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封神演义（历史神魔现实）

最近在热播《封神榜》，我看了头三集，简直蒙圈了，完全与元典不是一回事，简直就是随心所欲的改编，如果没看过元典的朋友就把这个当成我们的经典文学，那就真的是误导观众了。

《封神演义》在文学史上是仅次于《西游记》的一部神魔小说。这部小说将商周易代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完全虚构成了一部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带有浓厚魔幻色彩的通俗小说，当然没有人会把这部小说中的描写当成是历史真实，但是很多人却是从这部小说中去了解那段历史，而且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比如民间有种习俗，家里盖房子梁上会贴个纸条上面写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者诸神退避”，就是来自《封神演义》

姜子牙手握打神鞭，代元始天尊封神，从而成了管制万神的神外之仙！再比如我们西安周至秦岭边上建的财神庙中供奉的武财神赵公明，腾下骑黑虎，手中持银鞭，这个形象也来自《封神演义》。小说中他属截教，助商抗周，法力无边，有法宝缚龙索、定海珠，在与阐教作战中，把上仙们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最后还是在陆压散仙的帮助下用钉头七箭书射死。姜子牙封神时，封他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好像跟发财没什么关系，但他的四个门徒分别掌管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因此民间渐渐就将他视为统管人间一切金银财宝的财神爷。另外，小说中还写他有结义姊妹云霄、琼霄、碧霄，三霄娘娘，我们看今天的财神庙中也供奉了“三霄殿”，还有他的四个门徒的“四路财神偏殿”。这些民间信仰实际上都是从《封神演义》中来的。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我们的民间信仰影响很大，旅游时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很多地方人们供奉的神灵几乎都与这部小说有些联系。

那么，今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解读这部小说，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正确地面对民间信仰，正确地区分封建迷信，而且我们也看看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神魔斗法的背后，究竟有没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又是如何表达的？跟我们的宗教文化现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和思考？

一、历史的真相

武王伐纣，在史籍上都记载是一场应天顺人、革旧鼎新的革命。根据《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周武王兵临朝歌城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封”。周在这场战役“兵不血刃”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逸周书》《竹书纪年》《国语》《史记》很多的历史记载中称，“武王伐约”是“代天以彰天讨”“行天之罚”“恭行天之法”，是应天顺人的一场革命。

那么真的如史料中所说这场战争就一场“以有道灭无道”“以至仁伐无仁”，以德制暴的一场革命吗？是一场有天命佑护，不需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就能和平交接地改朝换代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太天真了，完全中了古人的套路。

孟子讲过“春秋无义战”，就是说群雄争霸，谁是正义的，谁又是恶呢？那时就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谁强大谁就胜出，谁就拥有话语权，封建社会里，历史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大多时候都是被成功的一方所书写的。所以“武王伐约”也是一样的。

史书的记载都是强调周文王、周武王是仁明圣德之君，天下归心，因此获得人民拥戴，以德服人，而不是通过残酷的战争、士卒的血肉之躯取得的政权和天下，而商约王的形象被描写成十恶不赦的残暴昏君，他贪恋但己终日荒淫，建炮烙，修酒池，杀忠贤，亲小人，无道失政，所做下的事情令人发指，天怒民怨，所以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不仁”，奉天命而灭无道。那么我们学历史都应该知道，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哪有非忠即奸、非善即恶那么绝对呢。

人性是复杂的、多变的，人情是丰富的、多彩的，所以用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色调去勾勒人物，显然是极端化，有失偏颇的。

那么武王伐纣的真实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历史上恐怕没有说哪一场战役是不见血光的，尤其是改朝换代怎么可能和平交接？那么史书中“兵不血刃”这样的描写无非是为了突出周的“仁义之师”获得人民的拥护，而封的暴政、倒行逆施遭到人民的怨恨和反叛。正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那么历史的记载显然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民本思想”的萌芽。

实际上我们在史书零星碎片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在那场决定胜负的牧野之战中，充满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的惊心动魄和悲壮惨烈。在《尚书·武成》中，用了一个词对这场战争一语带过，“血流漂杆”，很多学者去考证这个“杆”，有的说是木盾，有的说是一种兵器，还有的说是捣东西的木棒。对“漂”的解释有的说是“漂浮”，有的说是“飘溅”，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足以令人感到触目惊心，能让我们眼前展现出血腥恐怖的战场。

根据《逸周书·世俘解》中的记述：武王杀进朝歌，“咸刘（斩尽杀绝）商王纺，执矢恶臣百人（捉了那些邪恶大臣近百人）”，并断手断脚，之后又继续命令征讨“戏方”“靡”“陈”“卫”“宣方”“蜀”等小国和部落，每讨伐一处都要汇报杀敌数以及俘虏的数字，然后斩首俘虏。根据记载：武王攻占殷都后，又派重兵追杀依附于纤王的各国诸侯，“武王遂征四方，凡熟（dui,灭亡）国九十有九国，咸磨（guo mo,斩首）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组数字是写武王攻下朝歌之后所杀敌、俘虏以及所灭之国的数量。这当然是夸大之辞，《逸周书》记载这个数字为的是夸耀周军的辉煌战果，显扬武王威烈。岂不知却暴露了牧野之战杀人如麻、血腥残酷的真相。

甚至伐纣结束后，武王携胜利果实祭祖的时候，也无例外地暴露了野蛮和残忍。

《逸周书》告诉我们：“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時，乃以先虱入燎于周庙。”就是说武王伐纣取得胜利要祭祖，姜太公背着纤王尸首，砍下首级挂在白旗杆上，然后先于那些用来祭祀的敌人的首级进入周庙，然后把祭品放在火里烧。就是说用纤王和战死的敌人的尸首祭祖。

《史记》也有类似记载：“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锆斩肘头，县大白之旗。”武王对着纣王的尸体射了三箭再用宝剑刺纣尸，然后用大斧砍下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这跟我们小说中看到的那个“悲悯仁德”的武王形象是多么的不同啊！

因为残酷的手段和征伐的野心，毕竟很难与仁人君子、贤德丈夫联系起来，更何况发动战争是需要正当理由的，因此我们在《尚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文献中可以看到武王伐纣都是用“奉天命灭无道”掩盖了真实的政治目的。周人自翊的“代天伐商”“天命归周”真的是顺应天命吗？武王伐纣真的是“代天伐商”吗？要想解开这个秘密就要知道一个历史事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丁杀季历”。

文丁是商纤王的祖父，季历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文丁杀季历也就是前商王杀了前周国首领。为什么杀季历呢？当时文丁还没继位时，文丁的父亲武乙非常赏识季历，为了让季历帮自己平定周边部落的侵扰，就授予季历征伐的权力，帮助商王朝征讨和管控东南与西部的部落，季历带兵频繁出征，打了很多胜仗。后来武乙死了文丁继位，季历继续率兵不断向西北和东南的戎狄、鬼方、夷方发展。不断的胜利使得周国的声威大震，周积极吸收商文化，同时不断扩张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文丁看到周的势力不断强大感到威胁很大，于是在季历又一次打了胜仗回来领赏加封的时候毫无防备地就被囚禁，根据史书记载季历“被囚禁致死”，并冠以谋杀武乙的罪名，实际上就是功高盖主，让文丁认为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导致“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因为商王仍要依靠周来平定西北方的部落侵扰，因此也不敢把周国怎么样，所以姬昌继位后积极做着准备，伺机为父报仇。而文丁死后，东夷继续作乱，文丁的继任者帝乙为了征伐东方，就需要西方的安定，以免腹背受敌。读过《周易》的朋友知道，其中第五十四卦“归妹卦”中有爻辞“帝乙归妹”

很多学者就考证认为，是帝乙对周实施和亲，把妹妹嫁给了周文王姬昌，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更多的材料来证明。总之周作为商的附属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姬昌被任命为西伯，故称西伯昌。从史记的记载中可见，周文王广施仁政，任用贤才，并且积极开疆拓土，对周围的一些方国大肆征伐，举兵伐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又败黎国（今山西长治）,后又伐邢（今河南沁阳）,最后灭崇（今陕西西安洋水西）。表面上臣服于商朝，可暗中却加强联系各个诸侯国，努力缔造一个“反商联盟”，积极实施灭商战略，因时机不够成熟，晚年因未完成“尊商事业”而深感遗憾，临终时嘱咐姬发“吾所保与吾所守，传之子孙”，最终遗愿由武王得以实现。

其实，根据近年来地下文献的不断发现和破解，有学者认为，周文王并非像后世所说的那样，是病死的，而是被纤王用于祭祀，也就是被剖膛破肚给杀害了。那么这样看来，商王的杀戳行为实际上是因为周人势力发展迅速，对商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剪除异己、巩固权力所实施的残酷的政治手段。而商王接连杀害了武王的祖父和父亲，还有伯邑考实际上也是被商王迫害而死。这样看来，武王伐纣实为有不共戴天之仇，是为了复仇。当然除了复仇，还有最根本的目的那就是取代商成为诸侯盟主。这种以下犯上的行径，古人称之为“臣砒君”，这个“氖”是个贬义，以下犯上，“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这是忠臣；但是“臣轼君”则是大逆不道。那么，周打着“顺天应人”的旗号，以诛暴君约为名义来兴师讨伐才能迎合天下人心。

因此有些学者就提出“武王伐约”并非“革命”，因为周取代殷之后所建立的周王朝，把“大批的商人和原来属于商朝奴隶主贵族的奴隶，都转而成为周朝的奴隶，社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变更，而且仍然继承了殷商的奴隶制”，因此这场“以暴易暴”的战争就是奴隶制时代的一场征服战争，或者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一场掠夺战争，充满暴力、血腥和残忍。

由此可见，小说中描写的“泽及枯骨”的圣德之君周文王与悲悯仁厚的周武王形象绝非历史中的真人。小说中的文王就算儿子伯邑考被剁成肉馅做成肉饼，他也毫无犯上的念头，当他忍痛吃了肉饼才得以脱身回到西岐，众人闻言，要为公子报仇的时候，文王说什么“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有过，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过。纵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先以忠孝为首，而敢直恃于君父哉”。

他临死之际，担心儿子姬发伐纤，嘱咐：“倘吾死之后，纵君恶贯盈，切不可听诸侯之唆，以臣伐君。”

还不放心，又托孤于姜子牙继续叮嘱“我死之后，吾儿年幼，恐妄听他人之言，肆行征伐。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氖君之名”。完全是一副将愚忠进行到底的腐儒的形象。

武王就更不用说了，小说中描写的他是在姜子牙等一班文武的哄骗欺瞒下，走上了伐纣的道路，一路上就像“唐僧”似的有妇人之仁，而且总表现得胆小懦弱、畏畏缩缩、犹疑不决，这跟历史中雄才大略、天下争雄、野心勃勃的统帅形象是多么的截然不同。

历史上没有哪一场改朝换代的战役是“兵不血刃”的，周人为了战争合法合理合情，在封王的恶行上下足功夫，有学者就质疑为什么商纤王犯浑的事儿跟夏朝的灭国之君夏笨如此相似，我们知道“炮烙”之刑实际上是源自夏笨，而且夏笨也是宠溺美色（妹喜）,造酒池荒淫无度，远贤人杀忠臣，所以有学者认为纤王的罪名有模仿夏笨而捏造的嫌疑。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也曾提出“封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纤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当今很多学者也认为尽管历史上的商纤王确实是暴虐的昏君，但《史记》也记载了“帝约资辨捷疾，闻见甚敏；臂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他并非等闲之辈，也是一个文武双全、才能出众的君王。在平话《武王伐封》一开始也讲述了纤王开疆拓土，治政有道，“天下人皆称其为尧舜”。郭沫若、毛泽东都曾评价纤王并非十恶不赦，还是有贡献的。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纤王有过也有功，并非如后世儒家所言以及小说中夸张、渲染的那样。

我们看《封神演义》中的纤王，姜子牙正义凛然地历数封王令人发指的十大罪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纤王是“获罪于天地人神者，天下之人，皆可讨之，此正是奉天命而灭无道”，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有小说家言。

客观分析约王亡国的原因，除了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陷入众叛亲离之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周国缺乏警觉性，对周人估计不足，对己方形势存在误判，当周武王率领的大军到距离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开始讨论应敌的策略。另外当时纤王志在征伐东夷，主力部队一时调遣不回来，只能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约。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但是我们看小说里的描写，只有把纤王刻画得罪大恶极，才能彰显出伐纣的正大光明！才能衬托出周王的圣人光环，才能向世人表明这是一场“以至仁伐不仁”的正义之战！

后世的儒家为了美武王之德，增其声誉，极尽能事地掩盖战争的血腥和残忍。像孟子、王充等很多儒家大师都就《尚书·武成》中所谓牧野之战“血流漂杆”的惨烈真相，进行极力的辩护，认为是不实之虚言，孟子甚至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意思是看了书你就百分百地不加分析全信了，那还不如不看了。书应该看，但是应该思考和分析地来看。孟子的话尽管是为了掩盖武王伐纣的血腥，也同样也提醒我们史书中描写的历史不能全看成是真实的历史，那更不要说从小说中去了解历史真相。

我们知道，历史很复杂，政治更复杂，出于立场和利益的需要，史料中的记载未必客观和全面，实际上就算我们眼见耳闻也未必就是事物的真相，更何况对历史的记述。

那么，《封神演义》这部小说是根据历史记载、神话传说，以及平话和民间的说唱艺术等素材世代累积而成的。小说中的描写就更不能当成历史真实去看待。

小说有“娱乐教化”的作用，作者赋予在小说中的情感倾向一方面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审美情感，同时作者也需要通过对各种素材的取舍捡摘，勾勒出一种容易让人读懂看明白、一目了然的情感倾向，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说“非忠即奸”“非善即恶”黑白分明的爱憎情感，这当然是作为早期长篇通俗文学略显稚嫩的创作思维。也与他的受众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有关。当然，今天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要比那个时候高，而且受众们的水平也很高，再用这种简单基调去刻画描写肯定不能满足读者。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部小说“褒周贬商”的情感倾向非常干脆，非常鲜明！这说明这种思想倾向自庙堂至市井早已深入人心，说明了人们对仁君贤主的拥护和赞颂，对无道昏君的不满和批判。这也说明了历史的书写，往往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谁跟历史的发展方向一致谁就是好的，就是进步的，就是正能量的；反过来谁跟它不一致，谁就是落后的，负能量的。这样的历史观也就成了评判善恶是非的标准。

我们知道《封神演义》之前有一部平话《武王伐纣》，其中涉及少许神异，总体与史实较为接近，但是这部《封神演义》则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渲染神魔而非讲史。将一个历史事件披上玄幻的外衣，武王伐纣，变成了阐教和截教正邪两大教派的斗法较量，神、魔、佛、道、妖，借着“伐约”这件事站在了舞台的前方，而历史人物则退到了舞台的后面。不仅如此，所有的人物都成了“天数”下的提线魄僵，正所谓“天数已定，自难逃夺”。

什么天数呢？“一则成汤气数已尽；二则西岐真主降临；三则吾阐教犯了杀戒；四则姜子牙该享西地福禄，身庸将相之权；五则与玉虚宫代理封神。”这些都是不可违的“天数”。在这样的创作构思下，周文王、周武王完全被塑造成一副将愚忠愚孝进行到底的腐儒的形象，尤其周武王不善武事，且有妇人之仁，有《西游记》中唐僧的特质。但是由于“天数已定”，因此即使他们不作为，不情愿地参与这场战争，尽管他们悲悯仁慈，但也改变不了“兴周灭商”的宿命。我们看小说就是这样来消弹武王伐纣”犯上“ “砒君” 的尴尬。那么这样描写的背后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现实原因呢？这个我们先放下，最后一部分再讲。

总之，由于作者别出心裁，将历史兴替与封神联结起来，这样不仅强化了“兴周灭商”的宿命观，宣扬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天命观，而且巧妙地将民本、仁政、王道、君臣平等等进步思想穿插在天马行空的神魔仙怪，逞宝斗法、行罢布气、怪力乱神的玄幻情节中。因此我们讲，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神魔色彩”，那么这部小说中的神魔到底写得好不好呢？在热闹的神魔斗法的背后还有没有蕴含别的玄机妙理呢？

文章来源：陕图讲坛2018主讲人刘彦彦，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