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每个地方的来历（文化汉中汉中与）

第三章：民族融合

汉中地处中国西部南北分界线秦岭之南，是古代西戎、南蛮、华夏的交汇杂居之地。古代汉中，既有西北民族中的羌、氐，南方民族中的巴、蜀、庸、濮、微、賨、僚，甚至还有北方民族中的匈奴、鲜卑人。氐、巴、蜀、僚等族人在汉中自古就有，羌、庸、濮、微、賨、匈奴等族人系流徙而入。氐人自上古至魏晋南北朝皆有分布，巴、蜀、庸、濮、微人主要生活于春秋战国之前，羌、賨、僚、匈奴人活跃于两晋南北朝。隋唐以后，各族逐渐融入华夏(汉)。近现代汉中仍有羌族，但已与古羌人不同。当今汉中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汉族，是历史上多民族在汉中聚居、流徙形成的，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结果。

巴人故国

巴是中国古代起源复杂、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的一个古老民族。在较长时期，许多学者论证巴人起源于汉水上游，“巴方”和早期的巴国均在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一带。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了巴人为成都平原故有之民族、鄂西香炉石文化为巴民族源头文化、三峡地区为巴人起源地等说。此外，学界还有巴人起源于陇右、晋南、洞庭湖流域等说。但是，早期巴人生活于汉水上游有文献依据、文物印证、学界论述和文化遗痕，汉中应为巴人最初生活和立国之地。

顾颉刚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代》书影

文献线索 巴人在史前的踪迹渺然难寻，学界或谓其为中原黄帝之后裔，或谓其承东方太皞之衣钵，但都无法确证。三代时，巴人的行踪渐次清晰。从夏至商，巴人活跃于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一带。《华阳国志▪巴志》曰：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此巴蜀即指今陕南、川西北地区。在记录殷商后期商帝武丁与其妻妇好用兵江汉的卜辞中多次出现“巴方”，并有“我叹収（登) 人伐巴方”语，“我方”在汉水上游，“巴方”亦应在汉水上游一带,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顾颉刚、章巽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将“巴方”约标于汉水上游黄金峡(今陕西洋县东南)地段。

西周时，巴人仍是汉水上游活跃的政治、军事实体。《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既克殷，封其宗人于巴，巴国成为“汉阳诸姬”之一。既曰“汉阳诸姬”，当然位于汉水流域。从《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之语判断，巴国在楚(都今陕西河南交界的丹、淅之间)、邓(都今湖北襄阳市西北)之西，仍应位于汉水上游。此时汉中的巴人，还向北进入关中地区。春秋前中期，巴始终立国于汉水上游。不过因受蜀人进逼，活动中心或许已自汉中逐步东移。

春秋末叶，由于楚国的强大和巴、楚联盟的破裂，巴人在汉水流域式微。前477年，楚国大败巴国，伴随着“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华阳国志·巴志》)，巴国无法再在汉水流域立足，乃南迁于鄂西南清江流域。汉水上游的巴人故地，成为一处处遗迹并进而演变成地名。《战国策·燕策二》苏代传述秦王之语时的“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水经注▪沔水》之“巴岭山”、“巴岭”、“巴山”、“巴溪戍”等地名，就是巴人在汉中历史的印记。直到汉末，当汉中的賨人首领李虎率众归顺曹操被迁至略阳(今陕西秦安县东北)后，仍被称为“巴氐”。此前，李虎等自巴西之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迁至汉中已十多年，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宕渠、汉中皆巴地。

考古证据 20世纪80年代对南郑县东北龙岗寺遗址进行发掘,20世纪末期对城固县北湑水河畔宝山遗址进行发掘，前者出土大量旧、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和骨器，后者出土众多新石器时代、商时期陶器、青铜器，而这些出土的器物，都间接或直接证明了这区域与早期巴人的关系。

巴人柳叶形青铜剑

汉中出土的陶器与巴人有密切关系。龙岗寺遗址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陶器中的簋、豆、杯等高圈足遗物，在大溪文化中也发现过，两者应有某种文化联系。宝山遗址中，有龙山文化时期的4座烧烤坑，出土有多饰绳纹的罐、钵、缸等陶器，陶质基本上是夹砂褐陶和黑皮红胎陶，其中的宽沿折腹尊和陶器的链环状堆塑纹、禽爪迹状纹饰，也见于宝墩文化；商代遗存“陶器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黄尚明《蜀文化研究》)，陶器中陶釜数量庞大，其中多见的小底尊形杯和陶器的贝纹，也常见于鄂西、三峡和川西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中；陶器的目纹在香炉石遗址、路家河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陶器上也有发现，而这些区域也是巴人早期活动的区域。学术界研究认为：“以城洋为代表的汉水上游，在商代中期和晚期前段，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而三代时汉中一带的民族分布，东部主要是巴人。

城固、洋县等地青铜器的出土是巴人在汉中生息繁衍的直接证据。汉中青铜器一类(主要是礼器)属于中原风格，这与其他非中原青铜器系统特点一致；而另外一类(主要是兵器)呈现出巴蜀文化的特征；兵器以戈为多，其次是镞、矛、钺，总体面貌以地方性特点为主流。早在1988年，唐金裕《汉水上游巴文化与殷周关系的探讨》就论证，汉中青铜器“应是巴族文化的遗物”。赵丛苍等在《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中进一步阐述，“城洋青铜器的主要存续年代，与宝山商时期遗存基本同步。文化面貌上的相似性与年代上的一致性，说明二者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类共同体所创造的文化”，而“与路家河二期后段遗存有着亲缘关系的宝山文化，其性质亦为巴文化”(赵丛苍主编《城洋青铜器》)，兵器的形制、纹饰，也明显呈现巴人风格。汉中出土的虎钮錞于，是“古代巴人的典型器物”；柳叶形短剑是巴人的发明，“应称为巴式剑”，“三角形援戈和舌形刃斧是巴文化的青铜器”。城固出土的巴氏矛、巴氏钺为商代晚期，而宝鸡出土的系西周早期；巴地出土的三角形援戈、长方形直内戈也以城固的最早。这些考古结果，无不印证着古代巴人在汉水上游以城固、洋县一带为中心的活动。

学界论述 巴方和早期的巴国位于汉水上游，是史学家、民族学家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观点。蒙文通《古代民族迁徙考》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庄燕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董其祥《巴史新考》、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刘长源《汉中古史考论》、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巴》、蔡靖权《巴人的迁徙与文明的传播》、李天福《巴文化的移民特质》等专著或论文，皆以巴人的起源或早期活动地在汉水上游地区或汉水上游的汉中为论断。庄燕和先生《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研究认为：“汉水流域的‘巴方’，比清江流域的巴人更早，清江流域的巴人不是源，只能是巴人中的一支。当然，清江巴人也不可能兴师到千里以远去参加周武王讨伐殷纣王的战争。”“从时间的先后次序分析，从地理位置上看，川北、川东的巴人，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贵州乌江、遵义一带的巴人，很可能是陕南汉水流域的巴人向东南迁移的结果，他们很可能是巴方”的后裔。”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在引用《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后论曰：“值得注意的是由南郑到安康之间，有多处记载与巴蜀有关的地名和一些文物事迹。汉水以南的支流发源于巴岭巴山不足为奇，而特异的是汉水以北之子午河道，竟蒙‘巴溪之名。汉高祖率谷民还定三秦，系出故道’而暗度陈仓，不由此子午谷道。而子午谷道，汉世已立专称，《水经注》舍专称而用古名，此或为得之当地自古相传之地名，此可以反映在殷周之世，汉水流域早为巴族聚居地区。”有的学者还认为，汉中之名即源于巴人。

比较各种相同或有差异的观点，童恩正、段渝、张正明关于巴人迁徙的论述，可能最接近事实。《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巴”释文(童恩正撰)曰：“西周初期，(巴人)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建立了巴国。春秋至战国中期，占据川东之地。”《四川通史》第一册(段渝主编)曰：“商周时代，(巴人)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川、鄂之间。战国时期，进入川东，兼及与鄂、湘、黔相邻之地。”张正明《巴人起源地综考结合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巴人起源的诸多观点研究后认为：“早期的巴人是西部民族，属于藏缅语族。”“巴人起源于羌人频繁出没乃至长久栖息的地区，即陕西西南部和甘肃东南部，可能还包括四川东北部和重庆西北部的少量边缘地带在内，从流域来说是汉水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巴人推进到峡江地带的年代不早于春秋中期。”“巴人推进到清江流域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战国之际。“巴人西迁至今重庆一带的时间约在前5世纪前后，这时其活动区域东至鱼腹(今奉节)，北至汉中。楚威王时，巴人退守阆中(今属四川)，后被秦灭国置郡。

汉水渔舟

文化遗痕 作为古代巴人的生息繁衍之地，汉水上游历史地理、风俗民情中有许多巴文化元素。除《水经注》载汉中一带以“巴”为符号的地名外，隋唐宋时，在《水经注》“巴溪戍”附近(今陕西洋县东北)，还设有巴岭镇(参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八)，可见这带与巴人渊源之深。巴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广泛适应性，生活于清江流域、三峡地区，以渔业、畜牧业为主，生活于汉水上游和川东，则进行农业生产。将棺木做成船形的船棺土葬、悬棺葬，是巴人的主要葬俗，此类习俗在汉水上游也有遗痕。巴人有樊、醰(沈)相、郑陈、程、蹇等大姓，这些姓之人古代汉中都有。东汉时弘农太守陈纲、从事陈调、巴郡太守陈雅、南郡太守程基、计曹史程苞、功曹程信等汉中人可能即属巴人。当今汉中还有巴、相、税等古代巴族属性明显的姓氏。

来源：文化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