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骆伟建教授从生活中讲解基本法(澳门大学骆伟建教授从生活中讲解基本法)

30多年来,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骆伟建参与了港澳两部《基本法》的起草、研究和教学。比起他1988年首次踏足澳门时,澳大和这个城市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对澳门陌生的年轻研究员,也成为澳大资历深厚的学者。骆教授表示,澳门人每日都生活在“一国两制”之中。他近年走访澳门各区,向市民和学生讲解如何从生活中理解《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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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伟建教授

全程参与两部《基本法》起草

骆伟建在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上海崇明岛的农村劳动了三年,1978年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并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修读政治学,毕业后考入华东政法大学(原称华东政法学院),是该校首批硕士研究生。 1985年,他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宪法学家王叔文教授。

王叔文教授那时刚获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不久推荐了骆伟建到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骆教授自此与《基本法》结下不解之缘:“王教授说《基本法》是全新的事情,可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最好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参与它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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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88年,骆伟建教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右图:1988年,骆伟健教授(前)随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内地委员首次经关闸进入澳门访问。

1988年,骆伟建在博士毕业后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任职,也成为了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同年第一次到澳门调研:“刚抵埗我就觉得澳门风光很好,路上很多三轮车走来走去,有人在西湾岸边放网捕鱼,颇有小镇的浪漫情调。”

参与《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时,骆教授认识了一些澳大前身东亚大学的学者,包括身兼草委会副主任委员的东亚大学创校校长薛寿生教授,以及曾长期任职于澳大澳门研究中心的委员黄汉强先生。骆教授说:“黄先生后来也是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可见无论是《基本法》的起草还是落实,都有澳大人的贡献。”

1995年,骆教授获委任为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之一,派驻到澳门,更在1998年成为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成员及其办公室主任。 1999年12月,骆教授参与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见证澳门迈进“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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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骆伟建教授(后排左三)与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文化和社会事务专题小组成员到访澳大,在氹仔旧校园的九龙璧前合影。

教研20载

2001年,骆教授到澳大法学院任教。他表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每个澳门人都有责任认识和拥护,因此他在过去20年不仅从事教学和出版研究著作,还与政府部门、团体和学校合作,不断推广《宪法》和《基本法》,期望市民对「一国两制」有更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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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骆伟建教授(前排右一)出席法学院举办的澳门法律导论课程内地司法官员班毕业典礼。

骆教授是澳大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心在2018年成立,至今已向超过2,000名澳大学生讲授关于《宪法》和《基本法》的通识必修科目,也协助其他院校开办同类课程。研究中心也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等团体合作开办短期课程,并与政府部门培训宣传《宪法》和《基本法》的人才,对象包括中小学教师。研究中心的学者更不时参与学术研讨会,并在《港澳研究》等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成果。

讲解法律从生活出发

接受《澳大人》采访前一天,骆教授到两所中学讲解《宪法》和《基本法》;开始采访前,他还在向另一间中学发电邮,安排数日后一场的国情知识讲座。骆教授说:“2018年以来,我们与特区政府合作,已经到了70多间本地中小学举办讲座,推动师生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宪法》和《基本法》。”

骆教授举例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中小学生可能对全国人大比较陌生,这时他会从日常生活切入。 “澳门过去由于海水倒灌,不时面对咸潮,市民要饮咸水,对身体当然不好,最后怎样解决?就是由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央政府反映,在内地专门建立了一些大型水库,咸潮时抽淡水到澳门。用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机构,并且解释它们与澳门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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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伟健教授到澳门各中小学主持讲座

“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

在澳大20年,令骆教授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位于广东省横琴岛的澳大新校园于2013年正式启用,这件大事正好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他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澳门特区对新校园实施管辖,体现了国家对澳门高等教育的支持,也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 “迁入新校园,对澳大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教职员和学生拥有非常优越的环境。澳大其实就是‘一国两制’成功实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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