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最好的四种思想（才是女性最特别的魅力）

​​玛琳·黛德丽

玛琳·黛德丽1901年生于德国柏林，是好莱坞二三十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除了美艳的外表和深入人心的角色，黛德丽在银幕之外的故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1930年，黛德丽在根据以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小说《垃圾教授》为蓝本改编的电影《蓝天使》中担任主演，从而红遍全球，这不仅改编了黛德丽的职业生涯，甚至改变了她的人生。

如果没有《蓝天使》，玛琳·黛德丽也许不会离开德国。他也许还会专注于舞台，与罗伯特·克莱恩同台献艺，继续从事音乐表演，甚至应邀与阿道夫·希特勒相见。希特勒这位权力日炙的新贵，对黛德丽的演技十分欣赏。没几年之后，里芬斯塔尔发现希特勒私下里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城堡中观赏黛德丽的电影。然而，黛德丽最终选择了离去，一同离去的还有斯登堡、朗、彼得·洛、比尔·怀尔德、布莱希特以及魏尔。库尔特·盖瑞，这位曾在大剧院唱过《飞刀客麦克》、主演过《迷失少女日记》的艺人，选择留在德国，最终与其他许多艺人一样惨遭杀害。

黛德丽蒸蒸日上演艺事业的引起了时任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的约瑟夫·戈培尔注意，戈培尔有意邀请她回到德国，但遭到了玛琳·黛德丽拒绝。

黛德丽无意为戈培尔的“国家政治”服务。她一方面用自己在好莱坞挣的钱资助大批的人移居美国，另一方面也为德国的电影基金捐款，既保护了仍然留在柏林的母亲，也算是应付纳粹党的敲诈勒索。但德国宣传部长却不肯善罢甘休，试图将她诱骗回国，否则就让她身败名裂。德国媒体对《蓝天使》肆意诋毁，讨伐它是“低级庸俗，蛊惑人心”，可与此同时戈培尔派了一名使节去会见黛德丽。这名使节的身份至今未明，可能是希特勒的代表，鲁道夫·赫斯，也可能是未来的财政部长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不管他是谁，反正他找到了黛德丽，并且郑重其事地对她宣布：“元首想要你回家。”

黛德丽这样回应道：“他不断派要员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蓝天使》中看见了我，想要让我钻进他的裤裆。”

二战爆发前夕，黛德丽加入了美国国籍。战争爆发后，她多次去往前线为士兵们演出，她演唱的歌曲《莉莉·玛莲》是当时美军与德军阵营中最受欢迎的歌曲。

当她为美国欢呼的同时，也在为德国哭泣。她担心她的母亲，在柏林孤苦伶仃，或许已经被炸死，炸死她母亲的，没准就是她一直在鼓励他们奋勇杀敌的同盟国空军飞行员。她曾在一个美国空军专用的电台突然改用德语呼吁，因为她知道该电台可以再前线收听到：“士兵们别再送死了。这场战争就是狗屁，希特勒就是一个白痴！”然后她又用德语唱起《莉莉·玛莲》。

二战结束后，黛德丽专心发展歌唱事业，并取得极高的成就。在1960年的欧洲巡回演出中，黛德丽再次回到德国柏林。但迎接她的不只是喜欢她的观众，还有抓住她衣袖骂她“叛国贼”、往她脸上吐口水的人。从此，黛德丽再也没返回德国……

玛丽-凯·维尔梅斯

玛丽-凯·维尔梅斯是文艺刊物《伦敦书评》的主编。《伦敦书评》创立于1979年，是欧洲销量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玛丽-凯·维尔梅斯自1992年起独立担任《伦敦书评》主编，她组建了一支强有力且风格鲜明的团队，给读者与文化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伦敦书评》的主编，维尔梅斯曾嘲笑同行：“英国报刊上发表的书评，每周都充斥着满满的形容词……尽是些好心肠的书评人给二三流小说的评语，能印到作者下一本书的腰封上去。”的确，《伦敦书评》的书评内容从来没在腰封上出现过，人们调侃《伦敦书评》在“绞尽脑汁寻觅能在不引用学术行话的前提下写上三千字好好讨论问题的人。”

维尔梅斯也为《伦敦书评》撰写了多篇书评，她擅长将别人叙述的故事打散再重组，你很难判断她是在调侃还是夸奖，她难以捉摸的态度，正如她所说的，喜欢边界情感，喜欢有点暧昧的事情。

从维尔梅斯的书评中，我们可以窥见英国文学界的生活百态，这里面有各种难对付的女人，也有八十多岁还自信满满老男人。既然八卦别人，当然就不免被别人谈论。玛丽-凯七十岁生日时，朋友们纷纷撰文讲述与她的交往故事，展现出知名主编在文字背后更立体的形象：

约翰·兰彻斯特：不懂寒暄

玛丽-凯住在格洛斯特新月的时候，离她家最近的一个酒吧叫“善于交际的人”（The Good Mixer），这总能让我感受到宇宙还是讲究平衡的。玛丽-凯当年是最不善交际的人，今天还是。生活的这一面特别能引出她那滔滔不绝的夸张又好笑的自怨自艾。有一次我犯了错，在她必须跟某人见面的情况下对她说：“别说努力不值得。 ”她的回答迅速并且几乎在哀号：“但这就是我要说的呀。”还有一次，在讨论现代生活的种种麻烦时，我妈妈对她说：“我真为今天的年轻人感到难过。”玛丽-凯：“叫我感到难过的人是我自己。”

在语言学里，有一种东西叫“寒暄”。它包括了“你好”“你好吗？”和“天气还能更糟一点吗？”之类的应酬性话语，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交流的主要目的是表达好意，以及乐意表达好意。维基百科的轻快定义是这样的：“寒暄的唯一功能是完成一种社交任务。”玛丽-凯的不善交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跟不会寒暄有关，她觉得这很难，简直到了不可能完成的程度，去说一些没有内容的话只是为了迎合社交需要。一旦你注意到她的这一特点，就会明白许多别的事情。

她还说她是个没有想象力只讲求实际的人。双语儿童（我知道这还是她自己告诉我的）经常有这种特点；在两种语言中长大让小孩热衷于知道确定的东西在哪里。不少喜欢编辑文本的人有类似的特质，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第三种特质：“俄罗斯式对清晰的恐惧。”我希望我能想起是在哪儿读到这个句子的，等我想起来了，我就知道是：玛丽-凯。这一品质也许在生活中要比纸面上更适用，但在纸面上也有体现：将事情视作非黑即白的人往往是错的，那些看得很清楚的人正因为太清楚反而不真实。这倒不是说玛丽-凯就相信真实，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缺乏想象力和不喜爱清晰的合体是非常少见的。这种混合浸透《伦敦书评》的纸背；不爱寒暄也是它的一部分。出版人的寒暄大概就是书评里那些吹捧的文字——“一部天才之作”等等。我很早就知道那些部分正是《伦敦书评》许多文章的由来，任何判断都应配上相应的论证。（你几乎绝对看不到《伦敦书评》的评语会被印在一本书的背面。）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最罕见也最重要的编辑品质——听出错音的好耳力。如果你跟一个有这种天分的人共事久了，你的耳朵里也会开始听到那些声音，于是成了你自己的反应库的一部分，你会知道什么只是走走样子（寒暄），什么不靠谱（太有想象力了），或者说得太清楚以至于不像是真的（对清晰的恐惧）。这时你会想：哦完了，我要变成玛丽-凯了。

桐野夏生

桐野夏生1951年生于金泽，其笔下的主人公多为女性，以描写女子阴暗心理而著称。1993年，桐野夏生处女座《濡湿面颊的雨》获第39届江户川乱步奖，该作品被看作是日本女性硬派推理小说的先驱。这本书体现了桐野作品中的几个显著特点：犯罪，女性视角，社会派。

桐野夏生在日本曾经一度是“恶意推理”（嫌ミス）的代名词，这个词指的是读罢掩卷仍有种难以拂去的不快余味的推理小说。并非书中有恶心的描写，而是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如同泛着恶意的漩涡，给读者留下了冲击。

《OUT：越界》是桐野夏生的第二部作品，该书出版之后立刻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奖无数。英译本入围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小说奖，这也是该奖项历史上除《嫌疑人X的献身》之外唯一的日本小说入围作。

《OUT》虽写作年代较早，但放到今日来看也丝毫没有疏离感，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OUT：越界》，其另一部代表作《柔嫩的脸颊》也将在近期面世。

​桐野式女人（节选）

默音 | 文

​距离初版二十一年，如今来读《OUT越界》，奇异的是并没有时代的疏离感。首先是因为背景与人物设定。东京郊外的便当工厂，每天夜晚到凌晨在流水线跟前站五个半小时的女人们。二十一世纪纵然过去了近五分之一，工厂工人尤其是临时工，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处境总有同质感。

桐野夏生为她笔下的女工们设置了一种局面，或许可称之为“看不见的困境”。香取雅子，在进入工厂前曾经是信用金库职员，因为性格笔直而被排挤，家庭随之崩坏，儿子拒绝交流，丈夫与她分房而居。山本弥生，美而柔弱，有两个孩子，丈夫下班后经常不归家，夫妻关系日渐恶化。吾妻良江，丧偶多年，大女儿离家出走，小女儿只会要钱，再加上被卧床多年的婆婆每天肆意支使，睡眠和金钱同样匮乏。城之内邦子，和不上进男友同居，充满物欲却只会滑头偷懒，容貌粗陋，一心想要赚“更轻松的钱”，之前的连环借贷即将无法接续。不难看出，四个女人的困境都在一触即溃的边缘，同时被周围的人们视而不见。在只有自己才能切身体会到的困境中的人，似乎很容易一步踏错。

桐野夏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让主妇们犯下罪行，一反通行的“犯罪必将得到制裁”的脚本，结局让人瞠目。小说凭借黑暗气质热销的同时，引来当时日本评论界的诟病，说她写的是“主妇推理”。直到后来桐野凭借此书连续获得日本国内和海外的奖项，才算是尘埃落定。

作家在漫长创作生涯中的作品群，有时埋藏着一以贯之的主线。2018年2月在日本出版的桐野新书《路上的X》，主角是三名各有缘故离家出走的少女。她们逃离家庭，为的是挣脱贫困、虐待和家长的漠不关心。虽然《OUT越界》的女人们成年已婚，但她们渴望逃离的身影几乎可与新作的少女们重叠。《路上的X》中，少女们漂泊无所依，为了获得钱、食物和栖身之所，不得不坠入性产业链的末梢，而那些榨取她们、将她们视为欲望对象的，既是个体的男人，也是男性社会构成的巨大壁垒。桐野夏生在日本的一篇访谈中说：“有许多女性对这个世界抱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并感到愤怒。我们不是自主选择作为女人降生的。我本人在年轻时代怀抱的违和感与愤怒，曾经是我写作的原动力，这一点至今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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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上海文艺出版社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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