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对蒋介石（蒋介石向胡宗南发出秘令）

（法制晚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 陈品） 他曾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刊物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并以“老奸巨猾”来形容，使他蒙上了神秘色彩，由此也成为解放后某些作家笔下的传奇式人物。

这位传奇人物到底是谁？所谓老奸巨猾又具体体现在何处呢？日前，法制晚报记者专访到其女儿吴持生，她将父亲吴德峰那些鲜为人知的情报史一一揭秘。

30年代在西安从事中共情报工作时，吴德峰在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旁边“安营扎寨”，用灯下黑的方式获取国民党对付中共策略的大量情报，以至于在张治中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三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共总部全知道，而你的部下还不知道。”这样来描述。

1946年吴德峰参加军调处工作任执行郜秘书兼武汉执行部特别顾问负责武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加强机关建设外，吴德峰还按照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启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潜伏下来的各种关系和反蒋抗日力量，选派一些对党忠诚、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心脏要害部门，开展秘密的情报工作，建立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西安情报先后在吴德峰等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事有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戴中溶、杨晓初、肖德、霍建台等等。

上述情报员中，戴中溶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的夫人黄葳的哥哥，是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后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和建立无线电通讯网，深得胡宗南信任，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欧阳钦得知该情况后立即通报吴德峰，他经调查考核后认为戴的经历虽然复杂，但其思想进步，对蒋打内战不满，有革命的要求，遂决定启用戴为革命工作，经请示周恩来后，派黄葳做其工作，说服戴中溶用其手中的权力和便利条件为党工作，并先后派罗青长、王金平等与其联系。熊向晖也是党安插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秘密情报人员，当了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肖德、霍建台等人则打入敌特组织内部，担任了敌特组织的侦缉队长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

置身死地 屋内藏枪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在西安，吴德峰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到国民党军、政、党、特、校官以上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调查。他还通过关系安排妻子戚元德到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竞存中学任教，她经常来往于教育界、军政界和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的太太们之间，通过与上层社会太太们的打牌、聊天等结交活动，了解到不少军政官员的言行动态和军队调防行动等等情况。

“在这一阶段中，我父亲由于过分的工作及用脑过度，经常头痛、呕吐，患上严重神经衰弱失眠症。为此，头上经常戴一个金属的健脑器防治头痛、头晕，至今，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他戴健脑器照的一张照片，体会到他在这个不平常岁月的辛勤劳动。”面对老照片，吴持生如此印象深刻地说道。

1938年吴德峰劳累过度患失眠症，头疼欲裂。这是带健脑器在曹家巷住所门前

情报工作是一项高风险的职业，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对此，吴德峰以身作则，做了最坏的打算。当时，他住房堂屋正面墙上有一个佛龛洞，他就把从延安带来的两支长征用过的手枪，子弹压上膛放在里面，外面用神像隔挡糊死，一旦出现不得已紧急情况捅开纸随手就可取手枪自卫，并与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

“父亲经常说，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勇敢坚定者被敌人抓住只能捐躯，贪生怕死者、叛变者，组织是绝不会饶过的，敌人也只视为癞皮狗用后即弃，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对于父亲的口头禅，吴持生如此转述。

吴持生说，父亲对于情报组织者在管理方面有个规定。长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的党的组织关系，甚至连党组织活动都要暂停，不能随意找党，只能党找他，党不起用时，不准与党发生任何关系，孤军作战，甚至父母、妻子、儿子都不准联系，断绝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关系与往来。

完成任务回来后，他们的工作情况只有少数领导和部门知道，必须经组织严格考查审核后才能重新恢复组织生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秘密情报工作的英雄人物，其功绩记录在案但不允许公开表扬宣传，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继续为党工作。有的同志牺牲了，因工作需要也不能公布真实身份，甚至家属也不能公开享受烈士待遇。

情报技巧 机要密码藏明处才难被发现

“父亲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也是因人、因事、因条件而施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刚从苏联回来，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穿帮。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他因节省置装费用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一下雨，底掉了，帮坏了。原来这是一双用牛皮纸纸壳裱糊后再用染料油漆涂抹修整的破旧皮鞋。吴德峰知道后严肃批评他说，《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去买鞋上当受骗？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的！

除此之外，吴德峰还教于忠友如何保护机要密码，他把密码交给于忠友后让其隐藏密电码，然后由自己去找。于忠友藏了好几个地方都被吴德峰一下子找出来。吴德峰提示于忠友，最好的地方是藏在明处，敌人意想不到和自己取用方便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于忠友又请吴德峰到他那儿去找，这次他确实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站在屋内环视屋内上下左右，突然发现于忠友今天很勤快，一大早就把地扫过还喷了水，断定关节在地上。果然，吴德峰发现进门口的一块砖有干灰扫过的痕迹，仔细观察砖缝有异样，他用刀一下把那块砖撬开，将密码拿了出来。

任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的吳德峰

于忠友像泄了气的皮球，吴德峰却笑了，说这地方选的不错，敌人第一脚进来就踩在这砖上，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脚下就踩着密电码。吴德峰还告诉于忠友，自己找出密码的症结所在，是太了解于忠友的习性和观察到砖缝的微小异样。对此，他提醒于忠友要注意改进，要就地取材，不应另取干灰扫缝，更不该扫完地后再喷水画蛇添足露出蛛丝马迹。

吴持生向法晚记者回忆她罗表叔（罗青长）生前曾告诉她讲过，“一次他同吴老出外办事，他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搜查行人的关卡。吴老暗示他一起进了路边的书店，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

吴老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罗青长提着箱子先走，他随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吴老时,他很自然地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书,又慢慢转身,原地不动地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事后，罗表叔问我父亲为啥这样做，我父亲说，“他将手高高举起是让书躲过警特的视线，而他将手慢慢放下走三步后书又落入警察的视线范围，他主动示意让他们看，是消除对他的疑心。”吴持生如此解释道。

随机应变 特务眼皮下安营扎寨反多了保护伞

在情报工作中，吴德峰也常常坚持灯下黑原则，并以此理论说服大家。在西安曹家巷12号办公时，旁边13号宅院住的是位姓赵的房主，后来改住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对此，吴德峰召集大家研究对策，有人认为与狼为邻总是很危险，主张立即搬。吴德峰则认为与国民党军政特务为邻居实际上多了一个保护伞。谁也想不到也不会去想共产党的情报机关敢在他们眼皮底下安营扎寨。

“有一次，我父亲大白天被军统特务盯上，这时已经走到曹家巷胡同，他灵机一动，便径直朝隔壁中统机关走去，在门口一按门铃，特务出来问，‘干什么的’？我父亲说‘找赵先生。’‘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不知道。’这样一问一答拖延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在门洞里点支烟慢慢走出来，一看后面的特务早就没影了。”吴持生说道。

紧接着她又举一例，有一次，吴德峰带着秘密文件出门，不久被敌人盯上了。他叫来黄包车坐上，要车夫拉他到陕西省政府，省政府门口站着值班警卫，戒备森严。但吴德峰镇定自若，随机应变。当时报社、政府机构的人都佩有大同小异的徽章，而他当时穿着非常考究的中山装，顺势将报社徽章半遮半露地别在外衣口袋上。然后昂首挺胸地往里走，门岗一看来头不小，没敢阻拦，喊一声“敬礼”，放他进去了。“他进去后佯装找一个早已调走的处长，拖了一段时间，才从省政府后门走了出来，把盯梢的特务甩在大门外傻等。”

有意思的是，在中共党内，一直流传着“假吴铁铮审真吴铁铮案”的佳话，这假吴铁铮便是吴德峰，这是他在西安从事情报工作时的化名。1939年底到1940年初，八路军办事处的收发员彭宗潘有贪污抗日爱国学生寄的捐款嫌疑，正在查处中，却在一次外出被特务盯上，突击抓去威逼利诱叛变，供出“吴铁铮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国民党如临大敌，密令重金悬赏四处捉拿吴铁铮，并放长线钓大鱼，将彭宗潘放出，让他回八路军办事处做内奸、寻找指证，抓到吴铁铮。

“此情况是由我们中共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报告我们，同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也得到这一消息，为了吴德峰的安全要他立即撤回延安。我父亲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并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决定沉着应付，再观察一下。敌人追查不着，后来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的‘引导’下，查到胡宗南的中央军校分校中有一个同名的教官叫吴铁铮，而且他也是湖北人，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在大革命时期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吴持生如此告诉法晚记者。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很快将这名教官报上去，让彭宗潘指证“好像是，但个头好像矮了些，晚上看不清楚”的模棱两可的话。最终，这名叫吴铁铮的教官成了他父亲的替身，被作为嫌疑犯抓去关押了好久。后因他与胡宗南同过学，在胡的保释下才被放出来。

“解放石家庄时，吴铁铮是国民党第三军副参谋长，被我军俘虏。聂荣臻一天见到我父亲还开玩笑谈到此人，我父亲時任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刘仁时为城工部部长）专门将他提来审讯，问到他在西安被抓的事，他还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做了我父亲的替身，自认为是有进步言论或怀疑他与贩卖烟土有关而被关押。”吴持生说。

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进行调查，并写了《国共两党之比较》一书，他在蒋介石的万言书中，这样写道，“你是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三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而你的部下还不知道……你靠特务起家，又以特务失败告终，胡宗南最后全军覆没其为原因之一。”

功成身退 获取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部队情报

1946年国共谈判时吴德峰调军调处工作，3月，吴德峰随周恩来到武汉，党内由吴德峰、郑绍文、薛子正组成领导班子，由其全面领导並负责协调武汉执行组和办事处及吴德峰原军区军费供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络、搜集情报等工作。同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包围、封锁进一步加强。吴德峰通过安排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国民党准备进攻中原军区部队的行动计划。他立刻通过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将情报转送给李先念。蒋介石命令各攻击部队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待令实施攻击，以一举包围歼之。6月26日晚，已得到情报的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撤出宣化店，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向西行动，开始了胜利的中原突围，打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军事围剿。

前排岷生、持生、后排；中生、卅生、爱生

此时，吴德峰深知，一旦国民党撕破脸皮，自己就是被抓捕的对象。他通过汉冶萍石膏公司熊董事长的社会关系，早已买好船票，在国民党特务软禁执行小组和办事处人员的前一天，按周恩来的指示转赴南京。国民党特务赶往德明饭店执行小组所在地去抓他时，已人去楼空，捶胸顿足地叹息说，又叫吴德峰这个“老狐狸”溜掉了。

“纵观父亲的革命生涯，他就是这样全身心投入情报工作的，一次次地身临险境，却又一次次地机智逃脱。对此，1947年武汉的国民党刊物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足以反映了他令敌人丧胆的一面。”吴持生同时说，其实生活中的父亲对待同志和朋友从来是诚实中肯从不偷奸耍滑。“他常说，对敌斗争‘忠诚则胆大，认真则心细，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这就是他成功获取情报的秘诀。”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5月14日，吴德峰受命任中央直辖市武汉市市长。那时,武汉刚解放，城市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正常秩序尚未恢复，城市建设、粮食、防汛、灾民救济安置、特务的破坏、暗杀等问题一件件接踵而来，特务曾几次在新生花园等处预谋暗杀吴德峰,但均未得逞。这都得益于他多年的情报工作所养成的处处警惕、临危不惧、足智多谋的性格有关。

家风家训 女儿诉苦未坐一等舱被批

1960年12月，吴德峰由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他要求司法审判一定要重证据，要公正，坚决反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无权莫进来”的旧法观念。

记得有一次，某军队高级干部因为感情出轨，闹到了与结发妻子离婚的地步。“那时我们一家住在护国寺大街八号，有一天一大早起来，发现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堆满了半走廊。原来是这位‘高干’不服中院不予‘离婚’判决，土特产送我父亲妄求最高院涉案改判准予‘离婚’。我父亲严厉地批评指出他的作风及违法行为，告诫他最高法院不受理离婚案件，并拒绝为他向中级法院讲情。令他立即将所有东西拉走。若不然就让我们将这些东西扔到大门外，坚决拒收，毫不留情！”吴持生回忆道。

她还表示，父亲对亲友、子女同样严格要求，从不许他们过问和介入法院任何事务。“父母一共生过九个儿女。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除了我和弟弟曙生（后来夭折）外，都因环境不允许，从小寄养在外，其中宁生、苏生、岷生三个姐姐和一个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取的哥哥，都送给人家抚养，有的当童养媳、养女、养子，有的当丫头，吃尽了苦头。解放后仅五个兄妹幸存。即便这样，父亲还送我爱生哥哥去给一位八级老钳工当学徒。他每天除了风吹日晒在外面架电线、爬电杆外，还要给老师傅打水、送饭、倒尿壶。一次不小心，从电线杆上摔下来，跌了个半死。”吴持生道。

1958年“五一”期间，吴徳峰、戚元德与小女儿持生在颐和园

作为唯一一个随父母在革命根据地长大的孩子，吴持生回忆，根据情况的变动，她被经常放在保育院，子弟小学和贫下中农家中抚养。从小吃的是贴饼子、棒碴粥，小米干饭就咸菜、柳树叶子搅疙瘩；穿的则是粗布衣裳和爬山鞋，父母从不娇生惯养她。

“还记得武汉解放后，她和姐姐在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抗美援朝时随校迁外地，父母因工作忙，暑假派周风林叔叔接我们回家，当时干部孩子生活费用支出都按规定享受包干制，父亲对周叔讲讲，国家困难，坐船只许坐通舱、住店只能住招待所或便宜小旅馆。回到家我和姐姐曾对外婆诉说坐在底舱闷闷的什么都看不见，并羡慕的说某某同学坐的头等舱、一等舱非常舒服、什么都看得见、可好玩啦！有人劝我们加钱升舱上去，周叔叔还说不行。父亲听到严肃地插言道，你们周叔做的对！小小年纪就想享受，还说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你们花的是公家的钱！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你们到甲板还不是一样能看到外面风景吗？在暑假后，父亲让我们从干部子弟学校转入汉口卅小普通学校上学，说是要让我们了解社会基层，接接地气，学习普通市民子弟的优良品德作风，对我们今后成长，步入社会绝对有益无害。”吴持生记忆犹新地说道。

困难时期，我刚参加工作，父亲所在的最高法院给职工分发了点黄羊。高院照顾领导给父亲多分了一份，他拒绝没有拿。后来在机关清查多吃多占问题公布名单時，他发现榜上有他的名字，最后查到是我交的钱查问我时才知，是高院随后又派专人将这份黄羊送到我们家，在门口正好遇上刚发工资下班回家的我，我不知情交了钱拿回家就直接交给陈师傅做着吃了，父母当时工作忙家务交我退休姑妈代理并不知情，即便这样父亲还是主动在高院做了深刻检讨，并严厉地批评了我。父母重申告诫我们全家今后机关卖、送任何的东西没有他们批准任何人不准买或收，更不准多吃多占、贪便宜白拿。吴持生说，这是她一生难忘的深刻教训。

“父亲在子女的就业方面，虽不横加干涉，但也希望我们能够真正地发光发热。最初他希望我学农，果树种植、园林栽培都行；母亲则希望我报考医学院，当医生。最终天不遂人愿，我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化工部下属单位工作。”吴持生如是说，事已至此，父母没多说什么，希望她学有所用，在化工行业努力工作。

吴持生还告诉记者，父亲生前留下遗言，要求子女五十岁后全都离开党政机关岗位，到基层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教书育人。“为此，二哥遵照父亲的遗言，五十岁时从航天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长职位上退了下来，到了四川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当了一名教授；我也在50岁时离开了化工部机关同时兼任的合成材料、化学建材处处长职位，将精力投入到五矿复合材料实业基地建设，并积极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宣讲活动，宣扬和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吴持生说，父辈那一代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当今社会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我的孙子上幼儿园，快过元旦时，他说要给老师送礼物，我就说家里有本新年挂历，很好看，送给老师应该不错。他说，老师说了挂历不要。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此幼小的心灵就这样种下了不良思想作风种子，如何能育德、育人成材？”在吴持生看来，艰苦朴素之风首先在学校教育方面不可缺位。“根子正了，树干才能不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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