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合作社助力农民脱贫：农民合作社助推相对贫困治理嵌入式高质量发展

茶园生态化建设模式，涵盖茶叶品种、栽培、土壤、生物、植保、肥料等领域。秉承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生态伦理学思想，为复兴茶产业而努力。

农民合作社能够促进相对贫困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相对贫困治理也为农民合作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

（一）壮大合作社资金实力

农民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入社农户、金融贷款和国家项目。一方面，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农民收入偏低。另一方面，合作组织还贷能力相对较低且涉农贷款风险系数较高等因素使其难以成为金融机构的优先贷款对象。另外，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发展落后导致合作社无法依托地方优势申请国家项目面临资金匮乏难题，而通过参与扶贫工作可以为合作组织资金积累提供多个渠道。

在申请国家项目方面，政府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发展设置了很多扶贫项目和专项扶贫资金，合作社依托相对贫困治理可以打破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限制，申请到一定数量的国家财政补贴以填补其资金空缺，实现组织发展目标。同时，产业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等扶贫方式还可以促进合作社进一步嵌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包括村委会、供销社、信用社等在内的涉农组织和村民建立良好的社会往来关系，形成独特的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借助乡村社会的人情往来和非正式互动，获得村民的社会支持和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支持，打通融资渠道、形成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维持组织低成本、高效运转。

在筹集资金方面，众多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所带来的入社资金和资源增加了组织资金储量，丰富了合作社经济资本。而农民合作社规模的日益壮大使其实力增强，可以吸引到部分金融贷款，拓宽其融资渠道。在资金管理方面，国家对合作社的检查和监管力度随着扶贫工作和扶贫资金的不断下沉逐渐增强，为了应对上级部门的定期考核和检查，合作社账目支出逐渐透明化、管理人员的财务行为愈加正规化，组织管理方式日渐制度化，从而使资金腐败问题得到缓解，合作社的资金实力得以壮大，发展潜力进一步增强。

（二）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组织载体

土地托管是指农户在保留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基础上将土地交给社会组织，由其对土地进行管理[22]的一种服务方式。土地托管有三类形式，第一种是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的全托管模式，第二种是社会组织有偿提供劳务、技术、农资等部分服务的半托管模式，第三种是仅提供农资方面的服务代管。灵活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不同类型务农者的需求，使其与现代农业对接，促进个体向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转变。

首先，土地是相对贫困人口维持生产生活的一道重要保障，贫困户一方面由于外出务工、务农时间紧张难以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产权界定问题和土地流转合约的长期性对贫困户家庭生计的影响，不愿意将土地承包给他人或社会组织，导致一部分资源被闲置。合作社提供的土地托管服务既可以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管理闲置耕地，使贫困户获得农业经济收益，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又使土地集中连片耕种，推动农业规模化发展。

其次，相对贫困人口由于经济资本薄弱，无法承担高额的农业机械购买费用和高成本的优质农业生产资料，通常倾向于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农业生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收益不高。合作组织为托管农户提供的农机服务可以推动工业化设备对传统人力畜力以及手工工具的代替，使小农生产与现代化生产资料有机结合，促使农业生产实现机械化。

最后，相对贫困人口生产经营能力有限，无法及时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或采用最新农业技术生产优质农产品，因此其生产的农产品在同类产品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之个体介入市场能力不强，难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常常被中间商压价，赔本销售。合作社通过代管服务集中生产并提供统一的农业技术指导，形成标准化生产，发展出产供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减少中间环节，在增加贫困户利润的同时也推动最新科技成果的传播、推广和使用，使农业生产科技化、标准化。由此，在以承包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形成了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和科技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使合作社成为引领贫困户走向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载体。

（三）开发合作社人力资源

农业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面对气象灾害，以单一务农为主的贫困家庭抵抗风险能力较弱。为了维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很多贫困家庭采取务工、创业等多样化就业方式，并衍生出以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在村务农的家庭合力生存策略，这导致大量的村庄精英外流，加入合作社的大部分农户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资本薄弱、对农业技术缺乏了解、对市场变化敏锐度不高，使农民合作社发展陷入人才困境。

产业扶贫提供的农业和非农就业以及创业机会促使农村年轻人在本地就业，减少青壮年人口外流，而青年人敢于冒险、接受和学习新事物速度较快等优势可以为合作社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合作组织转型升级。同时，产业扶贫也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由于在参与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贫困户可以习得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自身素质，因此大部分社员的人力资本得到利用和开发。

此外，乡村产业的繁荣发展对外部资本参与投资和本地精英参与管理的吸引，促使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当地经济发展之中，可以为合作社发展提供管理、销售等各类人才。另外，科技扶贫也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农业技术人才，利用其生产技术可以改善贫困地区生产落后和技术人员缺乏的局面，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撑。而教育扶贫通过各种财政补贴和政策引导可以提升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累积，为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供应后备力量。

（四）增进政府与合作社的互信关系

农民合作社游离于市场机制失灵边缘的制度设计使其对政府规制和政府扶持具有天然的依赖性，这种组织发展特征使其一旦失去政府政策的指引或国家制度的支持，将会陷入发展颓势。相对贫困治理为调整农民合作社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由于相对贫困人口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因此需要先了解不同贫困群体的需求，进而才能提供与之诉求相契合的帮扶，如一些贫困家庭因缺乏劳动力从而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需要帮助，另一些家庭由于在养老和子女教育方面负担较重，因而需要社会性服务解决家庭照料问题，还有一些家庭由于人力资本匮乏从而陷入文化贫困，需要外部教育资源的支持。政府政策的普惠性特点使其难以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来满足贫困人口的差异性需求。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使其可以针对贫困户的现实状况和贫困特点，提供适合的帮扶政策，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因此通过协助国家扶贫工作，合作社从缺乏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变为与政府积极合作的伙伴。组织主体性地位的变化一方面扩大了合作社发展空间，加强了其综合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促进了其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建立。随着合作社实力的日益增强以及与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其发展更为深入地嵌入国家政策设计与制度结构，甚至开始充当政府与农民进行利益沟通的组织载体，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功能。

（五）促进合作社高层次合作

随着国家资源向农村地区输送，参与合作社发展的力量越来越多元化，包括企业、民间机构等，其发展动机与主要依靠农业增收的专业农民具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农民群体内部分化也使每个农村家庭耕种土地的数量、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的成员家庭种植农作物的种类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组织内部产生了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这促使农民合作社的职能不断拓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张。而贫困户为了享受其所需的社会化服务，开始与合作社进行频繁的业务往来，由于每次交易都受到相关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逐渐对合作组织的制度规定产生认同，进而培养出社员对其所属组织的认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契约信任或制度信任。

同时，社会成员在参与实践时，会区别对待正式成员、非正式成员与普通村民，这种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类别化区分意识有利于在组织内部建立起良好的人际信任，促进“大农”带“小农”机制的形成，使合作社内部构建起一个能够确保大多数农民收益权不受侵犯的新的合作制度框架，促进合作组织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此外，组织内部信任关系的建立也促使贫困户的身份角色发生转变，从受助者变为组织中的一员，这种身份角色的转变使其对所在组织提出更高的发展要求，为了满足社员的要求，合作社开始向更高层次的综合合作迈进。

（安根团队摘自赵晓峰等：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安根团队，20余位各领域农业专家，提供成熟的土壤恢复集成方案、生态修复集成方案、农残解决集成方案和生态农业社会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