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最难的一篇（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晁错论贵粟疏

法家之流，多以惨死。

吴起在楚国掀起变法，被射成刺猬；商鞅变法于秦，被杀然后车裂；韩非死于狱；李斯身受“五刑”；李悝因断案失误被处死；晁错被腰斩于东市。

“百家争鸣”时期，因为各个国家君王的急功近利，法家迅速崛起，优秀的人才遍布各国高层，当是时，魏有李悝，申不害居韩，商鞅在秦，吴起适楚……

因为法家倡导君权，相信人性本恶，所以它站在君主立场，提倡以法治国，鄙视食古不化，致力专一耕战，故能迅速抓住君王的心，并以其强硬手段立竿见影，形成一个虚假繁荣的局面。

但是过刚则易折，法家的一味凌厉严峻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这个世界不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诸贤一味以严酷暴戾治国，刚硬执着。一则对旧有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势必激起贵族势力的反弹；二则其手段缺乏弹性，不能平稳着陆，没有政策的缓冲区，要么黑要么白，洗澡水连同娃娃一起倒掉，不能像苏轼说的“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其三：在同事关系处理上，他们往往忽悠住一个皇帝就算完事儿，和满朝大臣都针锋相对，善于谋国，却不善于谋身，晁错的政治对头就有：周亚夫、郦商、栾布、窦婴、袁盎等等，这样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狭窄逼仄，往往成为一介孤臣。

问题是，关键时刻，在皇帝的眼里，你的份量是不是他所在意的事情呢？在“七国之乱”刀枪四起，满朝文武怨声载道的时候，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之际，汉景帝思之再三，批上一个冰冷绝情的字：“可”。

晁错从小就师从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所以他目光犀利，深谋远虑，却多与大臣不和，冒然修改法令，使得天下多见其威，少赏其谋。

有必要说说袁盎这个人。

袁盎的父亲是楚地的一个强盗，但作为少寨主的他却是刚直而有才干，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博得汉文帝的赏识。

吕后时期，袁盎是吕禄的家臣，到文帝即位成为中郎。绛侯周勃灭吕有功，被封为丞相，出出入入很是得意，袁盎看在眼里，劝文帝树立起皇帝的威严，周勃恨之。

待周勃被诬谋反下狱，群臣避之唯恐不及，袁盎却上书申之无罪，皇帝释放了周勃，自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从陇西都尉提拔到吴国的丞相，袁盎知道吴王刘濞脾气秉性极为操蛋，非常不愿意去，到了之后也是饮酒度日，得以不同流合污而自保。

袁盎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他和法家的晁错水火不容，二人但凡一个人在，另一个就会离开。

袁盎从吴国回来之后，晁错任御史大夫，认为他和刘濞互相收受贿赂，还真查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按照律法，应该处死袁盎，汉景帝刘启赦了他，只是贬为平民。

“七国之乱”爆发，晁错就想趁机至袁盎于死地，袁盎慌了，连夜找到窦婴，希望晋见皇上当面陈述破贼之计，在窦婴的努力下，袁盎才提出了“今计独斩错”的主意。

晁错“削藩”引起天下大乱，景帝本来第一时间和他商量对策，他的提议是御驾亲征，而自己留守京都。汉景帝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当初出主意的是他，现在出事了却把皇帝推上前线，可想而知汉景帝的心情如何了，他看晁错的目光也就不是原来的温柔赏识。

苏轼曾说“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言，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

因此，后来的大臣上书弹劾也就成为汉景帝自导自演的杀人流程。

可怜晁错尚不自知，穿着朝服经过东市的时候，中尉停车宣诏，当场腰斩。

班固有云：“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在外部烽火连天，朝内大臣们目光炯炯，就看这个旷世奇才，皇帝的心肝宝贝怎么办的时候，晁错没拿出拨乱反正的良方，皇帝又难以驾驭那些能征惯战的大臣，就只好牺牲他一下下，与其说是应和刘濞“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不如说是给即将出征的将士一个态度，让他们闭上嘴，拿起枪刀，平叛杀贼。

这位法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卫道士，也没能躲祸命运的齿轮，和他峭直深刻的理论一起被碾压在长安东市滚滚的车尘当中。

要想改变世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儒家以礼治国，法家以法安邦，荀子礼法交融。无论如何，在扬帆渡海之前，你得先学会游泳不是？

西晋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云：“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