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太庙制度（以室次为中心思想）

文/阿瑶说史

编辑/阿瑶说史

前言

太庙是历代帝王朝拜祖先的地方。太庙祭祀，是一种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礼制。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帝王礼制中，太庙的祭祀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仪式，它是一种象征着统治权力在一个家庭中的合法性的象征，所以，这种仪式与强调服从天意的祭祀仪式是民族祭祀的主要支柱。”

元朝政治体制中充满了蒙汉两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对元代太庙的演变进行考察，一方面可以从思想上考察元朝的文化取向，特别是蒙汉两种文化的消长与融合；而在元朝的历史长河中，元朝的太庙则是一个长期的视角，可以看到中国的礼仪观念和习俗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

近代学者对元朝太庙的研究，多以黄时鉴和刘迎胜为代表的前人为焦点。高荣盛和阎宁始在近几年的时间里，从传统礼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庙制、室次，在太庙中最为显眼，清初万斯同《庙制图考》根据《元史·祭祀志》，对元朝庙制作了四张，并作了简略的评述，而近年高荣盛则从史学角度对万氏的评价进行了批评和修改，具有独到的见解。

然而元朝的庙次演变却远远超过了四张图，《元史·祭祀志》中关于太庙室次的记载并不完整，如世祖朝后期、成宗朝太庙室次等，都已销声匿迹，尚待考究，而元朝的太庙室次则还需进行整体的整理与深入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太庙的历史演变为线索，浅谈元代太庙的制度沿革

燕京大殿

蒙古人有祭祖的习俗，而在忽必烈登基的那一年，汉朝的太庙，就是在中书省供奉的。关于当时的神主数量和排名，史书中并无记载，很有可能与下面的至元元年一样。

太庙始建于中统四年三月，即“燕京诏建太庙”。第二年，至元元年冬十月，“奉天君于太庙”，表明该庙已经初步建成，并投入使用。

燕京的太庙，虽然在至元元年10月投入使用，但到元三年十月份，才全部完工。在这一时期，元朝曾试图完善草创的太庙体制。史书记载，先祖“命太常院议政，登上夜幕，绘制祠堂，皇帝亲自过目。”

这一次的会议，涉及到了祖宗、入庙号、功臣、四代、庙主、七拜神位、法衣、祭器。祖宗数代，四世增祀，都是一回事。朝廷以为七房仅存三代，应当加祭四代。祭祀四代，这是开国之时的惯例。比如唐高祖和宋太祖建立的太庙，就是四代皇帝。

当然，四代祭祀，最早可追溯至高祖。而元朝最早的七家三代太庙，最远的也就是成吉思汗。四代之后，也就是太爷爷了。四代之中，与忽必烈是同一时代的。

新的四代八房，与三代七房的制度比较，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顺序发生了改变。七房时代，先后次序为窝阔台、拖雷、术赤、察合台.八室时代，有广台、术赤、察合台、拖雷。四个儿子里，窝阔台曾经是大汗，所以他的地位很高。

七室时代，托雷身为皇父，居于次席。八房时代，是按辈分来划分的，拖雷居于末尾。刘迎胜在《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中，引用波斯语材料，认为成吉思汗四个儿子是蒙元帝国的一部分。

在元初，太庙举行祭祀仪式时，忽必烈承认了他们的身份，七室时代，将他们的排名往前推，“突显了忽必烈在政治上的地位转变的正当性”，八室时代的次序，“体现了忽必烈对汉人文化的长幼观念的认同”，从七室到八室，汉人的文化影响很大。

在他死后，他还没有成为皇帝，但被尊为皇帝，供奉在太庙里，这是汉朝的传统。而将皇伯术赤、察合台奉入太庙，是因为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观念，由西到东，是从金朝传下来的。金朝的祠堂，祖宗以后，偶数房为昭，奇数房为穆，昭穆为父子。如果有兄弟，就在一个房间里。如此，才能保持平静。

元朝建太庙由西而东，但兄弟同坐，昭肃肃然。它反映了蒙古文化在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庇护下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此时的太庙，是以汉代的传统庙宇体制为主体，糅合了蒙古的民风。

大都王庙之建

元朝六年，忽必烈在燕京东北建立了大都，燕京所有的功能建筑，都搬到了大都。在首都中，宫殿、中央官署和礼仪建筑是最重要的功能和符号。在元初，太庙是最具祭典意义的建筑。城中的新太庙，随着大都城的建设逐步完善，也开始了建设。

关于新太庙的制度，太常博士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争论的焦点是采用都官别殿，抑或是同堂同房。十四年八月，太常大夫同意同居，十五年五月，大夫说，同房不守妇道。

于是，“以古代寺庙为例，命李天麟上都，分议此事，不知可否告知。”从《祭祀志》记载的奏章来看，元朝十五年的议政趋向于都宫别庙的制度。元十七年，太庙初建，十二月，燕京的太庙被迁到了太庙，皇帝分批迁入新的庙宇，把旧的庙宇拆掉。

新庙建成后，修建还没有完全完成，有关庙制的争议还在继续，十八年二月，李时衍等人提出：

“历朝历代的庙宇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想要尊师重道，就得从都宫别院的规矩，要尊师重道，就得从同一间房。”

三月十一日，段那海与太常礼部大臣上奏：“七庙，除正殿、寝殿、正门、东西门已建成之外，其余六座庙，均按太常寺的新方案建造。”于是，庙分七间。经过几年的商议，元朝终于采取了“同堂异室”制度。大都的太庙，有七个主殿，七个房间，七个房间。

这是汉朝传统的“天子七庙”礼仪，徐世隆等人所宣扬的“帝王中国，当行中国之事”。至元十七年，太庙改为七室，八房中必有一人迁出。这就是《经世大典·礼典总序·宗庙》中提到的“更定室次”，至元十七年。谁去了，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太庙中的神主身上，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从汉地的传统礼仪来看，成吉思汗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这意味着他在汉人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至元三年，又增列了一位先祖，以敬四代。但是，忽必烈不久就发现，进寺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无形中好像是在默认成吉思汗的弟系东道国王有可能成为汗国的继承人。

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帖木哥斡赤斤，在窝阔台去世之前，就有了夺取王位的想法。忽必烈登基时，东道诸王都是支持他的，但到了元朝，东道诸王的势力越来越大，与元廷起了冲突。到元十四年，昔里吉的叛变，就是别勒古台的孙爪都。

元24年，乃颜的儿子乃颜造反。忽必烈相信，东道诸王的不安，他也亲身经历过。把烈祖从太庙迁走，从法律上杜绝了东道诸君的异心，这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

简单点来说，元朝十七年，六室神主迁出，其原因很多，既有中原的礼仪，也有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但更多的是因为现实的政治考量。

论武宗的改革

大德十一年，成宗皇帝驾崩。一番争斗之后，海山登上了皇位，成为了武宗。过去的看法是，海山在登基之前，曾长期在北方征战，是一个蒙古文化浓厚、汉人文化弱小的草原帝王。武宗治政，历来有学者用蒙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加以阐释。

李鸣飞的研究显示，武宗新政中存在着大量的汉文化成分，而郊庙的祭祀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武宗在郊祀和太庙方面的成就很大。武宗对太庙的祭拜，包括：“太庙始祖”、“太庙廉祭署”、“改神主”、“更换祭器”，以及“庙制”等。

武宗的父亲答刺马八刺是武宗的父亲，他的父亲被封为皇帝，庙号顺宗，与成宗同时建了一座寺庙。大德十一年，武宗定下了“太祖殿”、“睿宗西第”、“祖西第”、“裕宗西”、“顺宗东”、“成宗东”

要真正了解武宗朝的室次，必须从历史的背景入手，对其形成原因进行研究。本文前文以考稽史料、推理分析为基础，对明宗朝后期、成宗朝的太庙室次进行了梳理，为武宗朝太庙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太宗、定宗和宪宗在太庙里都是从太庙里搬出来的，容宗和裕宗是他们世世代代在太庙里的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所以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其次，成宗王朝四代四房，武宗朝又添了顺宗、成宗，为五代六房。顺宗为成宗兄，居于成宗宗上，受蒙古人的影响，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可以作对比的是成吉思汗四个儿子在前期七室和中期八室之间的顺序。刘迎胜先生提出了一个顺序，那就是七室，第一要素是不是继承，第二是继承，第三是辈分，第三是八室，第一要素是不是继承，是不是次要。

术赤、察合台二人都很特别，既没有登基，也没有被册封，他们居然会出现在太庙里，这在礼典上是绝无仅有的。抛开术赤和察合台不谈，单从窝阔台和拖雷的排名来看，就可以看出，窝阔台在前，拖雷在后。

对比武宗朝太庙顺宗、成宗次序，以及泰定朝太庙显宗、一顺宗、成宗次序，可以看出，次序只有一个，那就是辈分。元朝历代太庙次第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将登基和加冕的皇帝按辈分排列。

这是历代文人最关心的问题。昭陵制度是庙制的中心，但元朝对太庙的一项重大创举，对元末乃至明清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一直被忽略，这便是太祖居中。

结论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武宗之所以对太庙如此上心，是因为他“惟和惟新”的政策，先中后右，后左，虽是蒙古风俗的直接反映，但从汉族的礼制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英宗推行儒家思想，推行太庙汉化，欲整顿朝堂秩序，却遭人暗杀。

英宗尚未实现的汉化大业，由太宗皇帝代为推行。泰定帝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大草原帝王，对于汉人的文化了解并不多，他的朝堂制度是从实际的政治角度来争取和安抚汉人的。元末两次庙宇变动与文宗毁显宗祠和顺帝毁文宗庙宇无关，这是为了澄清正统，也是为了为父亲复仇，这是一个直接而又真实的政治问题。

这也反映在裕庙的事情上，比如成宗皇后卜鲁罕，因为政治上的纷争，失去了权力，武宗的后人都想要继承王位，于是武宗就有了三个皇后，甚至在庙宇里都有一帝二后，顺帝朝对英宗和明宗皇后的庙宇也有很大的分歧，这说明元朝的统治者受到了汉人的限制，但真正的原因却是现实。

在中国的礼仪发展史上，元朝的太庙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是一种变异，又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功能。元朝的寺庙制度是从金代开始的，从唐宋到唐代，再到后来的“不拘泥于古代”的礼制，因势利导，对古代礼制进行了改革，可以说是“传承”中的“灵活”。

从元世祖到元十七年到武宗间，太祖的居中制度，在英宗和泰定帝的主持下，对明清时期的太庙有了很大的影响。明代初期，受江浙学者的影响，有复古、原旨主义的倾向，曾有过都官别殿制度，但不久又归于同堂，其太庙室次沿用元后期的太祖居中、左昭右的制度。

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断出，八白室并非元朝的起源。日本学者白石典之近几年利用考古材料和文献相印证，也有相同的看法。蒙元王朝的先民祭祀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汉代的太庙体制，也有蒙古人的“斡耳朵”。八白室的真实来源要到斡耳朵的祭祀中去寻找。

参考文献：

《元史》卷 32《文宗纪一》，第 717 页

《元史》卷35《文宗纪五》，第 806 页

刘致 ：《太庙室次议 》，苏天爵编 ：《元文类 》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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