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当中贴年画的时间（糊棚糊墙贴年画和贴春联）

糊着报纸的土墙

【作者：王阔海】

在东北部农村，除了新盖的公社家属房外，连供应户们也都住在土房子里。从解放前大商人那里收过来的房子也是以土坯为主，只是在窗子四周和门框四周以及锅台面上加上一些高档的青砖。那些在门窗四周的，颇像姑娘们的褶皱衣领，装饰效果明显。但锅台上的青砖，抹上一层碱土泥，平平整整地，切菜时菜板子也不会乱晃当。

住土房就得盘土炕，只要是土炕就会有走烟不畅的时候，有些是因为设计、施工问题，有些是长年累月没有掏炕洞的灰而堵住了，也有些是老鼠干的坏事，在炕里打洞，堵塞了烟道。

那时候的人都忙于外边的事儿，生产、学习、搞活动，加上农村生活并不精致，所以炕洞窜烟、返烟是常事儿，而且很难得到及时修补，总得挨到打完场，公粮送完了才能有时间修理自己的家。可这时，往往到了秋末冬初，天寒地冻。邋遢一些的人家，就在战场一般的屋子里对付猫一个冬天算了。

还有的人家在卧室中间的地上盘一个小火炉，别小瞧小炉子的造烟能力。所以，一年下来，可能还有寒烟的功劳吧，整个墙壁上的纸色都与旱烟叶差不多了。孩子们够得着的一圈，烟熏、大人用木炭的记事儿痕迹、食物渣滓、小孩鼻涕混为一谈，更加地显著。

过年了，就得家家糊棚、糊墙。

所谓糊墙糊棚，一般是用一年积攒下来的旧报纸在被熏黑的报纸外面贴上一层，只要不是积累的太厚，会把棚顶坠下来，一般就是贴上去就行了。

《红色娘子军》

但是第一次糊棚要先做骨架，用的是削掉干叶子的高粱杆，用麻绳或细铁丝扎起来，吊在檩子和椽子上。那时候的房子小的“五条檩”，中号房子的“七条檩”，要是那种南北大炕、地上又宽阔的房子，会做成“九条檩”的。所谓几条檩子，指的是几跟檩子。土房的过梁南北方向架在承重墙上，然后檩子东西方向固定在两根过梁之间，与过梁平行的是更细、更密一些的椽子。

所以七条檩的房子，在室内会有6个区隔，这就像小学算术题里有那么迷惑人的一道题：每米种一棵树，十米长能种几棵树。我因为常常仰头看檩子，所以从来难不倒我。

檩子椽子吊起长方格形的高粱杆骨架，然后就先开始糊棚。

糊棚一般是三个人配合，也有四个人干的，那样会更精细。先是炕沿边的地上站着一个人，他面前的炕上是吃饭的长方桌子，桌子一侧放着一盆浆糊，用白面做浆糊最好，实在没有，得用细箩筛过的玉米面，粗粝的那种肯定不行。

地上站着这位把报纸铺在桌子上，用刷子给报纸的一侧涂抹浆糊。他要先翻来覆去看看报纸，除了当时的一些顾忌外，也有一些民间讲究。比如报道敌人破坏搞凶案的，不能露在外边；还有靠近小孩子睡觉处的，不能印着太多大头像等等。

被涂完的报纸，给一个在炕上的“二传手”递给糊棚人。

《白毛女》

由于棚顶较高，而且糊棚要小心翼翼不能粗鲁，故而会在炕上放小板凳，这样糊棚人的双臂能收发自如。要是一个人干这个活，她得先捏住沉甸甸的报纸一边的两头，让报纸蒙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举起报纸，一边向后拗着头，令眼睛成为向上直射方向，找到报纸接口处，让手上这张报纸的一段压住先前那张报纸的边缘一些，并保证平齐。然后她会把手绻成爪状，虚虚地搭着垂下的报纸，十指从报纸中线斜向外推，目的是让报纸尽量展开。

随着她的推送，报纸就粘在旧报纸上或骨架上了。

这里换用了“她”字，是想说做这个工种的一般都是家里的大姑娘，身子灵活，耐心也好。媳妇们，一般是刷浆糊，或者在炕上放另一张小板凳打下手，隔一会儿还负责给满手浆糊的大姑姐或小姑子递杯茶喝，再说两句笑话。

与糊棚相比，糊墙是轻体力活。

沿着棚的边缘，一张张报纸自上而下垂下来，一气呵成，仿佛是报纸自己要往下耷拉，要往墙上贴似的，只要别太心急把报纸弄褶皱了，也别在中间含有气泡，就算是合格了。这个工种后来也有人继承，我看贴手机膜的工作跟糊墙很像。

《沙家浜》阿庆嫂

棚顶与四壁用新报纸这么一糊，顿然觉得15瓦的灯泡也亮堂起来。因为有那么几年，家家户户只有财神爷上天述职说好话的腊月23到正月初五之间，人们可以换25瓦的灯泡。平时在15瓦灯泡和灯头之间有一张抽烟纸封条贴着，上面盖着一个扁长的手戳，是电工的，他也负责收电费。

糊棚糊墙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屋子里的温度既不可以太冷也不可以太热。要是温度低了，贴完的报纸上的浆糊会冻住，一旦暖和化开，就整张往下掉，那是很丧气的事儿。

为什么又不能太热呢？

因为太热的温度，没等浆糊的水分蒸发掉就被烘烤的褶皱起来，而且产生拉力，会裂开，甚至因为干裂而掉下来。

糊棚糊墙一般都在腊月23之前干完，因为单有新报纸墙壁是不行的，还得贴年画。一般在糊墙的时候，年华已经买回来了，这样可以等墙壁的浆糊稍微干一些就贴上去。也可以换个时间贴，等到腊月二十九、三十，年画就会降价。

在我很小的时候，年画还没那么丰富，一般有两类。

一类相当于现在的连环画集合。

那是在一整张纸上分成16个或20个区间，每个区间是一个主要情节画面，下面还附有一些说明文字。这类年画多是样板戏，比如穿红花衣服、长辫子的铁梅和穿黑衣服的李奶奶。再比如带着皮毛子、披着白色披风的杨子荣，还有严伟才，我记得他排雷的画面，还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同志们！我踩上了地雷。

李玉和

这句台词经常被我们小孩子说来说去的。

阿庆嫂的围裙印象很深，但是觉得最漂亮的是吴琼花，白毛女的白头发和鲜嫩的脸，让我小时候很久也想不通，以至于至今看见焗成白发的姑娘，总觉得是从墙壁上下来的。

这种年画家家都有，我猜可能是不花钱，由大队或公社送的。还有一种年画是传统的内容，要么是鲤鱼跳龙门，要么是一对儿白胖小孩，一男一女。小时候，我的确不喜欢这对儿白胖子，以为好吃的都被他俩吃了，不然身上的肉怎么那么多？

灶王爷像好像是断过几年，或者是我年龄小，根本没注意到，因为灶王爷夫妇一整年先是被从灶坑里呛出来的烟熏得分不清男女，接着老是被掏扒——一种扒灰的木质用具和笤帚、乱柴火挡着，只有要上天说好话的时候，他俩才是眉清目秀的。

不管怎样，在没有书读的日子里，年画上的故事还是给我们小孩子提供了丰富的情节和模仿的参照，比对联要生动、形象多了。

对联的内容除了符合当时形势的内容外，在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里，也有“人寿年丰”、“金鸡满架”、“肥猪满卷”字样的春联。有趣儿的是，每一家贴“人增岁月天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时，都轻轻松松、大大方方地，因为最多是把上下联贴反了，没有大碍。但是那几个短春联常常让大人们紧张，还能弄出一些笑声来。

这是因为有过一个这样的笑话。

说是有一个人，脾气不好，又吝啬又贪婪，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不识字，过年了去找先生写春联也不给钱，用豆包换，而且是手指盖大小的豆馅那种。先生不高兴了，写完之后告诉他把其中的一张贴在院子大门上，另一张贴在房门上。结果他家过年，大门上赫然贴着“肥猪满卷”，房门上贴的是“金鸡满架”，成为笑柄。

《红灯记》李铁梅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识字的不多，故而家长都有担心，非得叫一些上过学的小青年来给分辨。假如这个小青年是个爱开玩笑的人，那乐子就多了起来。

后来，专业吊顶取代了糊棚，瓷砖、壁纸替换了糊墙，到处要报纸、攒报纸的事儿就没了，而且发展到今天，报纸自己也快消亡了。

几个月前，在晋蒙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走进一户清朝状元的老院子，一个80多岁的鳏居老人的墙上还贴着一张年画，从色泽上看是贴上去不久的，是那种塑料材质。

占满整个画面的，是一个香港艳星上半身，嘴巴红嘟嘟的，眼睛水汪汪的，脸蛋粉嫩嫩的。

衣服也穿得很少。

（20210217，海口）

作者肖像 摄影 翟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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