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指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有的（订婚戒指来自西方）

戒指是一件饱含意蕴的日常首饰，当人们把戒指戴在左手上时，这个材质考究、镶有钻石的小物件便成了自身情感的象征，不同手指上的戒指有不同的意味。戴在食指上表示想结婚；戴在中指上表示正在恋爱；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订婚或已经结婚；戴在小指上表示单身。无论戴在哪根手指上，戒指似乎都与爱情、婚姻有关，它代表着明亮的教堂与美丽的新娘，也代表着良人的寄托与神灵的祝愿，乍见戒指时，人们想到的是美好。

美好来自西方，自1477年奥地利王麦士米尼第一次将一枚精雕细刻、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送给他的意中人玛丽公主作为订婚戒指后，西方的戒指就从象征权力的古老印章变为象征爱情的订婚信物。这一习俗由近代传入中国并沿袭至今，在普罗大众眼中，戒指，尤其是钻石戒指，仿佛就是西方的文化印象。

然而，美好并不独属于西方，中国也有戒指，我国最早的戒指可以追溯到考古者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骨戒指，这是原始社会便存在的戒指。汉代以后，戒指自宫廷传入民间，在长久的流传中逐渐成为一种承载大众情感的信物，它与婚姻有关，却不仅仅与婚姻有关，古代的戒指是一件多元的文化载体。

在中国，戒指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有记载的戒指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宫廷之中，只是那时并不叫“戒指”而叫“手记”，是手上标记的意思，上古帝王根据妃子将戒指戴在手上的位置来判断这个妃子能否侍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诗笺》上说：

“古后妃群妾，以礼进御，女史书其月日，授之以环，以进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着于左手；既御者着于右手，谓之手记，亦曰指环。”

侍奉君王要遵循礼的规范，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侍奉的，君王以女史给妃子手上佩戴的指环为标识，来确定妃子能否侍寝。左手属阳，右手属阴，可以侍奉君王的妃子将指环戴在左手，已经侍奉完的则戴在右手。一旦妃嫔来了月事或者有了身孕，不能侍奉君王，则手戴金环来劝退。故而，最早的戒指只是一种确定宫廷女子能否侍奉君王的标识，没有任何的文化意义，因“事无大小，记以成法”而被称为“手记”。

“手记”变为“戒指”是从其流传到民间开始的。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相传古者妇人，月经与娠则戴，否则去之。”表明戒指已然从宫廷传到了民间，成为妇女月经期和怀孕期的专用首饰。初传于民间的戒指与在宫廷时的功用有所相似，民间妇女借佩戴戒指告诉丈夫在此期间应当“戒止”房事，久而久之，戴在手指上的“戒止”就被称为“戒指”。”清朝学者顾张思在《土风录》上说： “戒指乃已幸女子者，……俗亦呼手记。”已幸女子就是已婚妇女，彼时的戒指只适用于已婚妇女，而未嫁的少女则无需佩戴。

至于戒指如何从宫廷传入民间虽无明确史料可考，但不排除两种原因，一是上施下效，民间对宫廷的发饰、用品等在历朝历代都有本能的追捧与效仿，对戴戒指的学习自然也包括其中；其次是上位者常常会用小巧、名贵的戒指来赏赐下属，《后汉书》中就有：“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的记载，此类记载在史书中还有很多，层层赏赐之下，戒指传入民间也并无不可。

戒指以单调的标识功能传入民间后，在广泛的传播使用与夷夏交流中有了文化的意义。由汉至清，戒指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这由金石所铸的小物件逐渐成为一种多元的大众信物，它可以遥寄思念，可以祝福美满姻缘更可与鬼神灵异相连，是一件“刚柔并济”的文化载体。

古代戒指大多由金、银、玉、骨等材质铸成，名贵坚硬的材质与自宫廷而出的等级威严决定了戒指所承载的文化先天就有刚性的一面，戒指文化中的“刚”从它初次传入民间后就开始展现。初传民间的戒指只能由已婚妇女佩戴，因此，除了在月事与孕期“戒止”房事外，戒指也多了一项识别已婚女子的功能。若有女子带了戒指，则证明其已然婚配，那其他男子便要戒掉杂念，不能对其有非分之想。 明代凌檬初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有女子以戒指拒绝外男的情节，那女子在给外男的书信中写道:“先以约指一物为定。言出如金，浮情且戒!如斯而已。”“约指”便是戒指，女子用戒指回绝外男，表明以“戒止”房事为初衷的戒指传至民间以后产生了“戒止”—切朝秦暮楚心态的隐喻之意，体现出一种专属已婚女子的文化之“刚”。

戒指的文化之“刚”还体现在其对鬼神灵异的寄托上。宋代以前，戒指所承载的主流文化一直与鬼神灵异有关，充满着某种神秘、诡异的元素。最早将戒指与鬼神灵异相联系的便是西汉大儒董仲舒，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中写到：“纣刑鬼候女，取其指环五”，将戒指与鬼魅直接联系了起来，认为戒指是鬼神所戴之物。作为一代大儒，董仲舒在汉朝有足够的影响力，他亲自认定戒指与鬼神与有关，等于是对戒指的鬼神意味做了“官宣”，戒指寄托鬼神灵异的功能由此确立了下来。

至隋唐、五代期间，中国刚进行了一场南北民族的大融合，夷夏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戒指更添一种异域的神秘色彩。南朝文人颜之推便在其《集灵记》中写了一个与戒指有关的鬼神故事，说前朝有一个叫王諿的人，在他去世后，他的鬼魂看到妻子和女儿生活艰难，就现形对妻子说：“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一个月后他的女儿得到了一对金指环。南朝梁任昉编写的《述异记》中也写有婢女周氏入山砍柴，忽梦见一女子对她说：“吾目中有刺，烦为拔之，当有厚报。” 婢女拔掉旁边墓碑上的草后就捡到了一对金指环的故事，金指环便是胡族的常戴配饰。不只是小说故事，戒指与鬼神相连在诗文中也有体现。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其诗作《马嵬行》里悼念已死的杨贵妃时就写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餙敌连城”。凡此种种，不胜举之。

据统计，魏晋至唐五代期间，所有与灵异故事集中但凡写到戒指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与神鬼灵异有关，而其中与男女有关的部分也只是停留在鱼水之欢的层面。可见，在彼时刚刚进行文化交融的中国，戒指并未含有婚姻嫁娶、情真意切的柔美，其承载的主流文化属性只是关乎纲常名教与鬼神灵异的“刚”。

戒指以金石铸成，又以人文化之，其所承载的文化先然有刚性的成分，却在广泛而长久的使用中为用者的情感所渲染，有了柔性的意味。戒指最初的文化之“柔”体现在人们用它寄托归人早还的思念上。先秦时期，人们即“藏礼于器”，把情感寄托在器物上，《荀子·大略》载：“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环”与“还”相通，有“归还”之意。以“环”对“玦”来表达不想与对方诀别的情感是戒指未广泛传入民间时最原始的文化之“柔”。这里的“环”或许还有手环的含义，不光是指戒指，但在《北史》中却有关于戒指寄托情感的明确记载：“以金指环与别……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寄托了以指环相赠，以期爱人尽早还乡的情感。至唐朝时，出现了直接以戒指寄托男女之间情爱思念的诗：

“念子还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翫，循环无终极。”（唐传奇：《李章武传》）

在这里，戒指因其“循环无终极”的属性，表达了情人之间相思无绝期的情愫。

在以承载鬼神灵异为主流的隋唐五代，戒指于广泛的刚性文化语境中顽强的保留了其“藏礼于器”的情感寄托功能，这不仅体现了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更为宋朝以后戒指正式成为婚姻爱情的信物奠定了观念基础。

宋朝以后，戒指成为嫁娶风俗的一部分，以婚姻嫁妆与定情信物的姿态呈现出它所承载的文化之“柔”。 将戒指与婚姻和爱情联系在一起，也是起源于胡俗，《太平御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戒指是个同心圆，代表婚姻中的永结同心。宋朝以后，以戒指为婚配信物的习俗在民间流传，宋朝吴自牧在《梦粱录》“嫁娶”一条中说：

“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鋜、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

这里的“金鋜”便是金戒指，这是我国古代戒指与婚姻相连的最早记载。至元朝时，“戒指”一词取代“指环”、“约指”等，第一次出现在有关男女婚嫁的文本之中，关汉卿的戏曲《望江亭中秋切》中就有：“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的台词。当然，戒指自宫廷传出，虽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中成了定情婚配的信物，但宫廷接受民间的习俗使戒指成为婚配信物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至清朝时，由于是满族这个少数民族执政，有戴戒指的相关习俗，戒指才登入大雅之堂，出现在官方的聘礼清单中，清实录》有记载：

“和硕亲王、及和硕亲王未分家之子。婚娶，行纳币礼， 用……金项圈一、合包一、大簪三枝、小簪三枝、耳坠一副、戒指十枚。”（《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

此时的戒指已然成为宫廷与民间共同认可的大众婚嫁信物。

自宋朝戒指正式成为民间嫁娶必备的“三金”之一至其进入清朝宫廷之中，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的婚嫁信物，戒指承载鬼神灵异的功能逐渐消散，人们在提戒指时已是祝福美满大于鬼神灵异，文化之“柔”高于文化之“刚”。

从先秦的“藏礼于器”到宋朝的嫁娶“三金”， 戒指文化意蕴转变的历史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好不断追求的历史。不得不说，让婚嫁战胜鬼神，把美好流传至今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当然，尽管戒指作为嫁娶信物的习俗在我国古来有之，但近代以来国人以戒指为大众婚恋之信物的习俗还是来自清末民初的西风东渐。现而今, 把戒指当作饰物佩戴并成为结婚信物, 已被全世界广泛认同并接受。美好是全人类的追求，一枚小小的戒指呈现给世人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论文：《戒指订婚风俗探源》.、

专著：《神州佚闻录》、《中国古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