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圆隐喻图像与习性（孙方圆隐喻图像与习性）

感谢孙方圆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北学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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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图像与习性：中国古代“美猿贬猴”观念新探

文丨孙方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作者简介：孙方圆，1986年，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宋史、环境史、海疆史。

内容提要：“美猿贬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自唐宋王朝以降，在“党争”的催化下，猿象征君子、猴代表小人的政治隐喻遍晓士林；北宋猿猴画的发展，更使长臂猿与猕猴的形象特征及其文化寓意愈显直观；而两种动物在分布、食性和行为方面的显著不同，乃是古人对其评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最终，政治隐喻的褒贬、图画形象的表现以及动物习性的差异，共同筑就了中国古代“美猿贬猴”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长臂猿，猕猴，政治隐喻，图画形象，动物习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动物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视角的转变，已然出现了关于“动物史”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动物的存在感更是强烈，其表现不仅在于生产生活层面的“利用”，更包括文化观念层面的“认知”，而这种对动物形象的丰富想象与多元建构，无疑是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而与人类最相似的动物“猿猴”——通常是长臂猿和猕猴的泛称——自是颇受瞩目的动物之一。关于二者形象的差异构建，即所谓的“美猿贬猴”或“猿优猴劣”、“猿仁猴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有趣观念，中外学人对此已有讨论。^[2]就笔者目前所见，学界前贤或是从文字角度对猿、猴名称训诂辨析，或是从文学角度梳理猿、猴形象的流变，既有成果虽考据扎实、结论妥帖，但在比对图像资料、洞悉政治文化以及援引现代动物学资料等方面仍然还有发掘空间。笔者不揣谫陋，从宋代猿猴画的艺术形象入手，结合唐宋“党争”问题的既有讨论，同时引入现代动物学的野外记录，对中国古代的“美猿贬猴”观念再做考察。不当之处，伏望方家指正。

一、猿猴有别：从易元吉《猴猫图卷》谈起

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猴猫图卷》，纵31.9厘米，横57.2厘米，绢本设色。画幅左上有宋徽宗瘦金体“易元吉猴猫图”六字，故而人们历来将其目为易元吉真迹。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北宋中叶画家， “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为精进画艺，易元吉“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得天性野逸之姿”。他还在家中“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3]人们多以“灵动形象”之类赞辞推许《猴猫图卷》，实得益于易元吉对画中猴、猫神态的准确描摹，美术史界对此已有充分阐释。^[4]

《猴猫图》，北宋，易元吉，绢本设色，手卷，纵31.9厘米，横57.2厘米，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猴猫图卷》的画面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画面正中是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木桩上有铁环，铁环系有一细长绳带，绳带另一端系于画面右侧猕猴颈上。画面右侧一猕猴坐地上，眉眼清晰、面孔上扬，怀中抱一小猫，小猫两耳放平、双目圆瞪。画面左侧画有一大猫，回顾猕猴、弓背竖尾、瞪目呲牙。该画接纸有元代赵孟頫题跋：“二狸奴方雏，一为孙供奉携挟，一为怖畏之态，画手能状物之情如是。上有祐陵旧题，藏者其珍袭之。子昂。”又有明代张锡题跋：“猴性虽猿，而愚于朝四暮三之术；狸虽曰卫田，而不能禁硕鼠之满野，是物之智终有蔽也。是理姑置，今观易元吉所画二物，入圣造微，俨有奔动气象，又在李迪之上，信宋院人神品也。后有文敏小跋，字虽不多，而俊逸流动，遂成二绝矣！今为吾友郜君世安所藏，世安善鉴画能书，其得于是者必多矣！尚永宝之。张锡跋。”此两组题跋基本将该画内容、意趣与流转介绍明白。

不过细观该画，笔者却渐生疑问：画中的三部分，左侧的大猫、右侧的猕猴与小猫，皆已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唯有画面中间的木桩、铁环与绳带，却似乎鲜有人在意。对于猕猴与两只花猫的神情交流和肢体互动，学界多从“顽皮”“野趣”的角度加以认识；但若画家试图表现某种自然趣味，为何要将人工制造的、拘束生灵的工具置于画面正中？这种“格格不入”应当作何解释？

笔者并非首位提出这个问题的观察者。邓乔彬就曾猜测：猕猴被拴住，可能是“刚从深山被人捕捉来，或被买来，因未经驯养，还带着野性”。^[5]尽管有一定的主观性，但笔者以为“野性”正是重新审视《猴猫图卷》的关键线索。此外还有一个寻常却重要的细节：人们在谈及包括《猴猫图卷》在内的类似画作时往往称其为“猿猴画”，如果仅是一般性描述讨论自是没有问题；况且时至今日，人们也常用“猿猴”代称若干小型灵长目动物。然而实际上，“猿”与“猴”却是两种不同的动物，“猿”泛指长臂猿，“猴”泛指猕猴。基于这种动物学上的差别，在具体的画作赏析中恐怕就不宜将二者的形象特征、表现手法及文化意涵泛泛混一了。

尽管自秦汉以来，人们便能在画像砖上看到小型灵长类动物的形象，但能从外形上确切辨别出长臂猿这一物种并形成专门的创作对象却是在宋元以降。^[6]在这些画作中，长臂猿或栖于山石林木、怡然自得，或与獐、鹤相伴环伺仙人身旁，象征“出世”或者寓意福寿，受到了宫廷、士林与民间的推崇。仍以易元吉的画作为例：易元吉本人曾在宫廷绘制《百猿图》，唯“画猿才十余枚，感时疾而卒”；^[7]秦观作有《观易元吉獐猿图歌》，以表其慨然之情；^[8]南宋画手陈善，“学易元吉”，“颇能逼真”。^[9]传世的长臂猿画如《枇杷戏猿图》《蛛网攫猿图》等，或传为易元吉所作、或在技法上受其影响，结合宋代图画市场繁荣、画作商品化程度高的特点，^[10]便不难想见由易元吉发扬光大的长臂猿画是何等影响深远。

长臂猿和猕猴的外形差异并不难以分辨，对于北宋讲格致、精工笔的花鸟派画家，其作品“无不展现经过图画院严格写生训练的技法高度和逼真质感”^[11]，猿画、猴画的并存发展更是题中之意。易元吉所绘同样有猿、猴之别，如《画继》中有《猿鹿扇图》，同时又有《猴犬图》；^[12]欧阳修称：“院中名画……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屏风”^[13]。此类题材画作中的长臂猿皆神态从容、怡然山林，而且在画面之中是绝无绳索、钉桩之类的人造器械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学界目前对《猴猫图卷》的理解，应当尚有推敲空间，赵孟頫在题跋中所言画中之猫有“怖畏之态”，倒或许更能真切地反映出易元吉试图表现的猕猴形象。比之于长臂猿的怡然自得，将猕猴以绳系颈、打桩钉地，其意涵颇为不同；而探究猿、猴艺术形象差异形成的原因，则需要从这种观念形成的主、客体两方面加以探讨。

二、“美猿贬猴”与“君子小人”之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猿与猴总给人以纠葛不清的感觉。一方面，古代中国人很清楚猿、猴是不同的两种生物：《抱朴子》记述若干山林“变怪”，其中便有“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之别，而人类只要“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14]又如刘宋的何尚之与颜延之，“少相好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常谓延之为猿，延之目尚之为猴。”^[15]另一方面，猿、猴混用又比比皆是：《庄子》载：“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16]《博物志》称：“厌光国民，光出口中，形尽似猿猴。”^[1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现代学者对猿、猴文化形象的差异已有探讨。如高罗佩通过文字训诂与图像分析提出：“至周朝末年，猿已奠定了其在灵长类动物中坚实的君子地位”；随着环境开发， 14世纪以后，“大部分中国文人只能从传闻中了解猿”，猿、猴日益混淆。况且以“猿”字入诗“听起来比猴、沐猴、胡孙或者其他猴科类动物的称谓更优雅。”^[18]高罗佩不仅是一位汉学家，更有亲自饲养长臂猿的经历，因此其观点值得重视。张鹏、陈颖熙的讨论则更显充分。他们相信：在周秦时代，“对二者描述还比较粗略，在评价上也没有明显分化”；时至两汉，猿开始被赋予长寿色彩，猴戏成为百戏之一；唐宋是“猿优猴劣”观念生发之际，“品格、性情已成为区分猿与猴的关键依据”；元明以降，“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分不清‘猿’、‘猴’两种动物……但二者的审美差异在整体上得到延续”。^[19]两位学者的阶段划分堪称允当。

尽管学界对猿、猴形象分野的断代仍有不同观点，但却无一不对唐代柳宗元的《憎王孙文》给予了格外关注。虽然三国阮籍在《猕猴赋》中、唐代吴筠在《玄猿赋》中皆曾表露过“贬猴”或“美猿”的情绪，但将猿、猴直接作优劣对比并推动这一观念广为流传的，仍要首推柳宗元：

猿、王孙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郁然。王孙之德躁以嚣，勃诤号呶，唶唶强强。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龁咬投注。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王孙群众亦齚猿。猿弃去，终不与抗，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作《憎王孙》云。

湘水之浟浟兮，其上群山。胡兹郁而彼瘁兮，善恶异居其间。恶者王孙兮善者猿，环行遂植兮止暴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跳踉叫嚣兮，冲目宣龂。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骄傲欢欣。嘉华美木兮硕而繁，群披竞啮兮枯株根。毁成败实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号穹旻。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

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优游兮，惟德是效。廉、来同兮圣囚，禹、稷合兮凶诛。群小遂兮君子违，大人聚兮蘖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20]

柳宗元的文学造诣无疑是“美猿贬猴”观念传播的有力助推；但真正让猿—君子、猴—小人之喻深入人心的，恐怕还是其政治身份。“永贞革新”常被赋予悲情色彩，立志澄清政风的“君子”遭贬逐，壮志未竟的柳宗元借猿、猴之喻，抒“受逐不校”“惟德是效”之情，明“善与恶不同乡”之志，诚可谓笔锋如镝。

自此以后，“美猿贬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隐喻。“牛李党争”中的李德裕曾作《白猿赋》，赞猿“动不为暴，止皆择所”，猴则“既贪婪而解让，亦躁动而不忌”^[21]，其托物言志之情与柳宗元遥相呼应。时至北宋，士大夫因“熙丰变法”分化对立，苏轼亦在诗中“用典”：“异趣不两立，譬如王孙猿”^[22]。类比柳宗元与苏轼的文坛号召力及其在政坛的际遇，便不难理解猿为君子、猴为小人这种观念在士林经久不衰的原因了。元末明初，不仕明朝的戴良面对颜辉的《百猿图》又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猿之与猴，其形相近也，其举动相若也。然猿之性类乎仁，遇稼穡不践踏，见小草木必环之以行，木实未熟则守之。猴之为性恒反是，反是则几于暴矣。猿多产于西川，而猴莫盛于东海。予居东海万山中，厌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故为记其形状与数而归之，且惧观者之不审也，或至目猿以为猴，因并著其外同而内异者如此。^[23]

彼时呈现在戴良眼前的，乃是由易元吉发扬光大的猿猴画的风格技法；而深植于戴良心中的，则是由柳宗元推及士林的“美猿贬猴”的价值理念，以至于要“记其形状与数”，以防“观者之不审”“目猿以为猴”。

三、解读猿、猴形象差异的动物学视角

那么文献中诸多猴群为害的记载，究竟是客观事实的描述，还是主观情绪的表达？对长臂猿的正面形象建构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论柳宗元还是戴良，在“美猿贬猴”之时皆曾提及二者不同的行为模式及其生境差异。柳宗元认为猿“不践稼蔬”，故而“猿之居山恒郁”；猴则“窃取人食”，因此“王孙之居山恒蒿”。戴良承继了柳宗元的基本观点，又提到“猿多产于西川”而“猴莫盛于东海”，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动物地理学的观点。于是考察猿、猴习性的差异与人类活动及生存环境的关系，并就此探讨其对于猿、猴形象建构的影响，遂成本文题中之意。

（一）分布差异

我国的猕猴分为海南、指名、川西、福建、西藏及华北等六个亚种，按体型可分为小型（海南和指名）、中型（川西）和大型（福建、西藏和华北）。^[24]与人类接触较多的为福建亚种和华北亚种，前者多见于南方而后者多见于北方，且两者皆属大型猕猴。我国大部地区特别是北方在过去的三千年特别是近五、六百年间，普遍有猕猴活动的记录。^[25]猕猴广泛的地理分布是古代中国人与其发生接触并形成印象的直接条件。

至于长臂猿在我国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由于对化石证据和文献记载的认识尚存争议，故而学界的观点更趋多样^[26]，一般认为：长臂猿曾广泛存在于我国中部和南部，北抵甘肃庆阳、南至海南昌江、东到浙江镇海、西达云南陇川。^[27]目前主要有三种长臂猿见于我国境内，其一是黑长臂猿（黑冠长臂猿），分布于云南、广东和海南，下辖模式亚种（海南长臂猿）和云南亚种（白颊长臂猿）；其二是白眉长臂猿，其三是白掌长臂猿，皆分布于云南。^[28]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与环境变化加剧，长臂猿分布区域缩小、种群数量锐减。以黑长臂猿为例，其种群已萎缩至海南南部和云南无量山至哀牢山。^[29]即便是在长臂猿数量较多的时期，其活动区域也集中于南方的山林之中，因此古人对长臂猿的了解自然相对局限。

（二）食性差异

有学者曾以陕西境内的猕猴为研究对象，细致考察过其食性与生境的关系。猕猴在不同季节喜食的植物种类或部位与营养含量相关：其中春季取食以嫩枝最多，其次是嫩叶；夏季喜早熟果实，其次是嫩叶及栽培作物的种子、块茎；秋季是猕猴采食的黄金季节，以果实和种子最多；冬季则以松子、橡子为主。^[30]猕猴食性驳杂，又能根据季节采食最有营养的部位，“好践稼蔬”“木实未熟，辄龁咬投注”之类的描写，或许正是猕猴生存适应力强的真实反映。此外农作物是猕猴重要的营养来源，新播的种子、初发的嫩芽或成熟的果实皆在其采食之列，人、猴冲突的记载俯拾皆是便不难理解了。如《夷坚志》载：“休宁多猴，喜暴人稼穑”，每当“麦禾方熟时，猴百十为群，执臂人立，为鱼丽之阵。自东而西，跳踉数四，禾尽偃，乃攫取之”。当地的民众常“恶而杀之”。^[31]从食性角度对其冠以“暴”“恶”之名，确实符合农业社会人们的直观感受。

而长臂猿的觅食行为与食性则与猕猴明显不同。以白颊长臂猿为例，其多栖息于热带雨林季雨林中，一般在10至25米的树冠层中觅食。^[32]白颊长臂猿最喜果实，其次为叶、嫩枝和花，偶而食昆虫。^[33]不论在水平还是垂直距离上，长臂猿皆能与人类的活动区域打开间隔，其食物更鲜有种植作物，因此长臂猿与人类出现矛盾的机率较之于猕猴无疑是大大降低的，这应当也是古人相信长臂猿“不践稼蔬”的原因之一。

（三）行为差异

尽管猕猴和长臂猿都是群居动物，前者种群数量却远多于后者，复杂的社会性行为因其分布广泛也更易给人留下印象。科研人员在江西宜春、上饶、抚州等地开展野外观察，就曾记录到大量猕猴的打斗行为。其中为争夺食物的打斗最多，继而为猴王惩罚、争夺位置打斗等。科研人员对其行为与伤害亦有细致描述：

首先是仪式化行为……表现为双目瞪视、裂嘴眦牙、扬眉扇耳、毛发耸立、前体蹲伏、拱背翘尾等动作，口中发出短促的“khong…khong…”警告声……猕猴前肢灵活且力量强大，打斗方式通常用前肢抓打、扭拽、扯拉对方的身体部位，造成被毛脱落、皮下瘀血、软组织损伤等伤害，当抓住对方的身体一个部位后，立即用牙齿撕咬，被咬部位撕裂，如果对方挣扎且未能及时逃脱的话，伤口可能会更大一些，严重时,伤口可见到骨头。^[34]

引发猕猴打斗最多的原因是争夺食物，这与其种群数量较多、食物需求量较大直接相关。而前引《夷坚志》猴群成灾的发生地休宁恰，在此次科考活动的临近地区，古代的文献记录与现代的生物观测由是得以吻合。此外猕猴复杂的社会行为如惩罚或争夺位置类的打斗，在不明所以的人类眼中恐怕并非“可以理解”。加之猕猴的打斗往往动作激烈、创伤严重，更易给人留下暴戾无良的观感冲击。

反观长臂猿，其行为特征颇不相同。首先，每个长臂猿群体成员数量较少，如云南哀牢山、无量山的黑长臂猿群体，多由1只成年雄性、1至2只成年雌性及1至3只幼体构成。^[35]性成熟时间长、哺乳期长及繁殖周期长等因素更制约着长臂猿的种群数量。^[36]其次，长臂猿的行为更温和，觅食时鲜有鸣叫、打闹等行为。^[37]最后，长臂猿察觉到危险会迅速转移，成年雄性负责吸引掠食动物，雌性则挟幼崽撤离。^[38]这种在进化中形成的利于种群延续的行为在儒家士人看来，不正是“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之“礼”，以及“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之“德”的体现么？

或许正因为此，对长臂猿的形象建构总有亲子情深的场面。如“邓芝征涪陵……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芝叹息，投弩水中，自知当死。”^[39]与之相类的还有：“一猿坐树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鸣数声，乃拔箭堕地而死。射者折矢弃弓，誓不复射。”^[40]暂且不论其中惯见的道德教化色彩，这类故事对长臂猿家庭关系密切的描述亦能契合野外观测结果。高罗佩记录过诸多饲养长臂猿的趣事，尽管文字中充盈着“动物拟人化”的浪漫情结，但其对于这种生灵的推崇与中国古代文士可谓如出一辙。^[41]

四、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猿优猴劣”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政治文化的嬗变是推动猿、猴形象分化的直接原因。唐宋两朝中后期的“党争”导致统治集团乃至士人群体对立，“君子小人”之辨遂成常见的政治话题。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内，“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蔚然成风，新的思想风尚、文学体裁与士人意趣彼此交织，猿象征君子、猴代表小人，既暗含深刻的政治隐喻、又运用独到的褒贬笔法、更充满浪漫的自然想象，“美猿贬猴”的观念由是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猕猴和长臂猿的习性差异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二者评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在“重农”与“尚德”的双重加持下，猿与猴愈发走向“仁”和“暴”的两端。加之“天人”观念的影响，人们更倾向于对动物的行为做出道德主义的判断。《铁围山丛谈》中的一则故事便是同类观念的集中反映：

岭右顷俗淳物贱……时虎未始伤人……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寖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42]

作者将虎行为的变化归因于“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这种基于天人观念的解释颇有典型意义。尽管“格物致知”蔚然成风，宋代士人也往往被认为更有理性精神，但其对于自然现象的诠释终归还是要立足于既有的知识体系。^[43]质言之，虽然时人能注意到动物的习性变化与人类活动相互关联，但不论负面的猴之“暴”还是正面的猿之“仁”，道德主义的认知方式始终在发挥着作用。

回到易元吉所绘的《猴猫图卷》，笔者以为学界还是对其赋予了过多的浪漫主义色彩。《猴猫图卷》与其说是渲染“野趣”，倒不如说是描绘“野性”：即便将猕猴束缚在地，这动物也不安静，竟伺机挟持了小猫。大猫不敢贸然靠近，生怕顽劣的“王孙”给小猫造成伤害。诚如张东华所指出的：“宋人的绘画……是在‘体悟天理’这一最高准则观照下的对自然形象的记录和描绘”；“在‘格致’思想的影响下，画家不仅要对物形表达精确，更重要的是要符合物之自然本性”。^[44]这一观点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猴猫图卷》助益良多。

最后，如果猿与猴判若云泥，又当如何解释猿、猴混用的现象？笔者以为“猿优猴劣”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阶层在特定语境下的“着意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猿、猴之生物性差异，古代中国人与其说区分不了，不如说根本不去关注”。^[45]随着长臂猿的日益隐遁，更加泛泛且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双音节词汇“猿猴”便足以堪用了。这种一面在特定语境下对猿、猴品性严加区分，一面又在平时不以为意的观念虽然看似矛盾，实际上却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在认知自然的过程中思维层次的丰富性。

注 释

[1]相关研究，代表性成果论文详见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近20年来西方环境史视域下动物研究的发展动向》，《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论著详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戴维·奎曼：《众神的怪兽：在历史和思想丛林里的食人动物》，刘炎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2]相关研究，详见高罗佩：《长臂猿考》，施晔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秦榕：《中国猿猴意象探论》，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张鹏，陈颖熙：《中国古代猿猴之分及其文化认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4《纪艺下·花鸟门·易元吉》，王群栗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27、128页。

[4]相关研究，详见徐培晨：《易元吉猿猴画探析》，《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周燕弟：《论易元吉的绘画艺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胡友慧：《试论北宋宫廷花鸟画与民间花鸟画的互动——以易元吉绘画为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5]邓乔彬：《宋代绘画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

[6]相关研究，详见薄松年：《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猴趣》，《紫禁城》2004年第1期；康耀仁：《宋元猿猴绘画综述》，《东方收藏》2016年第2期。

[7]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4《纪艺下·花鸟门·易元吉》，第128页。

[8]秦观撰：《淮海集》卷2《观易元吉獐猿图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本，第438页。

[9]夏文彦撰：《图绘宝鉴》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本，第606页。

[10]相关研究，详见李华瑞：《宋代画市场初探》，氏著《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395页；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9—385页。

[11]康耀仁：《宋元猿猴绘画综述》，《东方收藏》2016年第2期，第85页。

[12]邓椿：《画继》卷8《铭心绝品》，王群栗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315、323页。

[1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73《居士外集卷23·杂题跋二十首·跋学士院御诗》，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63页。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登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4页。

[15]李延寿：《南史》卷30《何尚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5页。

[16]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卷5下《外篇·天运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15页。

[17]张华：《博物志校证》卷2《外国》，范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页。

[18]高罗佩：《长臂猿考》，第55、42、68页。

[19]张鹏，陈颖熙：《中国古代猿猴之分及其文化认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0]柳宗元：《柳宗元集》卷18《憎王孙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0页。

[21]李德裕：《会昌一品集·李卫公别集》卷2《白猿赋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本，第253页。

[22]苏轼：《苏轼诗集》卷6《古今体诗五十六首·孙巨源》，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8页。

[2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20《百猿图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影印本，第486、487页。

[24]蒋学龙等：《中国猕猴的分类及分布》，《动物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246页。

[25]文焕然、何业恒、徐俊传：《华北历史上的猕猴》，《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第42页。

[26]相关研究，详见高耀亭、文焕然、何业恒：《历史时期我国长臂猿分布的变迁》，《动物学研究》1981年第1期；顾玉珉：《我国更新世长臂猿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3期；马世来：《试论长臂猿的中国起源》，《兽类学报》1997年第1期；同号文：《第四纪以来中国北方出现过的喜暖动物及其古环境意义》，《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7年第7期。

[27]周运辉、张鹏：《近五百年来长臂猿在中国的分布变迁》，《兽类学报》2013年第3期。

[28]高耀亭、文焕然、何业恒：《历史时期我国长臂猿分布的变迁》，《动物学研究》1981年第1期。

[29]王应祥等：《黑长臂猿的分布、现状与保护》，《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0]李保国、李智军、熊成培：《陕西猕猴的栖息地和食物组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1]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乙志》卷18《休宁猎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1页。

[32]扈宇、许宏伟、杨德华：《白颊长臂猿的生态研究》，《动物学研究》1989年增刊。

[33]扈宇、许宏伟、杨德华：《白颊长臂猿的食性研究》，《生态学报》1990年第2期。

[34]彭玲等：《野生猕猴打斗模式的初步观察》，《江西科学》2008年第5期。

[35]蒋学龙等：《黑长臂猿的群体大小及组成》，《动物学研究》1994年第2期。

[36]王应祥、蒋学龙、冯庆：《黑长臂猿的分布、现状与保护》，《人类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7]扈宇、许宏伟、杨德华：《白颊长臂猿的食性研究》，《生态学报》1990年第2期。

[38]蒋学龙等：《黑长臂猿（Hylobates concolor）对人类和非人类捕食者的回避行为》，《人类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9]房玄龄：《晋书》卷29《五行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02页。

[40]彭□辑撰：《墨客挥犀》卷3《猿母中箭》，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6页。

[41]高罗佩：《长臂猿考》，第5—20页。

[42]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5页。

[43]相关研究，参见乐爱国：《宋儒对自然知识的重视与研究》，孙小淳、曾雄生主编：《宋代国家文化中的科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296—305页；胡司德亦认为：“在学者和哲人看来，客观地分析动物似乎是次要的，命名立号、精通名号，才是古代中国动物观念的核心……靠名称和命名来识别动物，却不仅是字典编纂者为动物字词分门别类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对自然界实现思维把握的方法。”（《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44]张东华：《格致与花鸟画——以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美术学院，2012年，第278、281页。

[45]张鹏，陈颖熙：《中国古代猿猴之分及其文化认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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