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中的湖南省是怎么样的 古代湖南人才发展的五个波峰

【摘要】

古代湖南人才稀少，因而没有像近现代湖南人才一样引人注目。但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湖南人才也曾有过高潮。三国时期、唐末五代时期、南宋时期、明代后期、清代中期，湖南人才相对兴盛，可称为古代湖南人才的五个波峰期。

湖南人才，历史悠久。早在距今约100万年的“中更新世”后期，湖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在史前史和原始时代，中国的许多传说人物都曾在湖南活动。如炎帝、蚩尤、善卷、尧、舜、禹等，都在湖南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故事。到楚国时代(约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湖南并入楚国版图。当时“楚国人才最盛”，老子、老莱子、文子、公孙龙子、鬼谷子、许行、屈原、伍子胥、范蠡、文种、黄歇、申鸣、宋玉等，都是楚人。他们有的就出生于湖南地区，有的虽不出生于湖南，却长期生活并活动在湖南，为湖南乃至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是，秦统一中国以后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湖南人才却非常稀少。当时，北方是国家的中心地区，人才也集中在北方。湖南则是蛮夷边荒之地，人才稀少之区。杨昌济指出：“考之春秋，楚地不到湖南。此后二千余年历史上亦殊寥寂。”在历代正史列传、野史人物记载，及现代出版的各种人物、人名字典中，都很少有古代湖南人才的名字，其对湖南人才的介绍，占不到全国人才的1%。但是，一方面，古代湖南人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到清代前、中期，湖南人才已占全国人才总数的2%以上，而且出现了全国第一流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等杰出人才;另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湖南人才也曾有过高潮，即古代湖南人才曾经形成了五个波峰期。

“人才波峰”和“人才群体”是两个相似却又不同的概念。我们在《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中曾提出了近代湖南人才兴盛，产生了五个“人才群体”;与之对应，古代湖南人才则产生了五个“人才波峰”。所谓“波峰”，《辞海》的解释是：“在任一确定的时刻，在存在波的空间各点(处于不同的振动状态)，凡振动达到的正向最大值的位置。而达到的负的最大值的位置则称‘波谷’。例如，水波中凸起的最高处是波峰，凹下的最低处是波谷。”可见，“波峰”是一个物理学的名词，我们借用以说明人才稀少时期所出现的人才高峰。

一、三国时期：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一个波峰

由秦到南北朝的八百年中，湖南人才非常稀少。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湖南省志・人物志》共收录湖南人才31人，约26年才录一人。而三国时期的七八十年，共收录11人，即每六七年就录一人。显然，湖南人才在由秦到南北朝的八百年的低潮中，三国时期的几十年是一个人才高峰期。因此，我们称三国时期是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一个波峰期。

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成长，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大批人才的出现，更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三国时期湖南人才波峰的形成，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秦汉时期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的中央政权建立后，湖南相对安定，湖南人才和全国人才有了较多的交往和交流，为湖南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湖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更为湖南人才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特别是中原及其他各地文化传人湖南、全国人才在湖南的活动都直接促进了湖南人才的发展。其次，吴、蜀、魏在湖南的争斗为人才波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当时，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荆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魏、蜀、吴争战最激烈的地区，从而为湖南人才则提供了一个机会，为其才干的表现提供了一个舞台。孙吴占领湖南全境后，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湖南经济、文化均有所发展，这对湖南人才的成长也是非常有利的。

吴、蜀、魏的斗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刘备虽然无立锥之地，但重视人才，善于结识人才。在与关、张结拜后，特别是三顾茅庐，得到三国时期第一流人才诸葛亮之后，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巧取荆州之半，西夺益州、汉中，势力迅速发展。湖南人蒋琬、刘巴、赖恭、刘敏、廖立、刘邕、蒋斌嗣、赖雄、刘武等纷纷为刘备所用。孙权能用人之贤，先后取得了赤壁胜曹、荆州驱刘的短暂辉煌。湖南人黄盖、徐熙、潘浚、桓彝、潘秘、谷朗、车浚等先后成为东吴的文臣武将。曹操特别重视人才，三下《求贤令》，“唯才是举”，使其人才济济，文臣武将，为三国之中的翘楚。湖南人刘先、桓阶、桓嘉、周不疑等先后为曹操出谋划策。

上面我们列了三国时期的湖南人才的21人，此外，根据一些人才辞典，还有吴巨、区景、杨怀、刘优等4人，共计25人。他们的特点是：一是多属政治军事型人才。25人中政界人物14人，占56%;军事将领4人，占16%;政治军事人物2人，只占8%;政治人物又是学者3人，占12%;文化型人才仅周不疑、虞授2人，占8%。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吴、蜀、魏三国对湖南的争夺，主要需要安民治军的政治军事型人才。因此，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一个波峰，以政治军事型人才为主体，并以此奠定了湖南人才的发展方向。二是三国时期湖南人才集中于湘江流域。零陵10人，长沙7人，两地分别处于湘江的上、下游，加上湘乡2人，衡阳、耒阳各1人，湘江流域共有21人，占了总数的84%。另外，汉寿2人，常德、安乡各1人，则属于湘北洞庭湖地区的有4人，占16%。湖南其他地区则是空白。三是三国时期的湖南人才多为蜀、吴两国所用。其中，为蜀国所用的有9人，占总数的36%;这是儒家的正统观念在起作用，刘备是汉室宗亲，故“荆楚之士，从者如云”。在东吴任职的有8人，占总数的32%;东吴曾长期占有湖南，自然会得到湖南人才的支持。为曹魏所用的只有4人，只占16%。其中周不疑并未事曹，且为曹操所杀。四是三国时期的湖南人才存在较多的血亲关系。如桓阶父子、潘浚父子、蒋琬父子、刘邕父子、赖恭父子。刘先和周不疑、刘敏和蒋琬，则是亲戚关系。至于同乡、同僚、部属等关系，也普遍存在着。这是封建社会人才关系的一个特色，有普遍性。

蒋琬、刘巴和黄盖是三国时期湖南人才的杰出代表。章炳麟说：“后蜀有蒋琬、刘巴兴于零陵，琬代诸葛亮执政，成劳炳然。巴在汉末称高士，声及吴会，诸葛亮自言，运筹帷幄不及子初远甚，誉或少过，然蜀世文诰策命皆巴所为，诚文章之隽也。”“隽”，乃英俊、俊秀之意。

蒋琬(168-246)，字公琰，湘乡县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被蜀汉擢为尚书郎，负责文书起草工作，表现了出色的政治才干。建兴元年(223年)，任参军，参与朝中大事决策。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汉中，主持北伐中原大计，蒋琬留守成都，主持朝廷日常事物。诸葛亮率军征战，蒋琬在后方组织军需，供应武器粮食及各种物资。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卒，刘禅将国家大事托蒋琬。时诸葛亮病逝，蜀国突失擎天大柱，朝野震惊，举国危惧。蒋琬临危受命，胸有成竹，出类拔萃，团结朝臣，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此蜀国在蒋琬的治理下，以保境安民为主，军事活动减少。终于使弱蜀在三国鼎立中，保持了一席之地。

刘巴(170-222年)，字子初，衡阳人。18岁时，任郡署户曹主记主簿，典领文书，办理事物。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任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椽，负责草拟、管理文书等事物。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升任尚书;稍后，又擢为尚书令，主管中央军政机要，成为刘蜀朝廷重臣之一。刘巴为官，清廉节俭，不治私产，奉公循法，躬履勤政，才智过人，心藏机谋，善于处理政务。诸葛亮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刘备入蜀后，几乎所有文诰及策命，都出自刘巴之手。刘巴长于文学，且学问优长，声名远播，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文士。

黄盖，字公覆，零陵人，幼年备受艰辛，打柴负薪，耕田放牛。赤壁大战时，黄盖建议采用火攻，又献苦肉计，诈降曹操，为孙吴赢得了赤壁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也为东吴在三国鼎立中取得一席之地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三国时期著名将领之一。

二、唐末五代时期：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二个波峰

三国之后，自两晋南北朝以来，湖南人才又落入一个低谷。隋唐之际，湖南人才仍然稀少。直到唐玄宗年间，湖南人才稀少的现象才开始有所改变，到唐末五代，终于形成了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二个波峰。与第一个人才波峰相比较，古代湖南第二个人才波峰所产生的人才，在数量上要多得多;而且，第一个人才波峰以政治军事型人才为主体，第二人才波峰则以文化型人才为主体。

古代湖南第二人才波峰的出现，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也有湖南内在的因素，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隋和唐代前期的一百多年，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湖南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为人才波峰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空前繁荣的朝代，名家辈出，成就卓著。许多全国闻名的文化界名人，如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来到湖南，促进了湖南文化的发展及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人才的产生。

(常德司马楼，即为纪念刘禹锡所建 资料图)

第三，隋唐时期，湖南许多地方设置了府学、州学、县学。湖南教育的发展，直接培养了一批人才。

第四，佛教在湖南的发展，促使宗教人才兴盛。南岳衡山成为全国佛教圣地2--，全国许多著名高僧，纷纷来湖南修行传法。

第五，唐代科举为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据统计，湖南学子在唐代共有26人考取了进士，其中，有24人都是晚唐德宗贞元(785-805)年间以后的进士。

第六，马殷在湖南立国，使湖南在历史上唯一一次成为一个国家，为广大湖南人才提供了机遇和舞台。马殷父子比较重视文化教肓，比较重视人才，更有利于湖南人才发展。第七，唐代后期，湖南人民在农民大起义的反抗斗争中也产生了一批人才。

(马殷在湖南立国，史称“马楚”)

古代湖南第二人才波峰的主要人才，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文化型人才，如李群玉、怀素、杨惠之、史青、李宽、梁新、李邰、刘蜕、胡曹、王磷、潘玮是、何涓、李宏皋、何仲举、李宏节、齐己、刘绍禹等;他们中有诗人、书法家、文学家、医生以及学有专长的学者;李群玉和齐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李群玉(808-863)，一说生于元和八年(813年)，卒于大中十二年(858年)，字文山，澧县人。自幼聪慧好学，喜吟诗，善吹笙，工书法。其诗风格沉郁、悲凉，感情真实热烈，辞句绚丽多彩，结构严谨，意境深远。《全唐诗》收其诗263首，有《李群玉集》传世。李群玉是唐代湖南最有才华的诗人，他表示：“一点灯前独坐身，西风初动帝城砧。不胜庾信乡关思，遂作陶潜归去吟。书阁乍离情黯黯，彤庭回望肃沉沉。应怜一别瀛洲侣，万里单飞云外深。”要像庾信、陶潜那样，辞官归隐，回到家乡。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家乡，行吟于沅澧流域。同时，又时常四出游历：东至江表、西极巴蜀、南游粤桂、北到荆襄、京师。处处游历处处诗，对祖国河山、古迹的赞美，对旅途生活的描绘，对亲友的思念，构成了李群玉诗歌的主要内容。

第二种是进士人才群，如刘蜕、李邰、刘景、刘瞻、陈光问、曹松、周崇昌、周惟简等;他们多为文学家、学者，属文化型人才，刘蜕、李邰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湖南第一个状元李邰(808-873)，字子玄，号西贞，宁远人。自幼好学，刻苦发奋，精通经史，工诗能文。大和元年(827年)参加科考，中头名状元，曾任河南府参军，累官至贺州刺史。刘蜕，字复愚，自号文泉子，长沙人。好学聪慧，能诗能文，尤以散文著称。性格耿直，只认真理，不畏权贵。勤于政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关心民生，颇具政声，累官至礼部尚书。

第三种是宗教型人才，如齐己、怀素、道广、惠闹、庞蕴、王吴、般舟、智俨、妙应等;他们有的自幼出家，有的全家修行，他们中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齐己、怀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齐己(861-937)，俗姓胡，名得生，字迩沩，晚年自号衡岳沙门，益阳人。齐己是晚唐五代之际潇湘大地上升起的一颗巨星，他以自己的璀灿诗作为有着不可逼视光辉的唐代诗歌增添了无尽光彩。存诗815首，在唐至五代二千多位诗人中其数量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白、贯休、元稹而位居第六。齐己一生处于一个万方多难、遍地刀兵、生民涂炭的灾难深重的时代。齐己的诗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而且写出了人民的呼声，被称为第一诗僧。作为僧侣群体，齐己堪称诗坛独尊;作为诗人群体，齐己堪称独树一帜。怀素(725-799)，俗姓钱，零陵人，一说长沙人。自幼出家为僧，世称沙门怀素、释怀素、僧怀素。怀素既是名僧，又是一代狂草大师，他的草书被公认为中国书法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与稍前的张旭齐名，有“颠张狂素”之称。

第四种是政治型人才，如欧阳稚、韩约、刘瞻、罗弘信、邓进恩、罗绍威、廖匡图、廖匡齐、廖偃、彭士愁、刘昌嗣、周行逄等;他们一般有较高的官位，也有较好的政声，有不少人还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其中，周行逄(?-969)，常德人，出身农民家庭。后投入军伍，在军阀混战中成为马楚政权的重要将领，直至主政湖南。周行逢起自民间，故而比较重视民瘼，关心民生，废弃一些暴政，免除一些苛税;反对奢靡，厉行节约。又能选贤用能，惩罚贪官、悍将、恶霸。在周行逢的治理下，湖南政局稳定，经济发展。

第五种类型是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多在反抗斗争中形成，但人数不多，知名度较低，社会影响也小。

三、南宋时期：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三个波峰

从唐末五代开始，北方战乱不断，社会受到很大打击，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南宋时，北方一落千丈，为落后民族所征服，南方则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更得到了空前发展。江浙一带富庶甲天下，成为中国经济中心。湖南经济虽不能和江浙比肩，但和隋唐时期的湖南相比，确已有了巨大的进步。特别在文化方面，由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胡安国、胡宏、张拭等在湘讲学、著书，程颢、程颐、朱熹也在湖南活动，他们不仅促进了理学在湖南的广泛传播，更促进了以理学为特征的湖湘学派的产生和湖湘文化的发展。因此，南宋时期的湖南，既是理学的一个中心，也是全国学术思想的一个中心。湖南在全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地位，自然会促进人才的兴盛。加以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武人干政和笼络人才，又重视教育，兴建书院，大力推行科举制，增加进士名额，这些都促进了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形成。

(理学鼻祖周敦颐)

南宋时期，湖南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同时又是有名气的政治精英;而一些官居高位的政治家，也往往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文人。文化型人才和政治型人才结合为一体，是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一个显著特点。易祓、吴猎是其代表人物。易祓，字彦章，号山斋，宁乡人，两宋时期湖南最有名气、最有成就的经学家。历任知州、翰林院直学士、礼部尚书，封宁乡县开国男。易祓自幼精研《易经》，更精心著述，成果累累，后人在解释《易经》等经籍时，都要借鉴他的成果。吴猎(1142-1213)，字德夫，号畏斋，醴陵人。官至刑部侍郎、敷文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吴猎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力主抗金，反对妥协投降。对开禧元年(1205)开始的“开禧北伐”，吴猎倾注全力支持。次年，吴猎临危受命，出任宋军中路统帅，亲临前线指挥，襄阳始终屹立不倒，金兵受到沉重打击，终于从中路退兵。吴猎虽一生从政，其本性却是一个学者，是湖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积贫积弱封建政权，不仅失去了对北方和中原等大片国土的统治;而且甘愿沉沦，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屈辱求和的地位。与统治者相反，广大的中华儿女却是坚决地抗金、抗元。因此，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些爱国志士中，先后出现了吴猎、赵方、赵葵、李芾等杰出的英豪;他们率领广大湖南人民和全国同胞，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主义的史诗。衡山赵氏宗祠有一副对联：“事业文章千古，名臣理学一家。”这是对衡山赵氏家族的赞扬，也是实际情况的写照。衡山赵氏家族既是理学名家，为湖湘学派的发展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是南宋王朝的干国良臣，为抵抗金人侵略和保卫国家与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史称：“(赵)方起自儒生，帅边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持军严，每令诸将饮酒勿醉，当使日日可战。淮、蜀沿边屡遭金人之祸，而京西一境独全。尝问相业于刘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对。故知名士如陈咳、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诸名将多在其麾下。若扈再兴、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诚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无北顾之忧。”“合官民兵为一体”，就是赵方抗金的战略总方针，即广泛地发动民众参加战争，保家卫国，组织各种义军，平时耕种，战时作战。李芾(?-1276)，字叔章，衡山人，是抗元名臣。成淳十年(1274)，元军大举南侵，占鄂州，过长江，直逼临安。李芾为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统率军民死守长沙，血战到底。明人李东阳有诗：“马殷宫前江水流，定王台下暮云收。有井犹名贾太傅，无人不祭李潭州。”“李潭州”，即指李芾。

湖湘学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经世之用。因此，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又一个显著特色。全祖望说：“南轩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其最显者为吴畏斋、游默斋，而克斋亦其流亚云。”吴畏斋即吴猎，一生出仕官场，正直敢言，善理政务，治世济民，筹备战守，主持抗金，充分表现了一个经世大臣的本色。衡山赵方，其子赵葵，治军治政，都从实际出发;选贤用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醴陵杨大异为官，能关心民间疾苦，抑制米价，以保障民食，平反冤狱，限制官吏勒索。另一个醴陵人皮龙荣，主张把治理天下和修身养性结合起来，“以改过之实，易运化之名”。他正直敢为，反对贾似道擅权。衡山人杨霆，以文人领武事，对兵仗、军马、粮草、矢石等知悉甚详，成竹在胸。钟相、杨幺起义，利用河湖港汊，水陆两栖，春夏耕耘，秋冬攻战，建战船、创水寨，都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

(钟相、杨幺起义 资料图)

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第四个显著特色，是农民起义的人才大放光彩。其中，最突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钟相、杨幺在洞庭湖区的起义。钟相(?-1130)，武陵(今常德鼎城区)人，自幼聪慧有志，乐于助人;喜爱历史，“崇侠义，慕朱家、郭解之为人”。他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即在经济上“均贫富”，这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口号;政治上“等贵贱”，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口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杨幺(1108-1135)，原名杨太，龙阳(汉寿)人，为钟相起义军的骨干。钟相失败后，杨幺再建农民政权，进行了卓越的斗争，政治上坚持“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以号召群众;经济上提出“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口号，以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军事上实行“水战为主，车船担纲”的原则，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他利用洞庭湖的地形，采取“陆耕水战”的战略战术。在原有村落的基础上，建立水寨，寨内实行平等互助，兵农合一，劳武结合，“兵夫”协力作战，给南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四、明代后期：古代湖南人才的第四个波峰

(李东阳 资料图)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明朝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制，发展经济和文化。到明成祖朱棣，“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明代湖南经济、文化、教育得到了全面发展;湖南人才在全国的数量及其影响，也都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朝代。清代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玄)，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骏骏始盛。”皮锡瑞认为，从元明开始，湖南人才渐渐走向兴盛之势。其实应是从明代开始，元代不足百年，除欧阳玄外，湖南并无很知名的人物，更谈不上在全国有什么影响。明代却不同了，不仅湖南人才的数量增加，在全国人才中的位置已经突破了1%的比例;而且产生了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大批能影响全国的杰出人才，是名符其实的“骏骏始盛”。明代后期，即从1522年到1644年的122年时间。从时间上说，约占整个明朝276年的44%。但在湖南人才方面，后期却要占一半以上，形成了一个以官僚政治型人才为主体的古代湖南人才的第四个波峰。

世家人才的发展，是古代湖南人才第四个波峰最显著的特色。这里所说的“世家”，是泛指门第高、世代为官的人家。这种“世家”，各朝各代都有，大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开始出现一些世家人才。明代后期，湖南出现了一些比较著名的世家，如：郴州的何氏世家，有何孟春等;长沙的杨氏世家，有杨志学及其子杨守谦、杨守鲁;临武的曾氏世家，有曾锐和他的四个儿子曾朝节、曾朝符、曾朝简、曾朝笏;湘潭的周氏世家，有周训和其子周之屏、周之翰、周之基、周之龙，其后有周泰、周星;邵阳的车氏世家，有车大任、车大敬兄弟，其子辈以达、以遴、以遵等;武陵的杨氏世家，有杨鹤及他的三个从弟杨鸿、杨鹗、杨鹭，及儿子杨嗣昌等。这些世家，不仅历代有人进入官场，而且对社会有过积极的贡献，在文化学术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在这些世家中，更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人才，如何孟春、曾朝节、杨嗣昌、杨鹤等，都是明代全国顶尖的人才。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杨鹤之子，文恩敏捷，学识精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祟祯九年(1636年)，擢兵部尚书，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并据此制定“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的军事计划，发动了对农民起义军的总攻击。但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杨嗣昌不断失败，终于自杀于湖北沙市。

古代湖南人才的第四个波峰以政治型人才为主体，据统计，明代后期，湖南人在朝廷官至侍郎以上、地方官至布政使以上者约有55人，其中卓有成就的有：张洽(?-1550)，字文邦，号龙湖，茶陵人，自幼好学，聪慧异常，正德十六年(1251年)会试第一名，官至礼部尚书、擢文渊阁大学士。李如圭，字国贤，澧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方纯(1488-1577)，字仲敏，号励庵，岳阳人，正德十五年(1520年)举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刘尧诲(1522-1585)，字君纳，号凝斋，临武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陈荐，字君庸，号楚石，祁阳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总督漕运。周希圣，字惟学，号元汀，零陵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腾芳(1573-1633)，字子实，号湘川，湘潭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胡应台，字征吉，浏阳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杨一鹏(?一1635)，字大友，临湘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周堪赓(1590-1653)，字仲声，宁乡人，天启五年(1629年)进士，曾任工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治河。唐馘，字存之，常德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郭都贤(1599-1672)，字天门，号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官至佥都御史、江西巡抚。

古代湖南第三个人才波峰的文化型人才，多在学术特别是在湖湘学派方面有所成就;而古代湖南第四个人才波峰的文化型人才，则主要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成就突出。其中，江盈科是最杰出的代表。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桃源人，著名的诗人，与湖北袁宏道为同年好友，并称“江袁”，共同创立了“公安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江盈科是古代湖南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诗语言平易，结构清新，意义深远，毫无造作，显示出一种真性、真情;又富于变化，具有新鲜感。从内容上说，他的许多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批评精神。江盈科之文极有特色，特别是他的小品多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语言诙谐，内容奇特，讽刺尖锐，发人深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此外，著名的文化学术型人才有：陶汝鼐(1602-1683)，字仲调，一字燮友，号密庵，宁乡人，工诗、文、书法，被誉为“楚陶三绝”。蒋信(1483-1559)，字卿实，号道林，常德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四川水利佥事，迁贵州提学副使。蒋信曾师事王守仁，接受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建立了“宇宙只是一气”;“随处体认天理”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明代湖南最有成就的哲学家。罗喻义，字湘中，一作禹钟，号萸江，博学多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充经筵日讲官。潜心学问，专事著作，有《读易内篇》等书十多种，是明代湖南最有成就的经学家。周圣楷，字伯孔，湘潭人，文思敏捷，学识渊博，所撰《楚宝》，是其代表作，也是明代湖南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为楚地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清代中期：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五个波峰

(船山祠)

清代中期，是指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年)的时间，共85年，湖南人才形成了第五个波峰期。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显示的：一是人才的数量大为增加，在全国所占的地位提高，根据一些人名、人物辞典统计，此时期湖南人才占全国的2%以上，成为古代湖南人才的最高点。二是从人才的结构来看，清代中期的湖南人才结构改变了以前比较单一的结构，特别是在下层群众和妇女中也涌现了一批见诸史籍的人才。湖南由古代中国人才稀少的省份，转变为近代中国人才大省，是在清代完成的。而清代湖南人才的兴盛，并不是某次事件、某几个人物突然发动起来的。应该说，从清政权的建立之日起，湖南人才状况就开始发生变化。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为中国明末清初之“三大儒”，是这一变化的先声。经过长达二百年的积累、锤炼，湖南人才终于在道咸年间如火山一样进发。而在乾嘉年间出现的第五个人才波峰，则承前启后，是湖南人才由稀少转变为兴盛的关键时期。

讨论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五个波峰及其重要意义，首先要明确产生这一波峰的因由。

首先，清政权建立后所形成的大动荡，促进了湖南人才的发展。清政权的建立，对中国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有着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封建的伦理纲常，主要是对汉民族而言。自古以来，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以农业生产为主，被称为“农耕文化”，是礼义之邦，文物之邦。而四边的少数民族，则以游牧渔猎为主，被称为“游牧文化”或“渔猎文化”，是野蛮之邦，即夷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区别的，少数民族所受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要小得多。满族入主中原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仍然大大落后于汉族，其伦理道德观念和汉族也有较大差别。满族的狩猎文化又不断地和汉族的农耕文化发生冲突。汉族儒学的“重道德、轻工商、斥技艺”的思想，不断受到满族重视武力、鄙弃农耕、强调骑射的风俗习惯的挑战和干扰。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满人的渐次汉化，儒家学说成为满清贵族的统治工具和思想武器。但是在长期的同化与反同化的过程中，封建思想也有了某些改变和异化。在汉族农耕文化和满族狩猎文化长期交织的思想大动荡中，湖南思想界相当活跃，这种活跃，必然带来人才的成长和兴盛。

其次，汉学与宋学之争，促使湖南思想界的活跃和人才的发展。梁启超说：“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日编纂《四库全书》……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

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汉学与宋学之争和四库全书的编纂，都促进了湖南人才的发展，同时，产生了大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

再次，清政府“满汉一家”政策的推行，给湖南人才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清政权建立后，即开始实行“以汉治汉”、“满汉一家”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湖南却长期没能实现，一方面民族歧视相当严重和普遍，另一方面，湖南知识分子也大多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因此，清代前期湖南人才较难发展，更难在政治上发展。乾隆、嘉庆年间，“满汉一家”的政策已经在湖南普遍发挥作用，民族歧视政策也有所改变。湖南知识分子也普遍积极地参加科举，谋求在政治上的发展。故参加清政权的湖南人，大为增加。

更次，清代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经营，到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一个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的大国。清王朝在汉族地区建立的统治秩序已经巩固，国内没有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财政收入增加，国库充盈;文化事业发达，科举取士，吸引人才。这些，都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清代中期，湖南文化型人才也较多，张九钺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张九钺(1721-1803)，字度西，号紫岘，

自幼聪悟，才思敏捷，13岁与兄长张九钧游长江采石矶，作《登采石矶谪仙楼放歌》。此诗一出，江南人士竞相传抄，张九钺诗名大响，被称为“仙才”、“太白后身”。随后，在京师为直隶总督作《乐歌》，才名轰动京师。又遍游北方，专事吟咏，纵情山水，结交名士，诗名重天下。张九钺的诗，才气四溢，飘逸奔腾，李潢认为：张“学邃而才肆。当夫兴酣落笔，凡少陵之沉郁，昌黎之古奥，王、孟之幽深，温、李之艳丽，以及长吉之险，玉川之奇，靡不络绎奔腾，齐赴腕下，然而先生不自知也。力之所至而笔至焉，力之所不至而笔亦至亘焉。嘻其神矣。”将张九钺诗与杜甫、韩愈、王维、孟浩然、温庭筠、李贺等人的诗相提并论，并说张诗集各家之长。张九钺又是杰出的戏剧作家，杂剧、传奇，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文字流畅，富有诗意，情节奇巧，故事曲折，感情真挚，意境高尚，风格典雅，人物突出。被誉为“奇文”、“奇曲”、“神曲”。

整体来说，清代中期湖南文化型人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学者和教育家、诗人和文学家等。其中，王文清和罗典，既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教育家。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宁乡人。参加修三《礼》、《律吕正义》，并校勘经史。后以父老乞归，曾任岳麓书院山长。与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并称“湖南四王”。李肖聃说：“先生拔起穷乡，独治朴学，由教授而举鸿博，自中书入位纂修。经礼与于校刊，律吕又其专习。”“湖湘学业，光于中世，明清两代，彪炳四王。”(P157-158)罗典(1718-1808)，字徽五，号慎斋，湘潭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任岳麓书院山长，五次连任，长达27年。在他主持下，书院发展，规模扩大，达到了清代岳麓书院的高峰。他提出“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育才思想，以培养“接济苍生”的人才为本。罗典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是著名的汉学家。至于清代中期的学者，则由于湖湘学派的发展和王夫之的影响等原因，人数很多，成就也大。如：刘权之、张九镡兄弟、易宗�兄弟、曹耀珩、罗登选、旷敏本、许伯政、欧阳正焕、刘光南、杨兴植、王万澍、吴思树、鄢正笏、吴�、孙起楠、周锡溥兄弟、邓枝麟、胡启文等，在学术上都有值得称道的成就。

古代湖南第五个人才波峰还有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就是下层群众中产生了一大批人才。这类人才大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承继清初的传统，湖南许多知识人才于明亡后以民族大义为重，对清政权取不合作态度;或亲眼目睹官场腐败，而灰心丧气，不问政事。他们纷纷转向民间，或吟诗访友、著书立说，以传后世;或深入民间，以一艺服务于广大群众;或归隐山林，潜身寺庙，修身养性。第二种是产生了众多的女诗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湘潭的郭步蕴及郭门女诗人群。在长达几千年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女诗人群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第三种是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批英雄人物。湖南少数民族，主要居住于西南边境山区，以苗、瑶、侗、土家等族为最多。如贾贤宇、吴八月、石三保、吴添半、石宗四、石贵银等，都是领导少数民族反抗满清统治的英雄人物。他们和其他杰出人物一道，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古代湖南人才出现了五个波峰期：一是汉末三国时期，湖南是魏、蜀、吴三国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形成了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一个波峰，产生了蒋琬、刘优、黄盖、陈遘等大批政治、军事型人才。二是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二个波峰，其代表人物有诗人李群玉、齐己，书法家欧阳询、欧阳通、怀索，文学家刘蜕、何仲举、湖南第一个状元李邰，以及胡曾、曹松、李宏皋、欧阳彬等文化界名流。三是南宋时形成了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三个波峰，吴猎、吴雄、易祓、路振、赵方、李芾等，既是理学名家和学术精英，又是抗金、抗元的义士和民族英雄。四是明朝后期形成了古代湖南人才的第四个波峰，颜颐寿、李如圭、方纯、张治、陈荐、李尧诲、曾朝节、杨一鹏、杨嗣昌、杨鸿、唐�等大批湖南人，都进入中央政权;且大多为学问家、文学家，有著作传世。五是清代中期的乾隆、嘉庆年间，湖南人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古代湖南人才的第五个波峰，不仅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学问家、教育家。而且在湖南下层群众中产生一批人才，如众多的女诗人、杰出的民间画家、书法家、医生、教师、艺人，以及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上述古代湖南的五个人才波峰，勾画出了古代湖南人才的历史线索。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6-01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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