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十二世孙先刚（蒲松龄天孙老矣）

《聊斋志异》可谓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神怪小说，然关于其作者蒲松龄却有着不少的历史疑惑，比如他的民族判定，直到今天也未得出最终的结论。

蒲氏家族有族谱递传下来，清康熙二十三年在修订《蒲氏世谱》时，蒲松龄写了篇序言，其在序中称：“按明初移民之说，不载于史，而乡中则迁自枣、冀者，盖十室而八九焉。独吾族为般阳土著，祖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二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也正因为这段话，引起了后世不同的猜测，当然正统的说法还是认为蒲松龄为汉族人，这种说法的依据，正是缘于蒲松龄在《世谱》中所言的“独吾族为般阳土著”，而般阳即今山东淄川，当今的蒲松龄纪念馆持这种观点。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清刻巾箱本

1981年7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蒲松龄纪念馆所写的《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该文中有如下一句话：“蒲姓祖先是般阳（淄川）土著，连蒲鲁浑和蒲居仁也是当地人，因此，才说‘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但是，这个结论还是有人觉得有疑点。其可疑之处，也是因为《蒲氏世谱》序言中提到的“蒲鲁浑”，因为这个名字怎么读来都不像是汉人，于是有人认为蒲鲁浑是阿拉伯移民常用的姓名，故而断定蒲松龄是回族人，其理由称“蒲”字本是阿拉伯语中的“尊者”和“父亲”的意思，而“鲁浑”则是灵魂的意思。

对于蒲松龄的民族，第三种说法则认为其是女真族人，该说的依据也是因为译音，蒲鲁浑在女真语中是“布囊”的意思，并且这个名字也是女真族所常用者。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根据女真族姓名的习惯用法，蒲鲁浑只是名，而正常的称呼方式在这个名之前还有姓氏，而蒲松龄在族谱中仅称其远祖是蒲鲁浑，并且没有写出“蒲”字，故而袁世硕、徐仲伟合撰的《蒲松龄评传》一书则认为：“蒲松龄修族谱时追溯远祖至蒲鲁浑，他明显是将‘蒲’作为姓氏来看待的。”故而以“蒲鲁浑”作为译音来推导出蒲松龄为女真族人，似乎这个证据也不可靠。

余外还有第四种说法，有人认为蒲松龄是蒙古族人。这种说法有两点依据，一是蒲松龄的远祖蒲鲁浑、蒲居仁都当过元朝的总管，二是在蒙古人的名字中也有称蒲鲁浑者。同样，袁、徐二先生合撰的《蒲松龄评传》也对这样的判断表示了疑问：“但按元朝制度，路一级的首席行政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而蒲松龄的远祖所担任过的总管是副职，一般由色目人、汉人（当时包括女真族人）担任。从这一点看，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可能性很小。”

之所以有以上的这些疑问，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蒲松龄没能考取功名，所以他的事迹流传甚少。其实原本蒲松龄是块学习的好材料，只是可惜他考运不佳，换句话说，他可能在其早年就用尽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运气。

蒲松龄很年轻就考取了头名秀才，当时的山东学政是著名的文人施闰章，这位施大人对蒲松龄的文章特别欣赏，但自此之后，蒲松龄在学业上的成就就此止步，之后他连续考了多年的山东乡试，却回回落榜，最终也没能中举，所以他也特别感恩施闰章。蒲松龄甚至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入了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该书中有一篇《胭脂》，内容写的就是施闰章做山东学政时，发现了东昌府秀才宿介平的冤情，最终为之平反。在此篇的结尾部分，蒲松龄写了这样一段感慨之语：“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屈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一辈子考运不佳，这当然让蒲松龄大感不平，他曾写过一首《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发胸中的不平之气：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

这首词第一句所说的“天孙”，就是传说中善于织锦的那位织女。按照古代风俗，每年的七月七日，就会有少女们向织女“乞巧”，唐代柳宗元曾写过一篇《乞巧文》，其实是借题发挥，他并不是向织女学习如何织布，他只是想得到做官与处世的窍门。而在这里，蒲松龄则是借用柳宗元的这个意思，来暗指当时考官的有眼无珠，所以他说，天孙老了，看不出谁才是真正的豪杰之士，这使得他无法取得功名，只能独自在狭小的书斋内黯然神伤。

《聊斋志异新评》十六卷，清刻朱墨套印巾箱本

在当时，参加科考取得功名，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因此发完了牢骚，蒲松龄只能继续苦读，接着去参加下一场科考。可惜的是，他的希望依然破灭，这让他不断地循环：苦读——考试——落榜——发牢骚。比如他在康熙十四年再次落榜后，转年的春节，他请好友李尧臣喝酒，而后作了一首《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

为问往来雁，何事太匆忙。满斟一盏春酒，起舞劝飞光。莫要匆匆飞去，博得英雄杰士，鬓发已凌霜。梦亦有天管，不许谒槐王。

昨日袖，今日舞，已郎当。便能长醉，谁到三万六千场。漫说文章价定，请看功名富贵，有甚大低昂？只合行将去，闭眼任苍苍。

蒲松龄在这里大发牢骚，他感到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用不着整天为谋取功名而苛责自己，不如由之而去，高高兴兴地欢度此生。

显然这是科场考试以后的悲懑发泄，但只靠填词来发泄，似乎不能让他得到彻底舒解，于是他又把心底的愤懑写成小故事，比如《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叶生》。故事中的叶生是一位很有才气的书生，无论其文章还是辞赋，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才气跟考运有时候并不能划等号，这位叶生就未能考取功名，以致抑郁而亡。显然这样的故事几乎是作者本人的自传，但叶生的结果恐怕绝非蒲松龄所祈盼者，于是乎他就把这个故事，话锋一转地继续写了下去。

故事中的叶生死后变成人形，又来到了人间，然后跟着丁公去了丁府，他在丁府上教丁公的儿子读书，因为叶生才气过人，果真教得丁公子考取了功名，这个结果让丁公特别感慨，觉得叶生有如此的才气，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于是替叶生出钱捐了个监生。后来叶生又去应顺天乡试，考中了头名举人，这个结果让叶生高兴得忘记了自己只是个鬼魂，高高兴兴地返回了故乡。蒲松龄在《叶生》中描写了叶生回到故乡后的情形：

归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生凄然曰：“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将卜窀穸。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

叶生回到家门口，看到门庭破败，这让他感到哀伤，而后，他转到了庭院中，迎面碰到妻子拿着簸箕出门，看到叶生后，吓得扔掉了手中的用具，掉头而跑。叶生说，我今天终于发达了，三四年不见面，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了？其妻远远地跟他说，你已经死了，哪里来的大富大贵？因为家穷，孩子又小，所以一直拿不出钱来埋葬你的棺材，现今大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很快会给你立坟，请你不要再作怪来吓唬家人。叶生听到后，心中大感惆怅，而后走入内室，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摆在那里，于是他倒在地上，瞬间就消失了。

蒲松龄写完这个故事后，在文后写了一段感慨的话：

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首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抱刺于怀，三年灭字；侧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

蒲松龄感慨人生的际遇太难说了，而作为一个学子，如果没能考取功名，就几乎变得一无是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伯乐呢？为什么那么多有才之人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看来人生在世，只能是按部就班，任由上天的安排吧。对于蒲松龄的这段感慨，清代冯镇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

蒲松龄为什么喜欢写这样的神怪小说呢？现今的各种资料中未有确切记载，但作者本人却在《〈庄列选略〉小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余素嗜其书，（《庄列选略》）书成，轩轩自喜曰：“以庄、列之奇才，今并驱而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清刻本，序言

蒲松龄撰《聊斋志异摘抄》十八卷，清刻本，卷首

蒲松龄认为，《庄子》和《列子》是千古以来奇闻中的至品，而袁、徐二先生则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蒲松龄对奇谲浪漫的艺术传统的偏爱和热衷。”（《蒲松龄评传》）但这段引文还不能足够地说明蒲松龄为何喜欢聊鬼神的故事。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在给《聊斋志异》所写的序言中说：

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蒲松龄谦称自己没有干宝那样的才能，也就是他说自己写不出像《搜神记》那样著名的作品，但依然喜欢听别人给自己讲述鬼神的故事，还喜欢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时间长了之后，更多的人知道蒲松龄有着这样奇特的偏好，于是有人把自己听闻到的神鬼故事以写信的方式寄给蒲松龄，这才使他凑成了这样一部奇特的书。

这段话还是未能说明蒲松龄为什么有这样异于常人的嗜好。既然没有记载，那只能将其猜测为性格使然了。但他搜集故事的办法，却并非像他序言所讲的那么简单，相比较而言，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的记录就要形象得多：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蒲松龄没能考取功名，显然心情不爽，他住在乡间，又没有什么朋友，为了生活，他在村中做小学教师，剩余的时间，他就给自己的这部作品搜集素材，而其搜集方式也颇为奇特：每天早晨他泡上一大壶茶，同时还带上一包烟，而后在村中的大道旁找个地方坐下来，只要有人从此经过，他就要拉着对方，请对方给他讲鬼神的故事，边讲边让人喝茶抽烟。他听到有意思的故事，回家后就将其记录下来，用了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聊斋志异》。

我依然好奇蒲松龄为什么要搭上成本、搭上时间来搜集这些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的鬼神故事，看来有些事情只能靠使命来作解释了。也许上天不愿意将这些趣事淹没在尘埃中，于是让高才的蒲松龄蹭蹬于科场，使得他有志难伸，只好把自己的才能用在记录这些有意思的故事上。

但人生的遗憾就是智慧依托于肉体。蒲松龄虽然才高，但毕竟还需要生活，于是乎他就成为了本县大户人家毕际有的西席。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在明末做到了户部尚书，而毕际有的八叔毕自肃也做到了佥都御史，六叔毕自寅曾官南京户部主事，故其家不仅在当地，即使在山东一省也算是颇为显赫，毕际有在入清之后曾官南通州知州，后因故罢归，回到家乡做起了闲人。

这位毕际有算是文化人，虽然其文名比起外甥王渔洋就差得远。毕际有在南通做官时，也结交了许多的文士，他返回家乡后，就请蒲松龄到其家坐馆，蒲在毕家既是家庭教师，又是毕的师爷，他帮着毕整理文稿，以及撰写一些应酬文字。康熙十八年，毕际有在南通时的朋友陈维崧考取了博学鸿词科，而毕际有给陈写去的祝贺信，就是由蒲松龄代笔的。

蒲松龄跟东家毕际有关系处得很不错，他在毕家坐馆十五年后，毕际有去世，此后蒲松龄依然住在毕家，又达十五年之久，即此可证，蒲松龄不但与毕际有关系处得好，并且跟毕家后人关系也颇为融洽，否则的话，在他人家一住就是三十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实更为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还参与了《聊斋志异》的部分创作。该书中的两个故事是由毕际有所写，为了尊重东家的著作权，蒲松龄特意在这两篇文章后面注明，该文就是毕际有所写者。

因此说，蒲松龄能够成就《聊斋志异》，除了他天生的才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遇到了像毕际有这样宽容的东家。毕家颇具资财，毕际有回到家乡后，在旧居内还建起了一处园林，名为石隐园，而蒲松龄常在此园内避暑读书，并在此写过一些词作，比如他作过一首《贺新凉》：

名园台榭红窗显。远心亭、鸾惊鱼奋，墨文粉遍。幽似武陵溪畔路，止少村庄鸡犬。高士卧，尘嚣可免。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

这首词描绘的就是石隐园的美景，此词的最后三句“齿上飞花明月夜，姑妄言、不必凭何典”，看来他又在这里请朋友们给自己讲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