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之战的时间(一场风度翩翩的战争耗尽了晋楚的战争动力)

话说城濮之战拉开了晋楚争霸的序幕后,楚国除了庄王时代曾全面压制过晋国之外就再无战略层面上的胜利,甚至三番五次被攻入本土。但专属于湖南的“霸蛮”特质依然支撑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向中原发起潮水般的冲击,直至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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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双方的第三次大规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其实离楚庄王问鼎中原不过二十余年,未来数十年两国也依旧处在对抗状态,然而却再无大规模战事,如果算上后来的弭兵会盟,大半个世纪内都只能算是在对峙。

那么,到底是楚军败得太惨,还是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将时间拨回到公元前6世纪前期,我们会发现春秋的主题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尊王攘夷”到胜者为霸

曾经猖獗一时的中原蛮夷在齐桓晋文两代雄主的努力下多数被填了牙缝,剩下的比如中山国也在无力对礼乐集团形成冲击,于是楚国的“蛮夷”血统让他们成为了最合适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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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互殴持续百年

前两个回合交锋中,尝遍人间冷暖的晋文公借助当年恩主楚成王的肩膀在城濮走上人生巅峰,而楚庄王在邲之战的精彩反击则是替筚路蓝缕的先祖们出了一口恶气。而两仗下来大家都惊讶地发现,所谓霸主原来只要击败对方就可以了,虽然这比“攘夷”要艰难得多。

然而,双方却都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

晋国的麻烦在于日益强势的卿大夫们,自晋献公“尽逐群公子”并明文规定直系公族不得逗留国内后,卿大夫很“恰当”的补充了空缺。纵观晋国历史,昏君们都逃不过被“弑”的宿命,少不得还有一身后人都不敢相信的黑锅;而明主或许能够如臂指使,却依旧压制不住卿族势力的膨胀。

楚国的问题则在于楚庄王接受了王孙满“江山在德不在鼎”的指导之后将礼乐教育奉为了国策,一时间楚国上下不再以“我蛮夷也”为傲,开始接受曾经不屑一顾的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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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的气质已经悄然变化

当然,对于民族大融合而言这是件好事,但楚国的综合国力一直差了对手一大截,之所以被引为心腹大患全然在于蛮夷的气质和战争动员能力,而礼乐的深入骨髓对于一个将饮马黄河作为最大志向的国家是一种伤害。

但双方还是打得起来的:明争暗斗的晋国庙堂唯独在面对楚国时同仇敌忾,因为对面是个砸饭碗的主,诸侯不来进贡将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楚国还处于转型阶段,章华台的奢靡之风尚未泯灭楚人好斗的天性,北方的花花世界对他们依旧有致命的诱惑力。

所以,公元前579年第一次“弭兵会盟”达成的协议很快变成了手纸一张,回荡在双方脑海里的只有四个字:

凭什么吧?!

双方实力对比

此时的晋侯是一个叫姬州蒲的倒霉蛋,作为谥号“厉”的拥有者之一,笔者在史册上没有找到他有损霸主之名的举动,如果有,那就是对卿大夫下手不够狠而被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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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从来不缺人才

从纸面上看,晋国的朝堂依旧如同文公时代一样人才济济,比如主帅(中军将)栾书就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战略指挥家,而时任下军佐的智罃则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智武子,“晋悼公复霸”的首席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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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臣不惜以家族被连根拔起为代价带着春秋四大美女之一的夏姬私奔到晋国

而楚国的共王则没这么幸运,早在公元前590年(继位当年)仅有十岁的他压不住国内大臣的互殴,导致了一起严重的“楚才晋用”事件:巫臣叛逃并亲自出使吴国教以战争要义来对付老东家。

想着吴王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自己的菊花,楚国上下的心头都升起一阵恶寒,北上的气势也为之一弱。与此同时他们赖以压制晋国的盟友秦国在公元前578年的麻遂之战中被打成了偏瘫,此消彼长之下,“秦、狄、齐”三强俯首的晋国优势非常明显。


后人提及鄢陵之战莫过于春秋的翩翩风度,笔者亦深以为然,但战场并不是模特大赛,还是要真刀真枪来干的。

起因和遭遇

战事的起因要么是楚国围宋,要么是晋国攻郑,这次也不例外,在郑国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朝晋暮楚”操作之后,公元前575年春,晋人再次浩浩荡荡的包围了反复无常的郑国。

随后,楚共王以司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统领三军迅速北上,援救郑国,双方于农历六月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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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遭遇战

晋军内部跟城濮之前一样对于是战是和出现了一些分歧,好在很快统一了意见,真正嗷嗷叫的是楚人:为了赶在齐鲁卫援军抵达战场之前解决战斗,楚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农历六月二十九这个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发凌晨利用浓雾作为掩护,迅速迫近了晋军大营。

如梦初醒的晋人发现一个大麻烦,营前的泥沼导致他们兵车无法出营列阵,故而中军将栾书主张先避其锋芒,固营坚守,待诸侯援军到达,以优势兵力转取攻势,乘楚军后退而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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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陈不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次一锤定音的是新军将郤至,他敏锐地指出了楚军的不足:将领失和、老旧不调,兼之郑军列队不齐,蛮军不懂阵法,加之会日不好;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郑军列阵不整;随楚出征的蛮军不懂得阵法;楚军晦日布阵的不吉利和楚军整体面貌的混乱,是为“必克之”的天赐良机。

既然如此,那就战吧!

风度翩翩的战场

不同于城濮的埋伏和诈败并起,鄢陵之战是一场毫无花哨的硬仗,甚至颇有几分“义战”的味道。

潘尫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

养由基和党(人名)都是春秋著名的神射手,他们不光有准头,还能够一口气射透七重重甲,丝毫不逊于后世的李广。但这样可充当战略威慑的狙击手并没有得到楚共王的欣赏,反而认为他们有辱国体,并诅咒他们迟早将死于技艺(死艺)。

如此一来二人的弓箭自然是被没收了,但是凭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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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楚王的顾虑很独特:万一这两人不小心狙杀了对面的晋侯和中军将,我们岂不是要胜之不武而遭人耻笑?

可惜对面的晋将吕錡没有这样的觉悟,他射瞎了楚共王的一只眼睛,年轻(时年二十五岁)帅气的君王变成胡克船长,但他并没有恼羞成怒。

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錡,中项,伏弢。以一矢覆命。

楚王赐给养由基两支箭并命他还击,后者一箭轻松完成了使命,随后恭恭敬敬地将剩下的一支还给了楚王,以示不再用。

这是春秋“不更射,为鄙”的原则,意思是要有来有往,不能连射,够本就行了。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晋国的第八号人物(新军佐)郤至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了春秋的“贵族范”,他三次遇见了楚共王的亲兵都脱下头盔退避开来,以示尊敬,楚共王也很欣赏对手的风度,派臣下给他送去一张弓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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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至怎么做的呢?他恭恭敬敬地脱去盔甲并告知使者:您的外臣郤至现在奉君王的命令与您作战,先前由于着甲而不能全礼,承蒙您的慰问,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只好对您的使者行礼了。随后鞠了三个躬之后就走了。

无独有偶,这边君臣相知,那边两位惺惺相惜的大将也在不慌不忙地叙旧。

栾鍼见子重之旌,请曰:「... ...今两国治戎... ...请摄饮焉。」公许之。

栾鍼告诉晋厉公,我跟对面的子重有点交情,今天两国交兵虽不能开怀畅饮,但礼数还是要尽的,请您派人替我向子重将军敬酒,对面的子重也不含糊,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并向对手回礼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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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争夺胜负为目的的战场上,双方都展现了优雅的一面,这在遥远的过去或许是惯例,但在今人看来却很难理解,其实这是另一层面的战斗:全力争胜不假,但更要赢得漂亮、合理和高贵,甚至可以说风度要大于胜负。

而这些今天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礼仪其实是一个阶层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一如宋襄公的“愚蠢”。

楚王的无奈

言归正传,战场并不会因为礼仪是否到位而倾斜,双方从早上激战到黄昏也未能分出胜负,楚军一如既往地将精锐置于中军,而晋国则将主力部于两侧,试图通过击溃楚国的仆从军来完成战略包围。

到了下午,左翼的郑国军队撑不住了,出现了“晋韩厥从郑伯”的追击画面,车夫说郑文公的御者一个劲地回头看,想必注意力不在马上,我们要不要赶上去?韩厥则认为“不可以再辱国君”而停了下来;随后郤至也赶了上来,他的车夫建议从从小道追击,郤至则以“伤国君有刑(受到刑罚)”也停止了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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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大夫虽有心放郑文公一马,但郑人始终是败了,随即战场中央的楚军压力陡增且连连败退(楚师薄于险),连狙击手养由基都重新拿起了弓箭,却依旧没有挽回局面,楚国的公子茂还当了俘虏,好在黄昏降临,双方才各自鸣金收兵。

暂时的挫败并没有让楚军丧失斗志,他们在主将子反的带领下视察伤情、补充军械并陈列车马,部队也令行禁止,毫无败像,大有明日再战三百回合的气势。

反观晋军在探知消息后七上八下,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损招:在下达一模一样的命令之后将白天俘虏的楚国士兵放了回去。

得到消息的楚共王立刻召集子反商量对策,但使者却带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坏消息:

大将军子反竟然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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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上说献酒之人叫做“谷阳”,并无提及是楚人或者晋国奸细,但这个对于楚王并不重要,想到自己带着伤痛打了一整天,臣下却没心没肺地饮酒作乐,居然还喝高了。

就跟先祖楚成王在城濮时一样,涌现在楚共王心头的是“天意”二字,不同则在于前者是因为看到晋文公的气数,而他却不得不面对臣下的无能和荒唐。

走吧走吧,留下来又能怎样呢?

心灰意冷的楚共王带着部队趁着夜色匆匆逃离(宵遁),踌躇满志的晋人在楚军营地敞开吃喝了三天(晋入楚军,三日谷),一时间仿佛霸业重现。


鄢陵之战,楚师徒未大崩,楚子伤目而退,故指事而言也,言楚子身败,非师败也,故言楚子败绩。--《春秋左传正义》

奇怪的是,后人多认为除了楚共王的一只眼睛之外,晋国在外交或战场上的胜利果实远不如城濮当年。

反思:图个啥吧?

按照前两次的惯例,KO对手的一方几乎是直接修建筑土登台宣示霸业,周天子的冷猪肉(胙肉)和诸侯的捧场都将纷至沓来,但这次好像啥都没看到,反而中原地区又经历了一轮鸡飞狗跳的混战。

诸侯联军先攻郑国,后伐陈蔡,顺路还绑架了曹成公,随后郑国反杀击溃了晋国以外的诸侯联军,会盟一事随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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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之战作为晋楚争霸的第三回合,胜者没当成霸主,而败者也没吃什么大亏,双方都在反思:如此大动干戈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对于晋国而言,难道真的是为了替中原诸侯主持公道吗?当年晋文公是先收诸侯之心才参与的战场争衡,而此刻混乱的中原昭示了晋国控制力的消退,是时候想想为什么了。

楚人在庄王之后再无胜利,每次都被狡猾的晋人揍得灰头土脸,这样的战争是否还有意义?

诸侯们也慢慢觉得,霸主也是要收保护费的,谁当都不过“照样交粮纳税”而已,反倒是战争的反复蹂躏令他们苦不堪言。

思考的后果就是先别打了,然而闲下来的诸侯们又很快都憋出了毛病。

殊途同归的萎靡

晋侯将伐郑,范文子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

早在大战之前,号称“智囊”的范文子(士燮)就告诉晋侯,诸侯的背叛是件好事,反之如果只有郑国背叛的话,忧患马上就要来了,甚至主张通过避楚国锋芒来缓解晋国的麻烦。

那么,晋国的忧患到底是什么呢?范文子又说了一句“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即晋国要是不出内乱那就是烧高香了。

当然,谁都没有把这个老头的神神叨叨放在心上,可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很快得到了应验:主持东方诸侯事务的大夫郤犫收受贿赂后在晋厉公面前毁谤鲁成公,直接阻断了两位国君的会盟;而之前战场上的翩翩君子郤至突然变得飞扬跋扈,甚至被单襄公预言了其横死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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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屡次血流成河说明了君臣之间的确“八字不合”

很明显,晋国内部的裂痕并没有因为一场胜利而得到弥补,反而在威胁消除之后肆无忌惮起来,鄢陵战场上的风度也被抛之脑后:第二年晋厉公围杀三郤(郤锜、郤犨、郤至)并囚禁栾书和中行偃,却因为“一朝而尸三卿”莫名伤感而对后者网开一面,厉公被“弑”后经过再次乱成一团,晋国也丧失了解决卿大夫问题的最佳机会。

讲真,很难想象这群杀来杀去的家伙在一年前曾是战场上过命的兄弟和君臣,可见晋国由来已久的“小春秋”化趋势已经根深蒂固,根本不是君王是否强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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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倒是消停了下来,他们拥抱礼乐而逐渐变得优雅,每次政权交接时的血雨腥风也逐渐淡去,精力都用在了修建章华台这样的里子工程之上。随后晋悼公的“三驾疲楚”战略令楚军连年疲于奔命,加之吴国的崛起和骚扰,他们彻底丧失了北上的精力。

总之,后人就再也见不到晋楚争霸的鼓角争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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