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最初是用来干嘛的（历史课本里的司母戊鼎）

出生于千禧年之前的朋友可能都记得，我们小学历史课本里着重介绍过一尊名为“司母戊鼎”的国宝，它还是小学历史课本的封面插图，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代表了商代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自2011年以后，“司母戊鼎”这个名字很少出现在书本和媒体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则是“后母戊鼎”这个名字。为什么一尊我们已经叫了几十年“司母戊鼎”的国宝，突然间就改了名字呢？

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了一尊巨型方鼎，这尊鼎重逾800多公斤，需要10来个劳力才能抬得起它。由于安阳市武官村自古以来就是殷墟遗址所在地，当地历史上还曾经出土过许多商代青铜器，因此村民断定这尊巨大的青铜鼎是商代的宝鼎，是一件传世国宝。

很快，日本人就得知了安阳挖出一尊商代青铜鼎的消息。他们先是派一小撮日军到村子里搜查，但是村民们事先得知日军要来抢青铜鼎的消息，他们将青铜鼎藏了起来，日军搜查无果，无功而返。

日军走后，村民们觉得日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村民吴培文就到郑州买了一尊假鼎，将假鼎藏在了自家的炕洞内。不出所料，几天之后日军再次来到武官村搜查宝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尊假鼎，喜滋滋地带着假鼎扬长而去。为了防止真鼎被日军抢走，村民们商议之后决定将真鼎重新埋入地下。

1946年6月，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决定将方鼎重新挖出。再次挖出之后，大家发现方鼎少了一只鼎耳。经过请示，方鼎被运送到位于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

1949年，国民党中央博物院将大批国宝用飞机运到台湾。由于青铜鼎实在太重了，飞机拉不动这件国宝，于是他们就将青铜鼎扔在了南京飞机场的飞行跑道边。解放军发现方鼎后，将它送到了南京博物院。

1959年，青铜鼎被调运至北京，并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内。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史专家郭沫若在观赏完青铜鼎之后，根据鼎内的“司母戊”三字铭文，给青铜鼎起名为“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高度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鼎口宽79厘米，总重量为832.84千克。鼎身呈长方形，鼎身的四面铸有精美的饕餮纹和蟠龙纹；鼎的上部有一圈折沿；鼎沿两侧有一对立耳，（其中一只立耳在出土时遗失，是后来按照留存的另一只立耳仿制的）；鼎身的下部是四个柱状的支撑足，足上铸有精美的蝉纹；在鼎腹的内部铸有“司母戊”字样的铭文。郭沫若正是基于这三个字，将其命名为“司母戊鼎”的。

司母戊鼎体型巨大、雄伟庄严，它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塑造泥膜、翻利陶范以及合范灌注等先进而复杂的工艺，代表了我国商代青铜器制作的最高水准。司母戊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中重量最重的一件，是一件名副其实的“重器”。

1976年，在安阳的殷墟发现了商代的妇好墓。妇好是迄今为止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领，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一件“后母辛鼎”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后母辛鼎无论是在形制、铭文、还是鼎身上的纹饰方面，都与几十年前出土的司母戊鼎极其相似。

众所周知，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自己的母亲——商王武丁之妻戊，所铸造的一尊鼎。事有凑巧，史料记载，妇好正是商王武丁60多位妻子中的一位，也是武丁之妻。

由于司母戊鼎与后来出土的后母辛鼎是同一时期的鼎，因此，有专家推翻了以前郭沫若给司母戊鼎起的名字，认为“司母戊鼎”应该改名为“后母戊鼎”。

对于司母戊鼎更名为后母戊鼎这件事，学者们分成了两派。将其称之为司母戊鼎的一派专家认为：“司”字在当时与祭祀的“祀”字同音同义，“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那么，“司母戊”这三个字合起来就可以理解为：祭祀母亲戊的铜鼎。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司”这个字在当时与“后”字写法相同，在商代的时候，字体的写法都较为自由，偏旁部首还没有形成格式，可以随意放置，因此“司”可正写，亦能反写，向左则念“司”，向右则念“后”；另外，结合妇好墓出土的后母新鼎，“后”这个字与“皇”字连起来，则有“皇后”之意，是一种尊贵的荣誉，因此这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

司母戊鼎更名之争持续了30多年，2011年3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新闻30分》节目中正式发布公告：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从此国家博物馆陈设展览中的司母戊鼎的铭牌被改为后母戊鼎，一场学术之争就此落下帷幕。

实际上，无论是叫“司母戊鼎”还是叫“后母戊鼎”都没有错，因为这个字在商代的时候可能叫“司”，也可能叫“后”，要怪只能怪古人学术不严谨。无论这尊方鼎叫哪一个名字，都不影响它在我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方鼎的名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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