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的趣闻轶事  开国国宴（开国大典的趣闻轶事  开国国宴）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在会议上600多名各界代表全国4.5亿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言献策。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国号、国都、国旗、国徽、国歌。选举了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人选，会议还宣布了10月1日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址

中南海里的“国宴用酒加工基地”

为了筹备隆重的开国大典，中央政府从全国征调了各路精兵强将，一时间北京群英荟萃，其中来自河北白洋淀的王鹤滨被公安部任命为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负责与会人员的食物检验，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餐会前都要进行仔细的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全国各地赴京与会的代表的安全。

9月30日晚上，怀仁堂里灯火辉煌，中央领导与各界代表、民主人士欢聚一堂，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闭幕同时预祝第二天的开国大典顺利举行，每一张餐桌上都摆放有汾酒和通化红葡萄酒等，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和李福坤两位同志，在国宴开始之前把王鹤滨叫到面前，低声嘱咐说：“鹤滨同志，你想想办法，不能让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因饮酒过多而耽误了开国大典，你要想想办法。”

1954年王鹤滨与毛主席的合影

王鹤滨听到汪东兴和李福坤两位的要求，坐在一边犯了难，自己也没有特效解酒药啊，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央首长和各位宾客已经入席了，政务院院长周恩来正在上面为参会做祝酒词，祝酒词一过就要举杯了，自己又不能走到每一位与会人员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吧。

坐在一边的王鹤滨忽然爆发出了一个“灵感”茶叶有解酒的作用，用红茶可以代替“红葡萄酒”，进而又想到既然红茶可以当成“红葡萄酒”，拿凉白开装到汾酒瓶里不就是“汾酒”了嘛，王鹤滨赶紧把这个“新发明”向汪东兴和李福坤做了汇报，又经过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的同意，他们几人在中南海里开起了“国宴用酒加工基地”

王鹤滨事先做了一个实验，倒在玻璃杯中的“红葡萄酒”和“汾酒”只要不喝，从视觉效果上看确实是无法分辨的。既然无法分辨那就好办了，“加工基地”的工作人员利用刚刚见底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最新研制”的“汾酒”和“通化红葡萄酒”，并和杨奇清一起商量让几位卫士来当“服务员”，把他们的“最新研制”的“国宴特制用酒”斟满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王鹤滨特别走到毛主席身后，注意毛主席喝下“国宴特制用酒”之后没动声色，他最后回忆这件趣事，笑着说一场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都没醉。

与王鹤滨为了中央首长特制“国宴用酒”这件趣事相比，接下来的这个突发事件实属始料未及。

大典前夕 毛主席代表证突然丢失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新当选的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各位副主席还有各位委员们乘车从中南海勤政殿出发，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各位新中国的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有说有笑，喜悦挂在脸上，互相打着招呼集中在一起。之后，他们拾级而上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走在最前面的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时不时的停下脚步，等候那些比他年迈的代表，以便于一同走上城楼。

毛主席与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准备登上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叶子龙仔细地打量着，身边拾级而上的领导人们，他突然发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的地方: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布条不见了！

叶子龙背后不禁一冷，一股凉气顺着后背传到全身，这个红绸布条十分重要,不亚于“特殊通行证”，这个“特殊通行证”是周恩来邀请书法家钟灵为每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各位代表设计的，每人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代表们的姓名，每一位代表都整整齐齐的佩戴在胸前。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布条和其他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制上去的。

难道是临时修改了章程？叶子龙回头一看，朱德、宋庆龄、李济深等六位副主席的胸前也佩戴着红绸布条，其他代表也佩戴着红绸布条，唯独毛主席的胸前空空如也，叶子龙可以断定，毛主席的红绸布条丢了。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特殊时刻毛主席毫无疑问是全世界聚焦的核心人物，如果毛主席胸前没有佩戴这个红布条肯定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彩照里显得特别扎眼，保不齐成为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叶子龙当机立断，他连忙找到书法家钟灵说明了情况，钟灵急忙乘车回到了中南海找到一个红绸布条，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然后飞快地喷上了金粉。情况紧急实在等不得墨迹风干，便跳上了车，往天安门城楼赶去。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左）和书法家钟灵（右）

幸好，两位赶来时，毛主席才走到一半，叶子龙赶忙把刚刚重新制作好的代表证别在毛主席的胸前，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的诞生，并且亲手按动电钮，五星红旗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而国旗升起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背后默默无闻的付出。

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彩色相片

女工绣国旗 四十小时不停歇 制大典巨幅国旗 小职员跑遍北京城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全国各地征集的上千份国旗讨论稿里，最终选择了来自上海年仅32岁的公司职员曾联松提交的红地五星旗方案，原稿是大五角星中间有一个镰刀斧头的标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不过有些代表表示容易与苏联国旗混淆，最后在周恩来总理和艺术家田汉的建议下，将镰刀斧头去掉，最终新中国的国旗定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老人

此时距离政协闭幕只有三天时间，为政协会议缝制国旗的担子交在了会场美术人员赵文瑞的肩上，赵文瑞接到任务之后，立即跑到了北京前门外最大的绸布庄，有着北京“八大祥”之一的瑞蚨祥绸布庄，买来红绸黄锻，根据尺寸要求，趴在地上缝制起来……

赵文瑞每每回忆起自己在旧社会通过给人缝补衣服，到处奔波只能通过微薄的收入来换取一家人的温饱。北平解放之后，终于体会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没想到自己还可以亲手缝制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不由得越发振奋，她废寝忘食的，将一根根长长的彩线，化作密密的针脚，缝进了她对新中国的向往。在缝制过程中、针尖经常刺破了指尖，鲜血滴在旗面上。经过40个小时的紧张忙碌，1949年9月30日下午1点，全国政协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各位代表看到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掌声久久不息。

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升起的那面国旗缝制任务，则交给了建国之前在北岳区从事地下工作，北平解放之后在北平市永茂公司（北京市纺织局前身）业务科工作的宋树信手里。

宋树信（二排右一）

9月29日上午，刚刚接到任务的宋树信，十分激动，知道这个任务不能轻易对待，但是困难出现了，红绸好买，但是黄绸子他骑着自行车走遍整个北京城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到了夜晚，宋树信和同志们一筹莫展，商量了一夜都没有好的方案。

第二天，他再次来到瑞蚨祥，几乎哭着布店掌柜再找一找黄绸缎，掌柜表示黄绸缎本来就不是很多，前几天有一个女人过来已经买走了，听到这里，宋树信几乎哭了出来，请求掌柜再帮忙找一找，因为这个黄绸要缝制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掌柜听闻是要给新中国制作国旗，宣布上板停业，和布店的小伙计翻箱倒柜找了两个小时，最后在地窖里面发现一段三米长质量上好的的黄绸缎。

宋树信悬着的心暂时掉了下来，回到单位，找来一个技术最好的女工开始制作，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黄稠因为尺寸有限，从根本上无法裁剪出最大国旗上的五角星，只能采用拼接的方式进行制作。

最后宋树信的方案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宋树信和同事们踩着缝纫机赶制出的两面长460cm宽338cm的两幅巨型的五星红旗。10月1日，当新中国迎来了第一缕阳光的时候，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的宋树信，终于露出了微笑，他小心翼翼地把国旗叠好，交给了开国大典筹备处。

当毛主席亲手按下电钮，站在广场欢庆人群中的宋树信泪眼婆娑，目送自己亲手制作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心情和宋树信一样激动，那就是北京建设局的林治远，因为开国大典升起的第一面国旗的旗杆是由他设计并且参与制作的。

林治远发明电动升降旗杆，毛主席连夸“升得好”

林治远

林治远1913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一直做交通工作设计的他在36岁的时候接到了开国大典筹备处的任务，负责天安门广场的整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而具体由他负责的，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与北京前门（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开国大典时升起第一面国旗的旗杆，林治远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之后，心情无比激动，也感到这个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按照设计要求，旗杆的高度应该与天安门城楼等高，经过实际测量之后，林治远的团队得出了高度为35米的数据。按照常理，35米并不是很高，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平城，一切都属于百废待兴的状态，要找出符合要求的材料很不容易，在当时，林治远小组把北平城能有钢管的地方都走遍了也没有发现符合要求的材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通过多方打听知道北平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替钢管做旗杆，他赶过去之后，面前摆放着四根不一样长短，直径也不一样的四根无缝钢管，就算是焊接起来也只有22.5米，无法达到35米的设计要求。

一时没有主意的林治远，只好把这个结果汇报给开国大典筹备处和天安门工程指挥部，上级单位听取了林治远的汇报，当场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就此结果征求了各方的意见，最后确定旗杆高度就定在了22.5米。高度确定了，但是指挥部没有合格的技术工人来焊接这个庞然大物，于是林治远只好亲自上阵，在北平建设局的金工车间把四根钢管焊接在了一起。

正当林治远松了一口气时，新的挑战接憧而至，开国大典筹备处的领导来检查工作时提出，升旗要自动的，请毛主席亲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政治意义更加明确。林治远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之后，与相关设计人员制定了一个方案：国旗自动升降，升降速度和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演奏完毕，国旗自动升到顶端并停止。

在当时的中国，全国也没有几个人懂电动升旗的技术，林治远找来了同在北平建设局工作的梁昌寿一同协助设计电动升旗装置。后来技术人员攻克了技术上的难题，用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控制升速速度的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便自动断电停止升降，来带达到自动升旗的技术要求。

为了能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控制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了一套有线控制装置，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钢管横穿长安街，跨越金水河，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最后与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关相连接，之后通过自制的计时器，以此来控制升旗的时间和速度，保证国歌演奏完毕，国旗正好升到顶部自动断电停止。

为了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自设备安装之后，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调试，就在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正常，没有问题时，工程部于九月下旬才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至此，新中国的第一根国旗旗杆高高地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9月30日晚上，开国大典前夜，为了确保第二天升旗万无一失，林治远和梁昌寿做最后一次实验。然而没想到的一幕突然发生，打乱了筹备组的节奏，升降开关意外出了偏差，旗子升上了顶部，马达却没有停止下来，旗子被卷到了旗杆顶部的滑轮里，退不下来。此时安装旗杆的脚手架已经全部拆除，人上不去，无法修理。林治远只能请求消防队进行援助，消防队搬来了救火时的云梯，升到顶部依旧不够高，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大家更着急了。见此情景，林治远找来了两位技术精湛的搭建彩棚的工人，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部爬到了旗杆顶部，把那快实验用的红布取了下来。

就在此时，开国大典指挥部领导和相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也及时地赶到了现场，一同排除了故障。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毛主席在林治远的指挥下扭动开关，30万人整齐肃立抬头，仰望着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毛主席也兴奋的大喊了一声，“升得好”。话音刚落，28响礼炮齐响，全场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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