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即是本心（王阳明心学致良知）

前些日子读了郦波教授的《五百年来王阳明》，被王阳明的心学深深折服。以前我对阳明心学一无所知，坦白地讲，我没有读过《传习录》、《大学问》和《阳明先生年谱》等原著，但仍抑制不住写一点体会的冲动，如此成文，自然不免隔靴搔痒，我把此当做一种学习的方法，请各位方家斧正，感激不尽！

王阳明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又说：“至此心外无物，心即理也。”

王阳明有一次给学生讲课说，人人胸中都有个圣人，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所以被掩藏了。然后指着学生于中说：“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连忙站起来说：“学生不敢当。”王阳明说：“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很不好意思：“不敢，不敢！”王阳明笑着说：“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从字面看，王阳明显然反对理学之格物致知的主张，近似禅悟佛性，其实不然。佛家讲圆融，讲放下，求解脱，而儒家要讲担当，遇事要拿起来。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处世态度。

大慈山虎跑寺有一个神僧已经面壁三年，入了禅定，三年不曾说一句话，不曾睁一次眼。王阳明走到他身边，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和尚一下子把眼睛睁开了，第二天，他就还俗回家去了。

韩愈旗帜鲜明主张灭佛。苏东坡精通佛法，临终前，惟琳法师嘱咐他不要忘了去西方极乐世界，苏东坡却回答说：“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旁边的钱世雄居士忙说：“固先生平生履践至此，今此更须著力。”苏东坡最后说出四个字“著力即差”。这就是儒者的情怀，王阳明与他们是一样的，内心始终坚守的是儒家精神。

王阳明所言“吾性自足”，并不是佛性, 而是孔子说的“天与予以德”。就是说，“心即理”是一种价值判断。

在一次郊游中，山岩上一树鲜花怒放，美极了，美得令人感动。有个学生就问王阳明，老师说心外无物，如果我们不来，这树难道就不开花了吗？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景象，难道它就不美丽了吗？

王阳明说：“汝未来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汝心之外。”

古人认为，人的精神没有了依托，才叫“寂寞”。因此，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不是指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价值存在。“心外无物”说的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近似于维特根斯坦的“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

所有的存在，都离不开人类意识的参与。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突破性地推出太阳中心说，开普勒三定律和牛顿三定律告诉我们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再到爱因斯坦，再到波尔，再到量子力学，曾经被认定为宇宙客观存在的，都不停地被超越。最新量子理论所揭示的客观世界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就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吗？阳明心学青春依旧。

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博而返约，如今的K12教育其实就是首重学科，德育常常流于形式应付。阳明心学则以先立人生之志为根本，王阳明说：“夫志，犹木之根也”，“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

“世人多巧，心茫茫然”。缺乏价值的支撑，不明白生命的价值，学科分数再高，学历读到博士后，依然经不起一些小小的挫折，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脆弱的心理问题，以及不时发生的小园悲剧了。

现在我们讲“知行合一”，是说行为要符合意识，先有知，再有行，知和行是分开的，王阳明不是这个意思。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王阳明说：“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已可理会矣。”“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这可能吗？徐爱之于王阳明犹如颜回之于孔夫子，徐爱质疑到：“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悌矣……乃不能孝悌。知与行分明是两事。”

王阳明借用《大学》中“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句，这样解释“知行合一”：你是看到美色之后，才决定开眉舒颜的吗？不是，你一看到，心生欢喜，眉头立刻就展开了。你是闻完了，判定它是臭的，才决定皱眉头的吗？不是，你一闻到，心生厌恶，眉头同时就皱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差不多就是本能，是深入骨髓的。

那么儒家先哲之教为什么都把知与行分开讲呢？王阳明说，这是为了施教的方便。因为世上有一种人，冥行妄作，全不解思惟省察，所以必先说知而后行无缪。世上还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所以必先说行而后知始真。曾国藩说：“败人两字，非傲即惰”。傲就是冥行妄作，惰就是不着实躬行。

前面我们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接近于本能，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习性。荀子在他的著作中频繁提出教化成俗、移风易俗的主张，其实就是讲培养习性。一旦形成了风俗就接近于本能了。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在《荣辱》篇中又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非十二子》：“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

如何才能形成习性呢？王阳明提出了“事上练”，工作即修行，生活即修行。“事上练”的基础是“心即理”的价值判断，它的目标是“知行合一”，就是真知真行。

孔丘向师襄子学习音乐，师襄子就教给孔子一首琴曲《文王操》，但并没有告诉他曲名。师襄子几次告诉孔子练得差不多了，可是孔子却一直不肯罢休，我们看孔丘是怎么说的：“吾习其曲也，未得其数。”“吾习其术也，未得其志。”“吾知其志也，未知其人。”“吾知其人也，未知其类。”最后，孔丘终于说：“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这才停止了练习。

“知行合一”的“一”就是“致良知”。我的理解，“良知”就是“心即理”，“致”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对阳明心学最高度的概括和总结。王阳明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

王阳明在任庐陵知县时，庐陵民风大变，社会和谐安宁，而且得心应手。同为县令的周道通却向王阳明诉苦说，每天的日常工作已经焦头烂额，每件事还要总结，还要静坐反思、总结，然后才能升华。人的精力怎么够呢？

王阳明说：“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人为什么会经常困惑，因为我们习惯于作利益判断，而不是作价值判断，不是致良知。孟子说：“不学而能为之良能，不虑而知为之良知。”不虑就是不权衡，忠义自许，遇事敢为，不与时俯仰。真正的儒家追求的根本不是成功，而是成长，是成圣。

儒家的总纲就是《尚书》上的一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羁绊，这就是“人心惟危”。道心则是那个最高的境界、最高真理，儒家的道心就是“仁”，道心惟微，隐约不可寻。道心为什么会显得隐约？因为我们有一颗危险的心。所以，只有“惟精惟一”，才能“允执厥中”，也就是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王阳明说的“心无外物，心即理，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

良知不是良心，不是所谓的天良，它是后天的，所以王阳明说致良知，事上练，而不是静坐虚静去悟那个内心深处的良心。郦波教授在解读王阳明的“良知”时说，人人皆有良知，只不过是被蒙蔽了。这我不能同意。

人们经常用王阳明感化盗贼的故事来说明人人皆有良知。故事是这样的，王阳明有一次抓住了一个盗贼，这个盗贼凶悍之极，要杀要剐全不怕，王阳明就命令他不断地脱衣服，最后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盗贼不干了。王阳明于是告诉他，你其实也有羞耻之心，于是盗贼幡然悔悟。

我认为，这不不能说明盗贼有良知，只能说明他有致良知的潜能，在致良知的道路上，这只是一个起步，而不是说已经具备了良知。王阳明的“良知”不是启发出来的，而是百死千难中培养、修行得来的。

所以，阳明心学不可能凭借静坐得来，正所谓“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情便不同。”良知必须从实践中来。

什么是“致良知”的境界，就是阳明先生临终时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

04 善恶之四句教

王阳明晚年在教学中总结了阳明心学之“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善恶，其实就是是非，阳明先生最后把抽象的“致良知”落到了具体的是非之上，这更方便人们修习。

郦波教授对四句教的解读，我觉得非常精辟而富有创意。

郦波认为，“无善无恶”是世界观。心外无物，包容一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有善有恶”是人生观。人生观解决我与我的关系，我与我达成和谐。

“知善知恶”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与他人、我与社会的相处智慧。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价值冲突中如何取舍？这需要价值判断。

“为善去恶”是行动层面、实践层面的方法论，就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事上练”。

我认为，本质上，阳明“四句教”就是修习阳明心学的方便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