大命，将布远方，欲巡御象林，观兵海裔。彼苍不吊，夭我良图，因追寇至广州，遇疾薨于南海之旅次，时年若干……

陈子昂是高宗武后时人，所以这条记载应是关于这次事件的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条记载，作乱的是“山夷”“越人”“洛越”。“洛越”又写作“骆越”，是百越民族的一支。“山夷”“越人”也是对百越民族的不同称呼。然则作乱者的主体属于百越是无可置疑的。陈元光讨平的“盗”就是高琔受命专征的“盗”，当然也属于百越民族的一支。

同样记这次乱事，后世文献有逐步扩充和附会情节的趋势。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和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只记“崖山盗”或“崖山剧贼陈谦”；而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则说是“广寇陈谦等连结诸蛮”，康熙《漳州府志》与《白石丁氏古谱·懿绩记》更具体提到广寇陈谦所接连的诸蛮是苗自成、雷再兴等或苗自成、雷万兴等。而景云二年（711）“蛮寇雷万兴、苗自成之子复起于潮，潜抵岳山。元光轻骑讨之，援兵后至，为贼将蓝奉高所刃而卒”。这里连续举出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之名，显然是要说明与陈元光对垒的就是蓝、雷等姓畲族之祖先。但前面我们已分析论证总章、仪凤和永隆年间与陈氏对垒的寇盗属于百越民族的一支，并非有盘瓠图腾崇拜自武陵地区南迁的盘瓠蛮，而陈元光死于蓝奉高之刃的说法又那么晚出，其可靠性也就值得怀疑了。

案蓝奉高之名，又见于在闽南流传甚广的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中，写作蓝凤高，其身份是南闽王。《平闽十八洞》叙述的是宋嘉祐间南闽王蓝凤高作乱，杨文广受命统兵入闽平乱的故事。叶国庆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演绎陈元光平闽南蛮獠的故事。台湾地区学者李亦园先生在叶国庆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又以人类学家的眼光，指出十八洞大部分集中在闽南，各洞代表着闽南少数民族的不同种落，有着不同的图腾和风俗，经过与陈氏所代表的汉族军民的斗争和交流，最后大多融合到汉族中了。我们很赞同杨文广平闽故事与陈元光平蛮事迹有着深刻联系的说法，但关于杨文广平闽故事与陈元光平蛮故事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杨文广平闽故事流传在先，晚近谱志关于陈元光平蛮的描述在后，陈元光平蛮故事倒很可能是以杨文广平闽故事为蓝本构建出来的。蓝奉高其人其事，或许就是杨文广平闽故事中南闽王蓝凤高的翻版。

总之，唐高宗至睿宗朝策源于粤中、波及于闽粤之交的“獠蛮之乱”或“蛮獠之乱”，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蛮”，甚至被确指为自武陵地区南迁至闽粤之交的“盘瓠蛮”或“盘瓠蛮”，是畲族的先民。根据以上的考述，证明这一族群属于百越系统，是“獠”“俚”，而不是“蛮”，他们不是自武陵地区迁来，而是自古就居住在岭南；如果说他们是畲族先民，也只能说是畲族先民中的闽越土著部分。

（三）陈元光麾下五十八姓的来源和性质

关于陈元光麾下有五十八姓兵将，见于《白石丁氏古谱·懿绩记》的记载：

总章二年（669）戊辰，天子遣将军陈政与曾镇府更代……至是，府君（案指丁儒）首议与将军政阴谋遣人沿溪而溯，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从间道袭击之。遂建寨柳营江之西，以为进取，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江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且战且招，追桀寇于盘陀梁山之下，尽歼之，愿附者抚而籍之。咸亨四年（673）癸酉，请于朝，移镇漳浦以拒潮寇，阻盘陀诸山为塞。仪凤（676—678）之初，抚循既熟，复进屯于梁山之外，而凶顽不敌者率引遁丛林邃谷中。犹虞出没，乃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徙云霄地，听自垦田，共为声援。

这段记载出现了一些后来才有的地名，如漳浦、云霄等，可能是后人追记，以追记时已有的地名指称唐代之事，可知其具体细节不一定可靠。但如前所述，《懿绩记》毕竟是问世年代较早的一份地方文献，其追忆先祖辅佐陈元光开漳的大体情形应该是相对可信的。关于陈氏麾下有五十八姓兵将，亦首见于这一文献，所以对于五十八姓兵将的性质，只能据此记载进行分析。

记载说陈政率部先建寨于柳营江之西，继而移镇漳浦，阻盘陀山为塞，更进而“募众民得五十八姓”，在梁山之南今云霄县地建立屯田。这里“募众民”一语值得深入探讨。首先要讨论的是“募”字。在唐代，边防军将领可以募兵，以弥补镇兵之不足。开元间，皇帝下诏将这种情况制度化：“诸军镇量闲剧、利害，置兵防健儿，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复，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而在岭南等南方溪峒地区，自六朝以来，又常见地方豪酋、首领募民成为私家武装的事例，它是汉魏六朝以来世家大族私募人户以为部曲、私属传统的延续。陈政募得的五十八姓，在有些谱志中被说成是其二兄敏、敷领军校五十八姓南下增援，二兄病故后又由陈政之母魏氏代领，到达泉潮之交，交给陈政，陈政“由是尽得其父之兵，合姓五十八，进屯梁山外之云霄镇”。而陈元光“随父政领军入闽，父卒，代领其众”，五十八姓中的军校如马仁等被称为“部曲子弟”。这样一支可以由父兄母子世代辗转付授和承袭的军队，当然只能是大族首领、地方豪酋的私家武装。

另外，陈氏作为地方首领，家奴的数量也应不少。《朝野佥载》提到的“袍袴”，就是家奴的一种。其私家武装的组成，一部分是招募到的部曲佃客，一部分可能是家奴。陈氏利用手中的部曲、家奴起家，然后才有所谓招募众民，才有其他各种军政措施，故南唐时就有人称其开漳是“变家为郡”，而其经营漳州，则是“躬率部曲，剪薙荆棘，开掘村落，收辑散亡”。

以此而论，陈氏麾下的五十八姓军校，主要应属于地方豪酋招募的私家武装，性质类似于世家大族的部曲佃客，身份依附性很强。但其中是否也有属于边防健儿性质的募兵，资料缺乏，尚不能遽加论定。或许，其招募不止一次，既有以镇将身份募得的边防健儿，也有以“首领”“豪酋”身份募得的私家部曲，两种情况并存，这才造成了谱志记载的纷纭多岐。

其次要讨论的是“众民”二字。这里“众民”既不是“诸色征行人”，也不是“土黎”之类少数民族，而应是原先由于种种原因迁徙至此的北方人，包括前述“龙江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者。按今漳浦县、云霄县一带，东晋义熙九年（413）曾建立绥安县，说明其时其地已有足以建立一县的户口。这些户口可能包括被括为编户的溪峒之民，也包括自北方南迁至此的流民。同时建立的与绥安县相邻的义招县（今大埔县地），就是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的。唐初之前，虽无大规模北人迁入闽南，但陆陆续续迁入此区的北人还是不绝如缕。1958年在漳浦县祖妈林水库工地采集到的一块有“升平二年”（358）纪年的墓砖，2002年在漳浦县石榴镇发掘的东晋墓群，以及《漳浦县志》所载北宋漳浦名士吴與太孺人王氏墓志所称王氏祖先东晋肃侯王彬迁闽，不久子孙分居于漳浦的资料，都足资佐证。这些流人，或称众民，尚未未列入国家版籍，在唐代被视作“逃移客户”“逃客”“客户”。

概括以上探讨，第一，说明陈氏麾下的五十八姓，主体应是六朝以来陆续从北方迁移来的流离百姓；第二，说明构成陈氏武装的重要基础是招募得来的私家武装，其身份依附性很强，属于半自由民性质的部曲等级。

当然，陈氏还拥有原属“泉郡之西，九龙江之首”镇戍的镇兵。镇兵的性质有可能是府兵，也可能是以军镇名义招募的健儿。这些府兵或健儿主要来自当地。按唐代府兵系统，岭南有五府，一些谱志说陈政隶广州扬威府，这扬威府就是岭南五府之一。不少陈氏族谱及有关方志一再提到陈政“率府兵五千六百名”，“出镇于绥安故地”，有的还开列了一些府兵将校的姓名和事迹，虽然具体数字和情节不一定确切，有许多错误，但可能折射了陈氏麾下拥有一部分府兵的史影。

（四）迁入漳州的盘瓠蛮和莫瑶

盘瓠蛮迁入漳州的历史，虽不能牵连附会到陈元光“平蛮”，但上溯到中唐以前是不成问题的。中唐诗人顾况“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一作舟）”的诗句，不但说明当时漳州有莫瑶存在，而且可证在中州人士心目中，山居的莫瑶与水居的卢亭（疍民）简直就是当时漳州两种主要的居民，或者说是当时活跃在漳州的两种主要的蛮夷族群。

如前章所述，当时不但漳州如此，可以说整个闽粤地区都是上述山居与水居两种蛮夷族群的天下。水居者浮家泛宅，是疍；山居者居于峒砦中，是林蛮，而盘瓠蛮、莫瑶是林蛮的大宗。

这里要特别再次提出的是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一事。汀州与漳州壤地相接，黄连峒蛮二万，数量巨大，其根据地虽然在黄连峒，活动范围却定然广及汀州、漳州等广大的区域，其围汀州之役平定后，峒蛮的分布区域也应涵盖了汀、漳两州。当然，数达两万的峒蛮出现在闽西、闽南，也应是盘瓠蛮、莫瑶长期地、持续地向此区迁徙的结果。

唐末之后，盘瓠蛮和莫瑶继续不断迁入漳州区域，尤其是在宋代开梅山之后，迁入漳州的盘瓠蛮和莫瑶数量甚大，使这一族群成为漳州区域内的主要人群。其详情将在下文讨论。

二、汉、越、蛮的融合

以上所述，说明唐代以降，在漳州活跃着汉、越、蛮三种主要的人群。

陈元光家族及其领导的武装集团，是汉人和汉文化的代表。一来，出自代北的陈元光家族，随拓跋氏入主中原后，已经迅速汉化，其以河东为郡望，是其汉化的一个标志。这支陈氏后来又由中原移居岭南，凭借政治（家族有人居官）、军事（拥有私人武装即所谓“部曲”）、文化（在中原时已经初步汉化）的优势，成为地方豪强。当土著蛮夷起而“作乱”时，主动起兵，效忠朝廷，平定动乱，是其汉化的又一标志，也是其不断加深汉化程度的一个关键。二来，陈元光的麾下，也是汉人势力的结集。他的部下确有不少汉族士人，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而陈政、陈元光父子在闽南粤东一带“募众民得五十八姓”，成为陈氏武装的骨干力量，这五十八姓兵将中也必有不少汉人。而其后源源不断迁徙到漳州的汉人，则不断补充和壮大了漳州汉人的力量。

其时漳州汉人与越人的相互关系，线索较明显，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如前所述，被后世称为“獠蛮”或“山夷”的越人，与陈元光武装集团顽强斗争了几十年，有胜有负。据载，漳州设置之后二十几年，一度被镇压的蛮寇复起，从潮州进兵漳州，陈元光匆促出战，为“贼将”蓝奉高所杀。其时“盗贼迭起于涧壑，老羸逃窜于山林，酷害斯深，涂炭已极”漳州州治被迫北迁。可见闽岭之际越人势力之强盛。经过陈元光子孙和军民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征战和经营，闽南粤东的越人动乱表面上被镇压下去，漳州局势获得一时的安定。

这些在闽粤之交屡屡掀起动乱的越人，后来一部分退缩到闽西南的深山中，与迁入其地的盘瓠蛮、莫瑶融合，形成了畲族；也有一部分受到朝廷的招抚，定居于闽南，与汉人融合，形成汉族的一个新的民系，就是福佬民系。这部分被后世称为“獠蛮”的越人，就是福佬先民中的越族成分。

当然，汉族移民与土著越人的接触，虽然免不了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毕竟是相互关系的主流。交流和融合的成果，在托名丁儒所作实为五代丁祖敷衍成篇的《始祖遗咏二首》中有生动的反映。其一《冬日到泉郡进次九龙江与诸公唱和十三韵》有云：

“天涯寒不至，地角气偏融。橘列丹青树，槿抽锦绣丛。秋余甘菊艳，岁迫丽春红。麦陇披蓝远，榕庄拔翠雄。减衣游别坞，赤脚走村童。”

其二《归闲二十韵》云：

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好鸟鸣簷竹，村黎爱幕臣。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天开一岁暖，花发四时春。杂卉三冬绿，嘉禾两度新。俚歌声靡曼，秫酒味温醇。锦苑来丹荔，清波出素鳞。芭蕉金剖润，龙眼玉生津。蜜取花间露，柑藏树上珍。醉宜藷蔗沥，睡稳木棉茵。茉莉香篱落，榕荫浃里闉。雪霜偏避地，风景独推闽。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功成在炎域，事定有闲身。词赋聊酬和，才名任隐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

这两首诗反映的基本上是五代时漳州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状况。读着这样的诗篇，呈现眼前的是美丽富饶的南国农村风光，谁能想到，百十年前，这里是“林泽荒僻”的“獠蛮之薮”！人们不能不对陈元光开漳之后，漳州一带民族融合结出的硕果发出声声的惊叹！

具体地说，唐五代时期，漳州社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民族关系趋于稳定和融洽。“烽火无传警，江山已净尘。”刀光剑影、血泪纷飞的激烈民族冲突已经过去，唐朝在这里的统治已经基本巩固，将士们解甲归田，“獠蛮”的大部分受到安抚，就地安置，昔日在疆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这两部分人，都在新垦辟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彼此成为好乡邻。来自中原、江淮的官兵将士（即所谓“辞国来诸属”，这些将士不必都是陈元光的部属，可能更多的是随王氏而来的淮西武装移民），过去十分厌恶和仇视“獠蛮”的“奇风异俗”，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如今却“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适应和热爱起这样的习俗了。他们与当地土著缔姻结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逐渐消除了外来（秦）与土著（越）的鸿沟，慢慢酝酿着一个蛮汉融合的新族群。

在民族关系比较融洽、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麦陇披蓝远”“嘉禾两度新”，表明漳州新居民已经学会了种麦、种蓝（一种可作染料的经济作物），还掌握了复种双季稻的技术。此外像丹橘、木槿、荔枝、龙眼、芭蕉、蜜柑、木棉等多种果物和经济作物，在漳州尚为“獠蛮之薮”时，即使有之，也只能是野生植物，如今却已成为百姓村坞中种植的作物了；至于“醉宜藷蔗沥，睡稳木棉茵”，则标志着此时漳州已学会种蔗制糖和加工木棉的方法。无疑，这些新的作物、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有些是“獠蛮”原有的，有些是由入闽的军民从外地传入的。所以此时漳州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是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结晶。

唐五代漳州的民族关系，在民间关于三坪祖师收服毛侍者、蛇侍者的传说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三坪祖师本姓杨，名义中，祖籍陕西，移居福建福唐（今福清），幼年削发为僧，传说曾拜粤东名僧大颠为师，后住漳州开元寺弘法，遇唐武宗会昌毁佛，避入三坪山九层岩（今属平和县）继续弘法。其事在现存漳州三平寺的《三平山广济大师行录》中有较完整的记载，略曰：

会昌五年乙丑之岁（845），预知武宗皇帝沙汰、冠带僧尼，大师飞锡入三平山中。先止九层岩山鬼穴前，卓锡而住，化成樟木，号锡杖树。次夜众祟舁师抛向前面深潭，方乃还来，见师宴坐，俨然无损。一夕寝次，复被众祟舁向龙瑞百丈岩中，以笼聚石沉之。其水极峻，观者目眩。及乎回，见大师如故。于是遽相惊讶，仰师之道，钦服前言，乞为造院，愿师慈悲，闭目七日，庵院必成。师乃许之。未愈五日，时闻众祟凿石牵枋，劳苦声甚，师不忍闻，开眼视之。院宇渐成，惟三门未就。怪徒奔走，其不健者化为蛇虺。有大魅身毛楂楂，化而未及，师戏擒住，随侍指使，曰“毛侍者”。然后创垦田地，渐引禅流。

这个传说未必完全反映当日义中禅师在三坪山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但多少折射出当时三坪山社会环境的史影。传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剥去这层面纱，所谓“众祟”，应是原住九层岩的原始居民。“毛猹猹”者只是满身皆毛而已，或与“山都”相类；“化为蛇虺”者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土著，从他们善于凿石牵枋，推测可能是唐宋时赣闽粤深山中常见的木客之类。杨义中作为移民，与“众祟”属于不同族类。他的突然“侵入”，不受“众祟”欢迎，遭到种种排拒和刁难。但他法术高强，征服了这些鬼怪，使他们伐木盖庙宇，有的还成了他的侍者。“毛猹猹”者是为“毛侍者”，化为蛇虺者是为“蛇侍者”。

有学者解读杨义中征服蛇侍者的传说，以为“蛇侍者”出自平和县深山中的畲族，当地方言“蛇”“畲”同音，“畲族”讹为“蛇族”，由于传说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有不同时地的内容叠加进去，因而附会出蛇虺、蛇侍者等情节。后来竟演为“灵蛇”、能变化、无毒不噬人等传说，大概皆由山中土人是畲民或畲族先民演绎而来。这种观点颇有见地。据康熙《平和县志》等方志记载，平和山区自宋元以来即为畲族聚居区，绵延至清代仍多其类，他们称土人为“河老”，土人（即当地汉人）称他们为“山客”。彼此常生矛盾冲突，“河老”把他们诬为蛇种，进而敷衍出其祖先是蛇虺的故事，是完全可能的。

杨义中征服“众祟”的故事，也曲折反映了移民文化与闽越土著文化的融会过程。杨义中是南迁汉人的后裔，也可以说是南迁汉人的一员，他所弘传的佛教是汉人重要意识形态之一；三坪山中“众祟”，是闽越土著的一种，是畲族先民，他们的“作祟”“变化”等等属于闽越土著的巫术之类。杨义中征服“众祟”，使其皈依佛法，成为侍者，这个故事的实质，是唐末汉族移民与畲族先民的斗争和融合。当然，斗争的结果是汉族移民取得胜利，一部分畲族先民被同化为福佬人了。平和县至今尚存的侍者公庙，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漳州民族从斗争走向融合的史影。

以上所述，主要是漳州汉与越之间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尚未及于唐宋时漳州民族组成的另一重要成员盘瓠蛮。盘瓠蛮在漳州的史迹比较隐晦，不过仍然有迹可循。

就唐五代来说，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平湖峒及滨海蛮夷以船助王审知攻福州、乾宁元年（894）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诸事件，都与漳州及其周遭地区的汉、蛮互动相关。

这三次大事，前一件事主要体现了包括漳州在内福建蛮、汉的友好合作，在福建蛮汉关系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据胡三省考证，平湖洞在泉州莆田县界外，而滨海自应包括漳州和泉州海滨地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是福建畲族先民，主要成分是盘、蓝、雷、钟、李五姓，可知应属于有盘瓠信仰的盘瓠蛮、莫瑶之类。畲族民间传说都把此事当作畲族历史上的大事。据说畲族原有四大姓盘、蓝、雷、钟，而现在福建畲族中很少盘姓，就与这次事件有关。如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曰：“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

后两次事件则主要体现了包括漳州在内福建的蛮、汉冲突。黄连峒蛮的活动及于漳州，已如前述。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事件，则需略加分析。文献并未提及陈本的族属，但唐末五代时漳、汀二州的在籍户口很少，元和时两州在籍户口总和不满四千，五代干戈扰攘之际，此两州户口纵有一些增长，估计也不可能超过二万。而陈本竟能聚众数达三万，其主要成分应是不入户籍的蛮、獠，联系到此前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有理由推测这三万之众也以峒蛮为主，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应是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继续。也与黄连峒蛮二万的活动范围包括漳州同理，陈本三万之众的活动范围，也包括漳州。因此说，这两次事件，都折射出包括漳州在内福建的蛮、汉冲突。

漳州区域内汉、越、蛮三种主要的人群经过长期的接触、冲突和交流，最后是化干戈为玉帛，彼此的文化互相涵化，终于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即所谓漳州人族群。一个族群的形成，要有共同的文化，还须有共同的文化认同标志。从唐初陈元光“平蛮”，到唐末滨海蛮夷助王审知攻福州，乃至南宋景定年间漳州畲族遍满郊野，漳州地域汉人与越、蛮等溪峒种类的斗争漫长而艰难。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双方都确认了自我认同的标志，各自的标志都与陈元光相关。

在汉人的一方，起先南迁汉人在漳州各族群中处于少数，他们要取得斗争的胜利，第一必须靠自身的团结，即不断增进和加强南迁汉人群体的凝聚力；第二必须利用政治的优势，即标榜自己是官方利益的代言人，是官方政策的化身；此外还要发挥文化的优势，即以中原正统文化自居，以中原正统文化打压蛮獠土著文化。南迁汉人在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必须找到一个代表人物作为旗帜，而能够充当这面旗帜的理想人物就是陈元光。因此，漳州汉人大树特树陈元光的权威，把他从人变为神，高高供在祭台上。在漳州民间，至迟自唐末五代以来就开始祠祀陈元光，至北宋中叶陈元光祠获得国家的赐额，及至南宋，陈元光的神灵已被封为王，且其封号累加至八字，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北宋漳浦县令吕璹有诗曰：“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南宋漳州知州章大任称：“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庙食于漳，历年数百，祭皿未尝一日干也。”反映出漳人对陈元光的崇拜和祭祀由来已久，并在唐宋数百年间不断地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元光就成为漳州汉人的偶像和旗帜，化为漳州汉人互相认同的符号。凡姓陈的多声称是陈元光后裔，不姓陈则可以说是追随陈元光的五十八姓后裔。甚至被降服收编的蛮獠，也通过族谱的修订或改编，加入到自承陈氏部属后裔的行列中。于是，聚集在陈元光这面旗帜下的汉人或拟汉人越来越多，“漳州人”族群由此形成，并越来越壮大。

在蛮、獠的一方，都自称祖先曾与陈元光作战。顾炎武在明清之际接触到的“漳猺人”，是蛮、獠融合的结果：

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槃、蓝、雷为姓……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卒始也。

以槃、蓝、雷为姓的一般是南迁盘瓠蛮的子孙。盘瓠蛮实际上并无与陈元光集团交战的历史，但他们在与闽越土著相互同化过程中，接受了闽越土著在唐代与陈元光对垒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接受了晚近陈氏族谱关于陈元光将卒来自河南的虚构历史，所以畏惧城邑人，认为他们是从河南来的陈元光将卒。在这里，从蛮、越关系的角度来看，是盘瓠蛮向闽越土著文化靠拢；从畲汉关系来看，是畲民在盘瓠图腾之外，找到了另一个互相认同的标志，那就是以与陈氏集团的对立作为相互认同的标志。漳州汉人对陈元光的神化大约始于五代，到北宋中叶，朝廷首次给予陈元光忠应侯的封号，标志着“漳州人”族群大约在五代至北宋中叶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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