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我以我血著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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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史记》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它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前后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被合称为“前四史”，更被尊为了“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全书共分为“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共计一百三十篇，近五十三万字。因为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公允客观等原因，被历朝历代所推崇。

而且，作为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纪传体编史法”还被历代的“正史编纂”所继承沿用。鲁迅先生曾经评价道: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赞叹《史记》伟大的同时，自然不能遗忘它的创作者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史记》，更在于为了创作《史记》而付出的艰辛和隐忍。

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7年），字子长，出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他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被后世尊为“史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朝廷史官，他不仅史学知识渊博，而且对于儒家、道家和法家都颇有研究。有感于历史记载的混乱，司马谈立志要编纂一部足以传世的史学巨著。

受到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司马迁从小就开始学习历史，先后师从董仲舒和孔安国等名家。小有所成后，他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周游各地，实地考察风土民情和史料记载，掌握了第一手的准确资料。

通过长期的游历，更加坚定了司马迁要成为一名史学家的信念。返回长安后，他入仕成为了汉武帝刘彻的近侍郎中，经常随驾出巡各地，不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见解和历史知识。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本应随行的司马迁因为父亲病重，选择在家尽孝。临终前，父亲司马谈希望儿子可以继承司马家的传统，不仅要成为朝廷史官，更要著写史书以流传后世。据《太史公自序》记载: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死，汝复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终于如愿继承了父亲之前所任之职，担任了朝廷的太史令，专门掌管天文历法和皇家典籍。任职期间，他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历书《太初历》，被汉武帝下旨大力褒奖。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进行《史记》的创作，不断搜集和核实各种史料。不过，就在此期间，一件本来与他无关的飞来横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这就是“李陵投降事件”。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长孙，作为名将之后，他自幼开始学习兵法战阵和弓马骑射。之后，进入汉武帝的近卫军建章营历练，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器重。

公元前99年，汉武帝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统兵出征匈奴，同时任命李陵为副将随军出征。攻入匈奴境内后，李陵亲率五千骑兵作为策应，积极配合李广利的主力兵团进行作战。

由于侦察情报有误，导致李陵所部太过于深入匈奴腹地，在浚稽山一带被匈奴单于的八万精锐包围。在此绝境下，李陵连战连退，孤立无援之下依然数次击退匈奴的骑兵，逐渐退入山林中坚守待援。

结果，李广利的援兵迟迟未到，但匈奴的攻势却越来越强，李陵只得进行突围。在这次突围中，他和近身的护卫都被匈奴人所俘虏。

消息传回到长安，整个朝廷都震惊了。作为前军统帅，李广利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竟然谎称李陵是因贪功冒进才陷入重围，之后又无耻地向匈奴投降。

汉武帝听信了谗言，盛怒之下惩处李陵全家，将其诛灭了三族。

太史令司马迁本来与此事无关，但他素来敬重李家的忠义，也了解李陵的为人，因而建议汉武帝暂勿处罚，待情况确切后再行处置。结果，刘彻不仅不听劝谏，还将司马迁以“诬罔之罪”罢官下狱。

在狱中，酷吏杜周为了讨好刘彻而严刑逼供司马迁。到了晚年时期，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回顾自己的牢狱生活: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根据汉朝的刑律，囚犯有两种方法免除刑罚，一种是“纳金赎罪”，一种是“接受腐刑”。在那个人人尚勇，在那个视名节如生命的年代，就连奴仆都很少有甘愿接受腐刑的，更何况是士大夫阶层。

但是！司马迁为官清廉而又家贫无资，更想到家中的妻小无人照料，竟冒着巨大的屈辱选择接受腐刑以便出狱。对此，他内心无比的悲恸，在《报任安书》中写到:

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

出狱后，司马迁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史书的创作中，历时十四年终于用自己的血泪著就了《太史公记》，后更名为《史记》。之后，司马迁虽然名噪当世，但他却觉得自己愧对先祖，再也没有前去祖坟祭拜过。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选择死亡只是一时的解脱，而毅然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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