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乌龙中的后起之秀（探微闽南方言里的晋唐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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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代汉语与闽南方言，王建设侃侃而谈。

人物简介

王建设，男，泉州人，生于1954年，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汉语与闽南方言的研究。曾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泉州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现任泉台传统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华侨大学老教授协会副会长。1997年被评为华侨大学“师德标兵”，1999年被授予“福建省师德之星”称号，2011年被评为福建省第七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2年荣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主要著述包括：《世说新语选译新注》《明弦锦曲觅知音——〈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校注》《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明弦之音——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究》等；主笔编写《鲤城区志·方言》《惠安县志·方言》《德化县志·方言》《石狮市志·方言》《大学语文》，此外还参与编纂《闽南方言大词典》《现代语言学通论》《广东粤方言概要》《汉语方言地图集》等，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十六世纪以来泉州方言的历史演变研究》。

□记者 吴拏云/文 陈起拓/图（除署名外）

2002年6月，王建设（左）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与导师詹伯慧教授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建设同志）在研究历史文献时，理论、方法的思考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学术视野也越发开阔，学术上的涵养自然也就显得更加成熟了。这本剖析明刊方言戏文的新著，除了仍然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充分发挥“小学”的功力外，还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注入现代语言学、考证学的元素，从而在认定两本明代戏文的性质、归属，以及考证戏文的版本等方面均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本书还有专门论述方言戏文校注原则的一章，这是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经验之谈，也反映出作者在对待方言历史文献的考释上并非原地踏步，而是不断有所更新，有所前进的。

《一部展示“活化石”面貌的方言研究佳作——读王建设〈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究〉》詹伯慧

王建设治学严谨，学术视野开阔。

1.先生您1954年出生于泉州，能请您谈谈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接受教育的情况吗？后来在高校读书时，您的主修专业是什么？

王建设：我祖籍泉州老城区南门聚宝街后田村，幼年家住泉州北门街。1962年就读泉州鲤北民办小学（后更名为工农小学、新村小学，学校原在市区县后街白苟庙，后来迁到大城隍庙）。1966年因当时的形势停课，所以小学只念了四年多。1969年就读泉州一中，但高中实际上又没读完，1973年因学校创建校办工厂而提前留校办工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晋江地区师范大专班中文专业。虽然我是77级学生，但是直到1978年5月才入学，而且入学后在校上课也只有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因校舍紧张，1979年7月，学校就让我们离校实习。我的实习单位是泉州幼师，实习到1980年2月，我就从师专毕业了。虽然在师专读书的时间很短，但它对我后来学业上的进步帮助很大。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是倪木兴老师，他课上得非常好，我因此爱上了现代汉语。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泉州幼师担任语文教师。1980年9月，省教育厅给泉州幼师分配了一个名额，到北京中央普通话进修班进修，学校派我去学习。在北京，我进修了3个半月，从此开始了我与方言学的亲密接触。这次进修激发了我对语言学专业的兴趣：真正明白了方言跟普通话是什么关系、如何通过方言学好普通话、如何进行方言的描写与研究等。因深感自己的专业知识积累很不够，于是下决心考研。当时考研录取率很低，而且没有“调剂”一说，必须从一而终，不能调换院校，故难度非常大。说来惭愧，5年当中考了4次，从1981年起开始报考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直到1985年才考上。记得参加复试时，黄典诚教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导师黄典诚教授是漳州人，在闽南语方言研究上，成绩卓著，《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就是他主持编撰的。

在我报考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的那几年，黄典诚教授招收的专业一直在变，有时候招汉语史，有时候招普通语言学，1985年他招的是古代汉语。专业一变，考试的科目也随之改变，难度加大了。我备考过程也逼着自己扩大专业知识面。黄典诚先生治下的古代汉语专业独具特色，就是通过方言来研究古代汉语。这对热爱方言的我来讲，正好有一定优势。但在确定毕业论文选题时，我还是有点迷茫，选题方向一直确定不下来。一天到厦门鼓浪屿导师家里上课，导师问我想做什么题目，我答道，想研究《山海经》。他思索了一下，说：“《山海经》跟闽南方言有啥关系呢？”接着，他告诉我《世说新语》里有一个指示代词“许”挺有意思，可以表示“那里”。“要不从这个词入手，看看有没有什么文章可做。”

听完导师的指点后，我立即到图书馆去借书。深入的阅读和思考让我在《世说新语》中发现了“新天地”，除了“许”字外，《世说新语》中的人称代词“汝”（你）、“伊”（他）的用法，跟今天我们的泉州话也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极为少见。这些发现为后面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我深入研读比较后，不断有了新的发现，有段时间甚至兴奋得废寝忘食。《世说新语》中有一些很特殊的口语词，后人会有误解，或觉得难解，但是我们却能通过方言和古汉语的比较，作出正确解读。例如，“阿奴”这个词，绝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过。可是，在《世说新语》中却频繁出现，很多人都被称为“阿奴”。梁朝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就将所有的“阿奴”都认定为人的“小名”。但是为何这么多人的小名都一样呢？我将信将疑。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灵感，想起小时候自己就经常被我祖母称为“阿奴”。在泉州，长辈常用“阿奴”或“奴”来作为对晚辈的爱称，比如“阿奴”“我婴我奴”“心肝奴臧”等，其实“阿奴”或“奴”并非人的小名，而是相当于普通话的“心肝宝贝”。后来我从《世说新语》及汉魏六朝的典籍中总结出了“阿奴”的用法：只能是尊对卑（比如皇帝称皇后），或长对幼（比如母称子、兄称弟）的爱称。“阿奴”这个六朝时盛行的爱称，依然流传于今天泉州老年人口中。

后来经过不断研究，我完成了近十万字的硕士论文。黄典诚教授看完我的论文后很满意，把我的硕士论文寄送著名的训诂学家、杭州大学教授郭在贻先生审阅。听到这消息，我心里有点忐忑，因为论文中的一些考证，与郭教授有不同看法。没想到，郭在贻教授审读后竟亲自给我写信，信中对我的论文评价甚高，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我继续努力。郭在贻教授的宽阔胸襟让我十分感动，无比敬佩！

2.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闽南语在泉州扎根千年。都说乡音是最动听、最亲切的声音，在闽南语方言上对您影响巨大的人都有谁？

王建设：这应该从1980年我到北京进修时说起。当时给我们开讲座或上课的有吕叔湘、周有光、周殿福、徐世荣、侯精一和班主任孙修章先生等，他们都是造诣很深的语言学家。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培养了自己对方言的热爱，也为后来的深造打下了基础。结业时，每个学员都要有一次“试讲”。我试讲的题目是《泉州话与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后来，这个试讲内容还成了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改成《闽南人如何学好普通话声调》，发表在1987年第一期的《泉州师专学报》上。当然要说在学术上真正“登堂入室”，还得是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之后。说来很有意思，导师黄典诚教授虽然是漳州人，但是他非常推崇泉州话。他到泉州参加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有两个观点对我影响颇深：一是他觉得，比较起厦、泉、漳三地的闽南话，泉州话最好听，因为声调柔和动听，老师还特别钟情于泉州南音，认为泉州南音唱起来优美悦耳，无与伦比；另外一个是如果李白、杜甫能够活过来，每年元宵节前来泉州与本地的耆宿吟诗唱和，一定没有什么问题。说明今天的泉州话保留了许多的晋唐古语，在发音上跟唐朝音非常接近。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黄典诚教授特别点明“吟诗唱和”没有障碍，如果是日常口语的话，李白、杜甫依然是无法与泉州人对话的。因为泉州话比起唐朝话更古老，历史更久远。我们所说的闽南话有“文读”音（书面音）和“白读”音（口头音）之分，二者的发音差别很大。“文读”音与唐音相对接近，而“白读”音更加古老，甚至可以推到上古时期。

王建设主要从事古代汉语与闽南方言的研究，图为他参与编写的书。

1983年王建设在泉州幼师任教时，指导学生曾晓芬（中）等参加省中等师范学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获个人一等奖、集体二等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作为语言类学者，您为何会选择闽南方言研究这条道路？

王建设：我在厦门大学学的是古代汉语专业，但因导师黄典诚教授最擅长用方言和古汉语相互印证，导师的治学方法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为硕士论文选题发愁时，又恰好是导师以方言作为切入点的建议提醒了我，所以我幸运地走上了闽南方言研究之路，并凭着自己的执著，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了下来。

1988年，从厦门大学硕士毕业后，我来到了华侨大学。先是到了先修部教大学语文。我把导师传授的古汉语与方言相互印证的方法拿来教学生，学生们听了都觉得很有趣。

我回泉州后不久，就被介绍加入了老市长王今生于1983年创办的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并参与《泉南文化》和《泉州方言报》的编辑工作。参与这两个刊物的编辑，让我在学术实践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王老还资助我和我爱人出版了《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1997年获泉州市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盛世修志。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新方志编修工作全面铺开，各地都在编修地方志，其中大多有方言篇。那时方言学的人才非常紧缺，我的专业正好派上用场，于是获邀参与《泉州市方言志》的修订。后来又由我主笔编撰了《鲤城区志·方言》《惠安县志·方言》《德化县志·方言》《石狮市志·方言》等。除此之外，泉州当时还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即整理编写“故事、歌谣、谚语”卷，我参与了其中《谚语卷》的编纂。这些经历为我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在从汉语方言研究的角度解读传统国学典籍上，《世说新语》似乎成了您的突破口。这本书被称为“魏晋社会与文化的百科全书”，它是怎么吸引您的？通过《世说新语》的解读，您最想阐述的是什么观点？

王建设：《世说新语》的确是我治学的一个突破口，我也为其研究付出了近半辈子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这部书值得如此研究呢？首先是这部书的特点决定的。《世说新语》可谓是魏晋社会与文化的百科全书，但我更关注该书的语言现象。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词，是《世说新语》语言上的最大特色，生动活泼接地气，但是也给人们的解读带来许多困难，就像之前我说的“阿奴”，很多人就不明白。闽南方言是“古汉语活化石”，恰好就可以成为我们打开《世说新语》这座语言宝库的一把钥匙。《世说新语·容止》中有一段话：“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文中的“捻鼻”一词，新版《辞源》释作：“捏鼻，不屑之态。”然而，《世说新语》该段话所要表现的是谢公（即谢安）游肆时犹如置身于山泽之间那样一种悠然自得的举止，在这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什么事能让谢安看不起或看不惯，所以何来不屑之态？如果我们用闽南语来解释“捻鼻”二字，则文从字顺。闽南话里的“捻鼻”指的是玩弄鼻子，恰是体现一种悠闲的状态。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这论证又刚好与导师黄典诚教授的论断“晋唐古语在泉州”相吻合。《世说新语选译新注》出版后，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闽南方言确实太古老了，太宝贵了，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2006年，王建设（左二）在印尼雅加达与中文研究生班学员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5年7月20日出版的《泉州方言》第1期（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5.泉州是“戏窝子”，您也曾说过闽南方言与戏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不可以理解成自古以来闽南方言与戏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荔镜记》《满天春》等明刊闽南方言戏文是否印证了这点？

王建设：语言和音乐关系特别密切。闽南方言非常古老，闽南戏曲的历史也很悠久。南音之所以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是因为它非常古老。南音与闽南戏曲有着非常严格的师承关系，师承不是靠书面的传授，而是靠口耳相传。南音艺人都有这种体会，在学南音时，老师对于唱念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字一音都不容你有一丝一毫走样，否则就要挨板子。所以它才能保持原汁原味的表演，千百年来不散其神。明刊闽南方言戏文是闽南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刊印于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初的《荔镜记》《满天春》是早期闽南方言文学的珍贵文献，它们的存在也说明了闽南戏曲与闽南方言密不可分的关系。

6.您的力作《明弦锦曲觅知音——〈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校注》《明弦之音——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究》都是借助戏曲研究来展现闽南方言的实际应用的。让人好奇的是，您本身是位戏迷，还是单纯为了方言研究才关注戏曲的？

王建设：我算不上戏迷，但也不是单纯为了方言研究才去关注戏曲。以前媒体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看戏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我从小就常跟着老祖母到处去看地方戏，像《陈三五娘》《连升三级》《桃花搭渡》《管甫送》等剧目都不止看过一回，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就喜爱上了。在厦大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我常引用明刊《荔镜记》的戏文来印证《世说新语》，以增强说服力。

1999年，我在职攻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学博士。面试时导师詹伯慧教授问我博士毕业论文想做什么题目，我想拓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回答说打算做明刊闽南方言戏文的研究。导师深表赞同。詹伯慧教授是潮州人，《荔镜记》又恰好是泉、潮合刊的地方传统剧目，在民间深受欢迎，所以导师鼓励我放手去研究。这个课题后来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根据博士论文写成的专著《明弦之音——明刊闽南方言戏文中的语言研究》，获得了福建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7.据说明代以前的泉州音就有一种叫“鹧鸪音”，这是怎么一回事？

王建设：“鹧鸪音”不是明代才有的，在泉州戏曲界老艺人当中一直有“鹧鸪音”的说法，历史久远。“鹧鸪音”还有不同的叫法，在南音界叫“衔音”或“牙音”，后来有人告诉我，在木偶老艺人口里还可叫“照古音”。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举办的南音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专题讨论“鹧鸪音”。通过研究，我发现，“鹧鸪音”实际就是“照古音”的语音讹变，而所谓“照古音”反映的是明清时代的泉州音。泉州南音非常奇妙，奇妙之一就在于它传承了明代之前的曲词和发音，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奇妙之二则在于它的发音跟我们今天的口语又不大一样，说明传承严格，发音不走样。我曾在《方言》杂志上发表过论文，指出“照古音”实际上是加了一个特殊的韵头，才造成与今天口语的差异。这种特殊的“照古音”在清代黄谦的《彙音妙悟》里，也有完整的体现。我个人觉得“照古音”跟宋代的《广韵》其实是一致的，甚至可以上溯晋唐。前几年因编撰《中国泉州南音集成》的需要，我与吴珊珊老师去给南音老艺人庄步联先生录音。老人当时已经80多岁，但他的发音依旧字正腔圆，非常地道。这就是南音艺人的修为，也令人感慨于南音的世代传承。

8.您在以往的讲学或访谈中曾多次提及“逐渐消失的闽南语词汇”，这样的词汇多吗，能不能请您举例说明一下？另外，如何抢救这些词汇？

王建设：部分方言词语的消亡或者更替，是正常现象，属于方言自身的优胜劣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些旧的词汇，因使用频率低，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就像刚才提到的《世说新语》里的“阿奴”，现在城里人就很少使用了。再比如，明刊闽南戏文表示“昨天”有“昨暮日”的说法，现在也已经听不到了。另外，明刊闽南戏文中还有“八死”的说法，其实就是“见笑”“害臊”的意思，现在大部分地区也没有这种用法了。可是，有一回我在讲座上提出“八死”这个词语在闽南口语中已经消亡时，就有一位来自乡村的同学站起来说，他们那里还保留着这种说法。可见有些词语只是“局部消亡”。诚如古人所说，“礼失而求诸野”。人们认为已“消失”的一些闽南语词汇，有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山野乡村中得到保留。我在《明弦锦曲觅知音——〈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校注》中举过一些这样的例子。

用什么方式来保留、抢救方言里这些逐渐消失的词汇呢？国家已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各地方言进行记录（包括文字记录和录音、录像），让后人了解前代方言的使用情况，这是很好的做法。此外，编写方言词典也可以把一些已经消亡的方言词汇记录下来，减少方言的损失。

9.不少土生土长的泉州人说话会带有浓郁的“地瓜腔”，这多少会让现在的家长们担忧自己的孩子如果长时间讲闽南话，会影响其普通话水平的提高。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普通话与闽南方言的关系呢？

王建设：2019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保护和传承地方方言。地方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载体，一旦这种载体消亡，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系列地方文化的消亡，这种损失之大将是难以估量的。我们不要人为地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部分家长错误地认为学了方言就会对学普通话或学英语产生干扰，因此，就是在家庭里也不让孩子说方言；而有的学校，则告诉孩子，讲方言“老土”；有的学校甚至在墙上刷醒目的大标语：“说普通话，做文明人！”让人觉得讲方言就是“不文明”。事实上，掌握了方言的孩子一样可以说好普通话。我们要认识到，方言和普通话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并不冲突。孩子的学话能力非常强，尤其在五六岁时，只要有恰当的语言环境，他们在多语环境里学习双语、三语都是没有问题的。

王建设硕士毕业论文

王建设（前排左起三）2017年参加首届世说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0.您参与编纂了《闽南方言大词典》，这部大词典意义何在，能请您解读一下吗？

王建设：《闽南方言大词典》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把方言的各种说法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起到正音、正字的作用。《闽南方言大词典》是部“会发声”的工具书，每个词语都有音频，可以学习发音，也可以查到方言词语的正确写法；另一方面，《闽南方言大词典》收词范围涵盖了厦、泉、漳，可以进行不同地区的方言词语的比较。词典还有“台湾闽南方言概述”，通过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所谓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语。台湾某些政客非要把闽南语说成是“台语”，完全是出于搞“”的需要。不管名称怎么变换，台湾话都改变不了属于闽南语体系的事实。

11.就您长期以来的观察，闽南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如何？远在异国他乡的闽南籍华侨现在还说家乡话吗？闽南语在海外是否也能焕发生命力？

王建设：海外华侨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执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要在海外传承闽南文化与方言是很困难的，他们虽然千方百计顽强地坚持着，可毕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我去过的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当地华人、华侨到了第四代，很多选择留学西方国家，一般就不再使用闽南方言了。至于说闽南方言能否在海外焕发新的生命力，客观地说，很难。

12.您几十年来为闽南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诸多贡献，也曾参与报纸、电视等媒体关于闽南话传承的多个栏目的创作与制作。当下也有人建议要在本地高校里全面开设闽南语选修课，以此来巩固闽南方言的阵地，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王建设：由于我经常在电视节目《我爱闽南语》中亮相，常有亲友戏称我为“网红”。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实际上根本没看，关注节目最多的是中老年人。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因为方言传承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吸引青少年。

关于在高校里全面开设闽南语选修课，我对此并不认同。从个人多年在高校的教学实践来看，开设方言选修课的效果并不理想。上世纪90年代，我在高校开设过闽南方言选修课，最初报名的人非常多，能容纳300人左右的教室，座无虚席。但是越往后人越少，能坚持到最后并学有所成的并不多。为什么？外地学生普遍反映，闽南语太难学了！我认为，方言需要传承，但高校并不是方言传承的“主阵地”。高校可以开设闽南语选修课，向有这方面需求的外地人介绍闽南方言的基本常识，但不必铺得太开。真正要传承好我们的方言，主要阵地还是在中小学、幼儿园，在每个闽南家庭。台湾中小学早些年就已开设方言课了，虽然课时不多，但至少让学生知道方言很重要，鼓励他们大胆、放心地去说方言。11月1日刚刚公布的《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明确提出，教育、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学校开展以南音、南戏、南拳、南建筑、南派工艺等为主要内容的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鼓励中小学校、幼儿园在课后推广闽南语教育。相信这能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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