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东方山的来历（黄石名胜东方山你知道多少）

黄石名胜东方山弘化寺，素称“三楚第一山”。约40年前，因重建而拆除的山门上，有门额“三楚第一山”五个大字。那么，是谁题写了“三楚第一山”？40年来，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几乎众口一辞地断言：是清朝康熙年间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大冶籍人余国柱（1625-1697）。笔者在阅读了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后，对这一说法产生了怀疑。为响应有关部门关于推进文化建市的号召，亦为对历史及名胜景点负责，笔者不揣浅陋，梳理、比照和分析有关资料，指出当今某些记载的不实，希冀能恢复历史本面，避免积非成是而贻误后人。

有关余国柱题写的记载

余国柱题写“三楚第一山”之说，由来已久，但现存清康熙、同治时期的《大冶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同治《志》）上并无记载。笔者所见当代最早记载的公开出版物，是《中国名胜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其书《湖北省·黄石市》“东方山”条云：“匾额‘三楚第一山’乃康熙二十六年（1687）武英殿大学士余国柱手笔”。再者，是官修志书《黄石市志》（中华书局2001年2月版）。其书第二篇“旅游资源·东方览胜”条云：“现在弘化寺……山门‘三楚第一山’和反面匾额‘白莲净域’为清大学士余国柱所书。”（第186页，按，“白莲净域”与余国柱无关，见下文。）

内部出版物，颇具权威的，是《三楚第一山》（东方山风景管理处编，1994年10月版）：“主门额上的‘三楚第一山’，则是清人余国柱的手迹。北面‘白莲净域’，历史更长，是明代万历年间捐资建山门的富商张儒泗的手迹。”

另有陆龙泉编写的《东方山》（载《黄石文史资料》第四期，1983年6月）：“……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18年）……火借风威，将弘化寺又烧成一片白地……在第四十代方丈法师慧悟和尚的主持下……历时五年，基本修复了弘化寺并有所扩展……驸马张伯远在山门边建有一座‘第一名山坊’，大学士余国柱也在山门边建一座‘度生龙象坊’……山门亦是张儒泗后代重修，朝南额书乃余国柱亲笔所写‘三楚第一山’五个大字。”（按，余国柱卒于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再加修复工期五年，是雍正三年<1725>，余之墓木已拱。）

30年前，弘化寺某老衲有一份关于寺庙的手抄材料，笔者当年曾摘录了部分内容。现将有关余国柱的引下：“康熙五十九年秋，一场大火又将弘化寺烧成平地。后来，在四十代方丈慧如主持下，再行重造。这次修复届时五年。驸马张伯远在山门边建有一座‘第一名山坊’，大学士余国柱在山门边建一座‘度生龙象坊’。张伯远之弟张伯道修放生池。山门亦是张儒泗后代所修，朝南额乃余国柱亲笔所书‘三楚第一山’。”

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弘化寺游人、香客如织，报上谈及山、寺及余国柱题写的文章亦不少，多不外上面所载，兹不一一提及。

古代无余国柱题写之说

余国柱写《序》的康熙二十二年《志》，是由大冶知县陈邦寄牵头，仿佛时下编志书，撰行业史由行政官员任“主编”一样，是官方颁行的文献。当年参与编写的，余氏家族有四人：余国梅、余国谱、余国柄、余光焘。这一年，余国柱为巡抚大员，大权在握，官焰正炽，然该志中无余国柱题写之记载。如有题写之盛事，焉能不记上一笔？

同样无余国柱题写的官撰志书是同治《志》，为比照和分析，引录卷三《建置志·丛祠》的部分内容：

宏化寺：东方山。唐智印祖师道场……天启年，乡官余玉节、余文明建白石坊一座，题曰“众生津梁”。远方来谒者，香火独盛，至国朝咸丰年，兵焚迭毁。剩僧房数间，尚俟募造。

这节文字可关注三点：一是有余国柱祖父余玉节、大伯父余文明建坊之记载，却无“国朝”余氏家族乃至大冶地区官当得最大的余国柱题写“三楚第一山”之记载。二是太平天国时期，寺毁得“剩僧房数间”。三是“尚俟募造”四字。同治《志》始修于同治四年（1865），完稿于六年，成书于七年（1868）。也就是说，至同治七年时，弘化寺尚未在废墟上兴修——这四个字，对判断题写“三楚第一山”的时间颇为重要。

综观同治《志》，多处突出余国柱：卷首载有他为康熙《志》所作的《序》的全文；卷九记他早已逝去的曾祖、祖父、父亲均因“国柱贵”而被朝廷追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卷十三开篇是康熙皇帝在二十一年二月表扬余国柱的《敕谕》，紧后是他感激涕零的《御赐“清·慎·勤”三字谢恩疏》；卷十四有他写的序文及记文各一篇。这还不算，卷十三载王岱《余氏宗祠记》一文，内专有一节颂扬余国柱的文字：在历数余家几代人做官后，“乃中丞公（按，“中丞”即巡抚，据此可知王岱此文写于余国柱任江苏巡抚期间）始克屡膺王眷，享三命世禄之荣，绍述先人，一创前此之所未有，不独大冶称盛宰，在别属亦叹仅事。”大冶出了这样一个“前此之未有”的伟人，如真有题“三楚第一山”之事，难道不书之于《志》中么？由同治《志》这一记载可以判断：在同治七年之前，甚至同治十一年以前（详下文）没有余国柱题写之记载；而且连“相传”之说也没有——同治《志》卷二《山川志》：“东方山：在县北东方堡……俗传东方朔隐此，而刻诸石，误矣。八景：东方览胜。”如有“相传”余国柱题写之说，同治《志》当援例书之于文。这判断若再延伸一点，那就是：余国柱题写之说，应是同治七年（1868）或同治十一年（1872）之后出现的。

官方文书之外，再举一则无余国柱题写之事的私家撰述。这是“道光八年岁官戊子（1828）仲春月谷旦嗣孙林泉字同览敬撰”的《东方山仙迹实考》（载《黄石文史资料》第四期，1983年6月）。文中所述弘化寺的规制于下：

……以上均于万历癸卯秋厄遭回禄（按，火灾），荡然一尽。有文科进士胡基者，捐资重修并宜人（按，明清官制，五品之命妇封宜人）孟淑媛塑绘诸尊神像，不席暖而新之。又户部员外詹大同创殿内栅栏。由此以下，白莲池乃张儒泗所修，门上匾书有“白莲净域”。域左右行宫有续山门，外有二坊：其一驸马张伯远建“第一名山坊”；其一学士（按，脱一“大”字）余国柱建“度生龙象坊”……历经数百年，庙貌倾颓，神像毁坏，于嘉庆十六年（1811），叔祖参悟非能与余师公等同心竭力携缘募修，至道光三年（1823）告竣，而神像辉煌，庙貌一新。今幸同宗敦本溯源，余欣然就梓，敬将仙迹殿阁台榭宫亭桥池俱刊《传衣录》中，使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云尔。

此文比同治《志》早40年，除了无余国柱题写之记载外，还显示以下信息：一、勾勒了太平天国战火焚毁前的弘化寺规制。二、《传衣录》应是寺的内部典册，此文是其中之一。三、此文就是老衲材料，陆龙泉文及《三楚第一山》撰写时的重要依据，如将举人胡基同错为进士。四、嘉庆十六年至道光三年这次重修，目前若干著述缺载。

题写人是张儒一

40年前，为适应东方山风景区的开发，《黄石日报》决定刊发专版，遂由三位资深编辑和一位摄影记者前去考察。承四位老师的雅意，命笔者随行。当时山门犹在，是一壁白色大墙。大门正上方，自右至左书写着五个大字：三楚第一山，落款是“张儒一”。相信这五个大字及落款很多人都看到过。铁定事实，毋庸置疑。当时，寺内正大规模兴建，大雄宝殿已建成，且正在大造一尊尊神像。殿内张贴有善款功德录，为首者姓陆，捐500元，是一笔大数。

方丈常乐法师非常热情，不仅招待丰盛的午膳，还亲自带我们参观若干景点。其间，笔者向法师请教了一些问题，其一就是山门之题写。法师答曰：“原为余国柱于康熙二十六年甲寅写（按，法师干支口误），现为清张儒一重修时写。”笔者当时作了点笔录并抄录了一点匾额。记录尚在。执笔此文时，翻了一下。当时仙人洞中，有“解光祖立”的“朔隐东方”牌；还有柯逢时（1845－1912，金牛人，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浙江巡抚，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黄石市志》有小传）题写的“东林矩矱”匾。30年过去了，这些不知还无恙否？

张儒一书写“三楚第一山”，除30年前可以眼见为实外，还可从文字资料中找到旁证：老衲材料及陆龙泉文均写到，“山门亦是张儒泗的后代重（所）修”。

张儒一何许人？黄石第一代张姓人氏，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迁入的，此后子孙繁衍，张家湖并因此得名。若查询早年编辑的族谱，或许能找到这位清末人的踪迹。他大概不是寻常百姓，因为以弘化寺的盛名及规模，山门的题写，不是张三李四赵五王六就可以提笔并署名的。

张儒一何时题写？大致可推定。首先推定修复弘化寺的大致时间：同治《志》成书于同治七年（1868），说寺毁得“剩僧房数间”，且“尚俟募造”，则知寺之修复，最早始于此年。但《志》的内容，有同治十一年（1872）的人事，而卷首《东方览胜》图上有“三楚第一山”五字，则知在同治十一年已修复，山门上亦也题写。也就是说，清代弘化寺最后一次修复的时间，是同治七年到十一年。由于题写山门必须在修复竣工之后，故张儒一题写的时间，应是同治十一年或稍前。至30年前拆除为止，山门及其“三楚第一山”五字的存世时间大约百些许年。

《东方览胜》图之谜

这里似乎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纠结：同治《志》的舆图及《八景图》均为大冶人陈笙所绘，其中《东方览胜》上有“三楚第一山”的字样。据李士彬的题文，说自己在同治六年秋见到《八景图》。又据陈笙的说明，是参加修志时所绘（李士彬及陈笙之文均见同治《志》）。那么，《八景图》应于同治六年或稍前完成。这就出现了矛盾：文字中明载“剩僧房数间、尚俟募造”，怎么图上有“三楚第一山”的字样呢？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由于弘化寺由皇帝敕封，且方丈为皇帝祷嗣有验之说影响深广，人们把寺之所在地东方山视为神圣而顶礼，称为“三楚第一山”，陈笙绘图时遂写上这五字。只是，这与山门题写无关。

另一种可能，则与同治《志》的成书过程有关，该志之《凡例》第十条：“搜求尚恐未尽，业经编次，按部开雕，其有接续送局，各志随收随查，归于补录”。就是说，虽然同治七年成书了，但漏掉的，还可以收入《补录》。果然，卷十八《补录》中，有多则同治七年后的记载：“知县林佐同治九年任”。“吴念椿同治十一年署任。”这表明：一、漏掉的补入了。二、志书付梓，不能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据此，知志书从始撰至付梓，时间跨度是7年（同治四年—十一年），整个修复寺庙的工程亦应在此间完成。因为完成时张儒一题写了“三楚第一山”，陈笙遂在同治六年已完成的《东方览胜》上添加上这五个字。由于是“按部开雕”，可以“接续送局”，图画和文字的刻版并不同步，陈笙此举合情合理。这就解释了图上有而文字中无的矛盾。

最后说几句：本文谈史，不涉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包含有史，但其内容并不等同真正的史。庐山有名胜白鹿升仙台、仙人洞，难道唐朝李渤养的白鹿真的升天了？难道元末明初的周颠真的是仙人？然而它们仍是影视中的重头场景，仍是众多游人留连拍照的处所。笔者并不否定著述中关于余国柱题写的“三楚第一山”的内容，只是希望能冠以“相传”，“俗称”之类较为审慎的字样，以免人们误其为信史。再者，公私著述中均不提张儒一，这不唯对张儒一不公平，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来源：东楚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