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名号究竟有何意义（陈独秀的名号究竟有何意义）

文/王宝山

陈独秀（1879—1942），谱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准确地说，“独秀”是陈独秀在民国以后才改用的名字。民国以前，一般的人都叫他陈仲甫。

庆同是陈独秀的谱名。据他的三子陈松年回忆，陈氏家族谱名中间的一个字，是由20个字排列组成的，“我只记得十五个字，开头的一句已忘了：‘……天章衍庆遐，长源传祖德，永远振家邦。’”“庆同”是陈独秀的第一个正式名字，但迄今没有发现他使用谱名的资料。

乾生是陈独秀的官名（他的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据《民国春秋》称，陈在考秀才时叫乾生。现在见到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即1897年冬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即署名“陈乾生众甫”。众甫是字，古代称嫡长子以外的诸子为众子。甫，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有资料称，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填写登记表时仍用了陈乾生这个名字。

据资料不完全统计，陈独秀参加政治活动以后，直至五四运动，在其著作、文章、报名注册，以及与友人的通信，或别人提及他时，所用的名号计有：众甫、重甫、程仲辅、陈乾生、陈由己、由己、三爱、熙州仲子居士、陈仲居士、盛唐山民、陈仲、仲子、仲、陈仲甫、CC生、独秀山民、独秀、陈独秀、志孟、程志孟等。在与友人通信和写诗时，大体用“陈仲甫”或“仲”“仲子”署名。创办《新青年》期间，与友人通信时，有用“志孟”之名的。在早期著作和反清、反袁革命时，多用“陈乾生”“众甫”“陈仲”等。

陈独秀有时被友人写作“仲辅”“重甫”，如1920年4月，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汪希颜（汪孟邹的胞兄）之子汪原放说程仲辅即陈重甫，但陈独秀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些名字。

将“陈”字写作“程”不知是什么原因，令人费解的是，陈独秀在给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写信时，也曾将自己的姓“陈”字写作“程”，如“程志孟”或“陈志孟”“志孟”。这3个名字，也仅限于给汪氏叔侄写信时才使用。

至于仲甫、陈仲居士，仲甫系众甫的同音衍变。1906年，陈独秀作《曼上人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署此名。陈独秀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仲，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仲甫”，作为陈独秀的字，使用时间最长，其次数之多仅次于独秀二字。陈仲、仲均系仲甫的衍变或缩写。在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的一些关于工人运动的短文，大多署名“仲”，与友人通信，也常署“仲”字。关于“陈仲居士”，居士，指有才德而不仕的人，是对陈独秀的美称，正如友人或晚辈尊称他“仲翁”、或亲人昵称他“矮子”一样。他本人却不曾这样称呼自己。熙州仲子，则是旧时文人喜用同自己有关的地名为自己命名。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怀宁在隋初属熙州，“熙州仲子”一名即由此而来。如陈独秀曾用“熙州仲子”作笔名为苏曼殊所著《梵文典》题诗（载1907年《天义杂志》第六卷）。

在以上的这些名号中，“由己”“三爱”“独秀”可谓至关重要，代表着陈独秀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中也可寻其时代的足印。

“由己”是陈独秀1902年至1903年期间，参加东京青年会和编辑《国民日日报》时所用的名号。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陈独秀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20世纪初，先进的革命者都把目光移向西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像春潮一样被介绍到国内。陈独秀留学日本，置身于欧风美雨传至中国的中转站，自然有着深刻的感受。当时，留学生中的政治思想，有康、梁的保皇派(或唐才常式的勤王)，也有如章太炎等主张的排满革命派。陈独秀在1902年参加“青年会”(少年中国)时，对以上两派的主张并非完全赞同，而是主张从马志尼（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主派领袖）与少年意大利党（宗旨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封建主的统治，把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角度求得我国民族独立。

1903年清政府镇压拒俄爱国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明显地趋向革命，但并非是接受排满革命主张。有诗为证：“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不仅如此，他还“自出心裁”，提出了“联邦新制度”的主张，这就是他的“由己”之意，表示他独立思考和抉择问题。

1904年至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最早使用白话文进行通俗宣传的报刊之一）上撰文50多篇，所用的署名为“三爱”。曾经一度主笔该报《教育》专栏的房秩五说：“三爱为故人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笔名也。”这些文章反映了该报所宣传和提倡的基本内容，寓爱国家、爱科学、爱民主的意思。在民族危机的关头，陈独秀接受了西方的国家观，并开始把国家与政府分开，爱国与忠君分开，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也是这个时期陈独秀心目中的救国之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安徽俗话报》是《新青年》杂志的雏型。

除在《安徽俗话报》上使用三爱笔名外，现在仅见到《论戏曲》一文（文言体，载于1905年3月《新小说》第2年第2号）也是署此名的。

“独秀”是一个最关键的名字。有人说“独秀”这个名字，是他的祖父望孙成龙而为之取的，不过笔者没有查到来源。

1913年，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这年，陈独秀在日本结识了李大钊、易白沙。在日本江户，他以“独秀山民”署名为《双枰记》作序。11月10日，第一次用“独秀”为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批判传统的“国家观”。1915年6月，因高君曼病重，汪孟邹写信催他回国。陈独秀于6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据考证为今太仓路119弄)家中。9月15日，陈独秀精心筹备的《青年杂志》（第二期更名《新青年》）问世。

当时正值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帝制，支持者中竟还有辛亥革命的元老，因此，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针对被袁世凯窃权的中华民国，陈独秀提出固有的“爱国心”应以“自觉心”加以补充，否则“爱国心”就会被统治者利用、愚弄。文章最后提出：“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世人不能领会其中深意，群斥之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在此政象危机、思想又是一片混乱的时际，“独秀”这个名字则含有世事皆丑我独秀之意。他的老友汪孟邹见到后，曾对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人是‘秀’的。”陈独秀则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怀宁县境内)有一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当时，社会上的确风行以“山民”“山人”为号，无非是表示自己超脱浊流，洁身自好，但陈独秀以“独秀山民”和“独秀”为号，主要还是从政治意义出发的。怀宁的独秀山并不出名，它能为世人所乐闻，倒是陈独秀的关系。

此后，陈独秀以“独秀”之名提倡新文化运动，又以此名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以此名终身。当他改用此名以后，世人并不知道就是陈仲甫。吴稚晖正是这样，他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韩愈）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后来，人们则只知“独秀”而不知其原来叫陈仲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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