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湖南的最高学府（潮宗街湖南时务学堂）

＃潮宗街＃ 湖南时务学堂——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

（潮宗街历史故事之七）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湖南人形成了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1897年，熊希龄等开明绅士倡议设立湖南时务学堂，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全力支持。当年9月，时务学堂租用三贵街刘权之旧邸，开门办学。熊希龄任学堂提调(校长)，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录取蔡锷等40名学生入学。11月29日正式开学。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学生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要向西方学习。时务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前后三次共选录各类学生264人次。受时务学堂熏陶，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栋梁之才，如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林圭等。1898年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后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成为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1938年，时务学堂毁于“文夕大火”。抗战胜利后，著名实业家陈云章先生购买三贵街地皮，在时务学堂废址上盖起住宅，并立“时务学堂故址”牌坊，今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贵街“时务学堂故址”

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维新派主将梁启超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书清廷，主张自京师以下及各省州县皆设学堂。湖南随即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湖南巡抚陈宝箴即自称：“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准礼部咨山西抚臣胡聘之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一折，承准总理衙门咨议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一折。”湖南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官绅深感“开民智”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因而把教育改革看作是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

最早提出在湖南设立新式学堂的是蒋德钧。他说：“世变日深，需才孔亟；求才之道，立学为先” ，“开民厂以造机器，设学堂以造人才，兴国保邦，莫急如此”。促成湖南时务学堂成立的具体背景和直接原因，是乡绅王先谦、蒋德钧等人所从事的实业活动。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对于湖南的实业开发持鼓励和支持态度。1896年，王先谦联络蒋德钧、黄自元等人，集股创办官督商办性质的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并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亦即宝善成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这大概是创办湖南时务学堂的最早动议。

蒋德钧提议创办时务学堂，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广工艺，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住局中学习制造，计划聘请一位通重学、汽机等相关学科的老师主其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 带有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的意味。

机器制造公司创办学堂的计划，得到了王先谦和熊希龄等人的赞同，由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这一计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当陈宝箴看到蒋德钧等“复议请开设学堂”的呈文后，“惊喜叫绝”，并亲自为之命名为时务学堂。陈宝箴于1896年底将这个计划批准立案。1897年1月，陈宝箴批准了由蒋德钧起草，王先谦领衔，张祖同、汤聘珍、熊希龄、蒋德钧等依次署名的《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和《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简明章程》。陈宝箴随即颁发钤记：“公司学堂归并办理。” 并许诺从湘省矿务余利中提拨款项予以补助。

在《请设湖南时务学堂公呈》上署名的蒋德钧、王先谦、熊希龄、张祖同、汤聘珍都是当时颇有维新思想的士绅，于办矿务、建工厂、兴学堂等都不余遗力。

1896年冬至1897年初，熊希龄建议筹办公司与时务学堂等事应该各有人专司其责，于是推王先谦专办宝善成公司，推熊希龄专办学堂之事。后来在争取办学经费的过程中，王先谦不愿意由他自己出面，熊希龄遂请示陈宝箴，将时务学堂与宝善成公司分开办理。蒋德钧积极协助熊希龄筹办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的创办首先要解决的是办学经费的问题。陈宝箴虽应允每年从矿务余利中拨款补助，但湖南矿务总局也刚刚创立，连自身经费都靠借款，更无余利来补助时务学堂了。于是，熊希龄和蒋德钧把筹款的方向放在争取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上。

此前湘抚陈宝箴曾许诺从矿务余利中拨款以充常年经费，但蒋、熊均清楚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湘省矿务总局自保尚且艰难，何来矿务余利？为另谋他策，熊希龄与蒋德钧都认为个人捐助是办法之一。其时有前湖北布政使、湖南衡南县人王之春踊跃响应，一次性捐助购买书籍银2000两。熊、蒋也以身作则，会同上海道刘麒祥合捐2000两，用于购买制造局译书。

但个人捐助也仅此而已，相对于时务学堂所需巨额经费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所以学堂经费问题的解决还必须从公款中筹措。最初熊希龄打算从湘省督销局李艺渊处想办法，劝他将所拨湘社仓之每年7000金移归学堂。但后来张祖同透露，湘省督销局尚有未收的加价湘省盐厘一项可以想办法，“每年补收此项，应有银一万四千余两”。熊希龄与蒋德钧闻知此情，不禁欣喜万分，随即禀请陈宝箴予以支持。陈对此自然深表赞同。为争取将此款项用作创办时务学堂，熊希龄等先不惊动督销局，以免督销局闻知此情，抢先下手，将此款移作他用。而是决定由熊、蒋亲赴南京，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拨此款。因湘省征收盐厘的督销局属两江总督管辖，故欲得此款，尚须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

1897年5月2日，蒋德钧持《为时务学堂经费呈刘坤一批》禀稿到达南京。在禀稿上署名者有王先谦、汪概、熊希龄、罗长裿、汤聘珍、刘凤苞、黄自元、成邦幹、蒋德钧、张祖同、邹代钧、李桢等。刘坤一对湖南创设时务学堂之举深表赞同，愿意扶植，在禀稿上批复：“阅牍，具见振兴实学，培植人材，曷胜佩慰……候行湖南督销局，查明各盐行未缴若干？补收岁得若干？覆候核办。”

蒋德钧经与湘省督销局总办易顺鼎交涉查核，果有应补缴之盐厘14000金。但刘坤一不愿将此款全部拨给湖南时务学堂，谓“江南拮据异常，亦不能不资分润”，只同意拨给时务学堂一半。

刘坤一批准每年拨给湖南时务学堂盐厘7000金后，即檄行湖南督销局遵照办理。有了刘坤一同意拔给的每年7000金的盐厘，可谓解决了大问题。时务学堂经费问题基本解决。

在争取经费的同时，熊希龄和蒋德钧等积极进行购置图书设备、建造校舍、招聘教习、招收学生等筹备工作。熊希龄和蒋德钧用自己和士绅捐的款项，在上海购置了一批图书设备。建造校舍，熊希龄征得湘绅同意，在省城北门外侯家垅购得一块地皮，计有数百亩。这里前临大河，后倚冈阜，颇踞湖山之胜，是一处理想的建校所在地。但因经费不足，暂不兴建，拟先租赁民房开办。先拟租用衡清试馆（位于今开福区戥子桥衡清里）作为校舍，但因校舍狭小，又另觅他处。后又租佃位于小东街（今中山西路）三贵街的原乾隆、嘉庆朝重臣刘权之的故宅作为校舍。

刘权之是清乾、嘉两朝重臣，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官至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刘权之晚年荣归故里，邻里百姓数百人去街口迎接，因而有了“接贵街”之街名。同、光年间刘权之府第转让给益阳翰林周桂午（周谷城叔祖父），周将房屋改造成三进四合院式公馆。周桂午恰好与熊希龄为同榜进士，两人关系甚密，熊希龄遂从周桂午手中租得刘权之旧邸作为校舍。

时务学堂为官办学堂，学堂管理人员也由抚院扎委任命。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亦称提调，即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另委绅董9人，即熊希龄、王先谦、蒋德钧、李维翰、谭嗣同、黄自元、张祖同、陈海鹏、邹代钧，组成时务学堂董事会，参与学堂章程及各有关大事的讨论与决定。总理（提调）的主要职责为招考、堂规、银钱、用人等4项。谭嗣同兼学堂总监。另设管堂2名，由陈奂奎和杨自超充任，陈奂奎管银钱收支，杨自超负责管理教习测量。又以狄钟翰为副管堂，协助两位管堂管理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教学事务则由熊希龄全权委托中、西文总教习梁启超和李维格负责组织。

时务学堂开学当日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学堂总监谭嗣同、学堂总理熊希龄均撰联以贺。谭嗣同联曰：

揽湖海英雄，力维时局；

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熊希龄联曰：

三代遗规重庠序；

九州奇变说山河。

八星谈天，三带说地；

四宗异教，五族同人。

湖南时务学堂开学之际，为扩大影响，阐明意义，向社会公布了《湖南时务学堂公启》。公启疾呼“吾湘变，则吾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强调“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这份感慨激昂的公启由梁启超起草，文中称：今事变益急，天子宵旰殚虑，惟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累降纶绰，布此义于天下。

创办学堂，最重要的问题是聘请教习。将时务学堂办成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学堂是创办者的既定方针。为此，所聘教习中必须有中、西文教习，且有总、分教习之别。特别是总教习，必欲扩大影响，非时贤达人且学贯中西者不足以孚众望。

时务学堂所聘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西文总教习为李维格。教学事务由熊希龄全权委托中、西文总教习负责组织。其时，梁启超为上海《时务报》馆总撰，李维格也在《时务报》馆任西文翻译。

关于总教习的首荐者是谁，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黄遵宪，另一说为蒋德钧。

1897年7月13日，黄遵宪自北京赴长沙长宝盐法道任，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下车伊始即关注时务学堂总教习的人选问题。但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在康有为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否定之后，才转而力聘自己创办《时务报》时的同事兼同乡梁启超。

在要求《时务报》馆总理汪康年放人的问题上并不顺利。因为在汪看来，聘走梁启超与李维格，无异于挖《时务报》馆的墙角。为此，熊希龄想方设法，先由湘省当局出面给梁、李二人送去聘书，后又由熊希龄和黄遵宪先后给汪康年去信委婉相劝，恳请放人。而汪康年则一度不予回复。为此熊希龄又致函在南京的谭嗣同，要求他对汪康年加以劝说。经过黄、熊、谭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说与争取，加之梁、李二人也表示愿意受聘入湘，汪康年的态度有所松动。特别是谭嗣同致汪康年的信函，言辞恳切，加之谭、汪二人交情至深，理念相近，对说服汪康年放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汪康年迫于情势，不得不答应放人。于是，梁启超与李维格二人终于得以于1897年11月14日到达长沙，分任时务学堂中、西文总教习。

另说，聘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席，首倡者和出力最甚者为蒋德钧。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小叶先生。叶先生认为早在熊希龄与刘坤一交涉时务学堂经费之际，蒋德钧就已为时务学堂遴选教习等事奔走于京、津之间。而此时黄遵宪还在赴任湖南盐法道的途中。由于时间的原因，二人在京、沪均未能见面，因此蒋德钧聘梁启超入湘的念头肯定没有与黄遵宪交流。黄遵宪是到长沙后才知道时务学堂有聘梁之举。当蒋德钧写给熊希龄等人的荐梁之信发出时，黄遵宪尚在湖北。

蒋德钧的提议得到了湖南官绅的一致认可，学政江标致函汪康年说：“此间时务学堂拟敦请卓公为主讲，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湘士尤盼之甚切也。弟亦望卓公来，可以学报事交托，惟上海无人奈何。”在经过了精心讨论与设计之后，参与时务学堂筹办的湖南官绅，凡与汪康年交好者，几乎同时写信给汪康年，劝其放李、梁二人入湘。这显然是湖南官绅共谋后的约定。熊希龄还致函谭嗣同，请在南京的谭嗣同一起说服汪康年。9月14日，汪康年同时收到了熊希龄、邹代钧、黄遵宪与江标的劝说函。黄遵宪并同时致函梁、李，“殷殷劝驾”。与此同时，陈宝箴分别给李维格与梁启超发了聘书。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正在紧张进行时，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但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还，就学堂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梁启超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以总教习的身份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学堂另聘西文分教习王史、许应垣，中文分教习周大列，数学教习许奎垣，舆地分教习邹代钧，管堂兼测量分教习杨自超，管仪器兼体操分教习杨福严等。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时务学堂中文总教席梁启超

梁启超刚到长沙时，受到湖南各界的一致欢迎，到达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第二天，又在湘春门内左文襄公祠堂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此后几天，梁启超的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湖南文坛大佬、乡绅领袖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时，也是发自内心感到高兴，对梁尊礼有加，曾专门张宴唱戏，以示欢迎。换言之，在梁启超初到湖南时，包括后来所谓旧派人物在内的湖南各界真诚欢迎，“诸人倾服，自是实事”。然而没过很久，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梁启超自己回忆，他每天授课四小时，还要批改学生课卷，每卷都写批语，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

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在参加南学会第一次开讲后，十分惦念正在患疟疾的梁启超，就到时务学堂去看望他。谭嗣同走进梁的住房，只见他虽然面容消瘦，但仍保持着平日英俊的气概。谭嗣同问他的病况，他告诉谭，连日服药，效果很好，不久就会恢复健康。又说他将于本月中旬回广东，为他的父亲五十岁生辰祝寿。在谈到时务学堂时，梁启超认为教习的教学任务很繁重，应当增聘一两位教习。

谭嗣同当即推荐唐才常和杨毓麟，梁表示同意。

3月初，梁启超离湘赴上海治病，学堂乃加聘唐才常、杨毓麟为中文分教习。时务学堂前后两批中文分教习都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如：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唐才常、杨毓麟等。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 谭嗣同 王史 欧榘甲 熊希龄 韩文举 唐才常 李维格

在时务学堂未开学之前，招生工作即已展开。1897年9月，《知新报》刊发了《时务学堂公启》，阐明了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广立学校，培植人才”，“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各府州分配名额除“长沙府二十四名”外，其他府为五至十二名不等，各州均为五名，各厅均为一名。第一次招考由陈宝箴亲自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

湖南两任学政江标、徐仁铸还亲自到各地选拔、推荐考生。如蔡锷就是被推荐参加时务学堂招考的。1895 年春，蔡锷不满十三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参加院试。临进考场时，由于个子矮小，考生很多，父亲将他举起坐在肩上。湖南学政江标见了笑问：“怎么儿将父作马骑呀？”蔡锷敏捷地回答：“父愿子成龙嘛!” 江标高兴地召蔡锷走近，手指蔡锷说：“小学生暗藏春色。”蔡锷立即躬身道：“大主考明察秋毫。”江标大喜。后阅蔡锷试卷，拍案叫奇，赞不绝口，于是取为秀才，名列前茅。1897 年秋，蔡锷又在新任湖南学政徐仁铸的推荐下，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不满十五岁的蔡锷，是四十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之一。

第一次招生考试于1897年9月24日举行，初选学生53名。后经过复试确定内课生32人。内课生中兼习西文者为：曾继寿、唐才质、杨树达、李炳寰等14人。招生考试是严肃认真的。先经挑复，再经扃试，由绅董会同学政在学署举行。第一次招生，报考者4000人，取40名，仅为l％。

时务学堂招考的学生中，后来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在20世纪50年代所撰的一篇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

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我脑筋中印象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寰、湘阴的林圭和邵阳的蔡艮寅(后改名锷)。李炳寰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曾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们参加自立军起义，我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的任务。炳寰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他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入学后，与我意气投合，常常谈论国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朝廷纲纪败环，达于极点，曾(国藩)、左(宗棠)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复清室，反掌事耳。合此不为，坐失良机，宁非大错。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

蔡艮寅考入时务学堂时，年龄较小，但他赋性聪颖，在堂中的功课和每月的月考，必居前列。他的母舅樊锥，学识渊博，思想激进，在邵阳颇有声名。艮寅幼年受到樊锥的教导，故早已蕴藏了改革弊改的思想。其次，他认为一个人要在谜会上有所作为，必须注意品德修养。他曾对我说：“我侧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艮寅的见解和志气。我们平日除得到学堂教习的教育外，还热情地和湖南力主变法的官僚如黄遵宪等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新的启发。黄遵宪曾作有怀李炳寰、蔡艮寅、唐才质的诗：“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浸几英豪。国方年少吾蒋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可见黄遵宪对我们的期望是非常殷切的。

湖南时务学堂先后进行过五次招生考试，合计初选各类学生264人次，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81人，中文外课生24人，其他各类学生(包括备取内课生、留习中文者、调送北洋学堂者)共计21人。

时务学堂教职员在校舍前合影

时务学堂开办初期，在梁启超、熊希龄等人的主持下，其办学性质、教学方式、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相对于旧式官学、书院教育来说都有革新。学堂明确反对科举教育，强调“天下为己任”，摒弃官学、书院教育专习时文的作法，而要求“通古今，达中外”，兼讲中西之学。激进的维新派人物担任教习，他们通过课程内容的改革大肆传播维新思想。

时务学堂更定章程

据叶德辉等人1898年披露的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所批学生课艺、日记，其激进言论包括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推重素王孔子，并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特别是《扬州十日记》，反映出梁启超等人的种族革命思想。这与康氏 “教育之方针”毫无二致，也与梁启超后来的回忆相吻合。梁曰：“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 尽管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教学确实存在，但由于学堂的封闭教学，外界鲜有人知。据梁启超回忆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春节，学堂放假，学生携带教习日记、批答回家，其激进言论始“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

湘抚陈宝箴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加之陈宝箴的维新思想与康、梁的激进言论本非同源，因此有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之事，并责令立将“板片、刻本查出，一并销毁，严饬勿得再行刷印售卖”。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风阳、杨宣霖、彭祖年等联名上书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对熊希龄、梁启超大力攻击，谓“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之一变……”一连串风波，促使陈宝箴下决心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并同意三名中文分教习辞职。7月2日， 陈宝箴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委派他护送学生出洋留学，札委黄遵宪“总理时务学堂一切事务”。

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

8月中，汪诒书补任时务学堂总理绅，兼任总理。汪诒书是一位温和的维新派，他勉力维持着时务学堂的教学活动。

9月中，汪诒书主持时务学堂出洋学生举行复试。9月20日，政变前夕，时务学堂考取留学日本的七十余名学生，留学资格被取消。9月21日，北京政变发生，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新政被废除。时务学堂由于汪诒书的周旋，得以继续存在。

9月29日，清廷将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改以户部左侍郎吴树梅提督湖南学政。10月5日，出使大臣黄遵宪奏因病请开去差使。10月6日，湘籍言官黄均隆上奏折，“请旨惩办”湖南维新党人。清廷命将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一并裁撤，南学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同等书，一律销毁。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清廷降旨将陈宝箴、陈三立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江标、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0月7日，湖南布政使俞廉三任湖南巡抚。10月中，时务学堂交由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率皆离开。年底甄别，尚有新旧学生四十余人，严家鬯、黄舒禺等为教习。

1899年春，根据原御史黄均隆弹劾奏章中谓时务学堂“讲求实务，有名无实”之语，将时务学堂易名为求实书院，校址迁城东落星田，“一切皆仿书院之成规，其课程则经史与八股交相为课”。首任总理汪诒书，继任杜本崇。求实书院规定“分科分班”，学生定额120名，“分调通省各府州县考选保送聪颖恂谨生童”。原时务学堂学生40人也在书院继续学习。稍后仍恢复算学、西文、舆地等课程。教师有中文教习杨绍楷、苏舆、黄召耀、袁绪钦、郭立三等，算学教习许兆魁。

1899年落星田求实书院内景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仅仅过了三年，到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初名湖南省城大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所以经过这段短时期的曲折之后，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终于合流，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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