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和普通人的区别（刘立夫仁是什么）

仁是什么？

“仁”作为儒家重要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发轫于春秋时期。据清人考证，夏商以前无“仁”字，西周以后开始重视人，“仁”的观念应运而生。《左传》中就有多处关于“仁”的说明。《左传·僖公八年》有“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能以国让，仁莫大焉”，以谦让君位为最大的“仁”。《左传·襄公七年》：“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意为仁德是体恤民众、正己正人的结合。《左传·昭公十二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僖公三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把约束自我、注重礼节作为“仁”的基本准则。春秋时代的孔子正是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内涵丰富，但要而言之，则不出“爱人”（《论语·颜渊》）二字。从肯定的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作为一个执政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之方”（ 《论语·雍也》）。从否定的方面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上者对待民众应该“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论语·颜渊》）。无论是从正面说，还是从反面说，孔子的“爱人”实际上就是推己及人、“能近取譬”（《论语·雍也》）。这个“近”，一是指自身，就是以自己的感受、设身处地考虑他人；一是像爱自己最亲的人那样把爱扩展到其他人身上。所以，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按照血缘关系，人最爱的首先是自己的父母，其次是兄弟，其次才是其他的人，这样，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的基础。有了“孝悌”的基础，孔子继而提出了“能行五者于天下”的“为仁”之道，所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样，孔子将“仁”这一对自己父母兄弟之爱最后扩展到天下国家之爱。所以，“仁”在孔子的学说中，不光是某一种特殊的德性，而且是一切德性的总和[9]。后来的孟子，正是在孔子“亲亲为大”（《礼记·中庸》）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先亲、次民、后物的“仁政”次序。就是说，“仁”在孔子、孟子那里，还是一种“等差之爱”。

但是，到了宋明理学，“仁”的含义已不完全是“等差之爱”。程颐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里把“仁”提到了本体的高度。即“仁”不仅是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一切规范的“所以然”或根据。程颐解释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五）在孔、孟，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不存在“体”和“用”的关系。到了二程，才开始有了区别。程颐反复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性情体用的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指出：“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也就是说，在二程那里，“仁”已经不是一种情感上的“爱”，而是出于人的“本性”的终极之“爱”。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思路上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