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麟秀儿 桑弧步入影界后

桑弧嗜好戏剧，尤爱麒麟童周信芳的戏，曾以“醉芳”为笔名写了《与云裳论“信芳周”剧目》《捧麒的时代意义：希望掀起改革的时代大潮，把旧剧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等文章。

改名为桑弧后写了《纪念周信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关于信芳的嗓子》。因此，桑弧得到周信芳的赏识，因而有机会在卡尔登戏院后台盘桓。

1922年中国影戏院公司在上海派克路静安寺路（即今天上海的黄河路南京西路）修建了一个大型设施齐备的多功能娱乐场所——卡尔登大戏院。

1923年2月9日《卢宫秘史》的首映标志着卡尔登大戏院正式开始营业，其设备和规模在当时均居于首位，于是人们又称卡尔登大戏院为“上海第一影戏院”。

卡尔登大戏院不仅仅只播放当时流行的新电影，同时也是上海的主要话剧演出场所。

1928年因为资金问题，卡尔登大戏院南边的卡尔登舞厅转卖给潮汕商人高永清，改名为大光明戏院。

在1932年，大光明戏院及卡尔登大戏院整体被英籍华人卢根收购，经过一系列的修缮与调整后，1933年卡尔登大戏院就成为了话剧的主要演出场所，《雷雨》《娜拉》《赛金花》等进步话剧于1936年于此由上海进步文艺团体业余剧人协会完成演出。

“孤岛”时期，周信芳京剧团在此演出宣扬民族正气的《文素臣》《徽钦二帝》等剧。卡尔登院地狭小，客座不及千。

刚组建的移风社在卡尔登戏院演出情况不容乐观，周信芳常有戏无满座之感。朱石麟为其编写的《文素臣》，让周信芳及移风社名声大噪。据此，移风社在上海站稳了根基。

朱石麟被判为附逆影人后，生活贫困潦倒，周信芳多次对其伸出援手。

据焦炳所言：“盖欲延朱为黄金大剧院之编剧主任，同时麒（麒麟童周信芳）欲请朱将《文天祥》剧本，请归已有，而不以交易方式出之，特将每月有所献于朱，使朱不致献于饥寒。”

由此可见，在“孤岛”上，朱石麟和周信芳结下深厚的交情。桑弧嗜好电影，因而周信芳引荐其结识朱石麟，桑弧经常在卡尔登戏院后台盘桓，常有机会与朱石麟交谈。朱石麟非常乐意指导桑弧，一方面是桑弧对电影有兴趣，且有写作的才华。

同时，两个人有相同的经历，朱石麟进入电影界之前也是银行职员。另一方面是朱石麟需要一个助手帮助他摆脱当下的困境。

合众公司原是为拍摄《文素臣》成立的，现如今，处女作《文素臣》已经完成前两集，后两集的拍摄应是要看前面的卖座情况。

此时，合众的发展面临抉择：是继续发展电影事业？还是停止？针对合众的未来发展，合众当局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继续拍影片。

合众主持人关系简单，唯一的导演朱石麟，本有加入金星公司的动机，而且也获得主持人吴性裁的通过。

合众现今要努力发展，朱石麟便留在合众。在这个“孤岛”上，合众不失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影片公司，外界对其寄予很大的希望。

合众导演仅朱石麟一人，若以朱石麟一人之力来支撑合众成片数量，任务繁重。合众公司广纳人才，演员李英、摄影师沈勇石等人都是这一时期加入合众的。

出演《明末遗恨》中的“蔡如衡”屠光启因演技出众，被朱石麟赏识，并与合众签订合同，每部合众的戏中都有他。

演技好的演员很多，为什么单单屠光启入了朱石麟的法眼呢？《明末遗恨》的导演魏如海先生曾讲过这么一句话：“光启兄在台下一如台上，前途极有希望。”屠光启科班出身，毕业于国立戏剧学校，加入上海戏剧社后，演《明末遗恨》中的“蔡如衡”被观众誉为演技最佳的一员。

他受过高等教育，有深湛戏剧修养，所缺少的是经验。在主演《葛嫩娘》《香妃》《赛金花》等影片后，朱石麟开始带屠光启尝试导演工作，两人合作导演《华丽缘》（即《孟丽君》）。

合众同人非常看重《华丽缘》，这部电影是合众公司同人投资拍摄的，对“生意眼”特别注重，“同人”等都特别卖力，王熙春等几个主演因为表示“卖力”都住到了厂里去，这据说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消息外露，以免被别人偷去打擂台；二是节约了路上来回的时间。

可不幸的是，国华公司也不约而同地在拍摄《孟丽君》，两方相互较量，都不肯让步。这部影片如此受制片公司的喜爱，其本身是具有生意眼的。

原来自从所谓“民间故事电影”也者，因受看惯地方戏的太太奶奶们拥戴，而大卖其座后，短视者流，不免眼红起来。于是乎，若干公司的制作路线为之一变，过去还顾得良心，顾得被人责骂，现在什么也不顾了，而国产电影，遂亦回到十五年前的老路上了。

合众公司在这个狂潮中，又是怎样的呢？他们还是照着老路，照着原定计划，摄制文素臣。

《文素臣》在摄制的当初，若干文化人士曾向该片导演朱石麟及合众当局联名劝告过的，因为姑不必说“脱衣向火”“古庙双栖”将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怎样的后果，就是文素臣这一个“无所不能及的英雄”，也实在是一个太理想的人物。

不过这劝告并未叫朱石麟所接受。据朱石麟表示，是叫人相信他，说他的文素臣绝不像舞台上的那一个。

后来片子公映，也确实有些改过，不过改动是改动，若以为一经改动，便脱胎换骨摇身一变，那倒未必。惟因片子还能叫座，所以决计照舞台的例子，头二集之后，继之以三、四集。

因为有利可图，所谓“民间故事”便为各公司视为至宝，把陈死人从坟墓里掘了出来，也正因为大利所在，所以谁也不让谁，电影的使命是早已置于脑后了。

1940年中国电影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的女明星都扮演过私定终身的小姐，小生们都扮演过落难的公子。

“孤岛”影坛还出现了三件双胞胎电影作品——《三笑》《碧玉簪》和《孟丽君》。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因为“民间故事片”受到观众的喜爱，国华公司、艺华公司、新华公司等都想在民间故事片中拔得头筹，收获更多的票房，因此都争先恐后地拍摄民间故事片。

可见，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片”的盛行。在这个电影发展的逆流中，朱石麟及合众当局却紧跟流行，不顾电影所应该担任的使命，坚持拍摄《文素臣》和《华丽缘》。

最后可想而知，结果定不会使人满意。朱氏在思想方面，无不力求刷新，我们知道，一种小儿病的思想，最足以限制自己的革新，阻止大众的前进。

现在中国在这新时代中，应向哪里走去？负有启蒙之责的电影从业员不能不深加考虑，同时本国的民族文化也应当努力发挥，此种大任，朱氏应有觉悟。

朱石麟编写《文素臣》用了朱觉广的笔名，据说所以改易者，是自己不满于这种作品。

那他为何坚持继续拍摄？《与朱石麟谈论民间电影》中给出了答案，首先是制片商们摄制民间电影的动机，在这个环境，一切遭受着恶势力的阻碍，不容自由发挥。

为了钱的问题，当然不能听其蚀本，于是，就如此地造成这个流行性的风气。其次，南洋片贩商们正也为了这个缘故，需要民间故事影片，因为一部拷贝，可值一万元。三四部就回本一半或者全部回本。

再次，电影编剧人才缺乏，不得不取材于民间小说。最后，在资本的统治下，一切都要遵循。如果所有人都要求导演和演员拒绝拍摄，那么他们就真的不知道如何生存了。

这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任何反对的人都必须面临经济上的动荡。在发生这几个双包案后，民间故事片的竞争已经尖锐化了，电影也急需走向正路上去。朱石麟认为如果制片商们愿意提出一部分资金，专摄意义正确的教育电影，同时预先就存在失败的心理，万一成功，就可越向新的一路了，但是制片商更注重“生意眼”。

在“民间故事片”的浪潮中，合众公司不但没有获得利益，还损失了名誉，《华丽缘》和《文素臣》均以失败告终。

屠光启沉寂一段时间后，开始尝试编剧工作，第一部便是其改编的剧本《狄四娘》，后来经朱石麟提议，改名为《返魂香》。

这部电影导演是朱石麟，但实际执行指挥工作的是屠光启，“虽然有很多场面和镜头是由朱石麟所设计而受命于屠光启来执行指挥的，朱之独特手法的表现也随处可见，但是屠光启以素无导演经验的新人来执行此项综合性的导演工作，实是难以讨好，而《返魂香》能有水准以上的成绩，却是不容易。”

《并蒂莲》《梅娘曲》《侬本痴情》以后更是奠定了屠光启在导演席上的光荣座椅。经历过这个浪潮，屠光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道路，朱石麟却困在这个漩涡中，他拍摄的三、四集同名电影《文素臣》，没有前两集的上座率，且观众对电影的评价一般。

朱石麟经过《文素臣》这部电影，在电影界的声誉下降严重，影评人认为其失去了在联华时期的制作水准，甚至有人认为，其已有没落之势。

朱石麟想要打破困境，需要有助力。他在卡尔登戏院结识的年轻人李培林正是这个助手。两人互相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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