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陷入混乱（速描拉丁美洲独立先锋海地）

2004年1月1日，海地庆祝自己脱离法国取得独立200周年。诞生于奴隶制的暴行和法国革命的政治暴力之下，海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于1804年从废墟中站起身来。两个世纪之后，其政体时而痛苦和功能失调的特征显而易见。在200周年庆祝活动仅仅两个月后的2月29日，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在各个帮派纠合在一起的一群乌合之众、变节的前警察和军队以及该国城市化的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的压力之下，逃往国外。与这些发展如影相随的是海地传统的国际对话者，尤其是美国。

几个因素对今天的海地和邻近的一些加勒比社会的影响比它们从欧洲列强下的殖民地附庸国向最初差不多是形式上的独立的过渡更加引人注目。海地早期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弃儿的地位进一步加深了它容易受到内外威胁的脆弱性。在20世纪之初，这些因素的重叠最终酿成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管理（1915—1934），并参与了随后的管理，直到杜瓦利埃家族的独裁统治时代，在1986年海地的政治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持续参与之后为止。

这一多变量的动荡遗产已经引发了一场在薄弱的政治体制、缺乏连贯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不堪重负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框架之下，对政治变革和民主治理的令人沮丧的探索。可以说，自从2004年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支准永久性多国部队驻扎下来之后，海地体制上的独立现在已与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团体的广泛参与掺和在一起。2010年1月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首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的地震，在近期内，只会加强这一走向。

尽管遭遇了这些厄运，但海地却没有失去它的民族特色的基本结构。它的根源在于非洲种族特征与文化、18世纪法国的殖民主义、一种不断发展的天主教教义和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战略推进的一种结合。自从他们在17世纪第一次被输入以来，非洲的文化和精神特质就是这一群体中大部分人的根基。海地依然保持着种族和文化的独特性，在它的人口中，大约85%是纯粹的非洲后裔，是加勒比地区唯一讲法语的独立国家。尽管在推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经济不景气和政治领导层非同寻常的失败，但这些特点却被保留了下来。

海地的面积大约与马里兰州相当，位于历史上的贸易通道与战略利益的十字路口：穿过向风海峡直接向西是古巴，北部靠着大西洋的公共海域，向南是加勒比海。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在700美元的范围以内，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182个国家的排名中，海地被排在第144位，在联合国的数据库中，估计980万居民的平均寿命排在198个国家中的第156位，多山的地形再加上每况愈下的农业和土地管理的疏忽，进一步减少了28%的可耕地，且不论肥沃程度如何。来自少数零零碎碎的农业和矿产出口商品以及服装制造和海外组装的财政收入已经限制了经济影响，使大量的劳动力处在经济生活的边缘；在全部劳动力中，估计的失业率为40%，其中包括那些在工作，大概2/3未充分就业的人。结果，海地的剩余人才不断离开，奔向其他一些海岸。美国现在有海地血统的人估计在150万以上，根据若干统计，他们的汇款和其他经济流量的贡献接近海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经济中不确定的一部分是对贩毒和违禁贸易的依赖。

要描绘海地政体的特征是一个挑战，意见各说不一。一些基线分析普遍涉及的是城市化的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往往是彼此之间在维持一种脆弱的现状和在开发一块有限的外向型商业活动的飞地时的你争我斗。一些人把这一环境描述为“盗贼统治的国家”、一个“掠夺型国家”和“肮脏的政治”。一些人提到了海地社会的“殖民地”或“自我殖民地化”的特征。其他人借用发展文献，在一个“过渡社会”的语境下评价海地。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一位支持解放神学和民粹主义政治的天主教神父，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使“商议”民主的观念流传开来。引起对海地状况注意的较近的描绘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国家的衰退

海地政府面临的种种挑战是倒回到一个以非凡的财富、深深的社会与种族鸿沟为特征的欣欣向荣的种植园殖民地。圣多明克，正如当时为人所知的海地一样，是法国海外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因超过80万的非洲奴隶的输入而欣欣向荣。1789年以后，这种不堪一击、奴隶与食糖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终于崩溃，诱发因素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接踵而至的是海地自己的革命和独立战争（1789—1804）。在随后的对抗中，黑人、肤色较浅的穆拉托人和白人建立起不断轮换的联盟，这些联盟得到了交战中的英国、西班牙和理所当然的法国军队的干预的断断续续的支持。

独立以后，海地面临19世纪强权政治对付小国的传统威胁模式，作为法国革命的精神继承者，作为现代世界里第一个非欧洲的后殖民地国家，它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挑战问题。根据外交史学者雷伊福特·洛根的描述，海地开始是个“权力之谜”，接着变成了一个“异类”，后又变成了一个“威胁”，最终则是世界各国中的一个“弃儿”。海地最初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集体，其成员具有很强的个性，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治理风格——一些威权主义的人物紧紧地抓住强制权：让雅克·德萨林（1804—1806），海地的第一个皇帝和殖民地白人权力结构的高效根绝者；亨利·克里斯多夫（1807—1820），海地的第一个加冕国王；亚历山大·佩蒂翁（1807—1818），海地的第一位终身总统；让皮埃尔·布瓦耶（1818—1843），他统治着一个创伤日益加重的国家。

在19世纪的中期，另一个非凡的人物出现了——福斯坦·苏鲁克（1847—1859），后来的皇帝福斯坦一世。他下令全面屠杀穆拉托人，导致该国几次入侵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战役失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海地的衰落。在1843年到1915年任职的22位总统中，一位完成了自己的执政任期，三位在职时死于自然死亡，一位随总统宫被炸飞，另一位可能被投毒，一位被砍成碎片，还有一位辞职。另外的14位被推翻。

19世纪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影响与海地的动荡完全是两码事。法国认购了1825年到1896期间的所有外债，拥有国家银行。德国人控制了贸易部门。渐渐地，大部分进口商品来自美国，1900年以后，美国的影响力扩大到银行业。最终，在当时该地区其他地方看到的一种模式中，海地财政的可悲状况被华盛顿认为是欧洲干涉加勒比地区的一只特洛伊木马。在没有任何明确定义为最后摊牌的情况下，1915年，继首都太子港的政治暴力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地。这次登陆最初的安全理由转变成了促进海地的政治稳定、财界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一项政策。

事与愿违的是，海地成了美国最不成功的干预中的一例。虽然最低限度的金融秩序得到了建立，债务有所减少，管理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美国的军事存在却没有导致民主的政治美德的出现或国家发展的一致性。最终，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一定程度的暴力反对，迫使美国在1930年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面对尼加拉瓜类似的问题，赫伯特·胡佛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D.罗斯福下定决心：美国应尽快离开海地热带风暴似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并在1934年做完了这件事情。

接踵而来的是最初给人以希望，扎根于一种充满活力的政治和文化的努力：它要使一个现代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制度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占领最明显的产物——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的海地国民警卫队——后来摇身一变，成为海地的武装部队，它破坏了这些希望，听命于日益严重的总统暴行。这个阶段因1957年的选举而终于索然无味地结束了，这次选举使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开启了一个残暴的家族统治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1986年他的儿子垮台时才结束。

制度模式和社会特征

海地诞生于革命暴力之中，从未在建立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的平民社会结构方面获得过成功。相反，凭借强人手中巩固的政治权力的武力统治一直是基本的制度特征。海地历史的一部分是相互斗争的一伙伙雇佣兵（cacos）和一些农民团体（piquets）迎战不可靠的政府军的故事。这一局面因美国占领的遗产，海地国民警卫队，以及它后来转变为海地武装部队而改变。虽然在杜瓦利埃独裁统治期间有所削弱，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武装部队依然是得到默认的拥有国家政治影响力和机构延续性外表的唯一组织。

随着杜瓦利埃政权1986年的倒塌，军方继承了政治控制，但很快就在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来。军队最终于1994年晚些时候被阿里斯蒂德解散，回到过去，被国家警察取代。20世纪90年代后期警察的迅速政治化开始激起恐吓和腐败的复发。甚至更糟糕的是，政治化的警察部门和贩毒的影响形成交叉，给它们自己制造了新的各种压力，也是阿里斯蒂德总统第二任期（2001—2004）倒台的一个因素。恢复一支专业军队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引起2010—2011年总统选举期间的不少关注，这次选举使米歇尔·马尔泰利上台执政。

海地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因而酿就了几个替代机构。这个国家的整体贫困不仅把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分钟的城市选区内，而且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危机的累积创伤也破坏了政治领导阶层的储备。政党结构，更多的是被一些名人，而不是被切实可行的各种议程决定，依然松散。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公众，国家领导层受到民粹主义解决方案的诱惑，这些方案往往缺乏任何实际政策的可交付成果。相比之下，一些更传统的政党摇摆于尊重法律的政纲与出于好心的技术专家的建议之间——这些建议往往是解决海地各种挑战的一些适当方案，但对普通公民而言却没有任何语境意义。

民主环境中一些典型的现代社会或政治压力团体（例如，人权组织、地方利益共同体、妇女团体、学生、工会和媒体）找到了相当多的发展空间。在这些团体中，许多都与一些捐赠者的一个日益扩大的跨国网络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共同体捆绑在一起。这种状况因2010年的地震而加剧，随后扩大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谁真正控制着海地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会组织——在杜瓦利埃父子时期处于瘫痪状态，尽管做出了有限的努力，但近年来一直不是激励城市工人权利运动的一个因素。在这方面，微不足道的现代企业界——往往过着一种与普通的海地公民的生活非常有别的生活——依然小心谨慎，或者时而因改变政治风向而被接纳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推倒阿里斯蒂德总统的过程中，一个政治化的民间团体和企业界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另一个压力集团是以美国为基地，人数众多的海地流亡团体，它是一个汇款的来源，也是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潜在根据地，在2010—2011年的一轮全国选举中，情况就是如此。

过去，让普通的海地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还能忍受的是，事实上，政府过去没有太多地干涉他们的生活。1957年以后，杜瓦利埃父子的政权通过把更加正式和间或残暴的统治推进到地方一级，实现了“政府”观念的现代化。现代的执法和大量有效的地方行政组织都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但政府管理机构如果只是因为它代表着工作来源、金钱和庇护的话，那么它就已经相当于一个权势中心，它甚至还可能完全有权使用国库。在这个梯队顶层的是幸运的少数，他们的职权源于与总统府的关系。这种功能失常的结构不仅效率低和腐败，而且还因公共行政中能干的第二乃至第三级的缺位而被进一步削弱。这是海地如何管理国际开发援助的一个非同小可的因素——或者，有人认为，是浪费了。

天主教教会的影响有时并不亚于政府。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履行了重要的教育使命，向偏远的一些社区提供了持续性的入门教育和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正如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牧师已在近代分裂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因此，教会在海地现代政治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83年访问海地使反对和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政权1986年的最终灭亡合法化。在梵蒂冈的压力下，教会虽然随后退出了正式的政治角色，但它的参与继续成为一条管道，通过它人权和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被暴露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草根或“小教堂”运动是1990年阿里斯蒂德上台执政的基础，它凸显了在教会领导层内部和在海地社会内部更加普遍的分歧。最近以来，福音派新教教派的日益扩大的草根参与，已经转化为波及全国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在加勒比地区，宗教机构在数字上和文化上是重要的，但在海地，已经建立起来的教会与源自传统和民间传说的土著崇拜和习俗同时共存。巫术具有一种源远流长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形象，因非洲祖先的仪式和基督教这两个因素而丰富多彩。通过提供与祖先过去的连接，它在当代环境中的社会文化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源于它的某种宿命论被认为没有为塑造现在或未来留下太大的空间。尽管言过其实，但就一些观察家而言，这是解释海地令人沮丧而困难的历史经验的起点。

海地经验的一种更直接的解释指出了海地历史上精英阶层的开发特征：穆拉托（肤色较浅）少数民族，普遍与这个国家的商业活动联系在一起，黑人精英，代表着政治统治阶级。说来矛盾的是，尽管城市化的精英阶层受到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的影响，但海地的情感之心却依然留在它内心的故土上——农村，贫困，致力于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在往往让人想起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长期的隔离使海地的这一角色成为非洲传统的保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精神影响力才依然强大。

这种二元性因精英与大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地理分隔而被加强，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直到最近，农民和农村居民在国家决策中没有扮演任何正式的角色。语言使用不占优势： 通用语言是克里奥尔语，而全国的辩论部分用法语，一种绝大多数人不说或者不读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地散居在外的人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和临近美国的缘故，所以英语的使用正在不断扩大。

社会经济发展的机能失调性引发了一场不同的人群向较大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向太子港的迁移。这个国家的首都当时是一个目不忍睹、拥挤不堪和混沌的城区，据估计，它容纳了几乎1/3的海地总人口。这样的人口城市化创造了一个膨胀的宇宙：无数的贫民窟似的社区和一种具有它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动态的亚文化。可以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一种新的范式已经因此而出现，它的本质是一场政治争夺战：谁来决定这些社区的方向，谁来控制。民粹主义的领袖们——如1990年后的阿里斯蒂德——的相对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对这些城市选区的动员及其触及海地农民内心深处的吸引力。

希望改变：从杜瓦利埃到阿里斯蒂德

杜瓦利埃时代始于1957年，荒谬的是，它是朝着政治复兴，甚至是美国占领期间（1915—1934）确定下来的民主治理方向发展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性质上是民族主义者，赞成改变后来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渐进社会变革的形式，坚持要对该国的非洲传统——黑人主义或黑人民族主义——进行重新评价。这种有点凌乱的意识形态组合也不乏对一个可能充满活力的政治变革环境、一个初步的现代公民社会、一场劳工运动、政党发展和文化复兴的希望。这些希望的高潮，出现在迪马瑟·埃斯蒂梅的总统任期（1946—1950）内，然而，在意识形态冲突紧张和激进化的情况下，它却漫无目标。继美国占领结束之后，这一时期的真正悲剧是，它为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的邪恶政权（1957—1971）提供了背景。在经历了随后他的儿子的任期（1971—1986）和阿里斯蒂德总统的任期（1990—1995，2001—2004）之后再回头来看，它“往好的说是错过了一次机会，往坏的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实际上，杜瓦利埃年代的特征在于残酷的政治控制、腐败和经济衰退，所有这一切皆因人才流失而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与他的许多前任不同，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爸爸医生”1964年成为终身总统）从来不是一个军人，他精明地把自己的形象装扮成一个轻言细语的医生和业余的人种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成功地培养了美国对加勒比地区的共产主义的关注，从而赢得了华盛顿不太情愿的某种程度的支持。他无情地镇压正在挑战或者似乎要挑战他权威的对手们。穆拉托精英的影响力被削弱，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权力被压低，军队遭到清洗并站到了自己一边。一个强大的准军事组织（国家安全志愿军，或通顿·马库特——臭名昭著的杀人恶魔）被建立起来，旨在保护该政权和执行它的指令。

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测，让克洛德·杜瓦利埃，“娃娃医生”，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潜力。当他1971年4月19岁，继其父亲死后就职时，他还是个难以预测的人。意在乞求得到主要援助国（尤其是美国）和贷款机构更多经济援助的运作最终被称为一场“经济革命”。然而，鉴于与老练的天主教教会的激烈交锋和华盛顿的支持越来越少，华盛顿对“友好的”独裁者们已经变心，所以海地治理的盲目性最后导致了杜瓦利埃1986年的倒台。

在1983年的访问期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提到的“不公正”和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被视为教会有意支持变革和扮演一个积极的政治角色的一种迹象。从卡特政府强调人权开始，然后是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一个更加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的全球主题，美国的政策也因此发生转变。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海地难民潮的戏剧性的一幕推动了一种公众意识，在这种公众意识的驱使下，海地变成了美国国会大厅里的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因素把代表海地斗争的非洲裔美国人政治共同体的各个部分动员起来。这个政权的政治弱点，再加上军队不愿以致命手段处理席卷全国的街头示威，导致了该政府的垮台。1986年2月6日，杜瓦利埃搭乘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流亡法国。然而，随之而来的既不是海地人，也不是国际社会所希望的。

政府的权力传给了以亨利·南菲将军为首，军方领导下的全国执政委员会。当看起来临时政府正计划举行选举时，几近混乱的状态随之暂时平静下来。于是，美国的外援资金流增加了，来自其他捐助者的赞助也增加了。在稳定经济方面，甚至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建立这种稳定的基础是有缺陷的。国际政策的设计与巩固的民主的概念栓在一起，而实实在在的现实明显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共识。第一场横祸是1987年11月的血腥选举，在投票的第一个小时，选举就被与军队和杜瓦利埃派的盟友有联系的武装暴徒中止。1988年1月一场不完整的选举把权力带给了一位流亡学者出身的政治家，莱斯利·马尼加。他几乎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支持，6月就被军方推翻。由于军队内部的一系列政变，政治局势进一步土崩瓦解；在国际上的压力之下，这个过程被一个代表多数人意见的临时政府取代，它依次又领导了1990年12月的选举。

在被大多数观察家视为这个国家第一次现代选举的过程中，海地人以压倒性的多数选举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为总统，他是一位魅力四射、被授予圣职的牧师。1990年的选举预示着一个断断续续、长达15年的振奋期以及一连串让人感到惊讶的失败，在此期间，阿里斯蒂德是主要的政治变量。他讲海地压倒多数的贫困人口的社会和政治语言，以及似乎要传达一种近乎神秘的希望信息的能力是其颇有影响力的特征。这是对阿里斯蒂德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拉瓦拉斯”——最生动的扼要概括：净化的洪水，它将带领海地大众“从苦难走向有尊严的贫困”。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正当这个国家的军人领导层既不能提供稳定也不能带来希望的时候，起源于太子港贫民区，一开始仅是一场基于解放神学的政治运动突然在国内声名鹊起。为了实现正义，解决海地的贫困问题，与不久前的杜瓦利埃时代彻底划清界限，海地选民选择了阿里斯蒂德。由于经常受到坚持对基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观念不诚实的承诺的指责，阿里斯蒂德经历了一场政治马拉松，它持续了整整两届总统任期，历经了两次宪法中断和几度的流亡。

在他1990年当选后的8个月之内，他就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驱逐。不管这是军队的偏执狂、阿里斯蒂德挑逗言论的结果，还是针对阿里斯蒂德政敌的暴力行为的反应，接踵而至的危机持续不断，贯穿整个临时军事政权时期，因国际社会的干预，直到阿里斯蒂德1994年再度执政时才结束。1995年，他被自己的门徒勒内·普雷瓦尔接替，后者的非凡成就使他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5年统治。他任期（1996—2001）中最出彩的部分是阿里斯蒂德的拉瓦拉斯运动与其余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更不用说各个国际社会了，日益加深的猜疑。在1990年代的后期，一些阿里斯蒂德早期的盟友已经成为他的反对者。一个实际的障碍是政府与国民大会无法就通过法律、批准预算和同意任命（尤其是总理）携手一致，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政治瘫痪。

继前一年的地方和全国选举（国际社会质疑其可信性）之后，阿里斯蒂德于2001年初重新执政。关于2000年5月议会选举的一场严重但可控的法律争端反而在海地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及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不断加深的怀疑。美洲国家组织的外交斡旋失败，到了2003年，阿里斯蒂德政府与多个反对派之间的政治气氛恶化，已到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几宗暴力事件爆发，它们是由阿里斯蒂德松散联盟中的几个战术盟友转而反对他，再加上形形色色的帮派、前军人和变节的警察共同制造的。海地城市民间团体的各个部分也越来越大地开始动员起来反对阿里斯蒂德。在日益激烈的对峙之中和在来自华盛顿与巴黎的压力之下，阿里斯蒂德于2004年2月底离开该国（有人认为是被迫离开），流亡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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