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文能武又有钱（很有本事能文能武）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摘自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商纣王

2009年，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时，讲到殷商文化一节时，语出惊人：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

钱文忠近年来频繁出现于各种电视节目，曝光率之高，似乎已经超过了学术明星易中天和于丹，他的“翻案”是否又是吸引眼球的“哗众取宠”？有记电话采访了钱文忠，他一开口就否定了记者的假设，“我绝没有哗众取宠，我的观点言之有据”。

钱文忠告诉记者：“暴君”实际上是对纣王形象的歪曲，更是小说和影视作品惹的祸。钱文忠引用《史记》中对商纣王的描述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

钱文忠告诉记者，商纣王曾经做出了四大贡献，“第一，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第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反对神权；第三，打破奴隶主的世袭制，大胆提拔新人；第四，商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基础，更是统一中国的一位先驱”。

因此，“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不仅高大威猛，力量无穷，还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

其实，这一对商纣王的“翻案”之说，并非钱文忠教授的独创。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就有了与之相类似的观点。

如果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看，毛泽东似乎有一种故意与流行的观念唱反调的“嗜好”。譬如，商纣王历来被认为是荒淫无道的暴君典型，然而毛泽东却认为把他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熟读国学史籍的毛泽东对商纣王的所作所为自然非常熟悉，多次做过品评。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商纣王的评价基本沿袭了过去的传统看法。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批评韩愈写的《伯夷颂》，认为韩文“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伯夷和叔齐为商朝孤竹国的两个王子，他们不贪恋王位，相约逃奔西伯昌（周文王）。

武王伐纣

但到达时，周文王已死，周武王正率兵东向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不听。武王克殷后，天下宗周，伯夷兄弟宁死不食周粟，竟在首阳山饿死。韩愈在《伯夷颂》中高度赞扬其“特立独行”的精神。而正在领导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毛泽东看来，武王伐纣完全是正义的举动，合乎那时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肯定商纣王的主要历史贡献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当来到殷墟中心宫殿区的花园庄时，毛泽东感慨道：“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古都。殷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这里在三千年前是个很大的国都，后来成了废墟埋在了地下，所以表面已看不到什么古迹了。”

殷墟博物馆

随后，毛泽东问此时的安阳行署专员程耀吾：“殷墟面积有多大？”“大约有二十多平方公里。”“你知道纣王的坟墓在哪里？”程耀吾对此确实不知，便道：“过去盗墓成风，把古墓搞得乱七八糟，现在没搞清纣王墓在哪里。”毛泽东听后，摇摇头，没说什么。

毛泽东替商纣王“翻案”的主张，与历史学家郭沫若《青铜时代》一书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早在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先生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一文，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而写的。胡适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

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郭沫若又以《尚书·泰誓》中“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为据，证明商纣王征服东夷所得到的俘虏，其数量是相当大的，而殷商的士兵损耗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这就导致周武王乘虚而入时，纣王的俘虏兵阵前“倒戈”的悲剧。

郭沫若运用的虽然是考古和文献中的零星证据，但却大胆地指出：商纣王被周朝及以后的人说成是万恶无道之君，“俨然人世间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他进而做出这样的论断：纣王的名声不好，周人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尚书》中的《牧誓》《泰誓》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对后世影响深远，周朝以后的人“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

1954年和1957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很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故该书再版后毛泽东便认真读过了，后来他多次外出时指定要带的书籍中，都有郭沫若的《青铜时代》。

郭沫若是首倡为商纣王“翻案”的人，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有许多发挥。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的谈话中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认为商纣王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

商朝历时600余年（前17—前11世纪），其中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后，到商的灭亡，历时273年，为商的强盛时期。这时，它周围的一些部落和方国大多停滞在原始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商朝末年，居住在江淮之间的夷人逐渐强盛，在商纣王的曾祖父武乙时代，就不断向中原地带扩张，直接威胁商朝的后方。

安阳古城

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就多次对岛夷和淮夷进行过反击作战。商纣王即位以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花费了很大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使商朝的势力扩展到了长江以南的福建沿海。特别伐了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擒获了大量的俘虏，当时徐州之夷是个大国，打了好多年，才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正因为商纣王灭了东夷，才把领土扩展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才铲除了商朝的祸患，保卫了国家的安宁。商纣王经营东南之后，中原的先进文化成果自然传播到这些地方，无疑对当地生产、社会发展，是个极大的推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巩固了东南和中原的统一。

商纣王时期的统治区域，已经拥有如今的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达17个省区之多，从江西、江苏、湖南、陕西、四川出土的大量商代遗物，就是生动的历史证明。

可以说，先有商纣王的17个省区的初步统一，然后才会有秦始皇36郡的大统一，商纣王是最早统一中国的帝王，他的功劳大大超越周武王。商纣王为中华文明的统一，为中国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建立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在评价中国历代帝王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凡是在开疆拓土、促进统一方面有所贡献的帝王，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商纣王便是如此。在他看来，商纣王征服东夷，巩固了东夷与中原的统一，促进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开发，这是了不起的功劳，这是主流，是“九个指头”，不能不予以正视，不能不予以重新评估，应该大书特书一番。

当然，毛泽东说商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则并非完全是看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所得出的结论。征诸史迹，《荀子·非相篇》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毛泽东博览群籍，对这些史料当然是熟知的。

毛泽东探讨商纣王亡国的原因

毛泽东认为商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关于此点，1959年2月25日，他在济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得更明白：

“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所以以后失败了。”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俘虏问题解决得好，商纣王未必会成为亡国之君。

殷墟博物馆

商朝是被周武王灭掉的。周族部落居住在今陕西一带，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商。到了周文王姬昌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都是较有才干和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父子二人很注意吸收商的先进文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颇知稼穑之艰难。周文王就曾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亲自扶犁耕田，“文王插服，即康功田”，以此鼓励人们努力生产。

在文王父子的领导下，周国日渐强盛起来，不断地同商朝对抗。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承父业，进一步把极力想摆脱商的控制在西北和西南方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落笼络到自己的周围，结成了强大的军事同盟。《左传》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大约公元前1122年左右，周武王联结商朝内部的反叛力量，乘商朝主力军远征东夷未归、内部空虚之时，抓住时机，率领由各方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商朝大举进攻。

另一方面，商纣王由于对外战争中屡获胜利，开始骄傲起来，麻痹轻敌，没有充分重视周国的力量和雄心，以致当周师渡过孟津，向商朝国都朝歌进发时，才慌了手脚，急促地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南捉来的大批夷人俘虏武装起来，和守卫都城的军人一齐开赴前线。两军在牧野（今河南汲县）相遇，列阵决战。

牧野之战

但是，参加牧野之战的商朝正规军（守卫国都的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羌族的奴隶（因为羌人能骑善射，比较强悍，故为商都统治者利用），而临时征集来的奴隶兵中，大多是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和东夷人。而对方，除了周人之外，还有西北、西南的一些民族军队，其中包括羌族军队。

在当时民族性是很强的，在一般情况下，本民族之间是决不会相互争斗残杀的，周武王正是利用这一点，在两军对阵时，让羌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官兵，分别向商都军队中的同族官兵喊话、劝降，开展政治攻势，商朝军队中的这些奴隶兵原本不愿为商朝卖命。他们看见故国之旗，听到熟悉的乡声，跟磁石吸铁一样，呼啦一下向对方本民族的队伍跑去。

而东夷俘虏更是离心离德，“纣有亿兆夷人每（大）有离德”，随着羌族和其他民族奴隶兵的倒戈，他们也乱了阵，许多人也跟着投向周师。在这种情况下，商军阵线开始大乱，剩下来的仅是殷族的官兵了。在国家危亡关头，纣王亲自上阵挥杀，双方打得相当激烈，以致“血流漂杵”（战场上的积血使舂杵都漂浮起来）。

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商朝军队被打败了，全军覆没。商纣王最后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焚于火而死”，商朝灭亡。

商纣王能文能武，战功卓著，但却在牧野之战中大败亏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这难道仅仅是因为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吗？毛泽东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思索和研究，且有进一步的发现。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中，就商纣王失败的原因做了长篇议论：“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回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而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

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了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可见，商纣王的灭亡，不仅来自外患，又有内忧。外患是周等诸侯国的扩张和进逼，内忧有国内上层存在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就是比干、箕子和微子。早在当初确定王位继承人时，王室内部就存在意见分歧，帝乙决定立帝辛（子受德）也就是商纣王，而箕子（子胥余）他们主张立微子（子启），最后当然是国君说了算。

商纣王掌权后，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勾结在一起，唯恐天下不乱，联合起来对付商纣王，形成政治反对派。加之商纣王蔑视陈规陋俗，不顾贵贱高下之分，娶奴隶的女儿妲己为王后，并且委任地位低下的奴隶以要职，本属革新社会的进步措施，却总遭到三人反对派的无端攻击。就以私人生活而论，周文王姬昌作为三等诸侯国的头目，居然拥有一百个儿子，不知娶了多少妻子，但却无人议论，而商纣王身为大国之君，不过喜爱一个妲己，竟然构成滔天大罪遭到责难。

箕子当了国君的第一助理兼山西太谷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比干当了国君第二助理，微子当了山西潞城一带的四等诸侯国首领，都不满意，还要捣乱，于是商纣王不得不镇压他们。商纣王杀了比干，囚了箕子，微子见势不妙，以守为攻，暂时躲避起来。他们的一些心腹密谋策划，让太师和少师逃奔周国，“太师、少师抱其乐器而奔周”，把殷人征伐东夷人，人力和物力消耗殆尽，主力军远征未归的情况报告给周武王。周武王得知这一重要情报，立即抓住时机起兵。微子和其他一些隐藏在国内的反动派则里应外合，打败了纣王。

周国军队开进朝歌（商都）时，“微子乃持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前而告”，即微子袒胸自缚，跪在周武王面前，赤裸裸地暴露了卖国贼的丑恶嘴脸。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 “里通外国”。毛泽东历来坚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敌人的强大往往建立在己方内部分裂的基础之上。

商纣王虽然同以微子启为首的反动势力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但是，对反动奴隶主贵族的专政毕竟是很不彻底的，对微子就过于宽大，没有彻底地清除内奸，以致酿成内患，祸害无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对那种立场不稳特别是“里通外国”的人向来是不能容忍的，敏锐的敌情观念始终贯穿他的一生。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似乎并非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针对时局有感而发。

当然，商纣王的灭亡，与他生活腐化、横征暴敛激化阶级矛盾也有关。商纣王一方面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又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他在邯郸以南，朝歌以北，修建许多离宫别馆。

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纣王渐肆奢欲，纵情声色，“酒池”“肉林”之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纣王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样，锐意进取的改革治国精神逐渐在对酒色的沉湎中丧失。上行而下效，整个奴隶主阶级奢侈腐化，统治阶级对奴隶、平民的压榨、掠夺也更为残酷。“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被统治阶级只有用反抗来回答统治阶级的暴行。出土的殷商卜辞中屡有“丧众”的记载，说明奴隶用逃亡来对奴隶主进行斗争。

平民的反抗活动也日益展开，“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揭示出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情景。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给予了应有的批判。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参观殷墟时，在评价了纣王的历史功绩后，又说：“但那时殷已衰败，加上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金钱和血汗。

那些酒池肉林，说明他极其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据说，他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星台剖腹挖心。周文王也被他囚在羑里城监狱，一囚就是七年。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也就灭亡了。”

但毛泽东对纣王“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星台剖腹挖心”这样的事是半信半疑的，所以用了“据说”一词。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毛泽东说：“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其实，商纣王的坏人、“暴君”形象，是周朝以后几千年逐渐塑造起来的。

周武王为了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登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实在讲，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不算严重，甚至有的若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这里的“小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费中、飞廉和他的儿子恶来。这些人由于能坚决地执行纣王的革新路线，而受到奴隶主贵族守旧派的恶毒攻击。恶来政治警惕性高，善于洞察反动奴隶主的阴谋活动，积极协助纣王清除内奸，反动派就诽谤他善谗毁。恶来的父亲飞廉则是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曾奉纣王命令，远征东夷，立了很大的战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来看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这也是毛泽东的用人观。

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不用亲戚，会遭到贵族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纣王的敌人周武王都不原谅他。其实，此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但武丁还是不得不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录用傅说，旧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点改革都阻力重重。

周朝人给商纣王“泼脏水”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也不过于涉及其人格，也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的，是五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口无遮拦的学者。

战国时的那些学者为了在“百家争鸣”中显示自己观点的正确，说话喜欢走极端，什么都可以拿来作证据。他们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极坏的坏人（他们造出来的“恶人”），作为正反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论点，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变得生动丰满，振振有词，以便游说诸侯，甚至不惜为此而不负责任地伪造古史。

“成王败寇”，于是，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古代成功人士，都被锦上添花似的“包装”成了极好极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他们的失败地方，比如尧、舜的失位，也被美化成所谓的“禅让”。而夏桀、商纣王等几位君王，则因为是失败者，就被“雪上加霜”，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了钩。

循着历史前进的轨迹，就可以看到“脏水”是怎样随着历史年代的推延，而一点点泼到商纣王的身上去的。

在春秋时期，关于商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他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喜欢写历史书的医生干脆说，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除了剖开比干的心，还解剖了怀孕的妇女，想看看胎儿什么样儿。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恶行，周朝初期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首次描绘出来的。韩非子绘声绘色地说：“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

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韩非子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告诫人们要防微杜渐。但他牵强附会，把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他为纣王设想出的“奢侈”，而忽视了商朝的累代积弱与外族的迅速强大，这反映了韩非子的肤浅与片面。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西汉朝的刘向也不甘落后，他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显得更为奢侈，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一有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

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同时他可能觉得炮烙还不过瘾，又“亲自”为纣王和妲己设计了一个热铜斗，让商王朝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

明代文艺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变本加厉地为商纣王罗列了“十大罪状”，以故事性的夸张手法，把商纣王写得一无是处。说他外乱朝纲，内宠妲己，敢于直言批评国君的人被剖心，为国尽忠的人遭炮烙，将姬昌囚禁羑里。使微子被迫出走，吃宫人的肉，同妲己一起，不分昼夜公开宣淫。不仅集“暴君论”之大成，甚至将商纣王描写成衣冠禽兽。

应当指出，对如何评价商纣王，早有争论。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不相信有关史书的记载。

春秋时代，孔子的学生、河南浚县人端木赐（子贡），早就意识到了商纣王的悲哀，他本人也有点看不过去，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最怕处于纣那样的不利地位，什么坏事都堆到他一人的头上，就像地势低下的污水池，什么脏水都朝那儿泼。

战国思想家、儒家“亚圣”孟轲，还从正面肯定，商纣王有善政，并且不相信武王伐纣的情节。他说：商纣王离开武丁年代时间并不长，武丁流传下来的好风俗、好政治，都还存在。“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对于武王伐纣一事，只信它两三分，其他都不相信，既然周军所向无敌，那怎么会战争中流的血能将石臼中的椎杵漂起来呢？

南宋人罗泌认为：说商纣王大造宫室，筑肉林酒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将商纣王同夏桀王说得一模一样：夏桀王的罪恶就是商纣王的罪恶，这都是出于模仿。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模式：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纣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宠信妹喜，商纣王宠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汤，商纣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杀关龙逢，商纣王杀比干。台湾学者柏杨说过，像是从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就连“炮烙之刑”，是夏桀王发明的，也硬给商纣王安到头上。说明周朝的宣传家造谣惑众，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晚清学者李慈铭认为：从各种史籍来看，商纣王的罪行，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比起后世的暴君，还算不得罪恶深重。

近代史学家顾颉刚撰文认为：现代传说的商纣王的罪过，是层层积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他考证以后认为：妲己的形象，得自西汉末年的《列女传》，纣王淫暴的情节，源于周人为达到宣传目的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并被后人尽情扩大。换句话说，加于商纣王身上的所谓“罪状”，多为不实之词。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毛泽东有自己的方法论。1958年5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按此方法论，毛泽东也并非以为商纣王没有缺点，只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边倒”，形成了一股风，硬是把这样一个基本上好的人说成了坏人，把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做出很大贡献的人，说成一位十恶不赦的“暴君”。商纣王虽然是一位悲剧式的亡国之君，但是毛泽东决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对他给予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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