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致谢40年前的老战友（追忆我当年的老战友裴万青同志）

我和裴万青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底，在国民党孙殿英的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三营十连认识的。当时，裴万青是三排八班的班长，我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新兵，也是八班最小的一个。我们一见如故、亲同手足。他长我八岁，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尊敬，他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原是北平丰台西吕村的—个流亡学生。他参加新五军后，曾参加过我党在第十一团的政工人员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所以他对爱国青年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时，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二次合作时期。裴万青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有较明确的认识。他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战，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搞磨擦，破坏两党合作。他经常给我讲打不走日本鬼子，谁也安宁不了的团结抗战的道理。我曾问过他：“我们修的碉堡，枪眼为什么都对着八路军的防区。”?他非常行气愤的说：“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积极抗战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是深入人心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搞磨擦，使不得人心的。”我说：“我是不堪忍受日寇的蹂躏和亡国奴的生活，才出来打鬼子的。谁知烧香没有找对庙门，抗日没有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他安慰说：“你不要着急。你认识营部的罗兴洲(地下党)吗?”我说：“认识。我们二十多个青年去年(—九三九年)十二月，来到三营营部时，是他接待我们的。我和他接触虽然只有半个多月，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待人和气，热情诚恳，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抗日道理。”裴万青说：“罗兴洲同志很关心你们这批青年。他计划一有机会就把你们送到抗大去学习。到那时你就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了”。我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么希望能早日踏上抗大的校门呀!

裴万青同志不光在政治上关心我，在战斗中也百般爱护我。当时，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防区，在山东省林县罗圈、正面一带，离平与铁路很近。王天祥团长，因与我党早有关系，我党还应王的请求派政工人员帮助十一团建立了政治机关。王在我党的影响教育下，经常率领部队，在平汉路上破击铁路，割断电线，攻打碉堡城镇，打击日寇的疯狂气焰。加上他学习并采用了我军的政治工作方法，比较注意群众纪律，深受当地群众的赞誉。当地绅士还有为王天祥立碑铭志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裴万青同志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英勇。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四0年春，攻打淇县的战斗，那是一个夜晚。因我刚到部队，参加攻打县城的战斗还是第一次，缺乏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自己的经验，当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从城头上射来时，他就用手很压我的头部，让我卧倒。对我进行掩护。

一九四一年夏，有一天裴万青同志在站岗时对我：“自蒋介石一九三九年掀起反共高潮以来，孙殿英就撕去了他伪装进步的面纱，日趋反动。他排挤我党派到新五军的干部，如邢肇堂(进步人士)、靖仁秋(共产党员)等。对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抗日积极，争取伪军工作出色。部队发展壮大很快(当时十一团已拥有—个师的兵力)的王天祥，不仅不晋升为师长，而让无功的刘月亭升任师长，更恶毒的是用金钱收买王天祥的炊事员，在饭菜中下毒，企图毒死王天祥，并把他的部队强行编散。当王天祥从我地下党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加上炊事员向他告密)，他非常气愤，决心率部起义，把部队拉到平汉路以东，投奔解放区，我们要有要有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八月，王天祥通过我地下党请示朱德和彭德怀老总批准后，即率部出塔岗、邢门两山口，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当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发现前面有日伪军堵截，后面有孙殿英部队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王天祥被迫在安阳县辛村集，吕村集等地，组织了几场恶仗。部队打的很英勇、顽强，打死打伤很多日伪军，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还活捉了二十多个鬼子，其中有安阳伪道伊顾问福田利。鬼子兵被活捉后，死也不肯跟我们走。我们只好砍些柳树枝绑成担架，抬着他们走。沿途群众见到被活捉的鬼子，都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有的要求千刀万剐他们，有的老太太往他们脸上吐唾沫，用嘴咬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也有今天呀。部队官兵目睹受害群众的仇恨心情，更加激起自己抗战的决心。同时也为打了胜仗，活捉鬼子而自豪。

仗是打胜了，但起义部队的伤亡也很大。加上天气炎热，伤病员得不到治疗和安置，部队给养得不到补充，一时间处在弹尽粮绝的地步。这时，裴万青同志，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而且很注意群众纪律。如我们班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吃不上饭，他就从老乡那里买来些甜瓜、菜瓜和豆角等，给大家充饥。当部队进到伏阳县谷头村时，在日伪步步进逼，我们又与八路军失去联系，得不到接应的情况下，国民党高树勋的新八路，在柳下屯一带又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因王天祥与高树勋有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就被迫接受了高树勋委任的三十九军团第五师师长的官衔，以便再作他图。但在王天祥去向高树勋表示谢意时，高却出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蒋鼎文的密电，电文称：王天祥违犯军法军纪，率部叛逃，应该立即就地正法，把部队强行编散。王天祥无奈，只好召集全体官兵挥泪讲话，他说：“我对不起弟兄们，我违犯了军法军纪，现在只有听高部安排了。”王天祥从此失去了自由，起义宣告失败。

王天祥被高树勋软禁后，起义官兵都义愤填膺，愤愤不平，部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仁户。有的不服气，主张和高树勋部决一雌雄，突围出去。有的就趁混乱之机离开了部队。正在此时，我和裴万青同志，在村头碰上了罗兴洲同志，他对我们说；“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要到解放区组织新五军暂四师收容站，专为接待不愿接受高树勋部改编的官兵。你们还要在这里委屈一些时候。要揭露高树勋消极抗战和共产党搞摩擦的阴谋，鼓励爱国官兵逃亡，瓦解高树勋的部队。”我们俩出于平时罗兴洲同志的好感，就很愉快的听了他的话。

罗兴洲同志走后，起义部队就被高树勋给编散了。裴万青同志被编到新八军二十九师二团一营机枪连当班长。我被编到新二连六班当战』二。我们就根据罗兴洲同志告别时的说法，利用裴万青同志当班长的条件，在他带班查哨时，互相交流个自所在连队官兵的思想动态，鼓励官兵逃亡。我们发现高树勋部的高级军官，都在长年苛扣军饷用来做生意赚钱。下级官兵因长年得不到饷银，非常不满，矛盾很尖锐。很多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也很有意见。加上派系斗争严重，军心很不稳定。我们就利用上述矛盾，不断揭露他们，瓦解他们。我觉得裴万青同志的消息特别灵，知道的情况特别多。有几点至今还能回忆起来。如说：“王天祥被高软禁后，就和他的随员张蔚林同志每天在街上遛马玩，以麻痹高树勋，趁高部不防备时，就逃跑了，现已逃到解放区了。”

又说：“高树勋为保存实力和地盘，竟去讨好日寇，把王天祥部队活捉的二十多个鬼子，交还了日本侵略军，日寇为此还奖给他伪币20余万元。

裴万青同志还说：“国民党贪污腐败，喝兵血成风，根本不顾士兵死活。孔祥熙的二小姐结婚，一份赔嫁的价值，就足够装备四个正师。云南省主席龙云，因没有及时放蒋介石运往国外的金银，竟被撤了职等等。”

上述消息每十专出后，不仅激起了王天祥部队官兵的愤怒，而且高树勋部队的一些有爱国心的官兵，也感到气愤。于是都纷纷逃离高部，有的还带走了枪支武器。高树勋为了制止逃亡，经常召开大会，把抓回来的逃亡官兵，当场宣判枪毙。并说：如再有敢逃跑者，抓回来就是这个下场。“企图杀一儆百。但是，事与愿违，越杀逃亡的越多。加上一九四二年日寇实行疯狂大扫荡，高为保存实力，竟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南撤，企图苟安于黄河以南，结果逃亡减员更加严重。如我所在的二连，原有一百多人，但到黄河时，就只剩下十八个人了。又如机枪连，不仅士兵逃亡的很多，而且连长都逃跑了。就在这时，我又和原王天祥部的王明正，王秀山和原高部的薄其功、郝昌明、李小辛等六人，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逃出了虎口。这样二连就剩下十二人了，可以说基本上给瓦解了。

我们逃出高部以后，因裴万青比我早逃出半个多月，我们俩还与罗兴洲同志都失掉了联系，就只好回家打听他们的—卜落，等待他们的消息。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忽然接到裴万青同志从内黄县牙里集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汝渠(当时我的名字)小弟，你如在家的话，请立即来习：：里集，有要事相商”。内中还说：“王天祥、张履亭、陈济黎、张蔚林都在大明。王天祥任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张履亭任突击团团长。我在牙里集任区长，我们很想念你。”我一看老朋友都在一起，又组织了军队，心想一定是又要组织起义了，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在接信后的第三天，把家里稍作安排就动身了。

我到牙里集后，裴万青同志，热情接待我自不必说，区上的人听说是区长的好朋友，无不笑颜相待。当晚，区长的夫人回娘家去了，我们就在他家里同枕畅谈了四、五个夜晚。我们除畅谈别后之情外，主要谈了国内外形势，认为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畅谈了一九四一年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从客观看，是在日伪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又和八路军失掉了联系，未能得到及时接应。从主观看，高树勋把我们包围以后，王天祥轻信与高树勋的旧关系。没有下决心、突围冲出去。还淡了下一步的设想，裴万青同志说：“你来了，我们的工作又增强了力量。现在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但他们对王天祥军长、张团长却产生了怀疑。突击团出城活动，他们都派部队加以控制和监视。最近又强行解除了王军长的职务，派大汉奸刘昆接任军长，谭松甫任参谋长。为防不测，突击团要随时采取应变措施，准备起义。当前，我们要做好征粮、征款工作，要千方百计多给八路军送些粮食，以支持抗战。我已向张团长报告，有两次送辆车，都在半路被八路军劫走了。张履亭团长听后没有怪罪我们。你先在区上住一段时间，过些时候再去看望张履亭团长。你可以到外边走走，了解些乡俗民情和群众对抗日的反映，也可以帮助区上人做些事。了解些工作情况。或者在客房看看书练练字。总之，在群众面前要自然大方，言谈要谨慎，万万不能大意。”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下旬，裴万青同志有一天对我说：“王军长被解职后，就和他爱人陈秀林，还有张蔚林陪同一起去北平了。现在冀鲁豫军区已派陈济黎同志把他们接到解放区了。我们明天就到大名去看望张履亭团长，你就以团长好朋友的名义，在那里做客，专门负责和城外联系。”

我和裴万青同志到大名后，受到张履亭夫妇的热情接待。并畅谈了一九四二年以来的别后之情。饭后张蔚林团长向高玉振副团长介绍说：“李汝渠(这是我当时的名字)是我在新五军时的好朋友，要给他安排一个适当的住处，很好的照顾他。”高玉振副团长很热情的把我安排在团部楼上一个单间房里住下，并说：“你有什么事，随时可有找我。”裴万青同志临回牙里集前，又特意对我说：“你每十天左右，就可以去牙里集催粮催款为名和我取得联系。张团长如有事，你要及时去牙里集通知我，千万不能误事。”例如突击团起义前，冀鲁豫军区派张蔚林同志来要的《大名城防军事兵力配备图》和十五天的“口令”，就是用上述联系方法，把裴万青同志叫回大名后送出去的。又如军区派张蔚林、陈济黎设法通知突击团张团长、杨安泰等有关人员，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晚上，去东门外沙堤村，接受军区首长和王天祥起义的命令的，也是按照上述联络方法，把裴万青同志从牙里集叫回来由他通知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裴万青同志兴奋而严肃的对我说：“起义时间已经确定在一月十六日凌晨。接应突击团的部队是陈中民团长率领的八路军二十三团。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和各城门取得联系，保证接应部队顺利进城，一会我就去看地形，你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组织团部家属，按计划撤出城外。我爱人曹淑彬到时就由你照顾了。行动时每人左臂上要缠一块白毛巾，以便自己人夜间好识别。”

一月十六日凌晨，起义的行动按计划开始了。起义部队和接应部队配合得很好。高玉振同志负责南门，按时打开了。一营一连的杨安泰排长负责东门。城楼上住着几十个日本鬼子，还有伪警备队和伪警察驻守。为了保证起义的胜利，杨安泰同志亲自带领战士冲到城楼上，把正在熟睡的鬼子全部掐死，同时解决了伪警备队和警察人员，顺利的打开了东门，使入城部队得以按计划进入各自的作战目标。上述行动都和裴万清同志的工作分不开，部队入城后，干净利落的解决了日军中队的其余部分和伪警备队、伪警察局，彻底摧毁了大名各伪组织和伪县署。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张蔚林、陈济黎二同志。利用他们对伪军部和城内情况比较熟悉的条件，在起义的当晚，分别带领八路军二十三团的八连和二连的官兵，英勇机智的包围了伪军长刘昆的公馆，冲入了伪军参谋长谭松甫的住宅，打死了大汉奸刘昆、谭松甫和日本特务吴寿彭，使伪军失去了指挥，保证了起义计划的顺利实现。

大名府解放了，突击团起义胜利了。这是我军里应外合攻取府城的一个成功的战例。据说王天祥同志在制定解放大名府的计划时曾说过：“大名府城古天雄，坚说守容易难强攻，战略攻心为上策，里迎外合定成功。”大名府的解放，不仅证实了他的预言，也证明了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

突击团起义胜利后，部队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开赴解放区时，沿途受到当地抗日政府和军民的热烈欢迎。当部队到达目的地一清丰县杨楼村时，当地政府和军民召开祝捷大会，并演出京剧《红毛老婆反徐州》热烈祝贺。当时有一个歌谣，男女老少都会唱。歌谣内容：“正月十六号正半月，八路军又把大名打，王军长、张团长，里迎外合打东洋、打东洋。”

祝捷大会之后，突击团即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第一团。王天祥任纵队司令员、张履亭任团长、高玉振任副团长(不久调教导团学习)。张蔚林任侦察作战参谋。陈济黎任通讯参谋，裴万青任生活队列参谋(不久又调任第一营副营长)。我任团部警通班长(排级)，不久军区又派王焕如任纵队政委，周志远任团政委、张绍基任副团长。

部队改编后，即进入有计划的练兵和大生产运动。半年后，根据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就投入了战斗。裴万清同志在起义胜利后，心情特别舒畅，工作特别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不论在大生产中、还是在战斗中，他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对同志也非常关心爱护。如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开展大生产中，因天旱无雨，播种困难，需要掏井灌溉，他就和大家一起下井挖泥，保证了春播。我记得我在井下挖泥时，被一块瓦盆片把左手腕的动脉血管扎破了，胳膊肿了半个多月，且经常发烧，而他每天都去看我，给我送饭。使我很受感动，生产积肥更加积极起来，并得了一等奖。

又如在打仗时，他总是把后勤工作做在前头，做到第一线，以保证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在和平解放内黄县东西也庄和攻打高唐县郭庄镇的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在我脑海中永难磨灭。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我团起义后，第一次奉命出征打内黄县东西也庄伪军据点。据点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下辖三个营，共一千余人。该团参谋长姓薛，是河北文安人。薛和王天祥同志是老关系，因此，纵队领导指示，要尽量争取和平解放，和平改编。根据纵队领导的指示精神，我团在拔除东也庄等外围据点后，对已孤立的西也庄就开始了强烈的政治攻势。经过一天多的喊话和投信等活动(包括动员伪军家属投信等)。据点内伪军即开始分化，并派代表出来商谈和平改编的条件，但他们内部有的不相信我军的政策，一时统一不起来。此时王司令员就派张履亭团长进城现身说法进行谈判，结果谈通了。加上城内吃粮吃水困难，第三天他们就表示愿意接受我军的改编条件。就这样一枪未放就解放了这个被伪军盘踞多年的据点。解决了当地群众的苦难。裴万青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不仅后勤工作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在前线和指挥员们一起，向伪军喊话，深受部队官兵的好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前后，我团根据党中央关于《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指示，立即投入了战斗。在连克临清、夏津两座县城后，又奉命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共同攻打高堂县郭庄镇伪军据点。这是一个孤立的村镇，城墙上工事坚固，城外还有两道护城河，河内还有竹尖等。城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公约一千余人，我军在争取和平解放无效时，即决定武力攻取，九月七日凌晨，我军对该镇发起了攻击。部队打的很勇敢、很激烈，开始攻击也比较顺利。不料西南角攻城云梯被压断，战斗失利，护城河里伤亡较多。但这时天已大亮，撤退救护工作十分困难。我团指挥部设在城西二百米处的碉堡，已暴露敌人面前。团长命令我组织团直部分人员，给前沿运送手榴弹，作为撤退伤员掩护之用。同时命令城东部队不断组织进攻，以减少城西撤退的压力。刁<幸我和团长张履亭头部都受了伤，我被打晕在地，但伤势不太重。我们派人把团长护送下去后仍然继续坚持伤员撤退掩护工作。直到下午二点左右，政委、副团长奉命去纵队开会，回来路上我碰见裴万青同志，他正在吃干粮，我把前沿情况向他做了简要介绍就去开会了。而他听后，于下午四点就亲自到前沿阵地，组织抢救。城西南护城河外，有一条东西大路。路两侧都挖有护路沟。裴万青同志跳进护路沟里，把绳索扔到河里，叫伤员把绳子挪在身上，他用力向外拉，拉出一个，又拉第二个、第三个……越拉越有劲。当他拉第七个人时，因伤员伤势太重，无力配合，但是裴万青同志抢救伤员、抢救同志的心切，就探出身子向河里伸手拉伤员，不幸被敌人机枪发现，颈后部连中三弹，壮烈阵亡。晚上我随政委、副团长去纵队开会回来，听说裴万青同志为抢救伤员已经牺牲了，无不为之痛悼。第二天在全团进行战斗总结时，因裴万青同志是未到任的副营长，职务是这次战斗牺牲者中最高的一个，不少同志提出是否把郭庄镇更名为“万青镇”，以示纪念。还有同志提出他是一贯表现英勇的好党员(实际当时他是共产主义同情小组的成员，还未办理入党手续)。团党委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在裴万青同志追悼大会上，除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外，还宣布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会后，把他的遗体埋葬在郭庄镇西南三里处的焦村。当时组织上委托我，要在适当的时候，把裴万青同志英勇牺牲的事迹和遗体埋葬的地方通知他的家属。为此，焦村村公所还给我写了一张盖有长戳的证明条子。这张条子，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京亲手交给了他的大哥裴万成先生。关于郭庄镇是否更名的问题，因当时我团奉命立即开赴邯郸，参加邯郸战役等，就没有再议过。

裴万青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牺牲和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在我的心中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大名起义

提起威震冀南的“大名起义”，前冀南一分区敌工科科长阎之青同志回忆说：“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前军长 王天祥 策动突击团在大名起义，击毙大汉奸伪军长刘琨、参谋长檀松甫、敌特吴寿彭，消灭一部鬼子兵，摧毁一切伪组织，起义军回归人民阵营，威震冀南天雄。

大名起义策划处之一（位于县委党校西南处）

这是当年太行《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的重大新闻，其他如《冀鲁豫日报》和《战斗报》……都先后登载。这一仗的确是王军长、张团长里应外合打东洋，以极小的牺牲，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猛虎掏心，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一举攻克了冀鲁豫战略要地古城大名。从零点至拂晓前，仅仅不足五个小时，就干脆利索地消灭了敌人，打了一个漂亮仗，是当年华北民族战争中一大快事，也是后来冀鲁豫广大地区人们喜闻乐道的传奇故事。” [1]

故事经过

敌顽盘踞大名城

大名古称天雄，左控津浦，右瞰平汉，东濒卫水，西近漳河，黄河带其前，幽燕枕其后，自古为冀南之重镇，冀鲁豫三省之咽喉。且县城之东十八里，有龙王庙，古之大名外港，水旱码头，上接道口，下及天津，为船舶辐辏之地，附近货物、土特产品，咸集散于此。 [2]

日寇侵中原，腾愤率悍敌以固守大名。在旧县府以东，菜园街以西，文庙正北，单独构成一个防御体系，营所四角筑有碉堡，围墙高大，设有射空，上下内外又有铁丝网，在百米之内所有房屋一律拆除，扫清射界，其军事设施，可谓森严壁垒。

一九四二年王天祥回隆组军，收容组编了程道合、李成华、程希孟、程明轩、杨法贤等土顽，编成了四个旅一个突击团。日军给王部“东亚同盟自治军”番号，王天祥为军长，一旅长是李成华，二旅长是程明轩，三旅长是程道合，四旅长是杨法贤。王天祥为自保，收留旧部，招募新兵，组成心腹的直属部队——突击团，张履亭任团长。

王天祥曾受共产党员刘子会的熏陶影响，具有爱国抗日的思想。回隆组军后，他非常重视整军，改造部队，伺机反正，意图一举收复冀南。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命王天祥军部进驻大名。这时冀南三分区派敌工科长张励同志，八路军总部派靖任秋同志来到大名，以朋友名义，帮助王天祥整顿队伍。在大名北关美国教堂办起了军官教导团，讲国内外形势，部队的前途，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便积蓄力量，伺机反攻。

日寇窥破了机密，也采取了紧急措施，派来了东北讲武堂出身，大汉奸刘琨任副军长，檀松甫任参谋长，薛栗堂任参谋处长，吴寿彭任宣抚处主任，苏正格（少将军人）任大名县县长，

四个城门有“突击团”、“警备队”、“警察”，在日寇的监督下，联合守卫，而突击团团部设在道口（前大名市政府所在地），突击团团长张履亭为城防司令、居中坐镇。

城外（李成华等脱离自治军后）第对王天祥等进行钳制和监视。一九四四年八月，敌人又用调虎离山计，趁王天祥到邯郸，强行解职，由刘琨任军长。后来，冀鲁豫军区派共产党员陈济黎同志几经周折，将王天祥营救到我抗日根据地。

刘琨接任军长，军部设在道前街西头的五女师，参谋、副官、军械、军法、军需、军医、兽医、宣抚等八大处，分布在道前街与西街之间、县衙在马号街之东、新民会在文庙以内，伪警备队及公安局主力在东大街，伪警察局和一切伪组织，布满了城里城外，密密麻麻，成了兵山。

军医处在现在县委会西侧，军官教导团在北关美国教堂（即现在的大名县政府及其招待所之地），军火、弹药、武库在西街以北城隍庙街和马厂街一带，马匹牲畜等在大寺街东，南城隍庙一带，通讯连在宫里（张小街之西）。第一营主力在红楼，南关、负责南门与东城门；第二营主力，在军部后大院，负责保卫军部和八大处，以及西门和北城门。

一旅贺润生旅部，驻魏县之张庄；第二旅杨法贤旅部，驻南乐县之千佛，第三旅程道合旅部，驻内黄县之楚旺镇；程希孟父子还在回隆。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炮灰走卒，星罗棋布在内黄、邺县、南乐、魏县、广平、大名几个县里，自以为牢不可破。

此外敌人加固外围、邯郸至大名、大名至濮阳，排开了一字长蛇阵，以雄厚的兵力，蜂屯各据点，铜墙铁壁、气焰嚣张、黑云满天、阴霾四起，总认为万无一失，安如磐石。

王天祥策动大名起义

刘馄加官进爵，吉祥如意，擢升为中将军长，也想狐假虎威，装模作样，为尽忠皇军主子，外则布下重兵，内则要着手清洗王的亲信，追查张蔚林，细访陈济黎，驱逐徐甫清，降级李大放，否定王天顺，收降王柱年、伸手教导团、野心一横，试想以齐岳代将，夺张履亭的兵权。还怕弄巧成拙，引起王的亲信卫队——突击团官兵怒火，血染大名城，为了投鼠忌器，不得不姑且迁就。

正在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我冀鲁豫军区首长宋任穷、杨勇、曹里怀等批准了王天祥结合三分区，先把突击团从大名拉出来的请求。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王笑竹同志，也从内黄井店、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王乐亭主任那里，邀来了陈济黎、张蔚林同志，经观城县的耿王村来到了起义发祥地的王庄集一同以群英会的场面，晋谒宋任穷政委兼司令员。

王天祥同志在此传达了军区党委：“关于尽快争取张履亭率团起义，解放大名，准备大反攻的指示。”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一起分析了这次大名起义，有利条件和不利的因素。决定要以智取，不宜力敌，快打快撤，速战速决，使敌人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当时认为有利条件有七：

一是，有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广大军民作后盾，人民战争，上下同心。

二是，我们已经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王天祥前率部起义失败），接受了血的经验教训。

三是，我党的地下组织，仍在继续工作，未曾受到破坏。

四是，忠于王天祥的同志，大部份还在敌方担任要职，对统战十分有利。

五是，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和我军的政治攻势，在敌人内部引起极大震动。

六是，敌人虽多，尽是乌合之众，地利条件虽好，不及我方人和。

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弃暗投明，杀敌立功，火候已经成熟。

其不利的因素有二：

一是，前次举义、工作失败，引起了敌人警惕。敌人加倍的整部队、放特务、筑工事、严戒备。

二是，部分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千方百计破坏起义。

分析问题之后，王笑竹秘书长，作了具体安排，让张蔚林、任玉巧同入虎穴，与张履亭秘密联络。他二人一男一女，化装打扮，冰天雪地，踏上征途，仗红心干工作，凭赤胆不怕死，在南乐县乔崇盯乔老全同志的掩护下，通过封锁沟，进入西崇町堡垒户魏庆生家，灵机应变，从容安排，任玉巧谎称是张履亭爱人耿苏的亲戚，混进城去见了团长张履亭，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次日凌晨，由张履亭设法把张蔚林接到大名城内菜园街，我们的地下关系户成天德家中，传达了军区首长和王天祥的指示与意图，张履亭随即表示：“我们早就盼望这一天了，感谢军区首长关怀，听从王军长命令，杀敌起义，一致抗日。”并说：“根据掌握情况，大部份官兵愿意接受共产党，改编成八路军，但马上起义，感到突然，其中还有大量工作，得分头与知己、部属们谈谈……”

经商定以该团地下工作人员裴万青、李如渠代表“突击团”为联络员，和城外随时联络。张团长又将全团人员编制花名册和装备登记表，一并交出，其间张蔚林以不同形式又分别与营长刘庆海、副团长高玉振、王士德，教官李静山、连长李昆峰、排长杨安太、齐铭心、左兴贵……传达了任务，这时张蔚林已得到前王军长可靠参谋李大放，为大名起义，创造有利条件，秘密绘制的“大名敌伪城防军事兵力配备图”，和盗取敌伪十五天的军事口令，一并带回冀鲁豫军区，军区首长和王天祥一见非常高兴。曹里怀参谋长听完汇报后，除对侦通参谋张蔚林作嘉誉之外，他说：“你们初战告捷，任务完成不错，但这次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起义的准备工作，时间不宜过长，不仅要尽快的做好上层人物的工作，而且要抓紧中层军官的工作，这些都须个别进行，对那些顽固分子，要派得力的人，严加控制，并且要派遣可靠的中层军官，深入到士兵里，讲形势、谈爱国、指前途，使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以便闻风响应，立即行动。”

王天祥同志，根据军区首长指示，又布置下一步工作，让张蔚林和陈济黎同志二进大名，并强调这次起义，要有十分把握，九分九也不行。张、陈二人，先到距大名不远的根据地，卫东张铁集附近的翟町村，住到冀南一分区敌工科领导阎之青的老关系户王光旭家，以此为基地，利用王在大名人地两熟，并且城里又有亲朋关系，秘密联络，打入敌人的心脏——大名城里去给我党我军做地下工作（通讯、联络、侦察……）例如他通过大街小巷，公共场所，又深入到雅园澡塘，倾听人言，刺探情况，喝茶时察觉一个便衣向军官低声汇报我军动态……

通过王光旭，张、陈等人的密秘联络，不仅尽快的和张履亭、高玉振、刘庆海、李昆峰、杨安太、左兴贵、齐铭心等，进一步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保证及时落实，而且还了解敌军内部许多情况，这对大名起义的成功有他一定的作用。

运筹帷幄、决胜全局

对于上述这一段，我记得张蔚林有如下比较完整的回忆，张说：“以上工作（二进大名）完成后，我和陈济黎返回鲁西向军区首长以及王天祥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军区就派骑兵连护送王天祥、张蔚林、陈济黎，还有赶来参加起义研究工作的冀南三分区敌工科科长张励同志，一齐到了三分区，和三分区首长具体计划‘大名起义’事宜。”

起义工作做了三天准备，王天祥做出两项决策：

①掌握“夺其魁以解其体，”就是对首恶及敌特刘琨、檀松甫、吴寿彭等一律杀掉，既断绝动摇分子的退路，且可以瘫痪整个伪军，使其一撅不振，给我军下一步对其残余，进行各个击破，奠定良好基础。

②具体起义时间，决定事前不预告给张履亭、刘庆海等，怕他们送家眷、搬行李，以致引起敌人注意，走漏消息。再则怕他们内部矛盾，借起义之机，自相残杀。还怕坏人钻空子，借铲除汉奸之名，捉绑城内富户、巨商当“肉票”，或怂恿部下抢掠烧杀、败坏军纪、伤害人民，给起义军造成坏的影响。

起义方案还决定：时间要提前，确定是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六日深夜零点，由三分区二十三团，负责围城打援，里应外合，接应起义军出城，该团在善乐营集结，我和陈济黎速往翟町村，分别通知：

裴万青告诉张团长，定于十六日晚上八点，在城东沙堤村谒见王天祥（由王临时给他下达起义命令）。

（二） 让王光旭通知北关“教导团”教官李静山，务于十六日晚上六点，在沙堤村和我俩接头。

（三） 由裴万青转告李如渠，令他形影不离突击团团长张履亭，听从指挥，并负责保护。并由他通知杨安太在东门，高玉振在南门，于十六日夜，必须亲自在城头值班，以火为信号，迅速打开城门。

（四） 通知副团长王世德和军需长张书敬，负责检查军纪，对在起义中有敢抢掠民财，趁火打劫，而破坏起义者，就地正法。

起义指挥部设在城东三里店，指挥员是三分区司令员高厚良，王天祥和张励等。待部队进入东门后，以二十三团团长陈中民为首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上。

为了便于识别敌我，规定二十三团和起义军，一律在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统一口令是“欢迎”二字，除此以外，还周密地部署了外围行动计划和城内的作战方案，至此，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大名城武装起义

在一九四五年元月十六日漆黑的深夜里，从善乐营方向，来了一千多名民族健儿，雄赳赳，气昂昂，杀气腾腾，兵临大名城下，北风在呼唤，星斗在转移，大地在震动。零点，忽然城东燃起一团通明的火焰，祥光四射，直透黑暗的夜空，照亮了大地，照亮了千百万颗向往正义的红心！

东城门楼上的杨安太排长，亲自率所部，身先士卒，将城门楼上监视我们守卫城门的日本鬼子，一个一个活活掐死，余部冀魁、冀振芳、黄福臣、宋纪运、付兆祥、王金田……顺势下了伪警备队、伪警察的枪，一齐大开城门，导迎我八路军二十三团安全顺利地长驱直入，进了大名城。于此同时，副团长高玉振也顺利地打开了南城门。

二连连长李昆峰依照李大放参谋绘的“大名敌伪城防图”，在东门里，指挥所部韩凤林、曹同章、吴文举、吕海增、张保山……分别给八路军入城部队当向导，保证了入城部队，按计划各自进入作战的目的地，投入战斗，执行任务，达到了预期之目的。

张蔚林带二十三团八连，静悄悄地神速地到张小街包围了伪军长公馆，由刘琨留用的王天祥原卫士王柱年、李金铎开了大门，一拥而入，张蔚林因人地两熟，抢先入内，开枪击中了刘琨，张连长也随即开枪，这个作恶多端，中华民族的败类，所谓新任中将伪军长，武运不通，一道晦气，去冥国阎罗宝殿，向五帝阎君秦光辉那里报到去了。

陈济黎同志，带二十三团二连，同时冲入军参谋长檀松甫、日本狗特务吴寿彭的室内，檀、吴也得到同样的下场。

连长张秀冬、王振乾、李昆峰，排长左兴贵、齐铭心、韩金驰……积极行动、服从起义命令，执行任务，带头冲杀，配合二十三团里应外合，比较显著，有些连排行动迟缓，个别人还有犹豫，观望、等待，甚至有些连排竟敢说：“不见到王天祥老军长，我不行动……”其中出现了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现象，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副团长高玉振灵机应变，及时地和王世德（团副）分工负责、带领一营长迟绅功，二营长刘庆海等进行说服、动员、催促、监督、命令，做到了全团一致，迅速起义，配合入城部队二十三团里应外合，猛打猛冲，解决了城里城外四关伪警备队、伪警察，活捉公安局长刘丙之，横扫一切伪组织，彻底摧毁伪政府，吓跑县长苏正格。

日寇腾愤司令官，如瞎似聋，失去了知觉，战乱中盲目地派出了他的悍目小队长角谷、带所部二十多名鬼子兵，沿菜园街抢登东城墙用炽烈之火力、作困兽犹斗，梦想负隅顽抗，企图夺回东城门，和我入城部队二十三团及起义军一部，展开激烈的巷战，结果角谷小队全部被歼，但我“突击团”起义军中的王世德副团长，军部贾振华和战士若干人，也在枪林弹雨中，英勇牺牲，成为抗日烈土了。

人民必胜，“王者之师所向无敌”，这次参加“大名起义”的计有“突击团”全部，伪军部及教导团一部，伪警备队若干，伪警察少许。

这次潜师袭远，利在捷速．仅用五个小时，打扫了战场，凶气退而祥光现，星斗满天开笑颜。东方一丝丝、一线线，透出了万丈光芒。天明了，人民 “若大旱之望云霓”，渴望解放大名，今天实现了。

起义军接受改编

十七日拂晓前结束了战斗，二十三团全胜而归，徐徐进入三分区，我起义军奉命过卫河，开进根据地的张铁集，经南乐县之福堪，清丰县之五仙镇、六塔、进驻鲁西、濮州、范县之杨楼、巩庄、杨集、朱堡寨、高堤口、盛辛店……部队被改编为“冀鲁豫抗日纵队”。王天祥任纵队司令员，张履亭任纵队第一团团长，高玉振任副团长，迟绅功任第一营营长，刘庆海任第二营营长，张书敬任军需，王凯任文书，其他如陈济黎、张蔚林、李大放、王天顺等任纵队参谋，蔡忠一任军医，其他很多同志，根据工作需要，都适当地分配了工作。

起义军在从敌占区开进根据地的长途中，踏着阳光大道，备受抗日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夹道欢迎，送汤送饭，献礼慰问，络绎不绝，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我冀鲁豫军区首长，又拨巨款百万，对起义人员，各有物质奖赏，关怀优厚，人人铭感！

宋任穷司令员代表军区首长，在王庄集欢宴起义军，连以上干部会餐时，一堂欢聚，畅所欲言，举杯相庆，热情洋溢，首长又作了长篇重要讲话，受到了全体与会同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党领导又在巩庄大会上，向全体起义军，宣布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不咎既往、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自起义之日起，统称为革命军人……”

张履亭团长，代表起义军讲话，他激动地说：“我们多年来早想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的愿望，终于今天实现了。”张团长举起拳头，带领战士，高呼誓词，战士们举枪响应，口号鲜明，群情激奋，其誓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与倭寇血战到底！拥政爱民，团结抗战，坚决执行三大纪津、八项注意，为死难烈士报仇！”

其间军区和地方、先后派来了文工团，前来慰问演出，多次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场面很热烈，豪情满怀，喜气洋洋，当时冀南和冀鲁豫广大爱国军民，异口同声，高唱秧歌：

“一月十六正半夜，八路军来攻大名城，王军长、张团长里应外合打东洋，打东洋。队伍开到根据地，老百姓一见心欢喜，送猪肉、送粉皮，开会欢迎又演戏，又演戏。

部队开进杨楼村，军民团结搞联欢；抗日纵队第一团，军民团结来抗战，来抗战。军政民一条心，咱们共同打日本，汉奸死，日寇亡，那时才能得解放，得解放。”

起义之后及其影晌

我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光复了冀鲁豫三省战略要地古城大名，大势起了变化，挫了敌人的士气，夺了敌酋之心。由于形势所迫，残余的日本鬼子，在冀南立脚不住，被迫撤回邯郸，整个暴露了他的虚弱。伪自治军一、二、三旅，失去了统帅，不得不各自为政，分崩离析，自顾不暇，惊恐万状，几个县的大片土地，逐渐为我收复。清丰、南乐、濮阳之线，残敌一日数惊，也趋于土崩瓦解。鲁西和冀南的伪军，忐忑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每都想反戈一击，效法“大名起义”。

“大名起义”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抗战情绪，大得民心。树立我堂堂炎黄子孙神圣伟大，揭开了伪军起义的序幕。为全歼“东亚同盟自治军”，扭转冀鲁豫区的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注：本回忆主要参考，阎之青《河北文史资料》第六辑和张蔚林《大名史料》（27）及《冀南革命斗争史》，此稿业经阎之青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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