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历史的现实意义（历史的真相）

王彩荣

笔者写这篇文章受到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很大的启发，在《论历史》这本书中作者讲了很多方面，我主

要就“历史的真相”深入研究。关于历史是什么？钱乘旦先生说，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意即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历史”一词的含义是，“曆”——从厂，从秝，从日，以日为单位记录农耕社会的历史；“史”——异体字上中下又，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不偏不倚，持中。我们记录的是过往的事，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中去研究，只能根据史料进行合理的推理，那我们写出来的历史是否是“真”的？作为记录者我们也应本着持中的态度客观去记录去阐释，历史学家的应该秉承的理念是什么？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意义应该如何去释放？对于这些问题本文进行深刻探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因此对于以上的问题的思考大篇幅摘用其他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观点，当然笔者也认同这些学者的观点。

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任何历史都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历史似水，“逝者如斯夫”！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的鸿沟，身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已经消失的“过去”。科林武德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与现在无关的过去是不存在的，他论证历史认识应立足于现在，现在包含着过去，过去就在现在之中。

历史与过去确实是密不可分，但是科林武德认为“过去不是历史研究的基点”，他以19世纪实证主义为例进行论述。在相当多的实证历史学家心中，特别是19世纪强调历史客观性的史家心中，历史就是描述过去，抛弃我们现在的立场和主观的意图，尽最大可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过去。在他看来，传统上“有一种历史学是完全依赖权威们的证词的。……在这种陈述中找到了与他目的有关的某些东西之后，历史学家就摘抄它，编排它，必要的话加以翻译，并在他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重新铸成他认为是合适的样式。”这种依赖于前人陈述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学，他戏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认为这种为过去而过去的历史研究模式，是不符合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的，与科林武德认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相违背。

现在包含着过去，我们判断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完全以当下为出发点，两者不是对立的也是不能分割的。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写到，“在柏格森看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断裂区分是把时间空间化的产物。时间是绵延的河流前后相继，没有间断，仅仅因为行动的原因我们才去区分它。”在这种时间观的影响下，柯林武德认为现在无疑是从过去而来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单纯地谈论过去而无视自已的立足点无疑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由于现在与过去的这种联系，绝对的过去也是无法存在的。柯林武德驳斥了传统史学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取径。他认为在自然过程中“过去”在它被现在所替代时就消逝了，而在历史过程之中，“过去”只要它在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现在之中。在历史过程中，因为过去就包含在现在之中，我们依凭可以经验到的现在就能研究“活着的过去”。过去从来就没有因为我们无法直接经验到就不存在，恰恰相反它从未死亡而依然是活生生地它就在现在之中，只要我们历史地思考它。

过去就在现在之中。“现在”不断变换着，所有历史都是在对其至今日主题进行的研究中做出的论其进步的一份中期报告；由此，一切历史也都是“史学史”。“历史不仅包括着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也涵括着历史学家的行动。我们现在所求的历史认识尽管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我们抛弃，但此刻却指引着我们前进。如果我们的心灵逐渐理解其本身更多，它就会由此而逐渐以不同的新方式活动。”我们能够知晓过去，只需要我们心灵的重演，因为我们不需要超越时间回到过去，过去就在现在之中。

二、真正的历史与文本历史

黑格尔曾经说，“历史”一词既“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历史”一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另一是指对以往事情的记载和研究，特别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记载和研究。前者指“人类客观存在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从最根本的意义来说，这些事件构成了历史。后者指“史家撰写的历史”，“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所谓记忆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人为的，留在文本上的历史。将“历史”这个概念分解为双重含义可以帮助从哲学上解决一个难题，即“历史”的真实性基础，因为在这些含义中“历史”已经被界定为一种“真实”；但它同时又制造了另一个难题，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可能为任何人所亲历、所感知的，也就是说，人们从自己的理性可以推知它的存在；另一方面，人们所真正知道的历史都只是“史家撰写的历史”。在多数人眼中，历史的本质是“真”，不“真”怎么是历史？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由此而恢复历史。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必定是以史料为基础。关于史料和历史的关系，多数历史学家说：“史家认识历史时，主要凭借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间接地进行。史料包括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史家撰写历史时，离不开前人留下的‘思想的痕迹’和‘行为的痕迹’。”而这些通过记录与叙述或实物的遗存，留下的是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是有选择地去挑选“碎片”的，他们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去选取“碎片”，于是，从同一堆“碎片”中，不同历史学家写出了不同的“历史”，呈现出“历史”的多面相。这样，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或纯“真”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记叙的历史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去，针对这一问题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伊格尔斯说：“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要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因此罗兰·巴尔特和海登·怀特都肯定说，历史编纂学和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詹金斯说，“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写历史无异于写小说。”“历史不是事实而是想象”，这是贝克尔讲演中最具震撼力的核心思想，他说历史只能是“已经消逝的事件的一种想象的重建”。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马鲁说：“我们不要太过草率地把历史学家同剧作家或小说家相比，因为历史学家应该始终令人满意地强调这种可理解性是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是可以在人类的过去的‘真实’中找到根据的。”中国古代一般认为“文史不分家”，在这一点上颇有些“后现代”的味道。但“科学的”历史学不接受这种看法，兰克曾对“历史”和“文学”作过这样的评论：“通过比较，我发现真相比传奇小说更有趣和更美。”“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些事实或许是偶然的和枯燥无味的—无疑的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写历史终究不是杜撰，也不是编造，历史的出发点仍旧是“真”，历史学追讨真凭实据，执意求“真”。所以历史学终究不是文学，不是写故事，它写的是真实的过去，以真实为追求的目标。虽说我们知道历史不会是全“真”的过去，而只能够尽可能接近真实；但写历史仍然不可以编造。

三、历史阐释的重要性

有了思想，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克罗齐主张历史与编年史的本质差别，“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柯林武德继承了这个立场，强烈反对“剪刀加浆糊的历史”，主张“对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发现了那种思想就已经是理解它了。”他主张在历史表象背后，去寻找现象发生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历史人物进行自己的活动并成为历史事件的思想。于是，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据此解释历史事实。

克罗齐说：“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汤因比的历史文明体系模式、以既定的场外理论强制粗暴地对历史本体的研究、以文学话语强制历史真实，是强制阐释历史的主要表现。这里笔者要提到，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历史都沦为政治的工具，政治家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伪造甚至篡改事实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政治束缚，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对任何场外理论的应用，都要有限度规约。必须清醒辨析文学性的历史文本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

历史学家仅仅本着“真”的原则去书写历史这是远远不够的，让历史散发出它的魅力才是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应该做的。因为每个历史学家因为生活环境、阅历、知识水平等的不同，对某一事情的理解也各有看法，“对历史理解的合法性确证，构成了解释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是解释学本身在深层次上的理论合法性证明。”但是不论怎样阐释都必须有其合理性。在与过去互动的过程中都体现着每一代历史学家的思考。隐藏在过去中的意义是被历史学家释放出来的，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历史学家的认识与思考。换句话说，意义存在于后世人的思考中，“过去”可能隐含着无穷的意义。历史决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去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有众多相通，“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发生过的”可以被湮没，“写出来的”才会被记住。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不是因为它发生过，而是因为它被写出来。写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不是单纯的还原，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与重新认识，是人类对“过去”的挑选与判别，体现着每一代人对“过去”的不断理解与不断思考。

小结

历史的意义就是这样浮现的：当所有的“碎片”都搅在一起时，它只是一片混沌，我们什么也看不清；当人们依据某种思路进行整理后，我们把东西看清了，产生某种印象，并得出问题，再设计方案，然后寻找史料，最后写作历史——在写的过程中，释放出意义。意义被释放后，进行解读却又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于是我们再一次和“过去”面对面。所以，当“过去”通过“写”而变成“历史”并最终释放出意义时，我们和“过去”在不断地互动。

我们从现实出发，又回到事实，这种循环是经过思想论证、经过史学家反思的高级循环，是对历史现象的反思，对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反思。强调的是历史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简单的记录，更对的是思考，对社会的反思。这也正是历史学家的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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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