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砍伐许可证保留多长时间（存在就是一定合理吗）

#创作挑战赛#

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找度娘问了一下：什么是林木采伐许可证？

她给出的定义是：林木采伐单位和个人采伐森林时，必须获取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许可采伐的一种法定凭证。凭证明文规定采伐单位、批准机关、采伐面积、采伐蓄积、出材量、完成更新时间等。

我国林木采伐许可制度由来已久，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方面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急需大量木材，而旧中国遗留的森林资源又少，生产能力也不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基础薄弱，再加上许多地方毁林开荒，本就不多的森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把普遍护林作为首要任务，禁止滥伐滥垦森林，保护森林资源。195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公有林应由中央政府林垦部或中央委托的各级林业机构经营采伐，统筹供应公私用材，其他任何机关、部队、学校或企业不得借口任何理由自行采伐。如确有需要，必须经当地专署以上人民政府或林业主管机关核准。

这一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林木采伐进入强化管制的时代。

此后的30多年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木竹柴炭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省市县乡逐级下达木竹柴炭计划指标，乡政府（人民公社）再落实到村（大队），由村（大队）集体负责砍伐、烧制，统一集中储存，再由各地供销社或森工站调拨交付，国家统一分配使用。

为了方便管理和监督，各地纷纷按照计划文件，自行印制了木竹柴炭证，凭证采伐，凭证收购，凭证运输。

尽管对林木采伐严格管理，但所有收益悉数归于国家和集体。在平均主义大锅饭里，农民对植树造林积极性不高，且重伐轻种、光砍不种或者种而不管，后来历经“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才刚刚恢复起来的森林再度遭受了重创，1981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也正是这一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每一位适龄公民的法定义务。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

随着“分田到户”土地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民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发展方针。这，就是历史上的“林业三定”。

由于“林业三定”正处于林业发展历史性的转折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各地曾出现一些政策把握不准、理解偏差等问题，有的农民甚至担心政策反复，一夜之间把山上的树林全部“剃了个精光”，而后的取消统购统销、开放木材市场，加上林政管理力量匮乏，更是一度引发大规模的乱砍滥伐，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森林资源枯竭的苗头。

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并自1985年1月1日执行；1986年5月10日，林业部发布了《森林法实施细则》。

《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确立了限额采伐制度、采伐许可证制度，设定采伐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主管部门，在不超过年采伐限额的基础上发放采伐许可证。

通过采伐许可证的严格管控，再加上基层林业工作站的建立和完善，森林资源管理全面加强，乱砍滥伐现象迅速得到了扭转，林区秩序很快稳定下来，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

1998年、2009年、2019年分别对《森林法》进行了修订。在2019年第三次修订中，对是否保留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制度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焦点在林木采伐是放活还是管死。经过反复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普遍认为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制度是保护森林资源的宏观调控手段，目前完全放开林木采伐，存在采伐失控、森林资源破坏的风险，继续保持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制度，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我国的第一张采伐许可证何时签发，已经无从考究，时到今日，采伐许可制度仍是森林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其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林木采伐管理从简单到规范、从宽松到严格的全过程，目前，各省（市、区）建立了统一的林木采伐管理系统，基本实现了网络化，而且公开、透明。

至于，它的未来呢？

估计还会存在。但是，会呈现两极分化。

公益林管控将更加严格，只允许抚育、低效改造性质的采伐；而对于商品林则会逐步放开，以备案制或承诺告知为过渡，最终完全放开商品林的林木采伐。

“放管服”，解绑商品林小额采伐，就是明确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