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蒙古人聚集在哪个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

清初，朝实行封禁政策，不准汉人出边，也不准蒙古人进入口内。康熙以后，才不时开禁，于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农民陆续出边种地，商人出口贸贩，渐渐地，农民出口外，由春去秋回的“雁行”发展为在口外定居，商人由驮运肩挑之负贩发展为在口外建立商号。随后口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形成不可遏制之势。

包头

其实，以长城关口为媒介的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长城五口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明朝廷以京为中心，古北口为“北口”,喜峰口为“东口”,杀虎口为“西口”。自长城口岸出现之后，这种交流就有了。明长城大体是在明成化以后逐步修筑起来的，最初是在北部边境建城设堡，电兵驻守，其后筑边墙，建墩台，联成一线。但边墙、墩、堡是死的，人是活的。地区、民族之间的联系是难以阻绝的。

在明代，蒙古人为了打通与明朝的政治经济联系，经常南下。有时是通过战争，有时通过贸易，有时通过外交，目的就是一个，打破封锁，建立地区、民族之间的正常往来。有明一代，蒙古族频繁发动对明朝廷的战争，如“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就雁北地区来说，在嘉靖三十六、七年(公元1557—1558年),蒙古俺答汗曾围困右卫城达八个月之久，便是个典型的事件。在两国关系较为缓和的时期，蒙古经常派遣外交使臣和贸易使团赴京。正统年间，蒙古连年派贸易使团入明，人数最多时一次达三千余人。到“隆庆和议”之后，宣化、大同以西长城关口多有与蒙古定期或不期的大小互市市场。

呼和浩特

就明朝而言，出边入古地区的汉人，有的是在蒙古入边抢掠时被掳人蒙古的汉人，有的是因内地生活困难而古地方谋生的汉人，还有的是在内地遭到通缉，逃往蒙古地避难的罪徒。如明嘉靖年山西发生大同兵变、白莲教起事，兵变与起事失败后，有大量的起事人众出边到蒙古，隆庆和议时，光聚居在土默川的汉人就在五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山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可以说是走西口的先驱。

大同

清朝建立后，改变了历代中原王朝以雁北地区为防御前沿的局面，从而为山西平民走西口创造了客观条件，成千上万的山西移民对迁入地的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这方面最重要的例证便是清代山西“归化七厅”地区，大批山西移民的北上，不仅带来表耕技术与定居的生活方式，还将自己的风俗，语言也都到带到了塞外，实际造成了山西文化区域的向外延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片区域成为山西文化区所属的一个特色的文化地区。那么山西人为什么要走西口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因为在清代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和今天的山西雁门关外地区同属于一个行政区，是一个省的，不分彼此的。归化七厅包括今天的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土默特川等大部分地区。

雁北地区

张梦章：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大同作家协会会员 大同周易研究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