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轶现实样子（为什么宋春丽宋轶演的越好）

"等等！就这么就走了？不行，谁也不许走！现在肇事者找着了你们说是误会了，要是没找着呢？不就是为了几个医药费吗？你们就咬着我们老乔，你们还要用雷锋的死来戳他的心窝子！把人往绝路上逼啊！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你们还有良心吗？你们红口白牙的诬陷老乔，你们才是我们老乔的肇事者！"

这是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中的一段经典台词。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好心救起了一位被肇事逃逸者撞伤遗弃的老人，并送进了医院抢救。然而却被老人一家认定为撞人的肇事者，受到百般诬陷和羞辱。当事实真相揭晓以后，乔安山老伴心中的憋屈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扮演乔安山老伴的宋春丽，这段声泪俱下的表演和义愤填膺的台词，成了全剧的一个高潮，并作为一个经典片段，受到影视同行和观众的好评。

据宋春丽事后回忆说，这场戏拍完后，自己还在浑身颤抖，抑制不住悲愤的情绪，几天都缓不过来。

最近，在颇为引人注目的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的节目中，这一经典桥段再次被涂松岩、宋轶、李倩等演员联合推出，并得到章子怡、徐峥两位导师的一致好评。

说实话，无论是宋春丽还是宋轶等，演的实在是好，每到这一段，我都揪着心在看。

然而，在热泪盈眶的同时，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却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

当年乔安山救助被撞老人反被冤事件已经过去30年了，之后类似的事件也经常见诸报道。然而为什么人们处理此类事件的态度和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观，为什么每次相似的事件都要通过当事人之间这种撕心裂肺的争执哭闹、相互的指责攻讦、相互的博弈纠缠来解决？

这么多年后，一旦缺乏证据证人时，为什么当事人依然只能被迫采取这种张牙舞爪、令人揪心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没有一个平和的渠道、可操作的程序来处理类似事件？

每遇此类事件，网络围观的人群总是一圈又一圈，人们不断发出相同又重复的评论，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道德谴责，然后就是一哄而散，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

上述这种频发的"景观"，似乎成了一大中国特色，却很少见诸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地区，这又是为什么？

传统的苦情戏思维模式，让我们依然停留在悲悯阶段

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相声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解放前的老北京总有那么一些大妈、老太太们喜欢听苦情戏。她们怀揣着手帕，结伴走进剧场。人物的凄惨命运常常令她们悲恸不已，潸然泪下，润湿了手帕，让她们的情绪得到了充分的宣泄。

这种宣泄满足了她们悲天悯人的心理需求，让她们怀着情绪释放后的心理快感，带着欣慰的心情走出剧场。几乎每一场悲剧都给了她们一个虚妄的沉冤昭雪的结局，就像《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一样，已经足够感天动地，伸张了正义。

至于造成悲剧的真实原因，真正的解决之道，并不在她们的考虑之列。因为她们已经完成了一次悲天悯人的人生体验，目的已经达到，只等下次需要时，依然怀揣手帕，再次走进剧场。

而面对诸多的"扶老人反被讹"事件，那些围观的、充满正义感的人们，几乎和当年看苦情戏的老太太们如出一辙，跟着人物的命运感怀一番，蹉叹一番，宣泄一番正义感后，就尽兴散去，周而复始，乐此不彼。

这让我们充分见证到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固化，表现出对痛苦强烈的化解力和耐受力，以及对痛苦根源的麻木感。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当年的苦情戏老太太们，对悲剧的根源和解决方法提出深度的思考和要求。

然而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善良正义、有文化有思想的新时代人，能否允许我们依然停留在苦情戏老太太的水平，让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依然停留在悲悯阶段，继续演绎下去呢？

法律意识的模糊地带和执法操作的无力感

如果说发生在1988年的乔安山救人被诬事件，还停留在道德讨论的范畴，那么发生在2006年的"彭宇案"，则开启了此类事件司法介入的先河，也让我们见识了那个时期司法介入的模糊地带与无力感。

据64岁的原告徐老太称：被告彭宇于2006年11月某日在南京某公交站将其撞倒。而被告否认，称自己只是做好事主动扶起原告，并与赶来的徐老太家属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双方各执一词。

由于警方丢失了事发时的原始询问笔录，给事实认定增加了难度。一审判决作出了"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的裁定，而一审判决书中的这样一段话无疑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

"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按老百姓理解的大白话就是：你如果是做见义勇为，按常理应该先去抓住撞人者才符合实际；你如果是做好事而不是肇事者，为什么会跟着被撞人家属一起去医院？这不符合社会情理。

很难想象这样的主观推断、个人揣测的文字，会出现在严肃专业的判决书当中。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的说法就是："画蛇添足地运用所谓"经验法则"、以"人性恶"的个人经验判断作为社会一般经验判断、作出了既冒犯道德信仰、又违背证据原理的事实推定。"

如此判词引起舆论的激烈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案被弄得沸沸扬扬。为了迅速平息事件，相关部门迅速制定了以"调解为原则的方案"，在二审之前，迅捷矫正了一审的判决，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了"不对外公开"的和解协议。然而，这种妥协的做法，"不透明"的调停和解方式，反而让案情的处理陷入更大的负面评论当中。

透过"彭宇案"，人们不仅见证了相关司法人员面对此类案件，其专业水准及司法理念的差距。也突显了相关机构在处理此类案情时，表现出的生涩和准备不足。这种"大调解"的处理方式，有多少是依据律法条款，有多少是出于平息事件的权宜考虑，个中体会恐怕只有相关人员自己知道。（注：虽然多年后该事件是否存在撞人的事实真相，有关部门已有公开说法，但这已无关本文宗旨）

或许2006年距今的时间跨度稍长了一些，我们不妨看一个近距离的例子。2018年9月，金华市某小伙腾某好心扶起驾驶电动车摔倒的曹某，却被对方诬为肇事者并要求支付全部医药费。曹某的妻子甚至对滕某破口大骂，双方一度争执不下。直到警方调取了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才认定扶人者滕某无过错，曹某应负事故全部责任。悲愤的滕某欲提起诉讼，最后却在法院庭前调解下，以达成和解协议而告终。

这种处理结果显然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弹："昧着良心诬陷好人，讹人的成本也太低了；""要是没有监控视频怎么办，就活该倒霉吗？以后谁还敢扶人做好事？"

显然，这种息事宁人的司法处理结果，所起到的社会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至少没有在引导良好的公序良俗，倡导学雷锋助人为乐方面，发挥其应有的正面作用。

此外，还有类似事件发生后找不到监控视频，争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案例，无不显示出一种变相的息事宁人的执法取向，如俗称"天津版彭宇案"中许云鹤的遭遇等，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发现，在此类事件的司法运作上，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无不体现出中国特色的中庸调和味道，蕴含着中庸调和的思维痕迹。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确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庸调和理念，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文化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虽然本人也认为传统的中庸调和理念，在我们面对大千世界时能展现出更大的人类智慧，但具体到本篇的议题，本人依然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在某些领域显示出的不足和短板。

或许在司法领域，黑白两分法对于减少模糊地带，提供明晰的律法条款、明晰的司法操作

，具有更独特的优势。

结束语

迄今为止，在类似"扶老人反被讹"的纠纷中，我们始终见不到关于处理此类事件的严谨司法解释，相关法律界人士每遇到这类话题总是闪烁其词，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在公开场合，那些有身份的嘉宾或专家们总说"该扶还得扶，该救还得救"，而救助人的权益如何保护，却给不出明确的应对方法。

每遇此类事件，相关的处理似乎还是停留在拉锯扯皮的消耗战中。《离开雷锋的日子》和《我就是演员》的剧中剧，似乎大有无休无止上演下去的趋势。

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问题的焦点根本不是"该不该扶"的道德问题，而是"敢不敢扶"的法制问题。怕被讹，成了人们的普遍心态。

在所有的"扶老人反被讹"事件中，我们旁观者都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被诬当事人深深的无力感。

一方面鼓励学雷锋做好事，另一方面又拿不出明晰的司法界定及保护救助人的措施。必然严重挫伤人们参与救助的积极性，压制了相关社会正能量的发挥。这显然不是一个健全社会应有的风气，也不是任何一个公民愿意看到的现象。

时代从来没有停下她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思维理念、司法理念不应该还停留在息事宁人、各打五十大板的水平，更不应该停留在听苦情戏老太太的水平。

一个看似小小的"扶老人反被讹"事件，不仅仅是社会风气问题，更应该引发我们在传统文化领域与法制建设领域深度的思考。

衷心希望现实中的乔安山、宋春丽、宋轶们能从悲悯的苦情戏中"解脱"出来，一旦如此，说明我们的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参考资料：

《彭宇案现象的多维度解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傅郁林 2014-07-24

《＂扶老人反被讹＂事件双方和解 法院通报和解经过》 北京青年报 2018-09-15

《"天津许云鹤称助人为乐反被讹10万案"二审再次开庭》—— 新华网2012-01-06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 青年电影制片厂、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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