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大难不死有哪三个因素（刘缙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

本文原刊于《周易研究》2019年第2期，感谢刘缙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摘要：南宋初年，朱震在《汉上易传》中提出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鉴于朱震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此说更易于广泛传播，遂成学界定论。但经考究发现，其实陈抟、种放和穆修三人之间并不存在师承关系，此谱系实来源于邵雍之子邵伯温的刻意创造。由于北宋后期存在着对邵雍师承的质疑之声，因此邵伯温初创此说，其本意是为乃父的学术渊源进行辩解。尔后再经晁说之的补充与完善，最终由朱震构建了完整的北宋先天易学师承体系。

关键词：陈抟；邵雍；先天易学；师承

作者简介：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南宋绍兴六年（1136），易学家朱震在向宋高宗所上的《汉上易传表》中讲道：“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①]在这段文字中，朱震构建了北宋先天易学的师承谱系（以下简称“朱震说”）：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而由于朱震“经学深醇”，在当时是很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②]鉴于他的学识与地位，此说很快就传播开去，并逐渐为当时思想界接受和重视。

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论及邵雍学术的师承，就已经引用了朱震之说。[③]之后，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对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和穆修的《穆参军集》做注解时，也采纳了朱震对邵、穆二人师承的说法。[④]及至南宋末年王应麟的《玉海》[⑤]和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⑥]，更是全盘接受了朱震之说。

此外，南宋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胡宏[⑦]、魏了翁[⑧]、方大琮[⑨]，乃至朱熹[⑩]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谈及《先天图》的传授，大都因袭了朱震之说。至清代黄宗羲等人编纂《宋元学案》，对《先天图》传授次序也认同了朱震之说，[11]使此说作为“信史”的地位更加稳固。

正是因为自南宋以来“朱震说”的旺盛学术影响力，在当代关于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代表性论著中，众多学者也对此说深信不疑。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关于邵雍的思想来源，就认为朱震之说比较可信。[12]台湾著名学者劳思认为“邵氏之学，实出于陈希夷，而以《先天图》为主。”[13]对朱震之说也持赞同态度。韦政通先生讲到邵雍之《先天图》与陈抟虽有不同，但据朱震之说，“他们之间确有源流的关系”。[14]而林忠军先生在肯定了朱震之说的基础上，进而认为“宋代的象数易学发端于道家陈抟”，并开启了宋代的图书之学。[15]朱伯昆先生尽管觉得朱震对《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三支易学传授谱系的说法“未必皆为事实”，但邵雍之先天易学，“即后来朱震所说的，来于陈抟的系统。”实际上是认同朱震关于《先天图》传授的说法。[16]

然而令人感到费解的是，朱震所言及这一谱系，在《宋史》的陈抟、种放、穆修、邵雍与李之才等五人本传中，仅见于《李之才传》：“李之才字挺之……师河南穆修……时苏舜钦辈亦从（穆）修学《易》，其专授之者惟（李）之才尔。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陈抟，源流最远，其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17]《邵雍传》中倒是记载了邵雍拜李之才为师的事件，然而述及李之才的师承，仅仅讲道：“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连穆修都未提及。[18]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抟、种放与穆修，《宋史》之三人本传，并无一言述及于此。即便《朱震传》中，史官也只是对朱震在《汉上易传》中的表述进行转引，且评价道：“其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19]

那么，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有关先天易学师承的表述究竟从何而来，此说是否可信呢？上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已经指出：“康节之学，原本穆修无可疑。至上推希夷，已嫌渺茫。”其实对朱震之说已经有所怀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钱先生的论述还显不足。[20]当代学术界或关注陈抟和邵雍的易学思想，[21]或对《太极图》的源流有较多讨论，[22]然对于《先天图》的传授及北宋先天易学师承的真实性与否，则关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拟此进行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朱震说”的来源

朱震在《汉上易传》中提出来的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涉及到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及邵雍等五人，但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将陈抟和种放归入《隐逸传》，穆修属《文苑传》，李之才被列入《儒林传》，邵雍则入《道学传》。按照朱震的说法，相互间存在师承关系的五人，其传记反而分属不同类型。与之相对的是，理学之师承，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黄榦等人均入《道学传》，[23]并未出现上述陈抟等人的现象。

那究竟是何种原因，将本来很难发生联系的五个人，最终组合成了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呢？这是不是朱震首创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对“朱震说”的来源进行探究和分析。

（一）《宋史·李之才传》与“朱震说”系出同源

前文已述，绍兴六年（1136）朱震提出的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仅在《宋史·李之才传》有相似记载。从时间上考量，《宋史》修成于元末至正五年（1345），[24]成书时间要晚于朱震的《汉上易传表》，似乎《宋史·李之才传》因袭了朱震的说法。其实不然，从史源上考察，《宋史·李之才传》与朱震之说很可能系出同源。

主要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晁说之，鉴于“康节邵先生之学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25]所以在他的《景迂生集》中，有《李挺之传》一篇，记载了李挺之的生平事迹（李之才字挺之），并提出“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的易学师承序列。[26]

至于晁说之《李挺之传》的成书时间，也可考证之。晁说之在《李挺之传》中有“嵩隐晁说之”之语，[27]据《晁说之年谱》，晁说之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至崇宁五年（1106）间隐居于嵩山，[28]因而《李挺之传》当作于这一时期。在写作时间上，晁说之的《李挺之传》要远远早于《宋史》。再仔细检视叙事内容，可以发现《宋史·李之才传》与《李挺之传》有高度相似性。所以我们判断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很可能参考晁说之的《李挺之传》，最终完成了《宋史·李之才传》。

既然《李挺之传》作于北宋后期，在时代上要早于朱震的《汉上易传表》，因此可以认为朱震之说并非他的首创，他参考《李挺之传》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看来，《宋史·李之才传》与朱震关于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记载，其实都是得自晁说之，二者系出同源。

然而，邵雍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29]邵雍在世之时，晁说之并未从邵雍学《易》，晁说之有关李之才生平事迹得自何人呢？晁氏在《太极传后序》中自叙云：“绍圣戊寅……自是入洛，与先生之子伯温游，得先生之遗编残稿，实而藏之。”[30]本段自述讲到晁说之于“绍圣戊寅（即绍圣五年，1098）”正式接触到了邵雍之子邵伯温，与其交好，并得到了邵雍部分遗作，因此，晁说之写作《李挺之传》的素材当来自于邵伯温。

如此，我们就会有疑问，邵伯温为什么自己不对乃父邵雍的师承进行阐述，转而要借晁说之之手呢？其实，邵伯温曾经在《易学辨惑》中创建过邵雍的师承。

（二）《易学辨惑》对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构建

邵伯温因其父邵雍“名重一时”，由此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31]在当时也是名士。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对乃父师承体系的解释为：“先君（邵雍）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挺之之师即穆修也”，“（穆修）师事华山处士陈抟图南，而传其学。”[32]此处邵伯温直言穆修之《易》得之于陈抟，至于种放，“明逸亦传其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分属于另外一支师承系统，与穆修并无直接联系。

然而陈抟卒于北宋端拱二年（989），[33]穆修则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34]陈抟卒时，穆修仅仅十岁，尚为幼童，如何能“师事”陈抟学《易》？可见，邵伯温建立的这一师承体系缺陷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基本认定邵伯温提出的“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师承体系纯属邵伯温个人伪造，不足为信。那邵伯温为什么要杜撰这一谱系呢？首先，我们要考察邵伯温写作《易学辨惑》的动机。

邵伯温在《易学辨惑》的开篇即言：“沈存中《笔谈》象数一篇”云云，他认为沈括书中有关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内容皆属虚妄，令他“惧世之士大夫但见存中（沈括）所记有所惑也”，所以他才会写作《易学辨惑》，“乃作辩惑”。从《易学辨惑》的整体内容来看，邵伯温是以邵雍为中心，对邵雍的师承、弟子和事迹进行了详细阐述，出发点实质上还是为了凸显其父邵雍在当时的学术地位。[35]

至于邵伯温写作《易学辨惑》的大致时间，也可考之。《辩惑》中引用的沈括论先天易学之事，此段记载并见于今本《梦溪笔谈》。[36]以此判断，邵伯温写作《易学辨惑》的时间肯定要晚于《梦溪笔谈》的刊刻时间。据胡道静先生考证，《梦溪笔谈》大部是在元祐三年（1088）后成书，其书也许在沈括“身前镂板流传了”。[37]沈括卒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也就说在元祐末年或者绍圣初年，《梦溪笔谈》的刻本即已流传。据此推断，邵伯温的《易学辨惑》成书当在《梦溪笔谈》刊刻之后，约在宋哲宗绍圣年间，时间上又早于晁说之作于宋徽宗崇宁年间的《李挺之传》。

正是由于《梦溪笔谈》的刊布，书中有关先天易学的内容，令邵伯温觉得有必要进行“辩惑”，促使他完成了《易学辨惑》。但是，邵伯温在当时急于为其父辩护，考虑不周，因此他仓促间构建的陈抟直至邵雍的师承谱系存在明显漏洞。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有关“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书写进行时间上的排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朱震之说并非来源于他的首创，最初缘于邵雍之子邵伯温的努力。但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创建的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由于自身有破绽，在当时认知度不高、流传不广。此后，邵伯温向晁说之提供了相关素材，晁说之据此在《李挺之传》中将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最终修订，完成，并在南宋初年经由朱震向宋高宗所上的《汉上易传表》传播开来，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然而，另一个疑问出现了：邵伯温为什么要构建其父的师承谱系呢？这又和北宋时期关于邵雍师承的记述有密切联系。

（三）“朱震说”之外有关邵雍师承的记载

后世对邵雍的师承，普遍接受了自陈抟而始的说法，究其原因，实质上主要是受到“朱震说”的影响。[38]然而笔者通过仔细检视宋代史料，发现越接近邵雍生活时代的文献，就越找不到“朱震说”的痕迹。

1.张崏、程颢说

《宋史·邵雍传》中记载了邵雍拜李之才为师的事件，并提到：“之才之传，远有端绪”，[39]这里明确说明了邵雍的老师是李之才，然而述及李之才的师承，只是用了“远有端绪”一词。程颢在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所作《邵尧夫先生墓志铭》中论及邵雍师承，“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40]也只是将邵雍的师承上推到了穆修，但再往前也同样用“远有端绪”来概况。[41]即便是被邵伯温形容为“少从先君学”、“师事先生（邵雍）二十年”的张崏，[42]在其所作《康节先生行状略》中，表述内容与程颢大致相同，“先生少事北海李志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所传，未之详也。”认为穆修的师承已经无法得知其详。[43]

所以说，如果当时程颢等人对于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有清晰认识，当不会不论及种放、陈抟。据此，我们可推断，至迟在程颢这个时代，邵雍的师承最远上溯至穆修，还没有加入“种放”与“陈抟”二人。

2.张耒说

生活年代略晚于邵雍的张耒，认为有关邵雍的师承有两种说法，“或言雍此学无所从授，而心自得也”，另外一种说法是邵雍之母是江邻几家中婢女，“婢携江氏家书数编来邵氏，雍取而读之，乃得此学”。[44]从张耒的记载来看，邵雍的学术可以说没有什么师承，如果是第二种说法，甚至还有些不光彩。目前，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张耒的说法是否正确，然张耒是北宋后期文坛名士，“苏门四学士”之一，[45]他既然有此看法，至少说明在当时，有关邵雍的师承，在社会上很可能存在一些非议。

3.谢良佐说

“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46]在《晁以道传易堂记后序》称邵雍“师承颇异”，其父邵古曾经与胡宿于庐山“从隐者老浮图游……因同受《易》书”，邵雍之易学承袭自乃父，[47]这个看法同样对邵雍的师承有所贬低。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我们可以发现，与邵雍交往甚密的程颢或者邵雍的弟子张崏，在论及邵雍的师承，都是上溯至穆修即止，且没有诋毁之言。而在邵雍没后，张耒和谢良佐对邵雍师承的描述，则有刻意抹黑之嫌。[48]再加上邵雍的弟子王豫和张崏早死，“其学卒无所传”，其子邵伯温对邵雍之学又是“不得而知也”。这就迫使邵伯温不得不另辟蹊径，对其父的师承进行一定程度的“创造”，以突出“我先君易学微妙玄深”的境界。[49]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创建了先天易学自“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的师承谱系。然而由于邵伯温创建这个谱系时考虑不周，因此本谱系存在年代上的疏漏。后经晁说之修改，将原本是另外一枝传“易”系统的种放加入，形成了“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的谱系，形成了后世熟知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此谱系最终被朱震采纳，写入《汉上易传表》，并进呈宋高宗之后，此说遂成定论。尽管后世学界对陈抟是否一并传下《太极图》《河图》《洛书》等事颇有争论，然对陈抟传《先天图》一事深信不疑。其实考诸史籍，朱震此说漏洞明显，尤其是由陈抟至穆修的师承完全无法得到证实。

二、有关陈抟、种放与穆修三人师承关系的疑问

陈抟其人，在五代宋初颇有名望，先后受到后周世宗和宋太宗的召见。[50]种放是北宋著名隐士，颇受宋真宗的崇信。[51]穆修尽管仕宦不显，“于是时独以古文称”。[52]也被认为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不过，《宋史》本传中，这三个人之间未见交集。

《宋史》中陈抟和种放虽然同被归入《隐逸传》，且种放的传记紧接陈抟之后，但并无有记载他俩之间师承关系的相关史料，^[53]《穆修传》中没有谈及穆修以种放为师的记载，只是讲道：“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54]因此，如果说《宋史》陈抟、种放或穆修的本传中，其中某一人之传记对三人师承的失载，可能是疏漏所致，然而三人的传记全然未提及此事，这恐怕不简单的是漏记的原因。

（一）陈抟与种放所谓师承的考辨

宋代文献中，除《宋史》陈抟本传之外，其余有关陈抟的史料可谓丰富，但多出自笔记小说，内容属传说故事，真实性还有待考量。而《宋史》虽成书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55]叙事可信度较高，且就《宋史·陈抟传》来说，成书时间是其实很早，对陈抟的记载也没有掺杂后世笔记小说中太多的虚妄之言。

1.《宋史·陈抟传》的大致成书年代

宋太宗时，名臣杨亿的《杨文公谈苑》中，对陈抟事迹就有记述，观其内容，与《宋史》陈抟本传的叙事基本类似。[56]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张方平的《华山重修云台观记》，讲到自己“庆历初，某领史官，尝阅国书，见抟本传云”，仔细检阅张氏所记，与《宋史》陈抟本传内容也大致相同，“此皆旧史之文也。”[57]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宋史·陈抟传》至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已完成，是有关陈抟事迹较早的文献记载之一。之后，曾巩的《隆平集》对陈抟的描述，很明显就是对国史中陈抟传记的删削而成。[58]这说明，陈抟的事迹在北宋官方记载中的流传有序，并无太多演义的成分掺杂进去。

正是在《宋史》陈抟本传中，我们丝毫找不到有关陈抟传《易》于种放的任何记载，同样，在《种放传》中，也没有种放曾经求学于陈抟的记述。[59]即便是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武元亨撰写的《希夷先生传》，[60]以及约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庞觉所写《希夷先生传》，[61]这两部由道士撰写并掺杂了大量传说故事的陈抟传记，也没有陈抟与种放之间存在师承的记载。

至于陈抟的弟子，《宋史》陈抟的本传中仅记其有弟子贾德昇。[62]《渑水燕谈录》说田告曾经“学诗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诗评》授之，故诗尤清丽。”[63]南宋孝宗时人贠兴宗记述其先祖贠延曾经求学于陈抟，“图南者，高世士，所谓希夷先生者也。”并称陈抟“草芥视诸公贵人者”。贠延在向陈抟告别时，陈抟赠其一书，“是不三世，子孙其殆有兴者，兴则衣冠世鼎鼎矣。”[64]

既然《宋史》陈抟本传的成书大致不晚于宋仁宗年间——甚至可能会更早，那么说明在此时期，陈抟与种放二人间的所谓师承关系是不存在的，有关他们之间师承的记载，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来源于后世笔记小说的可以塑造。

2.陈抟与种放师承关系的发端

大约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年间的《湘山野录》，述及陈抟与种放的交往事迹，不过内容仅是“种隐君少时与弟汶往拜陈希夷抟”，陈抟未卜先知以及“屈指以三语授之曰：‘子贵为帝友，而无科名，晩为权贵所陷。’”等预测之语，“种又乞素履之术，陈曰：‘子若寡欲，可满其数。’”，并没有提及种放学《易》于陈抟。[65]而《玉壶清话》中对此事的表述略有不同：“先生（陈抟）有高识，尝戒门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进取，迹动天阙，名驰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之。戒之！’”[66]以此观之，种放为陈抟之“门人”，二人似乎为师生关系。

此后，大致成书于宋哲宗元祐年间的《东轩笔录》，也讲到了陈抟对种放人生的预测，“放不怿而去”，然而最终还是“竟如抟之相也。”[67]再稍晚在绍圣年间成书的《渑水燕谈录》，记载了陈抟对种放的人生预测：“此去逢豹则止，他日当处于众人。”最终是“皆符其言。”[68]这些史籍虽然大量叙述了陈抟与种放之间的故事，叙事目的是为了突出陈抟“前知”的能力，但大多没有涉及二人之间存在师承关系。

至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将以上诸书的内容几乎全部吸纳到己书中，并且又有发挥，既有“希夷为明逸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一事，也有“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学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之语。[69]邵伯温通过自己的手笔，将本来只是说明陈抟善相的叙事，落实到了“希夷之学”，并指出种放是陈抟的传人。为自己《易学辨惑》中提出的种放传陈抟之学提供“佐证”。

于是，在晁说之的《李挺之传》中，正式将种放作为陈抟的传人，纳入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确立了陈抟和种放之间的师承关系。不过，从现存史料来看，晁说之的说法提出后，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70]还是朱震在《汉上易传表》中的表述，才使这种提法从“一家之言”成为后世公认的事实、信史，可以说也是对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一次成功创造。

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是种放与穆修之间的师承关系，其实二者间的所谓师承更加脆弱，完全经不住对史料的考验。

（二）种放与穆修间完全不存在师承关系

前文已述，在邵雍的《墓志铭》和《行状》中，至多能将邵雍的师承前推至穆修。穆修其人，“于是时独以古文称”，然而终“穷死”，在当时并非显宦。《宋史》穆修本传的篇幅也很有限，而且直至其没后十余年，祖无择才将他的诗文结集。[71]《东都事略》倒是记载穆修“师事陈抟，而传其易学。”[72]然而《东都事略》成书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王稱所言穆修“师事陈抟”，很可能受到了邵伯温、朱震等人说法的影响。那么，现在的疑问就是：种放和穆修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吗？

种放隐居在终南山豹林谷后，“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73]且规模不小，“四方从学者几百人”，[74]《宋史》中明确记载曾经从学于种放的有：①“初肄业锦屏山，后从种放于终南山”的陈尧佐；[75]②“少从种放学于终南山”的杨偕；[76]③“少师事种放，与魏野友善。”的薛田；[77]④“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的高弁；[78]⑤“闻种放隐终南山，乃筑室豹林谷，从放受业。”的高怿；[79]⑥“亦师事种放。”的韩退。 [80]再加上笔记中记载的一些人物，如刘槩，“少师种放”；[81]张荷，“入终南，师事种放”；[82]李迪，“为学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83]

但是，穆修曾从学于种放的记载，除去晁说之《李挺之传》，笔者再未见到相关记载。郭鹏先生认为穆修的青年时期“活动于汴洛一带，他学于种放，当亦在此一时期”。穆修“晚年还与李之才一起参校柳文。”[84]然考之《宋史》及相关史籍，完全找不到郭文所言的内容。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先预设了朱震所言师承谱系的合理性，然后再去证明这个合理性。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发现其实穆修从学于种放的说法本身就存在疑问。

《宋史·文苑传》本之宋代国史，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85]穆修的本传完全没有提及与种放的师承关系，同样，种放本传也没有相关叙述。且就笔者所见北宋文献，并未有谈及种、穆二人的师承。因此从现存史料来看，我们无法肯定穆修曾经从学于种放，既然这种可能性不存在，那么有关二者间师承的论断也就难以立足。种放传先天易学于穆修的说法，极有可能是晁说之的“发明”，再经朱震广为宣扬，最终成为“信史”。那么，晁、朱等人为什么选择种放作为穆修的老师呢？

其实看看穆修和李之才的事迹，也可发现端倪。穆修虽然“以古文称”，然“穷死”；李之才则是寂寂无闻，“少知挺之者”。邵雍的师承如果仅仅从这二人论起，恐怕影响力必然不高。所以，需要将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推至“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86]再至宋太宗评价为：“雅有神仙之态，蔚为高尚之人。”的陈抟。[87]这种形式的先天易学师承谱系，才是朱震等人终极目标。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实属伪造，实质是经过邵伯温、晁说之和朱震等人的不断层累、塑造，才最终形成。这里，我们又出现了一个疑问，邵伯温等人为什么要选择陈抟作为北宋先天易学的源头呢？

三、为什么是陈抟

邵雍有诗《观陈希夷先生真及墨迹》，其中写道：“未见希夷真，未见希夷迹。止闻希夷名，希夷心未识。”[88]从此诗中可以看到，实质上邵雍在见到陈抟的墨迹之前，对陈抟基本一无所知。如果说邵雍的先天之学自陈抟而来，那么邵雍怎么能够会有此反应呢？

所以说，“邵雍之学来源于陈抟”这个命题几乎完全来自于邵伯温的创造。邵伯温为此更是不遗余力，他甚至记载穆修曾经对富弼的科举进行了成功的预测——这条史料仅见于邵伯温所著的《邵氏闻见录》。[89]但是，邵伯温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对先天易学的师承进行整体构建，他的终极目的是要突出邵雍的地位。

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中写道：“世以先生（陈抟）为神仙，善人伦风鉴，浅矣。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之细者）”。[90]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其实邵氏真实的意图是要把乃父邵雍的师承上推至陈抟，只有邵雍才“传其道”。如此，我们就会有疑问：邵伯温为什么要选择陈抟呢？

（一）陈抟的“善相”与“前知”

依据宋代公私书目的著录情况来看，宋时陈抟流传最广的作品是《人伦风鉴》。《宋史》把此书列入五行类，^[91]《通志》亦然，与《相法》等类书共同排列，^[92]《直斋书录解题》也列入“形法类”，与众多相术书并列。^[93]因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书的内容是谈“相法”的，在宋时颇为流行，“今有《人伦风鉴》行于世，后人集先生之言以为书也。”^[94]而且，从宋代大量有关陈抟的故事来看，陈抟在当时的确以“善相”而著称。

1.预测国家大事

在宋人印象中，陈抟对国家大事多有准确预测，精于“前知”。魏泰记载陈抟在五代时，“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革命，则嚬蹙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当他听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曰：‘天下这回定迭也。’”判定五代更迭的乱世及将终结，而这种认识正来源于陈抟的预知能力，“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95]邵伯温则讲道：“（陈抟）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96]也指明陈抟已经预测到五代乱世的结束。

武元亨的《希夷先生传》中记述：“上欲征河东，先生（陈抟）请姑待。军已兴，不克下。其再对也，言：‘天下一统矣’果执刘继元，平并州。”^[97]这里指出，陈抟精准预测了宋太宗讨伐北汉的过程与结果。

同时，据说陈抟的“善相”对北宋皇位继承也有重要影响。宋太宗因为对立太子之事举棋不定，“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陈抟遍相诸王后，向宋太宗回复道：“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他认为寿王的仆从“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矣。”“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之后，“皆如抟之相也。”^[98]可见，连册立太子这样的国家大事，陈抟的“善相”也有着决定性作用。

此外，《五行志》还记载有陈抟对宋代经济大事的预知：“宋初，陈抟有纸钱使不行之说，时天下惟用铜钱，莫喻此旨。”后文论述南宋末年关子之事，并指明陈抟在二百余年之前已经预测到了这种状况。^[99]

2.相面知人、预测前程

除去预测国家大事之外，陈抟对个人前途也有精确“前知”。陈抟早在赵氏兄弟发迹之前，就对宋太祖和宋太宗有过“相面”，便已经知晓二人日后皆为帝王。^[100]

宋代文献多有记载的是，陈抟对北宋初年名臣文士的预测祸福或前程。太平兴国年间，陈抟赴东京开封觐见宋太宗，“抟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对吕蒙正、张齐贤和郭延卿等三人的前程进行预测，之后事态发展“皆如抟言也。”^[101]如陈抟曾经评价钱若水：“子神清，可以学道；不然，当富贵，但忌太速尔。”^[102]再如耿全斌，年少时随其父耿颢“谒陈抟，抟谓有藩侯相。”^[103]还有陈尧佐三兄弟，“陈抟尝谓其父曰：‘君三子皆当将相，惟中子贵且寿。’后如抟言。”^[104]另外陈抟赠予张詠诗歌，后“皆如此诗言。”^[105]当然传为陈抟弟子的种放生平事迹，陈抟之预测，“皆符其言。”^[106]

而王巩在《闻见近录》中，回忆陈抟为其先祖王曾等人看相，之后三人仕途“其后卒如其言。”^[107]王巩以后世子孙记述此事，更容易取得世人的信任，无形中进一步落实了陈抟“善相”的神奇。还有陈抟发现王克正女儿“手相甚贵”，后王氏女果然为贵妇，“如陈之相也。”^[108]

并且，陈抟对自己也有精准的预知，《宋史》陈抟本传中，记载陈抟精确预测自己死亡日期，“如期而卒”。^[109]经此一来，陈抟“语人祸福，合若符契。”的形象，^[110]毫无疑问的已经树立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最终的结果是陈抟的角色从一位隐士、高士，披上了神仙的外衣，“世以先生为神仙”。[111]

同时，有关陈抟“善相”与“前知”的文献，在宋神宗时及之后一段历史时期大量出现，这一时间段，正是邵伯温为乃父邵雍构建师承谱系的时期。因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有关陈抟的传说，很可能也是邵伯温选择陈抟作为北宋先天易学源头的重要原因。

（二）从陈抟到邵雍——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完成

如果说从陈抟到邵雍存在师承关系，那么他们在学术思想上必定存在一些相通之处。以往学术界对陈抟的易学思想多有论述，陈抟的本传也的确有“抟好读《易》，手不释卷。”的记载，^[112]然而仔细考究，其实可以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误差。

1.陈抟论著的著录与流传

《宋史·艺文志》著录陈抟的著作情况是：《易龙图》为易类图书，^[113]《钓潭集》被列入别集类。^[114]《九室指玄篇》被归入道家类。^[115]还有《指玄篇》“言导养及还丹之事”，“又有《三峰寓言》及《高阳集》、《钓潭集》，诗六百余首。”^[116]从名称上分析，《易龙图》的内容应该与易学相关，但是此书今已不得见。

《易龙图》虽在《宋史·艺文志》有著录，但在今本《崇文总目》[117]、《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118]、《文献通考》中均不见著录，《通志》中倒是著录有“《龙图》，一卷”，但未著撰人，不知道是否即为陈抟之《易龙图》。[119]如此看来，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以及马端临等人均没有见过《易龙图》。

我们当今能看到的陈抟之易学著作只有《龙图序》一篇，收入吕祖谦编写的《皇朝文鉴》，[120]此序并见于《玉海》。[121]除此之外，还有陈抟撰写于雍熙二年（985）的《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122]，这是目前仅见到有关陈抟易学思想的直接文献。

由此分析，陈抟的《易龙图》极可能仅藏于北宋官府，在宋代——至少北宋时期——流传不广，世人难以得见，所以晁公武、陈振孙等人均未著录此书，宋代也少有谈及陈抟易学思想。只有曾经“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的王应麟，[123]和奉宋孝宗命、广采公私藏书的吕祖谦才有可能接触到官府藏书，看到《易龙图》，并在己著中收入《易龙图序》。

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北宋时陈抟的易学著作流传不广，反而是谈“相法”的《人伦风鉴》比较容易看到，而且宋代社会本来就有学《易》之人，“通流衍卦氣法”，善于占卜的看法。[124]因此，陈抟与邵雍在“前知”这一特点的共性，客观上为邵伯温将乃父的师承与学术思想上推至陈抟创造力有利条件，也是邵伯温将陈抟作为乃父师承源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2.邵雍与陈抟间关系的构建

邵雍的学术思想，《宋史·邵雍传》的评价最为典型，《宋史》一方面称其学术：“（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颇多赞誉，但是也直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125]这里说明了邵雍在当时的确是大学者、大儒，但是由于他的学术思想比较艰深晦涩，能够了解以及传承他学术思想的人非常罕见。对于这一点，陈振孙也持类似评价：“然世之能明其学者，盖鲜矣。”[126]

即便是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也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其父的学术思想，“不肖所不得而知也”。[127]由于自己既不熟悉父亲的思想，又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诋毁和非议，促使邵伯温不得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如此一来，陈抟和邵雍在“前知”上共通之处就成了他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指出正是在邵伯温所处的北宋后期开始，陈抟的“前知”被无限放大。而邵雍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前知”也正是他的主要学术特点之一。

《宋史》邵雍的本传就评价道：“雍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128]张耒尽管指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读之不甚可晓”，但也承认邵雍“可以逆知来事，其言屡验。”[129]晁公武也说邵雍“能穷作《易》之本原，前知来物。”[130]而邵伯温还不遗余力的为塑造邵雍的“前知”增添力量，据他说，邵雍认为“世行乱，蜀安，可避居。”[131]甚至连欧阳棐都称赞邵雍“先生道学绝世，微妙玄通，前知来物”。[132]

行文至此，我们其实就非常明白，由于邵雍没后，邵伯温未能承续乃父学识，先天之学呈现式微之势，“故先天之学不传。”[133]邵伯温为了抬高自己父亲的学术地位，一面撰写《易学辨惑》来澄清一些疑问，另一方面又制造了邵雍的师承谱系，以平息当时众多学人对邵雍之学来源的非议。这在邵伯温看来似乎无可厚非，但后经晁说之和朱震的完善、发挥，最终形成流传千年之久的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其后续意义就远超邵伯温的初衷了。

结 语

钱穆先生有言：“自禅宗有传心之说，有衣钵之争，一时学者，竞言传统。”[134]以此观之，南宋初年，朱震之所以在《汉上易传表》中一并提出《先天图》《河图》《洛书》和《太极图》的师承关系，实质上是朱震对北宋易学师承谱系的一次梳理，只是表述了他自己对此问题的认知。

可惜的是，后代学者始终在“朱震说”的框架内徘徊，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大家预先承认了“朱震说”的真实性，然后去寻找史料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因此，有学者就认为“在没有实质性反证材料出现之前，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他（朱震）的论述。”[135]然而，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即便没有新材料，仅就笔者目前所见宋代文献，朱震之说本身也充满疑点。他对先天易学师承的叙述，很明显受到了邵伯温、晁说之等人的影响。从邵伯温来说，他是为了其父邵雍辩护而作此说，然而在朱震看来，这则是他厘清北宋易学传承的良好素材。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经由历代学人接受、传播，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有关北宋先天易学师承的历史记载。

注释

[①][宋]朱震撰：《汉上易传》，全文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这一段文字涉及到北宋时《先天图》《太极图》与《河图》《洛书》的师承，后世对《太极图》是否由陈抟传至周敦颐这一命题多有讨论，而对《先天图》的师承则关注较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三五《朱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08页。

[③][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一，晁公武在为《程氏易（十卷）》的注解中讲道：“朱震言颐之学出于周敦颐，敦颐得之于穆修，亦本于陈抟，与邵雍之学本同。”晁氏又言“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数，颇与胡翼之相类。”晁氏引晁说之（景迂）之言，周敦颐的老师是“润州鹤林寺僧寿涯”，“与（朱）震之说不同。”从这段简要讨论可以看到，晁公武对周敦颐之学是否来自陈抟仍有怀疑，但对邵雍的师承，已经基本默认了朱震的说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40页。

[④]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皇极经世书》下注解为：“其（邵雍）学出于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长，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陈抟，盖数学也。”第16-17页；卷一七，《穆参军集》下对穆修的师承与传授注解为：“师事陈抟，传其易学，以授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第488-4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⑤] [宋]王应麟撰：《玉海》卷三六《艺文志》，王应麟在此提及《先天图》的传授：“陈抟以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挺之，挺之传邵雍。”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717页。

[⑥]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经籍考》，马端临在对《穆参军集的》注解中讲道：“（穆修）师事陈抟，传其《易》学，以授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76页。

[⑦] [宋]胡宏撰、吴仁华点校《胡宏集》，《周子通书序》，“或曰：传《太极图》于穆修也。修传《先天图》于种放，放传于陈抟。”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0-162页。

[⑧] [宋]魏了翁撰：《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七二《绵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墓志铭》，“先天之学，前代无传焉。自魏伯阳已若窥见此意，至华山陈处士图南，始尽发其秘，至再传而为伊川邵子，则建图著书以示人。”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90-391页。

[⑨] [宋]方大琮撰：《宋宝章阁直学士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卷二七《本朝诸儒之学》，“陈图南以先天之学授种明逸，一传而穆伯长，再传而李挺之，又再传而邵康节，学始有源。”《宋集珍本丛刊》第79册，第52-53页。

[⑩] [宋]朱熹撰、朱鑑编：《朱文公易说》卷一，“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页。

[11]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九《百源学案上》，“考其初，《先天封图》传自陈抟，抟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邵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7页。

[1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3-184页。

[13]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14]韦政通著：《中国思想史》（下），台北：水牛出版社，2001年，第1041页。

[15]林忠军著：《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134-142页。

[16]朱伯昆著：《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0页、112-114页。

[17]《宋史》卷四三一，《李之才传》，第12823-12825页。

[18]《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第12726页。

[19]《宋史》卷四三五《朱震传》，“（朱）震经学深醇，有《汉上易解》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这段文字只是对朱震在《汉上易解》中提出北宋先天易学师承谱系的一种转述，并不能代表编纂者的意见。第12908页。

[20]钱穆：《论〈太极图〉与<先天图〉之传授》，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76-88页。

[21]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刘国梁：《试论陈抟思想的渊源及其对理学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79-85页；卢国龙：《陈抟的<易><老>之学及<无极图>思想探源》,《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第86-91页；高峰：《陈抟易学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第40-45页；郭志成：《陈抟的“龙图”是什么样的——对<龙图序>的破译》，《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第63-69页；孔又专：《论陈抟老学思想》，《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142-145页；林文钦：《陈抟的先天<易>学思想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30-39页；孔又专著：《陈抟道教思想研究》一书中的相关部分，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孙晓春、王轩宇：《邵雍的象数易学及其经世思想》，《史学集刊》2013年第5期，第53-60页；张其成：《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孔子研究》2001年第3期，第55-63页；詹石窗、冯静武：《邵雍的“皇极经世”学及其历史影响》，《文史哲》2008年第5期，第72-78页；赵中国：《邵雍先天学的两个层面:象数学与本体论——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学的误读》，《周易研究》2009年第1期，第60-70页；金生扬：《邵雍学术渊源略论》，《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19-124页。

[22]关于此，学术界讨论甚多，可参见李申：《太极图渊源辩》，《周易研究》1991年第1期，第24-35页；陈寒鸣：《周敦颐<太极图>渊源审思》，《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55-57页；任俊华：《周敦颐<太极图>渊源再审思——与陈寒鸣同志商榷》《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98-99页；唐琳著：《朱震的易学视域》，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93-94页；王诚：《周敦颐<太极图>源流考辨》，《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第106-111页；金秉峘：《论太极图的起源问题》，收入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六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09-135页；唐明邦：《邵雍尊儒崇道的先天易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六辑）》，第136-149页。

[23]《宋史》卷四二七至四三〇，第12709-12792页。

[24]《宋史·附录》，第14255页。

[25] [宋]赵与时撰、姜汉椿整理：《宾退录》卷二，朱易安、傅璇琮、戴建国等主编：《全宋笔记（第六编）》第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1-23页。

[26] [宋]晁说之撰：《景迂生集》卷一九《李挺之传》，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四库全书荟要》本，2005年，第373-375页。

[27]《景迂生集》卷一九《李挺之传》，第374页。

[28]张剑著：《晁说之研究》第二章《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94-97页。

[29]《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第12728页。

[30]《景迂生集》卷一七《太极传后序》，第330-331页。

[31]《宋史》卷四三三《邵伯温传》，第12851-12854页。

[32] [宋]邵伯温撰：《易学辨惑》，[宋]邵雍著，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第5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33]有关陈抟生年，《宋史·陈抟传》并无明确记载，目前学术界尚有一定争议，然而陈抟之卒年，《宋史·陈抟传》明确记载为端拱二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第13421页。

[34]《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记穆修卒于“明道中”，第13069页。（宋）王稱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卷一一三《穆修传》又说“明道初，修卒，年五十四”， 以此推之，穆修当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981页。

[35]《邵雍全集》第五册，《易学辨惑》，第29-40页。

[36] [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9-320页。

[37]《梦溪笔谈校证》前言，第22页。

[38]金生杨先生在《邵雍学术渊源略论》中提出了有关邵雍学术师承的三种说法，实质上金文中第二种“邵伯温、郭雍、王稱、赵秉文说”和第三种“晁说之、朱震说”同出一源，实属一种。反而是第一种“张崏、程颢之说”年代最早，惜金先生未做详细考证。《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19-124页。

[39]《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义》八卦六十四卦图像。”第12726页。

[40]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邵尧夫先生墓志铭》，文中又称“熙宁丁巳孟秋癸丑，尧夫先生疾终于家……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志于墓者，必以属吾伯淳。’”据此推断，程颢此篇墓志铭当作于邵雍卒年，即熙宁十年（1077）。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2-504页。

[41] [宋]陈均编，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〇所载与此相类，熙宁十年九月，“（邵）雍之学，得之于李之才挺之，挺之言得之于穆修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8页。

[42]《易学辨惑》，《邵雍全集》第5册，第35页。

[43] [宋]张崏撰：《康节先生行状略》，《邵雍全集》第5册，第8-9页。

[44][宋]张耒撰，查清华、潘超群整理：《明道杂志》，《全宋笔记（第二编）》第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45]《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第13113-13115页。

[46]《宋史》卷四二八《谢良佐传》，第12732页。

[47] [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115页。

[48]王诚先生在《为邵雍正名——关于几个邵雍生平与学术问题的澄清》一文中对程氏门人有关邵雍的非议论述颇多，《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50-56页。

[49]《易学辨惑》，《邵雍全集》第5册，第29-40页。

[50]《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第13420页。宋代部分史料中有宋太祖也召见过陈抟的记载，经学者考证，此说完全是子虚乌有。白效咏：《陈抟与赵宋王室之交往考析》，《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第46-48页；汪圣铎著：《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中《宋太宗与道士陈抟》一节内容，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30页。

[51]《宋史》卷四五七《种放传》，第13422-13427页。

[52]《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第13069-13070页。

[53]《宋史》卷四五七《种放传》，第13423-13427页。

[54]《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第13069-13070页。

[55]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56] [宋]杨亿，黄鑑笔录、宋庠整理，李裕民点校：《杨文公谈苑》，惟籍贯为“谯郡真源人”，另有“作诗八十一章，号《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周世宗召至阙下，令于禁中扄户以试之，月余始开，抟熟寝如故，甚异之。”等处与本传略有差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9-100页。

[57][宋]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三三《华山重修云台观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0-543页。

[58]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二，“招隐逸”，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4页。据王瑞来先生考证，《隆平集》的主要素材是“提供编修国史的原始资料”，全书是“曾巩为编修《五朝国史》所做的资料准备”，前言第20-21页。

[59]《宋史》卷四五七《种放传》，第13422-13427页。《隆平集校证》卷一三《种放传》的相关记述与此基本类似，大致可以断定《宋史·种放传》来自宋代的国史，可信程度是比较高的；第384-386页。

[60]《张方平集》卷三三《华山重修云台观记》，第542-543页。

[61] [宋]刘斧撰、李国强整理：《青琐高议》前集卷八，《全宋笔记（第二编）》第2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85-87页。

[62]《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第13421页。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金石萃编》卷一二八著录有北宋《韩国长公主设醮题记（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和《韩国大长公主祷谢题记（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此处都记载有云台观“悟真大师贾得升”，但是目前的材料无法确认此人即陈抟之弟子贾德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页。

[63] [宋]王闢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页。

[64] [宋]贠兴宗撰：《九华集》卷二一《左奉议郎致仕贠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56册，第331-333页。不过，贠氏撰写墓志之时隔陈抟已年代久远久远，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65][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湘山野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

[66]《玉壶清话》卷一，第77-78页。

[67] [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7页。

[68]《渑水燕谈录》卷四，第46页。

[69]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9-70页。

[70]约与朱震同时代的陈长方，在其《步里客谈》中记述：“卲康节先天学，自李挺之、穆伯长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远有端绪。’其实自陈希夷来。”这里还没有加入种放这一环节，因此可以推断晁说之的相关提法在当时可能影响不广。（宋）陈长方撰、许沛藻点校：《步里客谈》卷上，《全宋笔记（第四编）》第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71]《宋史》卷四四二《穆修传》，第13069-13070页。

[72]《东都事略》卷一一三《穆修传》，第981页。

[73]《宋史》卷四五七《种放传》，第13422页。

[74] [宋]夷门君玉撰、赵维国整理：《国老谈苑》卷二，《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75]《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第9583-9584页。

[76]《宋史》卷三〇〇《杨偕传》，第9953页。

[77]《宋史》卷三〇一《薛田传》，第9987页。

[78]《宋史》卷四三二《高弁传》，第12832页。

[79]《宋史》卷四五七《高怿传》，第13433页。

[80]《宋史》卷四五七《高怿传附韩退传》，第13433页。

[81]《渑水燕谈录》卷四，第50页。

[82]《渑水燕谈录》卷六，第71页。

[83]《邵氏闻见录》卷七，第67页。

[84]郭鹏：《从关陕到汴洛：宋代古文运动发端的另一向度——以“关西夫子”种放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第132-143页。

[85]钱建状：《<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04年第4期，第120-130页。

[86]《渑水燕谈录》卷四，第45页。

[87] [宋]王禹偁撰：《小畜集》卷二六《批答处士陈抟乞还旧山表》，《宋集珍本丛刊》第1册，第713页。

[88]《伊川击壤集》卷一二，《邵雍全集》第4册，第240页。

[89]《邵氏闻见录》卷九，“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第89页。

[90]《邵氏闻见录》卷七，第69页。

[91]《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第5259页。

[92]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96页。

[93]《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此处作《希夷先生风鉴》，陈氏自注又云：“《馆阁书目》作《人伦风鉴》”，第380页。

[94] [宋]张舜民撰、汤勤福整理：《画墁录》，《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95]《东轩笔录》卷一，第2页。

[96]《邵氏闻见录》卷七，第69-70页。

[97]《张方平集》卷三三《华山重修云台观记》，第540-543页。

[98]《东轩笔录》卷一，第6页。

[99]《宋史》卷六六《五行志》，第1450页。

[100][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续湘山野录》中讲道宋太祖赵匡胤未当皇帝之前，与弟赵光义、赵普同游长安，“祖宗居潜日，与赵韩王游长安市。”偶遇陈抟，陈抟“下驴大笑，巾簪几坠。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从市饮乎？’”四人共赴酒馆，“既入酒舍，韩王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据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紫微垣在中国古代天文中被认为是皇帝之所居，所以此条故事可理解为陈抟预测赵匡胤兄弟日后会登基成为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页。

[101] [宋]张师正撰，白化文、许德楠点校：《括异志》卷二，“郭延卿”，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28页。

[102]《宋史》卷二六六《钱若水传》，第9165-9166页。

[103]《宋史》卷二七九《耿全斌传》，第9490页。

[104]《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第9584页。然而此事并不见于欧阳修作于庆历四年（1044）的《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22-327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欧阳修本人不愿意将所谓陈抟预测陈氏三兄弟的前程之事写入神道碑；二则是在欧阳修写作《陈尧佐神道碑》的时代，关于陈抟为陈省华三子预测前程的故事还没有出现，所以欧阳修也无法将此事写入碑铭。而在曾巩创作《隆平集》的时候，这个故事已经比较成熟，促使曾巩采纳了这一素材，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沿袭了本说法，最终进入《宋史·陈尧佐传》。

[105]《梦溪笔谈校证》卷二〇，第662页。

[106]《渑水燕谈录》卷四，第46页。

[107] [宋]王巩撰、戴建国整理：《闻见近录》，《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108]《东轩笔录》卷二，第16-17页。

[109]《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第13421页。“端拱初，忽谓弟子贾德升曰：‘汝可于张超谷凿石为室，吾将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抟手书数百言为表，其略曰：‘臣抟大数有终，圣朝难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如期而卒，经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蔽塞洞口，弥月不散。”“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之，抟已知其意，谓休复曰：‘子来非有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以与之，休复大惊，以为神。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夜宿云台观。抟中夜呼令趣归，沆未决；有顷，复日曰：‘可勿归矣。’明日，沆还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几死，食顷而愈。”

[110]《渑水燕谈录》卷三，第27页。

[111]《邵氏闻见录》卷七，第69页。

[112]《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第13421页。

[113]《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第5035页。

[114]《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第5353页。

[115]《宋史》卷二〇五《艺文志》，第5197页。

[116]《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第13421页。《杨文公谈苑》，称“作诗八十一章，号《指玄篇》，言修养之事。”第99-100页。

[117] [宋]王钦若等撰：《崇文总目》，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21-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18] [宋]尤袤撰：《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第32册。

[119]《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一》，1456页。

[120] [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08-1209页。

[121]《玉海》卷三五《艺文》，“《易龙图》一卷，陈抟撰。”并详述了序文，与吕祖谦收录《皇朝文鉴》中的《龙图序》行文基本一致。第688页。

[122] [清]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一三《京兆府广慈禅院新修瑞象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3册，第591-592页。

[123]《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第12990页。

[124]《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夏四月丙午，关于建州人徐復的事迹。第3116-3117页。

[125]《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第12726-12728页。

[126]《直斋书录解题》卷九，第277-278页。

[127]《易学辨惑》，《邵雍全集》第5册，第29页。

[128]《宋史》卷四二七《邵雍传》，第12726-12728页。

[129]《明道杂志》，第22-23页。

[130]《郡斋读书志》卷一，第32页。

[131]《宋史》卷四三三《邵伯温传》，第12851-12854页。

[132]《易学辨惑》，《邵雍全集》第5册，第40页。

[133]《步里客谈》卷上，第4-5页。

[134]钱穆：《论〈太极图〉与<先天图〉之传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第88页。

[135]张广保：《道家、道教哲学与北宋儒学的复兴》，《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六辑）》，第16页。

【编辑】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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