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历史真实故事概括(杨家将文学题材中)

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异彩纷呈,争奇斗妍。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手持一把金锏,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在朝中是正义的代表、道德的化身,深受民间老百姓的喜爱。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危急时分,挺身而出,帮助杨家将度过危难,并将奸臣绳之以法。那么,这样一个贤德的王爷,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呢?或者,是否有历史依据呢?他又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佘太君与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潘仁美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最终将潘仁美治罪。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求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

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延昭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伐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在八贤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后病死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不久,八贤王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杨家将历史真实故事概括(杨家将文学题材中)(1)

在许多小说戏曲中,都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四个儿子。《宋史·宗室传》记载,太祖在位时,封德芳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后加封检校太尉。太宗即位后,太平兴国六年(981),“寝疾薨,年二十三”(《宋史》卷244《赵德芳传》)。

也就是说,赵德芳于981年在睡梦中不明不白地去世了,而且年纪才二十三岁。这时距离杨业归宋(太平兴国四年,即979年)也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而杨家将演义中八贤王的事迹有许多发生在杨业去世之后,所以从时间上看,不可能是这位早已过世的皇子所为。

再则,从小排行来看,太祖赵匡胤有四个儿子,赵德芳在太祖四子中最小,即排名第四,并非第八。从大排行来看,赵匡胤、赵匡义、赵光美兄弟三人,赵匡胤比匡义大12岁,比光美大20岁,三兄弟的子辈中,赵德芳生于959年,太宗赵光义(原名匡义,因避太祖讳改为光义)的长子赵元佐生于961年,赵德芳比赵元佐年纪还大,比太宗的其他儿子以及赵光美的儿子都大,所以在大排行中,赵德芳仍然是第四,不会排到第八。还有,赵德芳去世后,宋太宗曾追封他为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综上所述,杨家将中“八贤王”的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么,戏曲小说为什么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杨家将历史真实故事概括(杨家将文学题材中)(2)

有人认为,八贤王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根据《宋史·宗室传》,赵德昭是太祖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其兄滕王德秀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赵德昭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钟爱与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焉”。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也往往手拿一把金锏,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似乎与这位皇子颇为相像。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去世,其弟赵光义以不正当的手段抢班即位,这样,赵德昭失去了尊荣的帝位。虽然赵光义即位后,把赵德昭封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只不过为了掩饰自己即位不正,做做样子来给天下人看罢了,内心深处却对这个大侄子存有很深的戒心,总想找机会进行排斥。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幽州,在战事进行之中,太宗忽然失踪,大臣们一时找不到皇上,有人提出要立赵德昭为帝。后来找到了赵光义,太宗知道此事后,对赵德昭怀恨在心。班师回朝后,太宗久不行北征之赏,将士们心里纷纷埋怨,赵德昭于是劝太宗对将士行赏,不料太宗闻言大怒,对赵德昭说:“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宋史》卷 244《赵德昭传》)

这句话说得很严重,实际上暴露了赵光义生怕赵德昭与自己抢夺皇位的心理。经过这件事,赵德昭深知自己已被太宗深忌,于是,恐惧之下回到王宫取水果刀自杀。赵德昭自杀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以后屡次救杨家将的事。所以,杨家将中的八贤王应该不是赵德昭。

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深表同情,于是让他衍化成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再加上太祖在世时,曾经赐给他“如不法之属得专诛”的特权,杨家将中的“八贤王”手里正好有一把金锏,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所以以“八贤王”作为赵德昭的化身,似乎有一定的来源。但问题是,赵德昭无论是大排行还是小排行,都不是排行第八,况且他死后被追封魏王,后改封燕王,如果他是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不恰当的称呼呢?

还有人认为八贤王是指太宗第八子赵元俨,而且据史书记载,元俨确实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沈俶在笔记小说《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他,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

赵元俨生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杨业归宋时(979),他还没有出生,怎么能运用反间计促使杨业归降呢?杨业殉国之时(986年),他出生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比杨延昭也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

而且据正史记载,元俨为人深自韬晦,常常阖门不出,不预朝政,平生只喜欢读书,写文章,练书法,且“颇善二王书,工飞白”。(《宋史》卷245《赵元俨传》)这种性格,不大像杨家将中的八贤王刚直不阿、除奸锄恶的禀性。翻遍宋代正史、野史、笔记,也找不到这位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可以说,这位八大王,无论其生平,还是其性格,都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

杨家将历史真实故事概括(杨家将文学题材中)(3)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太宗,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义力量的化身。但这个记载并不见于《宋史》以及宋代的笔记小说。

到了南宋孝宗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宋高宗赵构因太子早夭,晚年无子,于是在大臣的建议下,以太祖七世孙孝宗赵昚为养子。孝宗初名伯琮,后改名赵瑗,过继高宗后,改名为赵昚。他是南宋时期非常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提倡节约,还积极为岳飞平反。

如果说自北宋太宗直到南宋高宗时,宋朝政权一直掌握在太宗赵光义一系手中,人们有所顾忌,不敢将这些触及到太宗隐秘之事公之于世的话,那么自南宋孝宗以后,政权又重新回到了太祖一系,这时,人们出于同情太祖赵匡胤的心理,完全有可能将之记载于史籍的,即使不在正史中描述,也可以在野史笔记中提及。比如涉及夺位嫌疑的“斧声烛影”,最初是由北宋僧人文莹在其笔记小说《湘山野录》中记述的,但由于文莹生活在北宋太宗一系掌权时期,即使是出家僧人,也难免有所顾忌,所以对此事记载得闪闪烁烁,若有若无。

但到南宋孝宗时,太祖一系重新掌权,于是著名史学家李焘把“斧声烛影”之说转引到他的史学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并且将太宗即位不正的嫌疑写得也较为明显。从此,宋太祖赵匡胤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死去,赵光义即位不正的嫌疑,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人们仍众说纷纭,议论不休。而太宗赵光义的人品远不及其兄赵匡胤,上台后又不遗余力地迫害太祖的两个儿子,使人们对太祖及其后人深表同情,对太宗也表示出一定的憎恶,于是就虚构出太祖后人手拿金锏,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以此弥补人们的心理缺憾。

从这个角度来看,“八贤王”这个形象的塑造,最初很有可能是出自人们同情太祖及其二子遭遇的基础上虚构的,人们觉得,太祖英武睿智,创立天下,自己却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死去,死后江山也没有传到自己的儿子手中,反而被太宗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己的两个儿子最后还被太宗迫害致死,所以民间百姓的心里颇为太祖不平。

而封建社会又以“父死子继”作为皇位继承制度的正统,太宗以弟继兄,已经不合乎封建正统的伦理纲常,况且又有弑兄杀侄、即位不正的嫌疑,于是,心怀正统观念且又同情太祖一系的文人便杜撰出一个“八贤王”的形象,作为太祖的儿子的化身。并可以依照太祖在世时赐予的“如不法得以专诛”的特权,对太宗及其儿孙进行权力上的制约,以此来慰藉人们对太祖一系失去天下的不平衡心理。

总之,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政治力量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也弥补了人们为太祖一系鸣不平的心理需要。可以说“,八贤王”的形象是糅合了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而他手持的金锏,甚至可以上打昏君,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反抗。

需要指出的,我们在读历史小说或戏剧时,或者欣赏历史类的电影、电视剧时,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储备,要有历史辨别力,这样才能对其中的人物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将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中的人物与历史原型完全对应起来,误以为这就是历史原型。如果这样,就会显得无知。

比如,在杨家将中,潘仁美的原型是宋初名将潘美,他是开国功臣,道德、品行、功业,在宋代的各种正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肯定,但在以杨家将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则被刻画成一个奸臣形象。这与历史史实严重不符,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辨别。

再比如,在杨家将文学题材中,从杨业到杨文广,是四代人。杨业的儿子是杨延昭,延昭的儿子是宗保,宗保的儿子是文广。但在正史中,却只有三代人,杨延昭的儿子是杨文广,并非宗保。可见,杨宗保是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人物。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历史史实,可以允许一定的加工,甚至作出一些虚构,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复杂性,增强作品的吸引力。但史书则要严谨,要符合历史史实。这是我们在读文学作品与历史书籍时,需要倍加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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