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死因真相（经历了辞职兵变）

安史之乱结束后，刚开始，杜甫确实很高兴。他兴奋地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连返乡计划都盘算好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然而，很快他就看到，和平还远没有到来。

由于在平叛过程中，借用了大量少数民族势力，此引狼入室之举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很快就成了这个国家新的麻烦，回纥、吐蕃等势力趁势劫掠，长安一度沦陷。杜甫的回乡之路再次成为奢望。

另一方面，经过安史之乱的折腾，中央权威严重下降，地方各路军阀势力蠢蠢欲动，纷纷想要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公然挑战中央政府。反正那几年，各个地方都不太平，狼烟四起。安史之乱就像一个坑，唐帝国高速行驶的战车，越过了这道坑，还能平稳着陆已是极不容易了。

764年春，严武再次被任命为成都府省长，加任剑南节度使，相当于军区总司令，杜甫随即回到成都。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严武表奏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相当于工业部副司长，从六品，属于挂职的官，不用实际上班。这是杜甫当过的最大的官了，他也以此引以为傲，“杜工部”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但没多久，杜甫就自请离职了。

直接原因还是他不适应官场生活，和同僚处不好关系。“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牴触。”（《赤霄行》）同样不幸的是，第二年四月，严武就暴病身亡了。同年正月，高适也在长安去世。

杜甫人生中最好的，也是给他生活实际帮助最多的朋友都离世了。

他在成都无法再立足，于是再次踏上了举家搬迁的路途。

他率家人乘舟东下，经过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到达夔州定居。杜甫此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肺结核（也可能是哮喘）和糖尿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夔州住了不满2年光景，前后搬家好几次。在此期间，他开始频繁地回忆过去，恐怕他自己也感觉到大限将至了。现存诗歌中的近百分之三十都写于这一时期，如《壮游》《昔游》《遣怀》《洞房》《宿昔》《登高》《阁夜》等。《八哀诗》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组诗，在诗中，他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人生道路中的8位恩师挚友，有张九龄、李邕、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

虽然在夔州的生活还能维持，他有着40亩的园地足够维持生计，但是他在荆州当阳的弟弟杜观给他写信，劝他出峡。可能是年纪大了，加上杜甫的故土情结本来就重，他渴望和家人兄弟团圆。收到信后，768年早春，杜甫毅然举家搬迁。这次搬迁，彻底地要了杜甫的命。

他们2月份就到了荆州，但是并没有获得他弟弟的音讯。

有时，你看现代人，手机联系那么方便，可是，稍微让人等一会儿就很容易不耐烦。我常常想，古时候，通讯那么不发达，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又联系不到人，他们会怎么办哦！是不是也会和现代人一样，动不动就急疯掉？

他们停留在荆州，断了生计。晚秋时，他带着老婆孩子暂居在公安县，并写信给时任四川远州刺史的郑审写信求助。郑审是他已故的老朋友郑虔的儿子。在公安暂住期间，杜甫偶遇书法家顾诫奢、诗人李贺的父亲李晋肃，和他们结为朋友。

没多久，公安也发生了叛乱，杜甫又带着一家老小前往湖南岳阳。在洞庭湖上，他写下了晚年最重要的杰作《岁晏行》。他以无比悲婉的心情感慨着现实，“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达官贵人连鱼肉都吃腻了，而穷苦老百姓却被剥削到要卖儿卖女还债。

在岳阳没有停留多久，随后杜甫乘船经过潭州到衡阳，准备投奔好朋友衡阳刺史韦之晋，没想到韦之晋被改任潭州，两人只能在路途上匆匆作别。杜甫没想到的是，韦之晋刚到任没2个月就在任上去世了。夏末，杜甫赶往潭州以后，无人可投，靠贩卖药物勉强维持生计。公元769年，那一年，杜甫一家都是在船上度过的。

然而，那一年的春天是美好的，在杜甫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刻，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慰藉。

先是侠士苏涣慕名前来拜见。在杜甫的粉丝中，苏涣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两人的关系就像李白和汪伦一样。两人多有诗文交往。在落花时节，杜甫又遇到了同样流落潭州的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童年时欣赏李龟年个人音乐会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短暂的欢乐似乎让诗人忘记了生活的苟且，然而江南的风景并没有好多久。4月，湖南兵马使臧玠叛乱，潭州陷入兵祸之中，天下之大，竟然没有容身之地，杜甫感慨万千。《逃难》记录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情况。“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杜甫和苏涣逃离潭州。

杜甫计划继续南下去郴州投奔舅父，入耒阳，江水大涨，被困江上五天没有食物。耒阳聂县令听说了此事，立即写信慰问，并送来了酒肉。等水落了之后，聂县令派人去接他，结果没有找到，误以为他已经葬身于江河，于是，给他修了一座空坟。

这个事在当时闹出了不小的新闻。坊间开始流传出一个杜甫的死法，说是杜甫饿了5天没吃东西，收到聂县令的酒肉之后，饱餐一顿结果撑死了。还有说是因为天气原因，酒肉变质，杜甫舍不得扔掉，结果吃完得了肠胃炎死掉了。

其实真实情况是因为洪水围困，无法南下，杜甫预备沿汉水回长安。

公元770年，从秋天到冬天，那么寒冷的天气，他都在江上漂着。风湿病因此加剧了，最后杜甫长眠于舟中，至死也没有完成回到家乡的心愿。在舟中，他留下了自己的绝命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是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读来悲切动人，享年五十九岁。

他最终放心不下的，还是眼里这个受苦受难的国与民。而他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了。

死后，家人无力安葬，只好把灵柩安放在岳阳。

四十三年以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把遗体搬运回老家，移葬在杜审言墓旁。途中路过荆州，遇到诗人元稹，他给杜甫写了一篇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文中一句“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就是说，自有诗人以来，没有能比得上杜甫这样伟大的。

杜甫的一生是悲观主义的，他赤诚地爱着世间所有人，自始自终都保持着现实主义的清醒。他有傲慢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虚荣心，但丝毫不掩饰在他身上表现出的纯朴的人性。他珍惜亲情，出门在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老妻和孩子；他重视友情，会为了无缘道别而抱憾终生；他爱这个国家的黎民百姓，看到他们受苦他就很是不忍。在他一生中，所有的愤怒和疾呼都是为了他的国、为了他的王，为了他的民，为了他脚下的土地。

抛开国家，他完全可以过上一个悠闲自在的地主生活，事实上，和他同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不愿，他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绑在了一起，用一生的行走，和这个国家一起受苦。他这样的文人，是不应该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指责的，也不应该被卢梭式的、只知沉湎于自我感动的圣母心却连家人死活都不管不顾的知识分子所苛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