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为什么要逼和尚吃肉（关于张献忠屠杀的原因浮出水面）

张献忠作为明末农民军的起义领袖，少年时代受过一些教育，粗通文字，青年时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受同事欺侮。走上农民起义这条路除乱世所趋外，很大程度上与他生活常受压抑，不堪久居人下有关。明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同官军作战中，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一支队伍的领导人，号称“西营八大王”。

在同明廷的对抗中，张献忠屡次使出诈降—反叛的招数，一步步扩大势力范围，于崇祯十六年(1643)占领武昌，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可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张献忠决定率领大西军主力西进四川，自行放弃湖广、江西，临走之际，还不忘带上从湘赣搜刮的金银财宝和数十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关于张献忠避而入川的决定，《明末农民战争史》作者顾诚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李自成部义军的关系不好。他决策向四川转移正是李自成歼灭了孙传庭部官军席卷西北地区之时。这时明王朝覆灭的前景已经洞若观火，大顺军眼看就要着手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了。张献忠非常清楚，他既然不打算并入李自成的大顺军，自己又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就只有另寻出路。”鉴于张献忠过去曾一再进军四川，对其各方面条件有全面的了解，加上蜀中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大顺政权行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张献忠放弃长江中游地方，远离他人的卧榻，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1644年春，大西军逆江而上，水陆并进，由于四川官军防御力量相当薄弱，大西军“越下牢，渡三峡，古称天险，如蹈无人之境”。6月，大西军破涪州取重庆，攻城之前，张献忠派人劝说重庆守城官员投降，守城官员问张献忠大军此次入川意图何在?使者回答道：“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明官员拒绝投降，张献忠命大西军用火药炸开城墙，一举攻下重庆，抗拒军官被张献忠下令砍掉一只手，断手者经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

8月，张献忠用同样的方式打开了成都的大门。短短几个月时间，除遵义和石柱、黎州土司外，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大西政权中。不久后，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

有史书曾这样讲述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区别：“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十几年的流寇生涯，让张献忠习惯于攻城略地、大肆搜刮，搜刮的重点虽然是豪门大户，但有时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八大王”和“大西军”恶名传播之广，吓坏了被明廷抛弃的四川人。听说大西军即将攻入成都，成都居民惶惶不可终日，被断手的据城抗拒者成为一遍遍地提醒着他们可怕的梦魇，成都居民寝食难安，“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即便是在三百多年后，张献忠屠四川、杀人魔王张献忠的恶名依旧流传于四川民间。有人甚至传言，张献忠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以至清初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究竟张献忠是不是令四川百姓惧怕，只知杀戮不知招降的凶神恶煞?在定都成都的3年时间里，大西王朝屠杀了多少四川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张献忠避而入川的本意是“以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遇到顽强抵抗者如重庆、成都士兵们，则下令“割耳鼻、断一手”，以一儆百，以便瓦解四川明军。攻克成都后，张献忠亦没有屠城，尽管有《荒书》记载，“八月十一日，尽出成都军民男女于中园，将尽屠之。俄有一物如龙尾下垂，贼以为祥，遂免死。仍逼入城”。但因种种如祥瑞或他人劝说等原因，成都大屠杀并没有出现。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说在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样都得承认，“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1645年发生在重庆的一场战役改变了张献忠“僭位之初，假施仁义，以博民心”的想法，这年春天，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攻占了重庆，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几万士兵反攻重庆，却被曾英部击退。重庆失守，对张献忠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鉴于明朝将领据有綦江、黎雅、叙州(宜宾)等重镇，四川南部沦为弘光政权伙同四川官绅地主颠覆大西政权的重要基地。

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深恶痛绝，入川后即下令：

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为了防范敌探奸细，还推行了严格的户籍、城禁和特务制度。几十万大西军的粮食问题通过没收和打粮这种暴力方式解决，当时的四川，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会触及一般农民的利益，这些情况发生在政权初建，敌对势力尚未反扑时尚没什么危害，可一旦所有反对者在南京弘光朝廷号召下集合起来，趁机反扑，大西政权必然在四川站不住脚。官绅地主是敌对势力，要消灭掉，于是张献忠于1645年举行“特科”，将来成都参加考试的各府县生员约5000多人全部杀光，听说自己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张献忠怒不可遏，又派军队对当地居民实施屠杀。而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这些流民中的各类人员，自然也难逃被杀厄运。

一旦按下屠杀这个按钮，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就像上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样，再也停不下来。怀疑叛乱的分子潜藏在城市中内应外合，张献忠竟然做出“除城尽剿”的决定，分遣军队到所属州县搜杀百姓，连西京成都也不放过，《圣教入川记》中，详细记载了西方传教士目睹张献忠下令将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的残酷情形。

为什么张献忠在统治四川前后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学者杨鸿基认为，大西军之所以会发生“以杀戮为威，而剿洗之兵四出”的现象，是由于各地“义兵”把张献忠“所置郡县贼吏”“群起而杀之”的结果，大西军一味用杀戮和剿洗去平息反对势力的方法，恰恰暴露了张献忠“非帝王之器，无绥靖之能”，也揭示了大西政权的根本弱点。

不过张献忠之屠蜀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的论断，多少有失偏颇。明朝军阀的屠戮平民、清军的滥杀无辜，连年兵荒马乱导致的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导致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按顾诚说法，“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