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躬耕于南阳 文化评论人教社对

转载自中州古籍出版社《闲话诸葛躬耕地》一书

作者：石小生

最近，东潮网、大河网、天涯论坛等网站上关于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注释，又闹的沸沸扬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九年级上册语文课本的第23课和第24课分别是《隆中对》和《出师表》。所收《隆中对》选自《三国志·诸葛亮传》，课文对“隆中”的注释原为“隆中，山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后修改为：“地名，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而《出师表》对“南阳”的解释也由最初的“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修改为“地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当时属南阳郡”。

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4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2010年12月第四版第一次印刷的最新版本，在第二单元收录的《出师表》中，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释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

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湖北第2次印刷的语文九年级上册第183页，第六单元第20篇《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注释为：“南阳，郡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今湖北襄阳一带)东汉时属南阳郡。”该教科书没有收入《隆中对》。

我们知道，教科书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核心教学材料，一般不是原始研究成果，而是对某学科现有知识和成果进行的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较少作新的探索。教科书在材料的筛选、概念的解释、不同观点或学派的介绍，以及学科知识的综合归纳、分析论证和结论等方面，都应具有全面、系统、准确的特征。教科书一般都要经过教育部门审定，经过试用、修订，然后推广使用。中小学教科书一般强调规范、标准和统一。

由此看来，目前上述几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在诸葛亮躬耕地注释的这个问题上，观点是不一样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与教科书“较少作新的探索”、“中小学教科书一般强调规范、标准和统一”的定义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教科书所涉及的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南阳”的注释呢？

第一，我们来看人教社对“躬耕南阳”注释以及其后改动。

《隆中对》刚刚复出时所作的“隆中，地名，在湖北襄樊”，以及《出师表》中“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的注释是一个倾向性很明显，且与基本史实相背离的失误，这个注释后来遭到河南、湖北学者的一致否定是必然的。而修改后的注释则比较中允地兼收了两说的立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编者在前一个“隆中”的注释中有“襄樊、南阳两说”，那后一个“诸葛亮隐居地隆中”，依前说也应该是“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况且，按照“东汉属于南阳郡”这个先决条件，宛城东汉时为南阳郡治地，隆中当时是否属南阳郡尚在两可之间，细论下来，人教社的这个注释反倒是有利于“南阳说”了。

另外，这次改动也说明，教科书是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来作出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变动的，什么事情在真理面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过，对人教社的这个注释，南、襄两说显然都不会满意。“襄阳说”的不满自不待言，而“南阳说”的不满很可能会集中在对“隆中”的过分表述上。

“隆中”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东晋初年，王隐将李兴《祭诸葛亮碣文》里提到的“隆山”变更为“隆中”，但依《碣文》提到的“沔之阳”的方位和《水经注》湖阳县隆山（在今唐河县湖阳镇东）的记载，此“隆中”显然应该在汉水以北的南阳郡内。“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所言：《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盖凿齿时晋以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宋）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在当时盛行从北方照搬、侨置地名的时代（当时连雍州、京兆郡、杜县都能从关中全套搬到襄阳），习凿齿在东晋偏安政权自比蜀汉，推崇诸葛亮的大背景下，在襄阳城西“号曰”一个原在“沔之阳”的“隆中”，并在当时行政区划极为混乱，襄阳一带有大量侨县分属不同州郡的形势下，附会诸葛亮的“躬耕南阳”也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总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习凿齿以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南阳两地皆有，至明清时期，形成了“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的局面（见明徐学谟《游隆中记》）。如：尹台《隆中》诗有“行徒肃车马，遂出襄樊墟”，此为襄阳隆中；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诗有：“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淯）河急。举目眺西岗，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益老所益。”此即为南阳隆中。类似这样的诗词，明清两代还有很多。不过，从清代后期，隆中一名逐步为襄阳隆中所独有，南阳方面仅称卧龙岗。

现在，人教社教科书又将“隆中”两指，这对已将“隆中”地名独占的“襄阳说”恐怕会有极大的失落感。而“南阳说”也会认为，在普通游客皆认为隆中是在襄阳的大前提下，含糊地将“诸葛亮隐居地”定为“隆中”也是不科学、不准确的。况且，许多学者已明确指出，“躬耕”并非是“隐居”，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用“诸葛亮隐居地”去注释“诸葛亮躬耕地”，本身就是一件答非所问的乌龙之举。

所以，我认为，人教社的这个注释并非是一个“两说兼收”的观点，而是一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两说皆不收”的尴尬的处理方式。

第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

这个注释，是全国重量级的教材出版部门对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明确地表述，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南阳说”的一致支持，二月河先生就说，这个注释“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的确，自秦设南阳郡以来，南阳的地望以及名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南阳”汉晋时是郡名，但在许多史书中又特指郡治地宛城。例如，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就有“困于南阳”之句，这个“南阳”就是指曹操与张绣的“战宛城”之役，“困于南阳”就是“困于宛城”。所以，秦汉迄今，所有关于“南阳”地名的使用上，“南阳”一指南阳全郡或大部，或特指郡治宛县，从来没有一个能将宛城排除在外的“南阳”地名使用的先例，即在史书中没有出现过使用了“南阳”地名，其范围和指向不包括郡治宛县而明显为郡治以外某个地方的史料，如新野、穰、邓县、叶、樊城等地当时都属于南阳郡，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在史书中单独被“南阳”代指过，隆中当然也不例外。其实，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所有关于诸葛亮研究的史书对“躬耕南阳”都没有注释，即便是比较极端的“襄阳说”史家，也只是在“属于邓县”、“隐居”、“求学”、“故宅”、“三顾之地”等方面做做文章，没有人去触及“躬耕南阳”的确切指向，李兴、王隐、习凿齿、裴松之、郦道元、李吉甫等人都没有将“躬耕南阳”注释为隆中，而隆中，自习凿齿“号曰”之后，在这些人笔下始终就是“隆中”，没有一个人将“隆中”称为“南阳”。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南阳”就是南阳，隆中就是“隆中”，是不能混淆和互指的，今天的教科书如果非要将“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注释为隆中，显然是与历史记载相悖的。所以，北师大出版社的语文教科书的这个注释是理性和客观的，回归了这一历史真实。

当然，这个注释于“襄阳说”肯定是不满意的，已经有个别襄阳学者将北师大的教科书斥之为“非法出版物”，尽管这个过于极端的说法仅仅是少数人的言论，但多少也反映了部分襄阳人的不满情绪。

第三，湖北教育出版社“躬耕于南阳”的注释为：“南阳，郡名。诸葛亮隐居地隆中(今湖北襄阳一带)东汉时属南阳郡。”

这个注释基本上沿袭了人教社的注释，所不同的是特意强调了隆中在“今湖北襄阳一带”。鉴于历史记载隆中地望的不确定性，该注释在坚持“襄阳说”和强调“隐居”地基础上，将隆中地望定为“今湖北襄阳一带”，应该还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因为历代史书记载襄阳诸葛亮故宅的地点比较混乱，有“城西二十里”、“襄阳西北十里许”、“县西北二十里”、“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县东二十里”、“邓城旧县西南一(十)里”，等等，均与现今西南二十六里的隆中在方位、距离、地点上有很大的差异。用“今湖北襄阳一带”的模糊表述就囊括了上述所有不确定的地点，甚至囊括了现今襄樊市所管辖的汉水北岸东汉时属南阳郡的一些地方，这个认知相对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古隆中是一个没有异议的问题”的绝对观点，应该说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总之，教科书对“躬耕南阳”有这么多种注释，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甚至我在南阳的一些朋友也没有告诉我这些情况，看来，他们的情报搜集工作做的的确不够扎实，以至于我对教科书的认知还一直停留在2003年前后的基础上。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客观理性、百花齐放的学术观念在教育界、史学界还是有很坚实的基础的，许多事情的改变并不需要刻意去做工作。因史料所限，认知角度不同，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是学术界的一个常态，在这些争议没有解决前，任何人、任何一个部门试图去下结论都是不明智和徒劳的，那种用“文革”式的语言攻击对方是“伪文化”、“假躬耕地”、“丧天良”，让对方“见鬼去”、污蔑某些教科书是“非法出版物”的不当言论都应当摈弃。

所以，在目前尚没有定论之前，根据“教科书在材料的筛选、概念的解释、不同观点或学派的介绍，以及学科知识的综合归纳、分析论证和结论等方面，都应具有全面、系统、准确的特征”的原则，我个人认为目前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没有取得根本解决之前，教科书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

一，搁置争议，即对“躬耕于南阳”不做任何解释和注释。其实，古人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人在“躬耕南阳”这句话后将此“南阳”注为隆中，连习凿齿、裴松之、郦道元，司马光都没有做的事，我们为什么要做？

二，回避矛盾。在“躬耕南阳”后只注“南阳，东汉郡名，郡治宛县。辖境包括今河南省西南和湖北省西北的部分地区。”这可能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南阳这个地名，从秦设南阳郡以来，除了隋唐时期曾经称为邓州以外，始终都是郡、府、县的名称，其行政中心始终在今天的南阳市区，范围最大的秦汉时期，南境曾经达到汉水北岸的樊城。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设襄阳郡，汉水北岸的今湖北省辖境都已归襄阳郡管辖，西晋初年，又在今新野、邓州、唐河、桐柏一带设义阳郡，也就是说，诸葛亮写《出师表》和陈寿著《三国志》的时候，“襄阳一带根本就不归南阳管辖。如果这段历史不给学生讲清楚，而是站在“襄阳说”的立场上，笼统的注释“南阳”在“襄阳一带”，必然会给学生带来许多误导。其实，人教社的第一个注释：“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樊一带”，就是这种偏执心理的必然产物。试想，连“学富五车”的专家都有这样的失误，更何况在这种误导下的学生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同《古文观止》一样，教科书同时收录了前后《出师表》，那么，对《后出师表》中出现的曹操“困于南阳”该怎么注释？也能注释成“隆中”吗？看看一些当代出版物对前、后《出师表》中南阳的注释，前一个“南阳”是诸葛亮隐居地襄阳隆中，后一个“南阳”是曹操被困的南阳宛城，这样自相矛盾的注释究竟是在讥讽我们还是在讥讽诸葛亮？是诸葛亮糊涂相隔一年就弄不清两个“南阳”？还是我们的某些学者糊涂弄不清两个“南阳”？这让后代子孙们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学识水平？

根据教科书的编撰原则，有争议的问题是不能进入教科书的，这样会给老师的授课、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会给后代带来地域纷争的阴影，得不偿失。所以，不注是聪明的，不注是尊重历史。“臣本布衣，躬耕南阳”是目前两说学者都认可的史料，这里边没有艰涩难懂的文字，没有因行政区划更替而消失的古地名，所以，古人在这句话之后都没有作注，连裴老先生和习凿齿这两位“襄阳说”极力推崇的史学家都没有说过“躬耕南阳”就是隆中，我们今天的教科书凭什么就非要在“躬耕南阳”之下作注？凭什么非要在“躬耕南阳”之下添上一足呢？不注不行吗？不注会有错吗？不注学生们就看不懂《出师表》了吗？不注老师们就没法讲课了吗？好好学学裴老先生的治学方法吧，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回避矛盾和搁置争议，或者“备异”两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所以，在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之前，我个人认为，不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是回避矛盾，解决教科书困境的唯一方法。不注，在面向全国的教科书上就不会有非此即彼的倾向，就不会制造新的矛盾，就不会有画蛇添足的麻烦。不注，对老师的授课，学生的听讲和理解没有任何影响。课堂上，老师可以客观地介绍两说的观点，也可以发表自己倾向性的看法；课堂下，老师、学生和两地人民爱怎么解释“南阳”就怎么解释南阳，你心目中的“南阳”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何乐而不为？

（初稿写于201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