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二十年（100年前北漂）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城。

毛泽东称此行为“赴京赶考”，他将带领他的“无敌战队”翻开新中国崭新的一页。

30年前，毛泽东曾经来过北平城，26岁的毛泽东在北平度过了1919年的年初与年末。

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是一个“北漂”青年，他穷困，但是绝不潦倒。

毛泽东 周恩来

不少人有一个疑惑，北京城为什么一会儿被称为“北京”，一会儿又叫“北平”呢？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这座古城曾经几易其名，其中很多次易名都伴随着改朝换代。

简单一点说：

在战国时期，它是燕国的“右北平郡”，西晋时的“北平郡”，明洪武元年的“北平府”；

明成祖朱棣迁都至此后改名为“北京”，与“南京”对应。

1912年3月到1928年6月，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因此还叫“北京”；

北伐战争后，中华民国首都迁至南京，北京不再是京城了，于是改回“北平”；

“七七事变”后，日伪将“北平”改为了“北京”，日本投降后又恢复原名“北平”。

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后，北平城再次改名叫“北京”。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一个30年前的“北漂”青年，如今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主导了北平这座古城的改名与新生。

这是何等励志的一个故事！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18年8月19日。

那次，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而来，他在北京一直待到1919年3月，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后才返回湖南；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毛泽东不是孤身一人，而是率领着数十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就是“誓将军阀张敬尧驱逐出湘”。

“北漂”青年毛泽东在北京几无立锥之地，日子过得异常穷苦。

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北京的冬天远比长沙寒冷得多。

他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为了节省开支，毛泽东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们八个人睡在一张炕上，拥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想翻个身，就得预先跟身旁的人打个招呼。

刚刚入住这里时，大家都在外面的小饭馆吃饭，可是，没过几天就受不了了。

饭馆里的饭菜价钱不便宜，也不够辣，更不对湖南人的胃口，于是，大家决定自己动手做饭。

没有炊釜，大家就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的米、菜太贵，大家就把炒面调成糊，加上些葱花、辣椒、盐末，以此充饥。

因为八个人只有一件棉大衣，所以，他们定了一个规矩：谁出门谁穿。

在这些来京的湖南青年中，毛泽东是最穷的一个。

可是，毛泽东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虽然穷得叮当响，毛泽东却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

当大家都被北京的寒风冻得瑟瑟发抖时，洒脱的毛泽东居然还有兴致欣赏梅花怒放。　

在公园，在故宫，在坚冰覆盖着的北海，毛泽东驻足于冰雪之间，凝视着火焰般绽放的红梅，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豁达、乐观，不知道焦虑为何物；

他不抱怨，不自怜，始终都在探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体格强健，浑身充满不屈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

身为“北漂”，青年毛泽东受到的打击远不止经济上的窘迫。

按照现在的说法，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似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毛泽东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

毛泽东回忆道：“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于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些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在登记表上的许多人名之中，毛泽东对几个人的名字非常熟悉，他们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是青年毛泽东十分敬仰的人。

毛泽东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

不过，毛泽东说：“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图书管理员所讲的话。”

其实，来北京前，毛泽东在长沙已经是一个“名人”了。

他才华横溢、志向非凡，深受老师、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

但是，到了北京，在欧美博士成堆的北京大学，“师范生”毛泽东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开国领袖毛泽东

在《毛泽东传》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都很低，虽然承蒙蔡元培先生的厚爱，毛泽东被允许在北大“蹭课”，却不可以在课堂上提问、发言。

有一次，毛泽东破例斗胆向胡适教授提了一个问题。

胡适教授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还当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当胡适得知毛泽东不是北大学生，而是“乡下”来京的师范生后，这位“青年才俊”、“青年导师”竟然断然拒绝回答毛泽东的提问。

事实上，毛泽东不是第一次遭人轻视。

读高等小学时，因为年龄比同班同学大了不少，毛泽东被一些同学和先生挖苦过；

因为经常穿打过补丁的衣裤，一些有钱人家的同学嘲笑过他；

若干年后，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又被留洋归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奚落过。

贫困与轻视可能摧毁毛泽东的自信心吗?

答案是确定的：绝无可能！

“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是毛泽东的自我评价。

“虎气”加“猴气”很好地反应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

一往无前、无所畏惧，是谓“虎气”；

灵活机智、勇于抗争，是谓“猴气”。

自信心的养成离不开学习和见识。

毛泽东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善于分析、调研和总结，他的学识与智慧远不是那些洋博士们所能比拟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轻视毛泽东这个“北漂”青年。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先后遇到了五位帮助他、引导他，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人。

毛泽东后来称他们“是我的贵人。”

杨昌济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杨昌济先生是对他影响极大的恩师。

杨昌济先生堪称毛泽东的启蒙先师。

在长沙时，杨昌济先生就对毛泽东另眼相看，他希望毛泽东未来能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成为“异才”。

正是杨昌济先生促成了毛泽东的首次北京之行，并为老家来京的“北漂”青年们东奔西走、倾囊相助。

更令毛泽东毕生感恩的是，杨昌济先生不但将毛泽东引荐给了李大钊，还把自己心爱的女儿杨开慧许配给了毛泽东。

黎锦熙　　

黎锦熙与毛泽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4岁，他也是湖南湘潭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历史教员时就认识了毛泽东。

那个时候，黎锦熙就对毛泽东欣赏有加，黎锦熙断言，将来的毛泽东必定“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黎锦熙离湘到京任职后，毛泽东与他之间书信不断，他们在书信中讨论的话题相当广泛。

大到国家命运、哲学思潮、人生观、世界观，小到求学方法、强壮体魄等等，毛泽东与黎锦熙可谓无所不及，无话不谈。

毛泽东

毛泽东在北京期间，黎锦熙三天两头来找毛泽东聊天。

得知毛泽东在北京过得清苦，黎锦熙免不了经常请毛泽东打打“牙祭”。

毛泽东入住北京城、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没几天，毛泽东就上门拜访了黎锦熙。

当黎锦熙打开大门，看到气宇轩昂的毛泽东站在门口时，黎锦熙一时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位以前的学生、如今的国家主席。

没想到毛泽东一抬脚就跨进门来，开口就叫“黎老师”。

黎锦熙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开口叫了一声“毛主席。”

毛泽东急忙摆摆手道：“还是叫‘润之’自在些，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老师面前，毛润之永远都是学生。”

邵飘萍

大家可能不熟悉邵飘萍这个名字，上世纪20年代，邵飘萍可是中国最著名的记者。

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时，邵飘萍先生是《京报》社长。

1919年2月19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期间，毛泽东多次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邵飘萍先生也多次应邀讲课，其中让毛泽东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不仅得到邵飘萍先生的经济接济，还在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创办报刊的实用技术。

从北京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就创办了赫赫有名的《湘江评论》，因此声名鹊起。

邵飘萍给毛泽东传授了举办报刊方面的许多专业知识，也在写作技巧等方面给予毛泽东不少的指点。

自从“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成立后，毛泽东就成为了“红中社”的“第一撰稿人”。

新华社许多文笔犀利、气势磅礴的评论、文章都出自毛泽东这个“第一撰稿人”的笔下。

毛泽东因此被周恩来誉为“红中社”（新华社）“首席记者”。

毛泽东也一直感激邵飘萍对他的帮助，称他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直到晚年，毛泽东仍然在多次谈话中谈到邵飘萍，坚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李大钊、陈独秀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大发感慨：“30年前我来北平，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 陈独秀

刚到北平时，毛泽东经济拮据，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找到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李大钊便安排毛泽东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

毛泽东还记得，他当年的月薪是8块大洋，而当时也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鲁迅先生的月薪能够拿到420块大洋。

即便月薪甚少，毛泽东也干得乐此不疲，其主要原因是：在这里，毛泽东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书，尤其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毛泽东少年时代曾经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崇拜者，一度还信奉无政府主义。

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后，李大钊推荐他阅读了自己撰写的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推荐毛泽东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所以，毛泽东说：“是李大钊先生帮助我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的，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先生还向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引荐了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青年灵魂导师陈独秀。

毛泽东近距离接触陈独秀、向陈独秀请教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其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

回到长沙之后，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尤其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毛泽东自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政治倾向不再模糊不清，认定“只有俄式革命才能救中国”。

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去上海时专程拜访了陈独秀。

与初次见面时的“青涩”相比，毛泽东这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让陈独秀啧啧称奇。

从陈独秀家离开时，平素不讲究繁琐礼节、送客从来不出门的陈独秀破了一次例。

他一直把毛泽东送出客厅，再送出院门，临分手时，陈独秀说了一句让毛泽东印象深刻的话：

“我记住你了-长沙的毛润之，守常先生没有看错你！”

陈独秀此后数次在众人面前大赞“长沙的毛泽东悟性极好，人才难得。”

据说，因为此事，张国焘没少在李大钊先生面前发牢骚、吐酸水。

尽管陈独秀与毛泽东后来有了分歧，但是就个人情感而言，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

全面抗战爆发后，获释出狱的陈独秀曾经提出重回组织，参加抗战的请求。

了解情况后，张闻天、毛泽东即代表中央作出“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明确表示：只要陈独秀承认其“托派”路线之错误，即可考虑重回组织的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遭到了王明的极力反对，因此没了下文。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提起了自己的引路人。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是历史，不可篡改。”

两个月后，陈独秀因病逝世。

三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到陈独秀，他说：“陈独秀确实有些不正确的言论和做法，但是他和李大钊先生创造了党。”

“陈独秀先生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功劳的，将来修党史的时候不能不讲到他。”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陈独秀。

毛泽东说：“他（陈独秀）后来去世，没能回来，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

由此可见，毛泽东一直为当年没能接回陈独秀而懊悔、自责。

毛泽东

100多年前，“北漂”青年毛泽东还在苦苦寻找救国之路，如今，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中国共产党也由建党初期的50多人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庞大政党。

从1921至2021，从50多至9000多万，变化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

最后，笔者以流行于1919年的流行歌曲《中国男儿》的歌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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