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而上人人平等（人人依自己主张而行）

1914年春，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习。

在这里，他碰到了许许多多的良师，包括自己一生的恩师杨昌济老师、徐特立老师、黎锦熙老师等的教诲，求学精神更前进一步，学习也更加刻苦、认真。

杨昌济老师反复强调：“读书之要，在于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

意思就是说读书最为重要就是对某一本书，反反复复仔细阅读，然后总结出这本书内容概要，而不是一味地求速求快，反而一点读书心得都没有，看了相当于没看。

徐特立老师则认为“不动笔墨不看书”。

徐特立老师有个良好的读书习惯，那就是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带好笔和笔记本，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如果连一点想法都没有，那这书白读了，所以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就用笔在书本上或者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下来或做好标记，使自己对书中这块内容更加深入理解，印象深刻，甚至可以整段摘抄下来，平时多翻翻，多多体会其中的精髓。

对各位老师的治学求学读书方面的丰富经验，青年毛泽东都细细领会，然后将所得来的体会和感想融化到自己的读书学习之中。

为此他有此深深地感触：“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根据学生时代的青年毛泽东的读书学习经历来看，他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自己学识虽然有所进步，但真正来自书本的知识很少（相对于别人来说已经很多了），大多数都来自于对某些问题或者质疑然后寻找答案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嗜书如命，另一方面青年毛泽东跳出“死读书”的窠臼，敢于质疑，敢于疑问书中的内容，然后自己去寻找答案。

青年毛泽东认为读书学习最大的忌讳就是只是在书本中追求真理，追求思想，而脱离了实际，不进行实践，他自认为以前他就是这样的昏昏懵懵的人。

1916年，青年毛泽东在写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说道：“学宜自造，不必因人。”认为学习就因为自己独立思考，不必去因袭前人的思想。

在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的另一信中，他又写道：“人人依自己的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

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动，而不是盲目地跟从别人的思想主张，是非判断。

青年毛泽东最后下结论道“现代的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提出“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的说法。

思想学术方面，只有不因袭前人，不接受一切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的束缚，进行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才能寻到真正的真理，才有自己独创的研究成果。

青年毛泽东特别指出那种人云亦云，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他们都是“数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他因此断定这种人既然在读书求学方面不会去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也就不会有多少真知灼见，那他在做人、做事方面也不可能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坚毅的毅力。

正是抱着这种不尊崇传统、不迷信权威、不盲从他人，认真读书，独立思考问题的学习态度，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半时间中，青年毛泽东总是对任何问题都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对的就虚心接受，不对的就采取批判吸取的态度。

在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经常对好友们、同学们说：“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切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要多看书、读报、听讲演，多开动脑筋多想一想，要分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囫囵吞枣，不识滋味的办法是最要不得的。”

1915年下学期，国文老师袁仲谦劝他多读韩昌黎文集（韩愈），因为韩昌黎的散文自带一股磅礴大气的气势，适合青年毛泽东挥斥方遒的气质，而且可以提高文章的水平。

青年毛泽东从一家专门卖旧书二手书的旧书坊里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厚厚的一叠，加起来多达20多本。

他从中挑选出一部分比较好的文章，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认真阅读钻研，并在书上空白处写满了自己的评语。

对于有些精彩的段落或句子，他加上圈圈点点，批上“此论颇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批注。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或者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

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地方如此赞赏，有些地方却如此差评呢？

青年毛泽东则说，就算是古代圣贤，讲的话也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错，何况古今时代变了，事理也多发生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的权威，也不应该觉得古人一无是处，把古人的所有都全盘否定。

这可能是毛主席后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思想的萌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