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点钟鸡叫（半夜鸡叫是可能的）

半夜鸡叫是可能的

战山河的那些年之八

小时候，读过一部叫《我的童年》的小说，作者高玉宝，后来又看了根据这部小说内容创作的动画片，片名叫《半夜鸡叫》，那动画片中地主周扒皮的形象，真是滑稽极了，相信所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记得。

本来那小说是让我们仇恨周扒皮的，可那动画片搞得太幽默了，以至于让观众光知道笑而忘记了仇恨。我这人本来阶级斗争觉悟就不太高，又太敏感于审美，因此尽管也想试着恨，可还是恨不起来，一不小心就跟着笑了。

我想，你周扒皮真是太坏了，用得着人的时候，又是提供宿舍，又是许给高工钱，总之，什么都好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你却又不想给人家开工钱，于是就琢磨找个理由把长工赶走。当然，这可以理解，你是地主嘛，连我都知道，地主都是很坏的！可是你这么个大坏人咋就那么幽默和喜感呢？你想让人家走，能不能找个正经点的理由？譬如他们光着膀子干活不够斯文、乱扔脏衣服和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或者在田间吸烟有消防隐患，让有关部门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驱赶他们回老家。如果你再稍微搞点小动作，划火点着三两捆小麦，就说是长工们干的，然后只赶他们走，不用他们赔钱，那已经很慈悲了，他们哪里还敢向你讨工钱呀？可你这万恶的狗地主，偏偏只会捅鸡窝、学鸡叫，用这些下三滥小儿科的手段，让后人见笑。

我想你周扒皮一定沒读过高校老板班，也没听过成功学大师的课，沒文化那真可怕呀！怎么样？最后活该让长工们揍了，再叫你耍幽默！挨了揍还那么忍气吞声，可怜你这么个大地主竟然如此弱势，你养的家丁城管是白吃饭的么？

当然，这都是如今一个山中老头子百无聊赖的瞎想，其实当年的我更笨蛋，连周扒皮这种招数也想不出来的。尽管如此，我那时倒真是起了一个疑情，那就是真的可以让大公鸡半夜打鸣么？

后来我终于发现，不是可能，而是太可能了。当然周扒皮说不好，我想高玉宝肯定试验过，否则他不敢这么写。

那是一九七四年冬天的事。

那时我已从公社故事员学习班回到了水利专业队，继续在工地上干活，不久，又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带上行李到东风村去，帮助这个村筹办阶级教育展览室。那个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政治文化则学小靳庄，因此各地都忙着树立典型，东风村的书记叫张伯华，他很重视文化活动，经常搞一些文艺演出、讲故事等活动，于是他们村便被抓了典型，成了我们公社的“小靳庄”。

东风村原先叫相公庙，由于这名字有迷信色彩，要做典型端不上台面，如果说相公庙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样板村，那成什么体统？对了，伟人不是说东风压倒西风么？东风这两个字既强势又响亮，于是相公庙就改名叫东风村了。

一个单位或个人要成为典型，自己努力当然是前提，可上边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典型历来是要“树”的，而且要“大树特树”，没有人“树”，你就是钻天鹞子也成不了气候。

一个村既然成了典型，水平自然应该高于其他村，你东风如果连周围村子都压不倒，又怎么能压倒西风呢？要想造成压倒优势，那就需要集中优势力量。东风村要办阶级教育展览室，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人才，于是公社党委就出手了，在全公社范围内寻找高手。我之所以被选中，不是我棒，而是当时乡下确实缺乏人材。

我当时在水利专业队干活，上工时身上总带着一个小布包，看起来就像一般农民出门干活的干粮袋，里边不是装地瓜土豆窝窝头，而是装着一本巜绘画基础知识》和一个小写生本，一到工间休息时，我便抓紧画铅笔速写，这在当时整个专业队绝无仅有。

我之所以这样干，乃是因为在村里干饲养员的时候，我就策划了此生的三个成功方案，一个当作家，一个当歌唱家，一个当画家，最终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环境因素分析，觉得当画家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些，于是就把画画当成了主攻方向，想到我的同学们都在学校读书，自己却在田间地头饲养棚干活，条件比别人差，于是就必须加倍努力。其实我那时已经不迷信学校了，我相信自学完全可以成功，关键是你是否真是块材料和是否真肯用功。

第二年成立战山河，我成了连队辅导员，就更理直气壮了，干粮袋索性就变成了军绿色的小书包。小书包成了我区别于其他民工的特征。当初到底是谁最先发现并推荐了我，我也搞不清楚，总之逄总指挥能放我出来展示才能，我还是很感谢他。

当时借调到东风村办展的共四个人，除我以外，还有王树村、胡其林和周福兴。王树村是张格庄村人，年龄最长，这人有本事，刚恢复高考那年，他和弟弟王树大同时被录取上了大学。当时他已三十出头，并有了家室，这在当时的十里八村也是一大新闻，毕业后被分配到《胶东文学》工作，并当过主编，一九八四年四月初八，他还专门回来出席过我在乡里举办的首次玻璃画展。王树村在文学和绘画上都很有才，只是有些侍才傲物，周围几乎没有他看得上的人，因此有些人就贬他，可他对我倒是很欣赏，他当时负责展览的总体策划与设计，在那期间，我得到他不少的指点和帮助。

胡其林是上官老沟村人，比我年长两三岁的样子，此人文采很好，后来当官了，在烟台市旅游局当过局长，他当时负责编写文稿。周福兴也是上官老沟村人，好像和我同龄，他和我负责画画。当时王树村是权威，我们都称他为王老师，对了，他当时的职业就是教书。

我和周福兴当时都只是农民中的业余美术爱好者，画画的水平真不咋样，当然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而且别人也说好，农村人哪里见过真画家，你画个猫能不被认作狗，那就叫高手了。

记得当时要画一个表现工人拉煤的场景，别的好办些，那煤不好画。在我们概念中煤是纯黑的，于是周福兴就用黑广告色把表现煤的面积涂满，可怎么也看不出那是煤，于是就用白色在那黑底上写了个“煤”字，把我们都笑坏了。 我稍微高明一点，在其中用了几块灰色，并与旁边的物件颜色搞了一点色彩呼应，有了一点变化，受到王老师的表扬，说我有块面意识，还懂得点环境色。我挺得意，好歹咱也读过《绘画基础知识》小册子，不仅知道速写，连素描这个词都懂。

可毕竟我俩“画家”太嫩，要根据胡其林写的内容创作画面，那实在太难，于是王树村老师就给我们画个大致构图，再让我俩发挥，周福兴发挥不了，几天后就走了。我觉得好不容易逮着个练手的机会，不能轻言放弃，不会干也要学着干呀，就坚持画下来了，受到周围人不少鼓励。现在想来，那些鼓励过我的师长和朋友，都是我的恩人。

再后来，王树村忙他的本职工作去了，胡其林搞文字，根本不用常来，常住东风村画画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从入冬不久开始，一直画到腊月二十八，这才搁下画笔回家过年。

可惜我那些“作品”早就没影了，若现在还能看到，还不知要笑成什么样子。

在农村，会画画的人，那是十分受人尊重的。村里专门按排一位老头给我们做饭，那时候不兴陪吃陪喝，因此，他们三个人走后，这位老人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专业厨师。饭做得很可口，而且尽量换着花样，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老人做饭很有数，他自己也从来不肯吃一口，我怎么让他也不吃，每顿饭的量，都是稍有点多，剩下一点又不值得，就只好全部吃下，因此，我每顿饭都吃得很饱。我本来是个清瘦的青年，近两个月下来，整个人都显丰满了。

村干部们常来看我，还有几个村民也常来聊天，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人夸赞我的画，有人则说我小伙子长得精神，甚至有两个人想给我介绍对象，他们出于什么心理不知道，毕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那时虚岁才刚满二十，别人捧我只管捧，可讨媳妇的事根本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对方即使是天仙也不考虑，我只关心怎么把事做好，落个好名声。那时候，我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段愉快的日子。

因为展览的主题是阶级教育，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我每天就在脑子里苦苦地搜寻着有关阶级斗争的画面。当时那个《半夜鸡叫》动画片是阶级教育的经典作品，因此，周扒皮那滑稽的身影也就常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

有一天，看到门口有两只大公鸡在啄食，我忽然心血来潮，想逗逗它们，于是我就拿出口技本事，学了一声鸡叫，然后便观察那公鸡的反应。那鸡听到第一声鸡叫，便敏感地抬起头，愣愣地倾听。过了一会儿，两只鸡可能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听错了，就又低下头在地上啄虫子。

我又学了一声鸡叫。那鸡又抬起头听，那头还一晃一晃的，它们有点相信真的有同类在叫了，只是它们很奇怪，不晌不夜的，时辰不对呀！我见它们犹豫，就又叫了一声。

这下这两只鸡觉得含糊了，它们可能相信是自己的生物钟体系出了问题。思考了一会儿，其中有一只鸡就挺起脖子叫了一声，我的伟大号召有了第一个响应者。

另一只鸡稍微淡定一点，它在努力地维护着自己的自信和独立意识。这时稍远处某个院子里也传出了一声鸡叫。原来盲目轻信的鸡总是有的。听到别处响起了叫声，我的第一个粉丝鸡就更加有底气了，于是它更加肆无忌惮地叫起来。

此时，我面前的另一只鸡彻底丧失了的自信，也跟着叫了起来。这下可热闹了，别处的鸡也遥相呼应，不一会儿，全村的鸡都叫起来了。

我利用了鸡们的从众心理，成功地让村里所有的鸡怀疑了自己的生物钟。旁边的人都为我叫绝，夸我的口技把真鸡都给骗了。后来我又在不同的时间段做了试验，结果是屡试不爽。原来鸡们真的很好骗。

有一天晚上，村支书张伯华过来看我，座中有人对他夸奖我的口技，说我学鸡叫把真鸡都骗了。张书记就让我学几声大家听听。我说不行，白天闹了就闹了，大晚上的，一旦鸡都叫起来，村民们会不安，这不就成了扰乱社会秩序了么？张书记笑笑说没有事的。旁边的几个人就一齐串掇，说有书记在这里，我们大家证明你没有恶意。

既然大家高兴，我就来到门口，挺起脖子叫了一声。只一声，我就赶忙跑回了屋里。我并不敢确信鸡们真的会叫，那必竟是晚上九点多了，它们只要稍有点理性，就不会被我忽悠。可不幸的是，鸡真的叫了，第一只响应了，第二只响应了，不一会儿，全村都响起了鸡叫声。

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还有特立独行、坚持底线保持沉默的鸡。当然母鸡们倒是都没叫，那不是它们有定力，其实它们更慌，只是它们压根就不会叫而已。

想来也不奇怪，经过我这几天沒规律地胡乱引领，这个村的鸡都被我洗脑了，它们体内的生物钟已经紊乱了，失去了理性，没有了判断力，只有跟着乱叫的份。没办法，这就是芸芸众生。

不一会儿，有村民来到办公室，说可能真要发生地震了，动物异常，这钟点，村里的鸡都叫了。不久前，当地还有小道消息，说近期要发生地震。这时节，村里的鸡集体闹反常，的确很敏感。我们大家都笑了。幸亏书记在这里担着，否则我真有扰乱社会秩序、制造人为恐慌的嫌疑。

在这里，我们说鸡很可笑，可反观我们人类呢？我们比鸡又高明多少？

历朝历代，我们百姓都被一些获得话语权的成功人士忽悠。如今网络发达，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各种谣言和邪说防不胜防，这些东西一经传播，三人成虎，很快便会泛滥，造成與情，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裹挟进去，不仅可能受骗上当，甚至可能丧身失命。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保持定力、保持理性和判断力，这真是个不小的课题。

老赵我也不是个明白人，判断力本来有限，我所能够注意的就是，紧睁眼，慢张口，只感动，不激动，多讲道理，少蹭热点，对于重大社会问题，只是关注，不轻易选边站，因为我只是普通百姓，又久居山中，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我有时也看微信，对那些标题档和“厉害了”、“吓尿了”、“出大事了”、“如果没有一百万转发，真是败了”之类危言耸听的极端贴子，一概不理。你叫我动动手转出去，你谁呀？转不转我自会看内容决定，凭什么听你的？你说不转死全家，我看呐，不转还有条活路，常转的那真是死定了，傻死的。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做一只理性的鸡，不被各种时风所转，严格守护着自己的生物钟，在该打鸣的时辰打鸣，在该闭嘴的时辰闭嘴。当然，这并不容易，尽量吧。

作者：赵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