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恶多端的意思（两千余名作恶多端的）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带领晋冀鲁豫解放军12万人，强行突破了黄河天堑，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启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

大别山根据地，曾经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是革命老区。此地能够直接威胁国民党的长江防线以及武汉、南京的安全，因此对于蒋介石来说，刘邓大军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他的心腹之患。

在刘邓大军之中，不少人都是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的老战士，诸如陈再道、王近山、范朝利、刘华清等人，他们十多年前离开鄂豫皖苏区，今天回到大别山就是回家，心情更是激动。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志们的兴奋和热情渐渐消失了，等待着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困苦。

我军进入大别山后，原以为老区群众会出来欢迎我们、帮助我们。谁知我大军一到，群众们却非躲即藏，向导找不到，吃住也成为问题。同志们都百思不得其解，曾经和我们鱼水一家亲的群众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冷漠。

一纵干部曾回忆：

“老百姓不敢接近我们。从第一天起，在足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没有人，村子静悄悄地躺着。白天夜里行军作战找不到向导，只要有两个老百姓一起，就互相推脱不知道道路。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尝试打哦什么是没有群众的痛苦。这种我们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在老根据地空室清野的味道，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我军来说，部队是鱼，那么人民就是水，鱼是离不开水的。我军的粮食、被服、伤员、侦查等工作，都依赖于群众的帮助。失去了群众的帮助，我军就会饿肚子、成为盲人、成为聋子。对于我军来说，人民的不支持比敌人的围剿更为致命。

大别山人民为何会躲着我军呢？在革命老区，我军为何会那么困难呢？究其原因，就要从当年的苏区大屠杀说起了。

从1927年11月至1938年初的十年间，鄂豫皖苏区经历了国民党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和两次野蛮屠杀。除了大规模的围剿和屠杀外，他们以“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恶毒口号，滥杀无辜，血洗大别山。

在残酷的屠杀之下，青壮年男子都少见了，村里大多都是老人和妇女，许多老百姓躲在山上和湾子里。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当地建立了严密的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为了抹除人民的红色记忆，连苏区的名字都改了，用当时扫荡苏区的国民党将领刘峙、卫立煌的名字命名，如新店集改名为经扶县（刘峙的字），金寨改名为立煌县。

为了剿杀人民，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的各县乡成立“清乡委员会”和“清乡团”以巩固他们在当地的统治。这些“清乡委员会”和“清乡团”主要由在大革命中遭受工农力量冲击的地方豪绅地主组成。按照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乡团”。

对于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这群“还乡团”有着刻骨的仇恨。作为本地人，还乡团熟知当地的地情和民情，他们可以随意指认所谓的“共匪”，并且不用经过审讯，不用提供口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看你的样子像坏人”这样的臆断就可以随意处决苏区军民。正是这种随意的杀戮，鄂豫皖苏区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死人沟”、“无人区”和“万人坑”。大规模的屠杀使得鄂豫皖边区尸横遍野。

经过反复的血洗和政治洗脑，人民被反动派杀怕了，不敢再支持人民军队了。害怕人民军队一旦再次转移了，他们就将遭遇敌人最残酷的报复。

因此在大别山，刘邓大军进入了最危险的时期。桂系军阀、作为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亲自出马，建立了多个封锁线，将大别山区围得水泄不通。

阴险狡猾的白崇禧很清楚，刘邓大军善于打伏击战，若派大军贸然进入大别山区，恐怕会遭到埋伏。因此他决定从内部进行突破，即利用“清乡委员会”和“清乡团”，将地主、乡保长和革命叛徒组织起来，组成所谓的“小保队”。

小保队虽然是杂牌民团，但分布很广，成员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熟悉我军那一整套游击战术。他们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破旧衣服，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来看，完全看不出他是“小保队”。解放军在明，“小保队”在暗，让人防不胜防。

解放军人多时，小保队就躲着你，人少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搞你，把我们的人抓住，一般都活不了，手段还很残酷。

老战士杨锦华曾回忆：

“在大别山行军，战士们最怕掉队。大别山都是山路，拐弯多，草木也多。掉队两三百米，都有可能被小保队抓住杀掉。我们团有个战士，掉队掉了400米左右，被他们拉到树林里。我们只听到他叫了一声，等我们赶回去，人已经被杀死了。”

不仅如此，小保队还将毒手伸向了我军的伤员。按照我军的惯例，一般将伤员寄住在老乡家里。然而等我军大部队一走，潜伏在村庄里的小保队就会窜出来，逐屋地搜索我军的伤员，然后将他们杀掉。

因此战士们普遍有两怕，一怕负伤生病，二怕掉队。宁愿战死，也不能被小保队抓住，他们的手段实在是太残酷了。

除了屠杀我军战士之外，小保队还暗中威胁群众，让他们不敢和我军合作，不敢给我军担任向导，不给我们提供住处，也不敢给我们提供粮食。让我们的群众工作无法实施。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地方抓住一个小保队头子，要开群众公审大会。群众不赞成，怕土匪报复。群众的意见，让我们政府出了个公告，把他枪毙即可。但我们的同志不停，认为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应该公审，让群众们报仇出气。于是给群众开会，找诉苦人。费了好大的劲，找了20多个人。大会召开后，这个土匪头子在台上瞪着双眼，群众们都很害怕。好不容易催上去两个，一个老汉说：“你牵走了我的牛”。一个老太太说：“你杀了我的儿子”。其他的人说什么也不上来。准备诉的苦没有诉苦，要公审没人敢公审，也只有把他枪毙了事。当天夜里这个老太太全家被杀……”

因此我军的工作根本没法进展，我军为了组织基层工作，曾建立起“贫民团”。但不久后，很多“贫民团”的成员都被小保队拉去杀掉。到了后来，我们都不敢公开“贫民团”的成员了。

甚至有一次，连首长邓小平都差点遇险。

当时，邓小平正带着警卫员散步，一梭子弹突然从树林里打过来，从邓小平的头顶飞过，幸亏警卫员眼快手疾，奋起反击，才避免了这场重大事故。联想到最近发生的多起小保队偷袭我军政人员的事件，邓小平推测这肯定又是小保队的勾当。

在国民党的内外交侵之下，我们在大别山的地方工作可谓举步维艰。刚刚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受到了严重破坏，已经解放的30多座城镇相继沦入敌手，粮食弹药补给陷入了绝境。有些二野的老战士回忆，当时的情况比长征、西征还要苦。

部队能够筹措的粮食越来越少，大多是一些干果子和干菜叶，也只能筹一天吃一天。直属队的战士也有五六天未进一粒粮食，全部吃的是树叶，喝的是野菜汤。昨天饿倒两个，今天又饿倒两个。邓小平和战士一样，也是数日不得一饱。半月不见油盐，大锅饭断了顿，尚能坚持，可“小锅饭”断了顿，就要格外多一分煎熬。

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还有12万大军之众。然而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刘邓大军已经减员至6万多人。为了方便行动，我军将数十门大炮就地掩埋。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小保队的眼睛，他们很快就带领国民党将这些装备全部挖了出来。失去重装备，刘邓大军的攻坚能力大大受损。

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光和国民党正规部队周旋是不够的，必须把控好基层，将本地的土匪恶霸全部清除。因此邓小平命令六纵，必须尽快把方圆几百里的土匪消灭干净。

根据侦查，大别山的土匪主要集中于商城和麻城，而繁华的宋埠这是土匪们的老巢。我军进入大别山后，许多地主、土匪和恶霸都逃到了宋埠，他们带来的“小保队”多达2400多人，将周围地区搅得鸡犬不宁。

1947年12月3日，邓小平得知敌85师西移，宋埠空虚。于是他立即指示六纵，必须尽快占领，消灭当地的小保队。六纵政委杜义德当即命令肖永银带领十八旅和十七旅49团前往宋埠，并且再三嘱咐：

“这些小保队最可恶，不要使一人落网，要杀一杀他们的威风。”

肖永银得到命令后，立即带领部队连夜行军，悄悄地将宋埠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宋埠周围只有低矮的寨墙，攻下此地是相当容易的。但是夜黑风高，土匪很容易趁乱逃跑，因此肖永银决定，等到天亮再发动进攻。

天刚蒙蒙亮，肖永银便发动了攻击。我军首先用火炮轰塌寨墙，然后再全军杀入。经过短暂的交战，守军不堪一击，很快便放下了武器。肖永银立即清点俘虏和尸体，发现只消灭了200多人，还有2000多人不见踪影。

前文也说了，小保队穿着和普通百姓差不多的衣服，说着差不多的话，很难辨认。很显然，这群土匪已经隐藏在群众中。肖永银发誓，即使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于是肖永银将三个团长找来，把城区地图一摆，并且下令：

“守住城门，谁也不准出城，15岁至50岁的男子，见了就抓，通通关押起来。”

有人担心道：“这样会不会抓错人，违反群众纪律？”

“叫你抓就抓，出了问题我顶着。”

就这样，宋埠的成年男性公民被18旅带出了1万多人，城内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随后十八旅政工人员挨家挨户地登记门牌号码、家中人口的数量、姓名、年龄；而被十八旅集中起来的那些男人，也按照同样的方法逐一登记。

第二天中午，人口登记结束，两份花名册出来两相对照，凡是能对上号的，由家人领走；对不上号的，自然是匪。一清点正好是两千多人。

消息传到了野司，邓小平大笑道：“好个肖永银，点子不错，一下子端了麻城土匪的老窝了”。

就在这时，肖永银的电报来了：“这些土匪该如何处置？”这一问，竟把邓小平也难住了。

若是普通的国民党士兵，按照我军的规定，要么编入我军部队，要么就发路费，直接放了。然而这些土匪既不能收编，也不能放走。因为他们都是本地的土匪恶霸，无恶不作，本性难改，一旦编入部队，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如果将他们放了，等于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这帮人和我军、革命群众有着刻骨的仇恨。如若放走，必然重新落草为匪，与我为敌。况且他们被清理出来，对宋埠百姓恨之入骨，回头肯定报复，老百姓可就遭殃了。

经过再三考虑，邓小平发电：“排以上的土匪杀掉。”

然而排以上的小保队只有100多人，杀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邓小平最终决定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他拿起了笔，在“杀”字下面画了个圈。

宋埠消灭2000多名小保队，受到了刘邓首长的表扬，电报中称：

“你们主动于12月3日，全歼麻城县长以及保安大队，其意义不减于歼敌一个旅，特嘉奖并记功一次。”

李德生后来回忆说：“消灭宋埠之敌，对扭转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明白，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临时调来扫荡的，不可能长期驻留。若与已经在当地建立了政权的共产党为敌，迟早遭到铲除。而宋埠之战就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还不如留一条后路较好。”

宋埠之战后，国民党在大别山的基层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干过坏事的土匪、小保队纷纷向人民政府自首，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肖永银后来也感慨：“战争环境，有时候必须采取严酷的手段，我们至少不能带着几千个土匪打仗吧。”

正所谓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场残酷的斗争。邓小平坚决无比，把握住了乱世必须用重典的原则，从而做到了以杀止杀，让反动势力向人民投降。

小保队受到重创之后，我军正式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邓小平亲自出马，狠抓根据地建设，使得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新的局面。经过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内外配合，敌军90个旅被吸引到中原战场。为此，中央军委命令邓小平率主力转出大别山，统一指挥南线三军，在中原摆开大战场，与蒋军逐鹿中原之势已成。

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北上，与刘伯承会师。跨过淮河，邓小平深情地望着身后的大别山：“我们仍然是大别山兵团。”良久，他抚摸着手上的拐杖对身后的警卫员说：“这个不用了，从今以后，我们要大步前进，中国革命从此要大步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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