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景观图的概念（基于GIS的广东地名景观分析）

摘要：为对广东地名景观进行定量分析，文章首先依据最新广东省地图集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地名数量统计，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建立广东地名元数据库（GEODATA—BASE），通过ARCGIS中的GEOPROCESSING、SPATCIALSTATISTIC TOOLBOX和ANALYSIS TOOLBOX等对数据属性要素进行分析、分区、分异和颜色色差处理，输出所需的直方专题地图和其他所需专题地图。其后得出，广东地名景观表现出岭南特有的地理环境特征和历史发展特征，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通名和专名具有多样性，齐头地名分布的集中性和具有多族群性及方言性。文章还在统计的基础上，利用GIS技术进行分类和地理区划，将全省地名景观按类型分为四大区，即客家、福佬、壮语和粤语地名区，且各自在空间上表现出核心—边缘分布景观。

关键词：广东地名；GIS技术；景观特征；地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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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广义来看，地名是人类赋予地表上一切地理实体的具体名称，包括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如大陆、海洋、山岳、河流、湖泊，以及人文地理实体名称，如城镇、村落、建筑物、道路、土木设施等各种专有名称。但随着社会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的行为空间被最大程度地扩大，地名发挥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它是人们直接或间接的行为空间；另一方面它是物质、信息流通的节点。特别是在城市发展和交流等日益扁平化的影响下，地名通过宣传直接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潜在的行为空间。因此，地名在当今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成为包括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地理学、测绘学等各学科关注的焦点。老一辈地名学者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金祖孟、曾世英、谭其骧、史念海等；褚亚平、王际桐、牛汝辰等也功不可没，其中牛汝辰对地名文化贡献极大。青年学者如华林甫、孙冬虎等也做了不少工作。近年来，文朋陵等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江苏村镇命名类型区域进行了研究。国外也着手利用GIS技术对民族地名、殖民地名、生态地名等进行了相关研究。

广东地处我国南方边陲，历来被称为“化外之地”，是中原王朝流放“罪人”的地区，因其较少受中原战乱之苦，成为中原汉人躲避战乱或天灾的避难所。虽然中原文化不断传入岭南，但由于五岭阻隔，又面向大海敞开，使得岭南的区域性发展更具特色。如在我国七大方言中，广东独占三席，是我国方言最为复杂的省份之一，这种现象同样在地名文化景观中得到反映。确切地说，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广东地名的著作是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也对广东壮语地名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解说。近二十多年来，广东地名研究明显增多，如徐俊鸣（1980）的《广东各县市的地理沿革及名称来源》、叶地（1986）的《广东地名探源》、司徒尚纪（1992，1994，1997）的《广东地名的历史经济地理内涵》、《广东地名与移民和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岭南地名文化的区域特色》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对广东地名进行分析和研究。此外，李锦芳（1995）的《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宋长栋（2000）的《岭南地名中的若干文化内涵》、林伦伦（2001）的《地名学与潮汕地名》、邵宜（2004）的《广东地名分布的特点及地名标准化问题》等，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广东方言地名进行研究，为广东地名研究作出贡献。本文试图通过定量的方法，利用GIS技术对广东地名文化景观特征进行研究，找出其空间分布格局的规律性，并进而对其进行区划。

2 资料来源、选取与研究方法

2.1资料来源和选取

记录在地图上的地名，其多寡系视地图的类型与比例尺大小而定。在同一类型的地图上，其比例尺较大的，所有地名概较比例尺较小者为多。据此，作者选取广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广东省地图集》（2004）作为蓝本进行统计。

在地名统计中要特别说明：本统计资料包括地图集中所有市（县、区）行政区划图中区划地名、聚落地名（含街道办地名）、自然地名、文化地名等类型地名，但不包括街道（巷）地名、单位地名及由单位转化的文化地名等。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想充分凸显占绝大多数的聚落地名。因为深居底层的聚落地名“是区域地名系统中最能有效地反映人地关系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子系统”，它“不仅反映其本身的地域特征，还显示出它所在的农业生产场所的面上的特征”，且“乡村聚落地名的产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社会性。它们一旦产生之后，很长时间具有历史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归结于“乡村聚落规模小，远离行政中心，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较少，命名时较多体现了地方景观的特征，”这就使得聚落地名“命名时所反映的区域特征得到较好的保留，在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我们研究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历代人口的迁移和历史时期区域经济的特点等提供了辅助手段”。因此，聚落地名最能反映广东省的地名文化景观，是资料收集的重点。

2.2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方法为数理统计和GIS技术，第一步：统计各类村镇通名占某个行政区划或类型区域总体村镇数的百分比值，目的是为利用GIS技术分析提供数据，这样做一是直观，二是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可以直接以此进行聚类分析，也可以分析各类通名在某一区域产生的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成因等；第二步：将全省行政区划地图进行数字化，将所统计数据录入数字化表格，建立GIS的元数据库（GEODATABASE）；通过数据格式的转换，实现空间数据库和属性的数字一体化；利用ARCGIS服务平台的空间分析服务，来实现空间分析模块；利用用ARCGIS中的SPATIAL扩展模块（如GEOPRO-CESSING、SPATCIALSTATISTICAL TOOLBOX、ANALYSIS TOOLBOX等）提供的强大空间分析能力对数据进行处理，如定性值和定量值及定量值的分类；利用ARC-MAP中制作地图的功能，根据需要输出直方专题地图和其他地图。这种做法，即以数字化方式较好地表现出全省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关系，非常直观，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

3 广东地名统计与地名特征

3.1地名统计

本次统计，共收集地名38021个（包括部分重名），全省平均地名密度为0.21个/每平方公里（这个数目比实际要低）。目前广东省的行政区划，计有21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42个县、3个自治县、54个市辖区（县级），1483个镇（乡），361个街道，约35500余个聚落（村），东沙群岛属汕尾市未统计在内。在统计过程中，根据各地（市）县所处微地形和行政区划（如处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内或一行政区划处于另一行政区划之内或联系极为密切），将全省划分为86个区域单元，以便于统计分析。

在这些地名中，常见的地名字（包括通名字、专名字和部分附加字）主要有坑、塘、山、大、村等5类，都超过2000个，占统计数的30.10%，近1/3。坑字有2555个，塘字2298个，山字2255个，大字2220个，村字2118个。“坑”、“塘”、“山”反映广东地名命名中自然地貌因素的重要性，“大”字反映当地人的喜好，“村”字则是后来居上。在1000-2000个之间的有水（1795）、下（1635）、石（1591）、头（1357）、田（1305）、新（1286）、岭（1145）、屋（1145）、上（1019）等9个字，占统计数的32.29%。其中“水”、“石”、“田”、“岭”等依然是直接反映的地貌形态，“下”、“头”、“上”等作为附加字也有一部分附加在地貌类型上，充分反映自然地理实体在命名中的分量。两者共占62.39%，远远超过半数（表1和图1）。在500-1000个之间主要有龙（922）、坪（909）、岗（893）、南（869）、沙（865）、黄（845）、东（836）、洞（797）、场（777）、口（724）、围（720）、尾（663）、河（640）、竹（627）、西（622）、园（604）、子（597）、仔（588）、白（585）、三（553）、湖（541）、江（532）、里（529）、高（518）、溪（506）等25个字。

在这些首尾字当中，方位字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二者多是相对出现的，甚至在某些市县出现次数完全相同。如对“上”和“下”字的统计中，阳江市二者皆为29个；云浮市二者皆为40个；江门市“上”为23个，“下”为22个；潮州市“上”为37个，“下”为36个，其他地市也相差无几。虽有些地市二者相差较远，但反映出其他字代替的现象。如二者相差最大的河源市，“上”字有114个，“下”字则有255个，但“上”字在此有“头”或“顶”可以替代。其他相对字也是如此，如头与尾（美），前与后（背），大与小（仔）等，反映地方方言字对地名的影响。

3.2广东地名景观特征

3.2.1地名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

根据对广东省各区划单元地名规模和密度统计，可以发现，地名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带以及其他城镇密集区，地名密度均超过0.25个/km²，且地名规模也相对较大，表现出聚落稠密、集中，规模大；而粤北、粤中、粤东山区和粤西部分区域则数目较少，地名密度皆低0.25个/km²，且地名规模也相对较小，表现出聚落稀疏、分散，规模小。地名分布与人口分布、城镇分布呈正相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将这些数据输入数字化地图表格，绘制出如下全省地名密度和规模分布图（图2、图3）：

3.2.2岭南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突显性

作为文化景观的地名景观，常常是自然环境的折射物。在所统计的38021个地名中，表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的占绝对优势，其中又以“山”、“水”地名为最多。如带“塘”、“坑”、“岭”、“岗”、“山”、“石”、“坪”、“嶂”、“峒”、“岽”、“坡”、“水”、“潭”、“河”、“溪”、“江”、“湾”、“涌”、“冲”、“埇”、“滘”、“沥”、“围”、“沙”、“那”、“龙”、“澳”、“坳”、“凹”、“垇”、“埔”等字的地名，占到75.45%。若加上以地貌类型特征命名的则更多，估计要占到所有地名的近90%。此充分表明岭南多样性地貌类型特征在地名中的反映，自然地理实体在地名命名中的重要性。另外,即使在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内部，对所谓的“山”和“水”地名也有明显的反映。根据统计，以“山”（包含岭、丘陵、坡地等）地名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和粤西山地、丘陵地带；而以“水”（包含塘、坑、陂等）地名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各河流两岸和山地、丘陵间地势低洼地带。此种格局与广东省地貌分布基本一致。

其次为动植物地名，如以“竹”、“槟榔”、“桂”、“杨（梅）”、“莲”、“桑”、“麻”、“梅”、“梨”、“桃”、“枫”、“茶”、“荷”、“蕉”、“荔（枝）”、“榕”、“柚”、“菠”、“木棉”、“樟”、“龙”、“马”、“牛”、“鸡”、“羊”、“鳌（鱼）”、“鱼”、“狮”、“蛇”、“鹅”、“螺”、“豺”、“蝉”、“蟾”、“虾”、“凤（凰）”、“鹤”、“鲫鱼”、“鲤鱼”、“鹊”、“鸭”、“虎”、“象”等命名地名也较多存在，反映岭南亚热带、热带生物多样性特征及其对地名文化的影响。最后也有以矿产（锡、铜、铁、银等）、盐（场）土壤颜色（赤、红、白等）、气候特征（如雷公等）等命名的地名。充分反映岭南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地名命名中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部分自然特征的通名分布如图4所示）。

3.2.3地名通名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地名通常由通名和专名组成，即通常所说的“通名定类，专名定位”。地名中的通名，从含义说必须能明确地表示某种地理实体的类别；从结构说必须能单说或者能分离、能替换的（和专名分离开来，替换不同的专名构成同类地名）。影响通名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语言区域和历史文化。由于广东地处我国南方边陲，有着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和方言特征，这在地名中表现极为鲜明。在所统计的38021个地名中，通名共有1156个；其中以“坑”（2555）、“塘”（2298）、“山”（2255）、“村”（2118）、“头”（1268）、“屋”（1145）、“岗”（893）等通名字为最多。其中既有北方中原的通名用字,又有当地方言用字；既有反映地理环境用字，也有反映人类活动用字；既有古越族语用字，又有不同时代特色用字，还有接受海外文化的用字。充分反映广东地名在通名用字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同时，在通名多样性的现象下，亚区中的通名群的集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与方言分布大体一致。如以“屋”、“嶂”等客家方言通名字分布在粤东、粤北和其他客家人居住地；以“厝”、“洋”等通名字分布在粤东潮汕和粤西福佬人居住区；以“那”、“罗”等壮语通名字分布在粤西和粤西南靠近广西的地区；而以“涌”、“沥”等通名字则主要分布在粤语流行的珠江三角洲地带。本文选取广东省主要地名通名用字塘、坑、岭、坪，将四字统计数量输入数字化地图表格，输出图4。

3.2.4齐头地名分布的集中性

在我国地名中，绝大多数为齐尾式地名，即通名在后，专名在前。但在岭南（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份），却存在相当部分齐头式地名。在广东，这部分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粤西和粤西南，即西江流域和珠江口以西，特别是在肇庆、云浮、湛江和茂名等市，靠近广西一带最为突出。这在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民国时期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皆有论述。如“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还说“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湳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徐松石则在罗列了 “那”、“都”、“思”、“古”、“六”、“罗”、“云”等字的倒装地名以后，又总结说“壮族地名具有分类密集的现象。例如，云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南部和广西的东部；罗字地名也集中于同一个地方；六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西部南部和广西的中部东部；思字地名的集中地带也与六字相同；……黎字地名集中于广东的中部南部，并广西的正东区域；……调字博字潭字的地名，则多在广东的极南，至于良字都字和古字的地名，就除东江和北江的北段以外，粤江流域其他各地都很普遍”。根据司徒尚纪研究，表示自然地理特征的壮语地名，如“洞（峒、垌）、罗、六（禄、渌）、黎、陇、弄、南（湳）、濑、塘、潭”等字，“以广西至为集中，在广东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则北部，而东江、兴梅、粤东（潮汕）地区则很少，甚至几乎绝迹”。

从表2可以发现，表示水田或田地、反映岭南稻作文化“那（纳）”字地名，主要分布在江门、阳江、茂名和湛江等地，即接近广西的粤西南地区。若从两广来看，又以十万大山为根据地，向两侧散开，广东其他地区则很少。“罗”、“都（多）”、“云”三者以西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地，其次为粤西南地区，其他地区则相对较少。“古（过）”、“六（禄、渌）”二者除粤西和粤西南外，还扩及到北江流域，如韶关、清远等地。“洞（垌、峒）”和“潭”则已被其他少数民族或族群接受，扩展到全省，但仍以北江偏西为主要分布地，显然与壮族和瑶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活动有关。“黎”、“调”和“博”则正如徐松石先生所说“则多在广东的极南”，即粤西南的雷州半岛一带。现依据表2中数字，利用ARCMAP输出图5。

3.2.5地名词汇的民族性（或族群性）和方言性

地名起初是地理环境的“真实”表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构造物和人类活动事件进入地名，地名的社会文化性逐渐增强。因此，地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人类活动的化石”成为共为皆认的事实。而文化又具有区域性和民族性，使得地名也成为民族和区域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广东地名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古越族和壮族地名的大量存在，地名用字更多地体现出方言成分。在所统计的38021个地名中，壮族、畲族、瑶（排）族、黎族等地名皆有反映。壮族地名大部分为古越族地名的遗留，前面已论及。畲族、瑶族、黎族地名主要反映带有“畲”、“瑶”、“黎”、“洞（垌、峒）”、“榃”等字的地名。据统计，全省带“瑶”字地名有80个，带“黎”字地名103个，带“榃”字地名27个,而带“洞（垌、峒）”字的则高达1190个，表明“洞（垌、峒）”字已被其他民族借用，成为地名通用字。除此之外，方言字在广东地名中也大量存在。如“涌”、“沥”、“滘”、“朗（塱、崀、埌）”、“磜”、“岽（崠、崬、輋）”等等。全省“涌”字地名共有177个，“沥”字63个，“滘”字83个，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密集地带；“朗（塱、崀、埌）”共有213个，分布较为普遍，说明深受古越族语影响；“磜”字有103个，“岽 （崠、崬、輋）”字有168个，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和其他客家人聚居区；以方言字“厝”为地名用字的也多达111个，主要分布在福佬人居住区。此外，还有大量的因借用而产生的谐音地名。如尾与美，棠与塘，马与麻，巢与寨，后与鹤，龙与隆，霞与下，等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古越人及后来演变的壮族、黎族等没有自己的文字，延用汉字偏傍进行造字；其次，汉人到来后，杂处其间，采用音译当地古越语地名所致。在四类方言或语言中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地名通名用字，根据统计数字输入数字化地图表格，得出如下地图（图6）。

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潮汕地区、南雄市和新丰县中的粤方言分布，未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一方面说明在粤方言流行区的部分地名用字（这些字并非粤方言所独有）已扩散到潮汕和粤北地区；另一方面也暗示出现代GIS技术在地名文化研究中的局限性（这二者在图7中亦是如此，不再另作解释）。

4 广东地名景观的地理分异与区划

广东地名景观的地理分异即是对广东地名进行地名文化区划，它遵循一般文化区的划分理论和原则。文化区是指某种文化特征或具有某种文化的人在空间上的分布，分为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对文化区的划分，又可分为单要素文化区的划分和多要素文化区的划分，目前对多要素文化区的划分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周振鹤先生主张以“方言和风俗习惯”为主要要素进行划分，陈正祥和司徒尚纪主张以“方言、风俗习惯和土地利用”为主要依据区划。针对地名文化的区划则显得比较特殊，因为地名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音、形、意三者的统一体）这一载体被保存下来。所以，从直观上来看，地名是单要素文化类型。但它并不等同于语言或方言文化区，因为地名的产生和存在以“先入为主”和“名从主人”为原则。从一般情况来看，语言区或方言区略大于地名文化区。有鉴于此，对广东地名景观的地理分异，作者采取“以方言为主，兼顾其他”的原则进行区划。

4.1广东地名景观的区划

根据广东方言的复杂性，作者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其占本区域地名总比例1%以上的65个方言地名通名用字（部分也有作为专名出现的）,即涌（冲、埇）、朗（塱）、沙、排、坪、寮、塘、潭、坡、沥、村、大、龙、滘、南、岗、基、围、下、厝、洋、陇（垄）、田、寨、华、美（尾）、溪、坝、嶂、背、坑、岭、屋、里、輋（畲)、磜、埔、峒（垌、洞、岽）、罗、六（禄、渌、箓、菉、陆、弄)、板（班、番、曼、万、迈、麻、便、孟）、那（纳）、古（过）、都（多）、云、栏（兰、蓝）、圩、径（迳）、横、口、头、墩、竹、山、河、黄、白、水、石、上、小（仔）、新、场、坳、陂等，对其进行统计和归类；利用GIS技术进行聚类和色差分区，最后将广东省地名景观划分为四个大的区域，即粤东偏北及粤北为客家方言地名区，粤东偏南和粤西南部分市县为闽南方言地名区，珠江三角洲及其西部和雷州半岛北半部为粤语方言地名区，粤西西江流域及粤西南靠近十万大山部分地区为壮语地名区，其中也有部分方言地名岛的存在。从宏观上来看，方言地名区与方言区大体一致，且有过渡区域。过渡区也与双方言区或多方言区基本一致。但从微观上来看，方言地名区皆小于方言区，如中山客家方言岛则无客家方言地名存在，反映了操客家方言的中山客家人是清代以来迁入的。根据“先入为主”的原则，本地已深受粤语方言覆盖，即使客家人到来，也被粤语方言所融合。此外，壮语地名区和客家方言地名粤西区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和稀疏，粤语方言和闽南方言地名区则较相对集中和稠密，粤西分布区较粤东明显复杂，充分反映出历史时期不同方言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族群间交流和融合的程度。根据统计数据，利用GIS技术绘制出方言区地名图7。

4.2 客家方言地名的扩散与分布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成果，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表痕迹，是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特性，它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

同样，地名景观的形成和分布也是与区域的历史文化过程分不开的。广东地名景观的空间特征很显然跟历史时期人口迁移和方言形成密不可分，但在族群间经济、文化等相互交流过程的影响下，地名发生明显变化，地名景观呈现核心——边缘分布的态势，即中心区——边缘区——另一中心区的空间格局分布。另外，地名景观的扩散也与人口迁移（操同一方言的族群的迁移）相一致。他们通过占据式、墨渍式、蛙跳式、杂居式、闭锁型、板块转移式或蔓延式等方式移民，将地名景观从原住地向外扩散，以致形成目前广东地名景观分布格局。

现以客家方言地名区为例说明这一现象。客家方言聚落地名的出现和分布，主要是与客家人在历史时期向岭南迁移和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客家先民早在东汉末年或更早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便开始向闽、粤、赣交界地区迁移。历经南北朝、唐宋、五代和元代，粤东不断有北方汉人迁入。大量客家人迁入和自身繁衍，在闽、粤、赣间形成客家聚落地名集中分布的景观。到了明清时期，粤东客县人平均耕地面积仅1.38亩，低于广府县的平均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地权的高度集中，极端繁苛的租税、剥削和土客矛盾，客家人生活更加困难，于是有相当部分客家人从粤东、粤北向省外和省内其他地区迁移，出现以粤东和粤北为中心的扩散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中心向边缘扩散模式。现根据客家典型地名用字（如“屋”、“岽”、“磜”等）进行GIS聚类处理和分区，如图8所示。

其他方言地名景观也有相似的扩散方式，如粤语方言地名景观则是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福佬方言地名景观是从潮汕地区向三角洲、粤西和海南省扩散；壮语地名则在靠近广西的粤西进行扩散，在此不再一一述说。所不同的是其扩散方式各有不同，粤语方言地名主要以摊大饼式向外蔓延扩散，福佬地名以迁移扩散为主，壮语地名景观分布则通过杂居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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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本地区自然、历史、民族、社会、文化等多种印记。文章通过对广东地名数量统计分析和GIS技术，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广东地名景观根植于岭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即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特别突出，人文地名呈现出族群性和方言性等，二者也表现出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在景观上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现象，而且呈现核心——边缘分布特点。但是，地名属于文化现象，它的命名、更名等具有偶然性特点，所以完全依靠现代技术未必能够真正反映所有地名的实际情况，依然要进行定性的分析和阐述。此外，地名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果在利用GIS技术对地名进行统计时，多增加些地名的属性，如时间、空间、民族、语言、地形类型等属性，则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广东地名文化的特征。所以，在此类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END

来源：《地理研究》2007年第2期

作者：王彬 司徒尚纪

编辑：袁云

校对：黄舒馨

选稿：佘本金

责任编辑：伍晨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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