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2（女士及众生相2）
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论人生2?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论人生2
为了将没有根据的猜测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实际的期望，现在必须在这里介绍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仅是伊尔泽克雷默尔太太———曾想过(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为什么，一个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苏联人，竟得天独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国花圈场干活。即使莱尼涉及波利斯也不爱多说话，有时不过还能说上几句，她终于———在洛蒂、玛格蕾特和马尔娅共同敦促三年之后———能提供有关波利斯利沃维奇情况的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了。第一个人与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却对他的命运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运，甚至必要时不惜作出牺牲，使他成为一个幸运儿。这是工业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万不能披露。笔者不得泄露丝毫秘密，否则他就会大吃苦头。由于笔者———当然是口头上———一口答应过莱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风度，信守自己的诺言。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发现莱尼的线索，因为在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个双重的幸运儿:他不仅被许可到佩尔策的花圈场去工作，而且还成了莱尼所期待的意中人。
几乎波利斯蒙受过种种嫌疑: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派来监视佩尔策及其鱼龙混杂的职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说他是当年苏联的密探。刺探什么情况？是战时德国花圈场的秘密呢，还是报告德国工人的种种思想情况？确凿的有一点:他仅仅是个幸运儿。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场时，大概———这里只能估计———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发，身材瘦削，至多体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红军军用镍镜。他闯入莱尼生活时二十三岁，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有波罗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语讲得完全像俄罗斯人一样。一九四一年战争还未爆发时他到过德国，作为苏联战俘一年半以后回到这个奇怪的(对有些人来说是神秘而险恶的)国家。他出生于一个俄国工人家庭，父亲后来被提升为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职员。他脑子里装了特拉克尔的几首诗，甚至还有荷尔德林的几首诗，当然是德文的，作为有学位的公路建筑工程师当过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宠的种种前因后果这里还得交代一下。对此笔者没有责任。又有谁能有一个当外交官的老爷子和一个地位显赫的军火工业界人士作靠山呢？为什么男主角不是德国人呢？为什么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里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鲁伊滕，不是老霍伊泽，不是小霍伊泽，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尔策或非常和蔼可亲的朔尔斯多夫呢？朔尔多夫将终生感到遗憾，只因为他朔尔斯多夫是一个如此狂热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在花名册上有一个虚构的莱蒙托夫在丹麦修建虚构的工事是我无法忍受的，从而使一个人坐了牢，差一点甚至丢了脑袋。朔尔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难道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像老格鲁伊滕那样讨人喜欢的人，仅仅由于一个虚构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搬运虚构的水泥袋，在一个虚构的职工食堂将虚构的大麦粥喝着，就得险些送命吗？
是呀，这要怪莱尼。是她不愿要一位德国英雄作男主人公。这一事实让人们不得不接受，就像莱尼的许多事情一样。况且这个波利斯是个正派人，甚至具有相当的教养，甚至受过学校教育。毕竟他是得过学位的筑路工程师，虽然没有学过一句拉丁语，但他十分熟悉这个拉丁词:“哀悼经”，因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尔。他尽管所受的学校教育远远无法与德国中学毕业这种难能可贵的学历相比，但平心而论，这种学校教育大体上相当于德国高中毕业。他在年轻时如果承认甚至读过黑格尔的德文原著这一已经证实的事实(他不是从黑格尔到荷尔德林，而是从荷尔德林到黑格尔)，那么，恐怕即使对教养要求很高的读者也愿意承认，比莱尼他并不差得很远，至少做她的情人还是般配的，而且———将会证明———是值得的。从他以前的集中营难友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绍中我们得知，直到最后一刻他本人对自己所受的恩宠还大惑不解。现年波加科夫六十六岁，患有关节炎，手指蜷曲得很厉害，经常得依靠别人喂食，甚至有时抽烟也得由别人送到他嘴里。战后他不愿返回苏联。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曾后悔过一千次，并且肯定不该后悔过一千次”。使他满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现的关于前战俘回国后命运的报道，他给美国人当看守，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在英国人手下找到了栖身之处，穿上一套染成蓝色的英国军装，又干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终是个无国籍者，尽管他曾多次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他住在教会慈善机构主办的一所养老院里，同住和一个名叫贝伦科的身材魁梧的乌克兰小学教师，此人蓄着胡髭，自从老婆去世后一直很悲伤，时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寻找他在德国居留二十六年来终于发现的一种“廉价的大众化食品，什么精美的食品但并非”:腌黄瓜。
一个名叫基特金的列宁格勒人是与波加科夫同房间的另一位，此人老态龙钟，自称害“思乡病”。他是个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据他自己的话———“乡思是简直摆脱不了的”。这三位老人时常会爆发争吵，贝伦科直呼波加科夫为“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波加科夫叫贝伦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骂他们俩是“饶舌者”，自己被贝伦科称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称为“反动分子”。是六个月前老婆死后贝伦科才搬来与两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来者”。
波加科夫不愿当着两个同屋伙伴的面谈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营的情况，必须等待贝伦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黄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买“香烟”的时机是不消说的。波加科夫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词例外。在夜里由于“几十年前他妈的站岗放哨，不管天气多冷，后来甚至还扛一支枪”，确实他的双手蜷曲得很厉害，因此笔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时间考虑如何改善波的抽烟方法。“我依靠别人点烟，还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烟的话抽十支。”最后，笔者(自己在这里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个主意，向楼层值班护士要来了一个输液用的架子，凭借一根铁丝和三只衣夹，在那位(顺便提一下，显然讨人喜欢的)护士的配合下设计出一套装置“受用的抽烟架”，波加科夫高兴地称之为一个套圈，我们用铁丝做了，用两只衣夹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只衣夹固定在相当于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将一个烟嘴儿夹住，现在，只要那个“法西斯黄瓜食用者或长着一副GPU嘴脸的思乡病人”给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了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
“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聊斋志异白话文
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是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
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了一束花，给这位先生买了一本皮面精装的《欧根奥涅金》。将几杯相当不错的茶喝过(优于修女们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谈谈天气和文学，也提到莱尼的情况(夫人疑惑地问:“这是谁呀？”———先生不客气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战时与波利斯利沃维奇来往的那个女人。”———笔者猜测这位太太，还以为是什么风流韵事呢)。不可避免地无法再谈天气、文学和莱尼的时刻之后就到了，这位先生相当粗鲁———是确实如此的———而且明确地说:“咪咪，你走吧，让我们单独谈一谈。”咪咪于是确信笔者是来送情书的，在走出房间时并不掩饰受委屈的神色。
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岁左右，白发苍苍，气度不凡，并非不热情，但神情严肃。在一间客厅里坐着，其面积约有一座有六百名学生的学校礼堂一半大，面临一个大花园，园中有德国树木，英国草坪、大约最小的一棵树有一百六十岁，还有月季花坛———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脸色，甚至毕加索、夏加尔、劳申贝格、沃霍尔、佩杀施泰因、瓦尔德米勒、普尔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笔者斗胆说———悲痛的气氛之中沉浸。这里也有T、W、L2和S!就没有一丝L1的迹象？
“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了解的———顺便说一下，我还要帮他一点忙呢，您别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的秘书———对您谈的情况是否属实。喏，大致差不离是我能说的。波利斯营里的那个政委是从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从什么地方了解到他呢？(耸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况确实不错。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我在柏林认识波利斯的父亲的，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什么危险的事，这可不是，对他对我都是如此。从世界政治和整个历史来看，我仍然主张苏德两国结盟，而且我认为，一个亲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会使———民主德国从地图上消失。我们是重视苏联的，我们。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喏，当年我在柏林被认为是红色的———确实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评今天联邦政府的东方政策，只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太优柔寡断了。是啊，谈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确实有一天在我的柏林办事处收到了，信里有一张条子，上面只写着:‘莱夫转告您，波被德军俘虏。’这张条子不知是谁送来的———也无关紧要，这个是送到楼下看门人那里的。您可想而知，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爱动脑筋、文雅安静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许有十来次———在他父亲的寓所见过他。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集和一套荷尔德林全集，我送给他向他介绍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说，是《乡村医生》的最早读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的话，那是我十四岁上中学时请母亲在一九二○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我这时得知这个，我觉得老是爱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国当了苏联俘虏。是否您认为(这时，虽然谈不上诘问的眼色，这位先生却反守为攻，重又变得咄咄逼人起来)，是否您认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况？您以为我又聋又瞎、麻木不仁吗？(笔者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您以为(这时声音变得近乎恶狠狠了!)这一切我认为全都对头吗？我这时(声音由弱变为很弱)终于有机会有所作为了。这小子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们有几百万或几十万苏联俘虏!是否他在被俘时就被打死打伤了呢？您到这么多人中间去找一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看看(声音又升高，变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对您讲(对毫无责任的笔者气势汹汹地挥手)，我是靠OKH和OKW(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总司令部———笔者)里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么地方？当采石工人，集中营里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营差不多。什么叫采石您知道吗？(由于笔者确实在一家采石场工作过三个星期，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他觉得是他不知道采石工是什么，讲得婉转些，这是主观武断，他回答的机会尤其是根本没有。)那就等于被判处死刑。您有没有试过从纳粹的苏联战俘集中营里弄出什么人？(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责备口气，因为笔者虽然从未试过从什么地方弄出什么人，这种可能也从未有过，但有几次倒是有机会放着俘虏不抓或让他们跑掉，他也这样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能给这小子帮上一点忙。把他先从一个死亡率为百分之百的恐怖营转到一个稍微不那么恐怖、平均一个半人死一个的营，再从这个不那么恐怖的营转到一个仅只可怕、平均两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从这个可怕的营再转到一个不那么可怕、平均三个半人死一个的营———他这样就进了一个远远低于平均死亡率的营，但他还是又换到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正常的营。死亡率极低:平均五点八人死一个。我把他转送到那里，因为我有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学埃里希封卡姆在这个老营(老营？老集中营———笔者)当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丢掉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许您会想，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吗？笔者什么也没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实事求是的消息)不，这事得由党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个行贿———给他的情妇送了一个煤气灶，还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国香烟，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笔者正想详细了解)。这个党内大人物最后还得找另一个党员，就是那个佩尔策，略加关照，让他照顾波利斯———此外还有那个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备队队长胡贝蒂上校，他受过老式教育，稳健，通情达理，不过为人小心谨慎，因为党卫队曾数次想找他麻烦，给他扣一顶‘滥施人道’的帽子。胡贝蒂上校要求给他开一张证明，证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动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重要情报价值’，而且这时我们碰巧或是走运，您如果愿意(笔者不愿意———笔者)，也可以说是天意。这个佩尔策参加过共产党，还雇佣了一名从前的女同党，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类———带着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国去了。于是，用行话来说，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个女人的，而这一点他本人或那个佩尔策或那个女共产党都不知道———而我又是从‘东方外籍军队’处的一个熟人那里把这张证明搞到的———最要紧的是，我的活动也必须保密，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党卫队会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笔者又没有想什么———笔者)，为这样一个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难啊———七月二十日，以后风声以后更紧了。那个党内要人索取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
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
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
“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
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xx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他应征入伍前又给他临时缝上一截猫肠，做得干净利落，不过疼得要命，后来一直保持得不坏，直到———直到他经常处于这种兴奋状态，禁不住这块缝上去的皮才脱落了。这时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这又使我夜里心惊胆战，忧虑万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对女人注意什么、是否会注意我一无所知———不，可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个狂热的排犹分子，还有几个人由于嫉妒和怀疑会去向德国人告密———唔，到了那个时候，他命就再也没有什么大人物能够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
那位大人物说:“实话告诉您，当我事后听说他有了风流韵事时，我非常生气，真生气，太过分了，这个。他一定知道这事有多么危险，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保护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护他———全都很为难。事情一暴露了，整个复杂的安排配合就会被彻底揭穿。您知道对这种事情是不会宽恕的。唔，结果倒没有出事，我只是还有些后怕，而且对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饰，对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感到震惊。是的，忘恩负义，我是这样说的。天啊，就为了一个娘儿们!当然我通过我的联络员不断地了解到他的生活情况，有时真想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他———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已经够叫我生气的了，因为有几次他公然在电车上向别人挑衅，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确实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调查封卡姆不得不进行了———他原来大清早在电车上唱歌，多半是小声哼哼，但有时唱得能使人听懂歌词内容———他唱的是什么您知道吗？《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年以后，大清早在挤满了人的电车上向打夜班的德国男女工人唱这种歌，局势那么严重，还唱歌，这样做您认为明智吗？———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统治我们的枷锁，劳动红旗飘全球。’您看，并非我被扣上红帽子毫无道理。真叫人生气，生气。押送的士兵受到处分，封卡姆破例打电话———我们平时都是通过信使联系———问我:‘这么一个捣乱分子你怎么给了我？’———唔，事情倒是解决了，可这带来了多少的麻烦呀。又是送礼，又是提到‘东方外籍军队处的调令’———可后来又出了乱子:有个工人在电车上同波利斯攀谈，低声对他说:‘鼓起勇气，同志，差不多战争已打赢了。’给押送的士兵听到了这句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收回他的报告———这事有可能叫那个工人掉脑袋。不，我确实没有落个好，只有麻烦。”
那位完全有资格夺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来有必要再次走访:瓦尔特佩尔策，七十岁，住在靠近树林的一幢黄黑色平房中。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鹿，另一面墙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属马。他有一匹骑用马和一个供这匹马使用的马厩，他自己有一辆(高级)轿车，他妻子有一辆(中级)轿车。笔者第二次走访他时(以后还有多次)，发现他完全陷于消沉忧郁、近乎悔恨的状态之中。儒林外史
“你让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们上大学:我儿子是医生，女儿学考古———现在在土耳其———可结果呢？却不是看得起家庭。暴发户，老纳粹，发战争财者，投机分子———您信不信我都听到些什么？甚至我女儿对我谈第三世界，可我问您:什么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吗？她自己出身的那个世界懂得吗？我有很多时间读书，也喜欢思考问题。您看看那个莱尼，当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卖给我，因为她不相信我———她后来把房了卖给了霍伊泽，而他伙同他那精明的孙子在干什么？他正在考虑赶莱尼搬家，因为她把房间转租给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时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话，难道会有这种念头，把莱尼赶出她的住宅吗？决不会，无论在哪种政治制度下，都不会这样做的。决不会的。我毫不隐瞒，她一到我那里，她，我就爱上了，我对婚姻从来不很认真。我隐瞒过这一点吗？没有。我曾经是纳粹分子，参加过共产党，我利用过战争给我的买卖提供的某些经济上的机遇，我隐瞒了这些吗？没有。我———请原谅我使用粗俗的言词———能捞就捞。我承认。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后，我的企业里或企业外的任何人，我伤害过吗？没有。不错，我在那以前有点粗暴，我承认。可一九三三年以后呢？从没有损害过一个人。给我干活和与我同事的人，有谁能抱怨我呢？也没有人抱怨过我。也许唯一一个会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错，我整过他，这我承认，这个讨厌的狂热分子，差点儿把我的整个企业搅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没法好好干活。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这个白痴就想如同对待劣等人那样行事。事情是在九点钟过后不久休息进早餐时从莱尼给俄国人送去一杯咖啡开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气很冷。当时已经形成了惯例，由伊尔泽克雷默尔煮咖啡。如果您问为什么，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当中最可靠的，而当时克雷姆普这个傻瓜倒是该问，一个年老的女共产党怎么成了干这种活计的最可靠人选？那时我们都自己带咖啡粉，放在一个纸袋里，光是咖啡粉就够叫人恼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莱尼的总是一比三，我有时舍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尔用纯咖啡:这就是说，有十个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壶———鉴于咖啡的供应情况，这是对伊尔泽绝对信任的一个岗位，因为她如果从一个装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点放到她那有时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谁会发觉或想到呢？没有人会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说的团结，而纳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谢尔夫就大大利用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让汪夫特或谢尔夫基或克雷姆普那个大笨蛋去煮咖啡:显而易见，他们会掉包的。不过我得补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没有什么好掉包的，这家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纯粹的代用品———还有，当咖啡倒出来的时候那种气味:那个年头只要一闻气味，哪种咖啡里有哪怕一点儿真货马上就知道———莱尼的咖啡壶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点一刻把咖啡壶一分，不快、羡慕、嫉妒乃至憎恨和报复的思想都会涌上心头，您相信吗？您以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党还有工夫去一个一个查究———那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破坏战时经济罪’么？他们倒是高兴大家都能搞到一点咖啡，不管其来路如何。好了———我们的莱尼在那个俄国人进场的第一天干了什么事呢？她给俄国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无味的代用品———从自己的壶里她用自己的杯子给俄国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几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组干活的那张桌子上去。请一个既无杯子又无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这是理所当然的，对莱尼来说———可您以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吗？我看到就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变得面无人色———因为她知道这有多么大的政治性:给一个俄国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来这种咖啡的香味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淡而无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么呢？平常他坐在那里干活，解开放着他的假腿，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这时他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那条解开的假腿———可想而知，墙上老是挂着这么一条假腿有多么好看啊!———从那个完全被搞糊涂的俄国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想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不过这种所谓死一般的寂静———在文学作品中，在我现在有时阅读的作品中就是这样说的———区分为不同的几种还是可以的:谢尔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静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尔泽则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诉您，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将讨厌的格龙奇除外，他靠在办公室的门框上，站在我旁边一味笑着。他倒高兴，此人颠三倒四，没有什么事会叫他担心，虽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么呢？我由于紧张从办公室门口朝工作间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这种东西而我又成功地将它表达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带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离克雷姆普比距离莱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义你怎么能说清呢？你怎么证明这口唾沫带有嘲讽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静，可以说笼罩着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恐惧不安的紧张气氛，莱尼这时怎么办呢？她怎么办呢？她拾起了杯子———由于掉在满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没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龙头跟前，仔仔细细地冲洗———洗得那么仔细，一种挑衅，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从此刻起，她就存心进行挑衅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这么一个杯子就可以洗干净，我认为也可以洗彻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样子，就好像那是个圣餐杯———她接着又完全多此一举———用一条洁净的手帕把杯子擦干，走到她的咖啡壶那里，从壶里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种可以装两杯咖啡的小壶———并把它平心静气地端给俄国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并不是默默无言地这样做的。不，她还说了一声:‘请吧。’现在就看俄国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整个场面———我告诉您吧，这小子很敏感、聪明、机灵，有些人还真不如他呢。他脸色苍白，戴一副古怪的镍镜，淡黄色的头发有点鬈曲，模样几乎像个小天使———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在周围仍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都感到关键的时刻来到了。莱尼已经亮了相———他怎么办呢？唔，他接过咖啡，用准确的德语清楚响亮地说:‘谢谢，小姐。’———并且喝起来。汗珠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您听着，可能他已有好几年没有得到过一滴咖啡或茶了———这对他来说犹如给瘦弱的肌体打了一针。唔，这样一来幸而就结束了紧张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静———如释重负地赫特霍尼叹了一口气，叽里咕噜地克雷姆普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军人寡妇———给布尔什维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龙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极了，差点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亵渎圣物了。谢尔夫和汪夫特气呼呼的，其他人如释重负。莱尼这时没有咖啡喝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她做了什么呢？从自己的壶里她给莱尼倒了一杯，给她送去，同时清楚地说:‘你也不能干咽面包呀。’———伊尔泽的咖啡也不错。她有一个兄弟，是个铁杆纳粹，在安特卫普身居要职，老给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经过就是这样。这是莱尼的决定性战斗。”
莱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这次决定性亮相，笔者觉得非常重要，因此进一步想广泛将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访了所有仍活着的这一幕的目击者。首先，他觉得佩尔策所说的“死一般寂静”，时间未免太长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学夸张，必须加以澄清，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和经验，“死一般寂静”决不可能超过三四十秒。克雷默尔———一笔附带着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认她的纳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计，死一般寂静有“三至四分钟”。汪夫特说:“对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责备自己，我们都听之任之，等于是赞成所发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静？我宁可说是卑鄙的寂静———这有多长吗？您既然认为这很重要，那我就说:一至两分钟。我们本来是不该沉默，不能沉默的。我们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冻，一直在把布尔什维克追击着(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当时是布尔什维克在‘追击我们的子弟兵’，笔者作此历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里呆着，还得到这个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当时不寒而栗，鸡皮疙瘩全身都起来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莱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后来我还时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胆量和爽快，佩服她在这种死一般的寂静中洗杯子、擦干杯子等等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镇静，有一种在那里面———我说是冷静的———人性和真诚，该死的———至于时间嘛:我对您说吧，很长很长———不管是三五分钟还是只有八十秒钟。很长时间，而我第一次对佩尔策产生了某种好感，他显而易见站在莱尼一边，反对克雷姆普———吐唾沫显得相当庸俗，在那种情况下不过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脸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样做。”
格龙奇:“我当时真想大声叫好:那个姑娘有胆量。他妈的，她一开始就打了决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过她一定意识到:这个小伙子她认识才只有一个半钟头，他在花圈架子组干活无依无靠———任何人，即使是爱管闲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么暧昧关系也不能说。如果您问我并允许我用军事术语表达的话，早在根本没有什么射击目标之前莱尼就给自己开辟了一个巨大的射击区。她所做的事，谁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释:纯洁天真的人性，对劣等民族虽然不准讲人性，可您知道，就连克雷姆普这样一个家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个人，他有一个鼻子两条腿，甚至鼻梁上还有一副眼镜，而且比那一帮人都敏感。波利斯无非是由于莱尼的大胆行为才变成人，被宣布为人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尽管后来还发生了那乱七八糟的事。至于时间有多长:哦，五分钟，我觉得至少有。”这次死一般寂静可能持续的时间，笔者感到自己应该通过一次试验来确定。由于那间工作间———现为格龙奇所有———还在，测定可以进行的:莱尼的桌子距离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从波利斯的桌子到自来水龙头有三米，离莱尼的桌子(这里放着咖啡壶)有两米自来水龙头———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总共十三米，很可能莱尼表面上从容不迫，实际上却肯定是匆匆走过这段路程的。遗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动作只能模拟，因为笔者既无截肢者又无假肢可供借用，就无需模拟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笔者———做了三次试验，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们所说的客观平均值。结果是:第一次试验四十五秒，第二次试验五十八秒，第三次试验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笔者这里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这一事件称为莱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说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关莱尼的材料并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许头脑有些简单，集浪漫、喜欢感性享受和实利主义于一身，读过一点克莱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过程的知识，会弹钢琴，虽说是业余爱好，却也谈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欲不遂的寡妇(由于艾哈德的遭遇)未能如愿以偿的情妇、四分之三的孤儿(母死，父坐牢)，可以认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养———上述这些特性及其组织无能解释，为什么她在我们想要共同称为“咖啡风波”的那个节骨眼上竟表现得如此理所当然。固然不错，她对拉黑尔关怀备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尔葬身于修道院花园为止，但到那时为止拉黑尔毕竟是她人生道路上仅次于艾哈德和海因里希的知音———可为什么她送咖啡给波利斯利沃维奇这样一个人喝呢？这样一来，她就使他陷于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理所当然地、一个苏联战俘(表面上)同样天真地接受一个天真的德国女人供奉的咖啡，会落到何种境地？如果真如玛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闹不清楚犹太人是怎么回事，那么共产党人是什么人，她根本不明白吗？
范多尔恩就像玛格蕾特和洛蒂一样对“咖啡风波”一无所知(显然莱尼认为此事无足轻重，用不着告诉她)，相当简单的解释她提出了一个:“您知道，格鲁伊滕家有一件事总是理所当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闲饭的、要饭的、流浪的，不管是讨人喜欢的还是不讨人喜欢的主顾或同行。问题这是毫无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连普法伊弗夫妇也有咖啡喝，这可了不起。在这件事情上———说句公道话———不可原谅的不是他，而是她。从前人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在修道院门口领取一勺汤这件事老是让我想起，而不问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诚的格言。不，给任何人她会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想，她也会请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纳粹分子。这是毫无问题的———嗯，她这个人，是啊，不管她还有多少错误，她这个人很大方，这种人她就是的，并且真诚热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点，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这样一种印象这里切不可产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战争岁月里，佩尔策的花圈场存在亲俄或亲苏情绪，或者哪怕说这种可能有。莱尼的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只能相对地予以评价，然而客观地从个人角度却可以予以评价。考虑到其他(少数)德国人曾由于给予苏联人小得多的好处就坐牢、上绞架、进集中营或有此种危险，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这并非有意显示人性，而是一种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相对的人性，联系起来看只能与莱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场合。莱尼的为人如果不是那么浑浑噩噩(她的这种特性在拉黑尔那里已表现出来)，同样她会这样做———后来的事情和行动使人得出这一结论。如果莱尼未能用物质形式———刚好通过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当然，她就会笨口拙舌地、也许甚至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说出来，而这有可能被说成比如同用圣杯敬献咖啡还要坏。可以认为，仔细冲洗杯子、仔细擦干杯子使她获得了感官上的快乐，她这样做并没有丝毫示威的意思。由于她一向总是在事后去才去考虑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里希、拉黑尔修女、她的父亲、她的母亲、战争)，总是在事后很久去去考虑，因此难以假定，后来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干的是什么。她不仅给一个苏联人端咖啡，而且确实是用双手奉献，使这个苏联人免遭了羞辱，使一个截肢的德国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见，莱尼并不是在大约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静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个已经结束而是正在继续的过程。莱尼简言之总是要到她做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质的形式表示。不应忘记，此时她正好二十一岁半。她是———必须加以重申———一个极度依靠内分泌和消化为生的人，完全不会把什么事情升华。她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于率直的潜能。阿洛伊斯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把这种潜能唤醒，而艾哈德又没有机会或不曾利用机会去唤醒它。与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满足的那十八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估计数)，并没有充分把她的潜能调动起来，这种本领因为阿洛伊斯也不具备，无法领会这一自相矛盾的论点:莱尼喜欢感性享受，正因为她并非全然喜欢感性享受。
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两名证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对此作了介绍并将结果叙述了，一是佩尔策，此人应当说是唯一的知情人。
佩尔策:“俄国人从此以后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发誓，当她第二天送咖啡给他的时候———他这时已经不在花圈架子组，被调到赫特霍尼的最后修饰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么天真或无意识了，随您怎么说都可以，因为她环视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看注意———然后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时间虽然很短，他全身像触电一样，猛地往上一蹿。我看见了。可以发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见了，我当时正站在阴暗的办公室里仔细往外看，因为我想看看这咖啡事件还会怎样发展下去。我在想什么您知道吗？听上去这话很粗俗，我知道，不过我们搞园艺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为的那么死板；我想，妈的，居然她动手了———她动手了，好家伙，我当时想，而且对这个俄国人真的羡慕和嫉妒起来。在男女关系上莱尼是个开明的人，不顾男人采取主动的传统: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动。当然她完全明白，处在他那种地位，他采取主动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这还是说明了两点:一是在男女关系上，二是在政治上，这样做都是一种大胆而近乎放肆的行动的。”
两人(莱尼通过玛格蕾特，波利斯通过波加科夫)都异口同声地说过，他们俩“立即打得火热”。据我们从波加科夫那里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样反应:据从玛格蕾特那里我们得知，莱尼的感受“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
对波利斯业务能力的佩尔策评价:“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头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这个俄国人富有才智，有组织能力。他三天后就非正式地当上了负责产品验收的格龙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两人相处融洽，实际上她们俩受他领导，不过这一点当然不能让她们觉察到了。他是一个有特色的艺术家，很快就心领神会:关键在于节约材料。花圈缎带上的题词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并不是感情用事的。‘为了领袖、人民和祖国’或‘冲锋队一一二支队’等等，并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鹰徽打交道，这些并没有使他心烦意乱。他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单独掌管缎带柜和缎带帐簿，我有一次私下问他:‘波利斯，坦白对我讲，看到这些个N字、鹰徽之类的东西，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秒钟也不迟疑地作了回答。‘佩尔策先生，’他说，’但愿我不伤害您的感情———您既然这样坦率地问我———我就对您说吧:不仅料到和知道，而且还看到冲锋队的队员也难免一死，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于N字和鹰徽嘛，自己的历史处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莱尼成了我几乎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一点是我想强调的，如果说我不仅没有难为过他，而且还给他种种照顾———对这个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虑。我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而且善于和别人相处，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也都听他的，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我告诉您吧，他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一定会大有可为的。嗯，他当然是个工程师，很可能数学这一门是精通的，是他头一个发现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组人手不足，修饰组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了，虽然我经营已将近十年，格龙奇已干了将近四十年，但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连聪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这当然，也由于他和赫特霍尼两人是一个验收组的，他们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组合。于是，调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组，她嘟嘟囔囔不大愿意，但我增加工资作为补偿，产量结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这是有据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来，什么问题也不让他出，这您难道会感到奇怪吗？此外，还有党内同志向我———有时直接，有时拐弯抹角———向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别出问题，他的后台很硬。嗯，这可不那么简单；像克雷姆普这样一个讨厌的小包打听，那个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们能把店给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连莱尼和格龙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温室里我给了他一块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种黄瓜、烟草和西红柿。”
笔者不得不承认，谈到战时在花圈场工作而今天仍活着的证人，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对越是容易接近的证人采访的次数也越多。由于在他第二次访问时汪夫特对他更加冷淡，就一笔勾销了她。佩尔策、格龙奇、克雷默尔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样容易接近，也同样健谈———后一次克雷默尔稍许差一些———因此选择或挑选颇为困难；她在赫特霍尼那里，那与众不同的香茗，精心布置的房间，还有她那保养得很好的整洁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讳仍主张分离主义，都使人留连忘返，她那只极小的烟灰缸和她对一支接一支抽烟者的明显反感是唯一使笔者感到犹豫的。名著
“是啊，我们这个州(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笔者)的税收最高，支援税收少的州———邀请那些税收少的州可有谁想到———例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亚州———派人到这儿来，不仅让他们把我们的税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们受污染的空气呢？这儿挣这么多钱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空气啊。再喝喝我们这儿令人作呕的臭水———让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亚人和有海岸的荷尔斯泰因人来一次，到莱茵河里洗个澡，出来时定会全身沾满柏油，也许甚至会粘上羽毛，您以为如何？再瞧瞧这个施特劳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说的是不明不白，我还要说是暧昧不清，因为都一样的意思———您瞧他怎么攻击我们州(北威州———笔者)，几乎口吐白沫———究竟为了什么？嗯，就是因为这儿先进一些。应当强迫他带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尔马根或韦瑟林来住上三年，好让他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挣来的———他拿到钱还破口大骂，因为我们这个州和州政府虽然根本谈不上怎么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更没有一点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吗？为什么我要有‘休戚相关的感情’，为什么？这个国家是我建立的吗？建立这个国家我赞成过吗？没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想想看，我们是怎样陷入这个团体中来的？都是由于该死的普鲁士人———而我们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谁把我们出卖的？难道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希望这样，公民投票之类的活动举行过吗？没有，我告诉您。应当让施特劳斯在莱茵河洗个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气———可他却呆在巴伐利亚的清新空气中，一提到‘莱茵和鲁尔就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我们和文艺来路不明的地方主义？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暧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笔者答应这样做。)不，从来我都是并且将永远是个分离主义者，如果别无选择的话，搭上一些威斯特法伦人我也没意见，不过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教权主义，伪善，或许还有土豆———他们那里种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这些拿回家去———它们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我不过不反对搭上几个威斯特法伦人。再多就不行了。他们老是觉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骚满腹，为‘广播时间分配比例’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愤愤不平，和这些人在一起只会给你添麻烦。她是地道的莱茵人是莱尼了不起的地方。我还得告诉您，一定您觉得奇怪:我觉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莱茵人，除了佩尔策，此人完全是罪恶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人。不错，他没有难为过什么人，克雷姆普也许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难，由于克雷姆普是个纳粹分子，你会以为佩尔策不是投机分子，不过这种看法恰恰错了:讨好多数人，专整克雷姆普一人，这完全是一种投机作风———因为实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连另外两个纳粹分子也不喜欢他，他是个叫人讨厌的家伙，色胆包天。不过，不过，我倒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九四○年刚二十岁就丢掉了一条腿———谁又愿意承认或被迫承认，其实这毫无意义呢？我们可不要忘记，这些小伙子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里，像英雄一样受欢迎，受到女人的包围———可是到后来，战争拖得越长，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来越司空见惯，就越来越不稀罕了，后来两条腿的人还是比只有一条腿或没有腿的人运气好。我是个思想开通的进步的女人，向您我就这样谈这个小伙子的性爱状况和心理状态。天哪，一个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几？不过是个领取一笔寒酸的抚恤金的可怜虫而已———您尽可以做一下的想象，这种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关键时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叫人恶心，对他和对方都是如此，哪怕对方是个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笔者第三次访问时烟灰缸已经有小咖啡杯托那么大，是否应把这看作是表示好感？———笔者)还有然后那个彻头彻尾健康的佩尔策，您可以把他当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找到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彻头彻尾丧尽天良的人。丧尽天良使人健康。您听我说，他不放过任何一笔买卖，从不放过。他还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卫兵顺便做咖啡、白兰地、香烟的生意哩———差不离这些人每周押车去法国或比利时一次，带回成箱的白兰地、雪茄烟和咖啡，衣料也有，他们甚至可以向这些家伙定货，就像跟商店订货一样。在其中有一个名叫科尔布，是个年纪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家伙，曾经我从安特卫普捎过可做一件连衣裙的天鹅绒。另一个叫波尔迪希，年轻一些，是个快乐的虚无主义者，从一九四四年初起这种人比比皆是。我告诉您，那小伙子无忧无虑，装了一只假眼，把一只手失去了，军装胸前挂满奖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只眼睛、失去的一只手和胸前的银质奖章为自己捞好处，就像赌博时使用筹码一样。什么人民、领袖和祖国，他都不放在心上，还不如我呢，因为我即使可以不要领袖，但毕竟还要一个莱茵祖国，要莱茵人民。嗯，满不在乎这些，这家伙，有时同我们当中长得仅次于莱尼的谢尔夫到后面的温室中去呆一会儿，用他的话说是‘逮只小耗子’或‘听山雀唱歌’，据说已经过佩尔策批准，让她去挑几朵花给他。由于此事，他有许多外号。人倒并不叫人讨厌———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有点叫人吃不消。给克雷姆普他也总想打打气，有时塞给他几根香烟之类的东西，拍拍他的肩膀，当时流行的口号高呼:‘老兄，要享受战争之乐，和平将会是可怕的。’另一个，那个科尔布，是个讨厌的家伙，动手动脚是他喜欢的。至于佩尔策———用时髦话来说:鉴于丧葬市场的行情，自然产生了什么都有的黑市，有缎带、花圈、鲜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党政要员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给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葬时不献花圈，有谁愿意呢？再者，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平民死去，最后不仅一口棺材反复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摆样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后来改用麻袋布缝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体的死人通过活动的底板掉进土坑，人们让停放一段时间摆样子的棺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往上面扔点土，但一等死者家属、礼炮队、市长和党魁们———嗯，也就是说———一等佩尔策所说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队伍’离去，走到看不见的地方，就把摆样子的棺材收上来，弄干净，擦一擦亮，用土把坟墓赶紧填平———我告诉您，快得就像埋犹太人死人一样。于是人们说:下一位，请!就像理发店一样。对棺材租金———和大笔殡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尔策不难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这样用上一只花圈两次、三次，有时甚或五次，如果不买通不勾结陵园管理人员，那是办不到的。重复使用的次数多少，当然取决于花圈架子材料的坚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叶了———此外也可以乘机仔细地考察竞争对手的手法和毛病。这是当然需要有人组织的，有人合伙干———还有一定程度的保密———这只是他串通格龙奇、莱尼、我和克雷默尔才能做到———我承认:我们一起干了。那时候农村花圃送来的花圈有时质量达到真正的战前水平。为了不使其他人发现，整个活动就取名‘翻新组’。一直最后扩展至缎带。还是佩尔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巧妙地使缎带上的题词在顾客订货时就越来越一般化，这样就提高了重复使用缎带的机会。像‘你的父亲，常常你的母亲’这种落款在战争期间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带有个人名称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机会也有的，只要将它熨平，把颜色和字迹稍加整新，把这些缎带放进缎带柜，等到再有一个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时取出来使用就可以了。佩尔策那个时期最爱说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时候一样:小牲口也造粪。波利斯最后想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为对德国通俗文学的了解他才有可能将这些知道———重新采用一种古老的挽词:‘呜呼哀哉，永志不忘。’嗯，这一挽词成了今天所谓的畅销货，而且可以长期使用，直到缎带确实无法再翻新和熨平为止。甚至连极为罕见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来了。”
对此克雷默尔说道:“是的，不错，我也参与其事。我们额外加班，以免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总是说，这又不是毁坟盗墓，花圈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嗯，我毫不在乎。这使我们得到一大笔外快，再说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让花圈扔在坟圾堆里腐烂，究竟有何用处，对谁有好处呢？可是后来到底还是有人告发了，罪名是亵渎坟墓和盗窃死人财物。原来，也有一些人过了三四天又回来看看，不料他们的花圈已不翼而飞———不过他十分讲义气，没有把我们牵扯进去，自己一个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来，格龙奇甚至没有牵扯到。据我从一个熟人那里听说，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谓‘反对浪费’这块风行全国的金字招牌，承认有‘某些不轨行为’，并将一千马克捐献给了一座疗养院。据一个熟人告诉我———那不是正规法院，只是一个同业工会委员会，后来才是一个党内名誉法庭———他说:‘同志们，先生们，本人战斗在诸位当中多数人不了解的一条战线———以及诸位当中许多人比我更了解的战线。有时那儿不也存在着某些不便斤斤计较的事情么？’嗯，他此后有一段时间就洗手不干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时候全国一片混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注意花圈和缎带这种小事了。”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妈妈，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后来当然把罗莎卢森堡杀害了，社会民主党那些老爷让人杀害了她———后来连我们的小瓦尔特也上了战场，也许收集金牙、捞美金倒是唯一聪明的做法。他母亲阿德尔海德是个可爱的女人，曾经甚至很漂亮，但后来很早就变丑了，红鼻头，尖鼻子，嘴角露出痛苦恼恨的表情，我简直受不了女人有这种表情:我见过我的祖母脸上有这种表情，我母亲也有，这些美丽的脸蛋上只剩下痛苦，只剩下恼恨，她们只听那些该死的教士的话，一清早就去做晨祷了，下午又带上念珠出门，晚上带着念珠再去一次———嗯，我们得经常去教堂或陵园小教堂，因为我们经营盆栽棕榈之类的出租业务。阿德尔海德因此同教堂的关系是大有好处的，逢有社团活动和企业庆祝活动什么的———嗯，我真想朝祭坛上吐唾沫，只是因为阿德尔海德的缘故才没有这样做。海因茨后来也开始酗酒嗯，小瓦尔特经常离开家我能理解了，去扒美国人的尸体，接着他到义勇团混了半年，我想那是在西里西亚，以后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开始搞拳击，是职业性的，但进项并不多。为妓女拉点客———起初是给那些为一杯二十芬尼的咖啡就卖身的廉价婊子拉客，之后是为高一级的妓女———是的，他后来确实成了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也为时不长。这人从来不多说话的，他也不大在乎他的不动产收益不多，园艺活计他从来没有干过，因为干这种活手会弄得很脏，脏东西会侵入到皮肤纹路中去———而我们的小瓦尔特一向讲究，总是很注意养生之道:他每天早晨长跑，然后淋浴，热水和冷水，他觉得家里的早餐太差劲，是代用咖啡和什锦果酱，于是他马上就溜到他的婊子咖啡馆去，点鸡蛋、真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以后这些东西由姑娘们的嫖客付帐。当然，他很早就搞来了一辆汽车，虽然只是哈诺马格牌。”
茉莉花丛谈话纪要:“对父母他一直不错，确实不错，他真爱他们，我差不多相信了。从未顶撞过他的母亲，连一句取笑的话也没有说过。而阿德尔海德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了，后来她死了，不是死于悲伤，而是死于烦恼。一个闷闷不乐的女人，可惜———从前长得美貌健壮，我一九○四年进店时，她一天到晚快快活活、干干净净。瓦尔特后来有时跟我们去送盆栽棕榈，您真应当看看他如何在祭坛跪拜，手伸进圣水盆动作干净利索。后来，他一九三二年加入冲锋队，一九三三年初参加搜捕政界要人，但没有抓过一个人，而是乘机捞了一把票，只要给他首饰和现钞，他就把他们放走———这笔外快一定不小，一辆新汽车、新衣服他很快就有了，当时还可以低价购进犹太人的地产，东买下一家小铺子，西买下一块地皮，他后来说这样做‘有点粗鲁’。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绅士，手指甲修得很整洁，一九三四年娶了普鲁姆特尔的女儿夏娃，当然很有钱。这个姑娘您知道眼界很高，人品不错，只是有点神经质。她父亲开了一家经营分期偿还贷款业务的办事处，后来还开了几家当铺———而女儿呢，嗯，读里尔克的作品，吹笛子。嗯，也有几块地产在她的嫁妆中，还有一包现钞。他一九三四年后，当上了名誉中队长，但不参与龌龊的勾当，伤天害理的事也不参与，不能说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只是一心想弄地皮。奇怪的是，他愈有钱，也就变得愈有人情味，就算在水晶夜他也没有参与抢劫。他只是上音乐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歌剧，当然是长期票，孩子有了，疼爱得不得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瓦尔特和小夏娃，到了一九三六年，当海因茨确实因酗酒过度而瘦骨伶仃、苦恼不幸地死去的时候，花圃终于被他接管了———嗯，我成了小瓦尔特的业务总管，我们开始搞花圈场，接受党的定货，他把花圃的一部分送给我，今天这部分还属于我所有的，应当说他很慷慨，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刻薄或者小里小气的话。海因茨和可怜的阿德尔海德去世后买卖蒸蒸日上。”呼吸秋千
金链花丛谈话纪要:有人认为，瓦尔特如果说是个纳粹分子，就连纳粹分子听了也会生气。到了一九四四年年中，莱尼和那个俄国人发生那件事的时候，他完全的变了。他十分关心他们两人的冷暖，打电话，谈话。他和过去不同的是，变得爱冥思苦想了。瓦尔特也明白:战争已打败了，如果优待一个俄国人和格鲁伊滕家的姑娘，战后是决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的———可是，战争还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使我们大家都精神紧张:最后这几个月里，随时都有人被绞死或枪毙，无论你是老纳粹或不是纳粹，能否挺过去都已没有把握了———妈的，美国人最后从亚琛打到莱茵河，花了多少时间呀？将近半年时间。我相信，体格健壮、十分疼爱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小瓦尔特，这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内心冲突。他住在郊外别墅里，有两条精心喂养的狗、两个可爱的孩子、汽车和越来越多的地皮。老地产他已卖给别人建造居民区和兵营，现款是不收的，不，他不太看重现金，一心只想要实物；离市区稍远的地皮他收进了，面积两倍、三倍于他出让的地皮，因为他是个乐天派。他是十分讲究保养身体的，一直坚持每天早晨在公园里跑步，淋浴，丰盛的早餐，如今在家里用早餐，遇到非进教堂不可的时候，仍能表演一个漂亮的屈膝下跪动作或者敏捷地画十字。但是，这时有了莱尼和波利斯这两个人，他喜欢他们，他们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工人，有着更有势力的后台，是谁他不知道———而且还有别的更有势力的人，可以很快地将一个人绞死、枪毙或送进集中营。这里不过千万别误会，别以为小瓦尔特突然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个被一些人叫做良心的陌生之物，或者吓得浑身发抖或者出于好奇，那个奇怪的、至今他仍不明白的外来词或新大陆突然开始接近，即人们常说的道德。不，不。他发了财，从来内心深处不存在冲突，可有时遇到外来的冲突(因为党内或冲锋队内也有人找他麻烦，使他烦恼)。在他的所有活动中，他从军需连开始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收取现金首饰放走政界要人，常常遇到麻烦。有人向党内法庭和正规法院有人举报他，尤其是后来他对花圈和缎带的利用太过分的时候。还真有不少的麻烦事，他硬着头皮去顶，沉着冷静地排除了种种艰险。他采用的方法是强调他的活动对全民族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说明了他是孜孜不倦地与当时称作‘浪费现象’这一全民族之大敌作斗争的。麻烦是有的，但在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的内心从来就不曾有过斗争。对他来说，俄国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无所谓，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或别的什么党都无所谓———可是，一种更强大的势力和另一种更强大的势力现在是对着干，而且他对波利斯和莱尼怀有好感，甚至———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奸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
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
“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白流逝的工作时间叫苦，这笔损失都由他负担。由于封登德里施还经常指责佩尔策的百叶窗漏光，他“后来干脆关上灯———水面上一片黑暗”(格龙奇语)。那么，在这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当佩尔策一九四四年初已惊恐万分的时候，是否波利斯和莱尼已进行“摔交”了？
根据了解莱尼私生活的唯一证人玛格蕾特的介绍，波利斯和莱尼的恋爱关系可作如下颇为详尽的推想。莱尼在首次按手后经常晚上去玛格蕾特家，最后甚至在她家住了，并且又进入“一个健谈的时期”———就像波利斯在波加科夫面前进入一个“极为健谈的时期”一样。波利斯向波加科夫叙述的恋爱情况，虽然不像莱尼对玛格蕾特说得那么详细，但在时间上两人的说法大体是一致的。反正至此一向实事求是的佩尔策，说他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初就已“惊恐万分”，那一定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按手六星期后———才终于一锤定音!一天，在厕所门口莱尼迅速地小声对波利斯说:“我爱你。”波利斯也急忙小声回答:“我也是。”应当原谅这句语法上错误的省略句。他当然应当说:我也爱你。反正意思莱尼明白了，尽管“那该死的礼炮声这时达到了顶点”(玛格蕾特引用莱尼的原话)。在二月中旬大约第一次接吻，这次初吻使两人销魂。第一次“同房”(莱尼用语，由玛格蕾特证实)或第一次“留宿”(波加科夫用语)有据可查，直到三月十八日白天的一次空袭时进行。那一天空袭从下午两点零二分一直到三点十八分，只将一枚炸弹投下了。城市与狗
这里必须解除对莱尼的一种不难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怀疑，即她奉行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莱尼具有莱因姑娘的那种无比直率的性格(不错，她是莱茵人，甚至是得到赫特霍尼太太“承认”的莱茵人，这可了不起)。只要她喜欢某人或觉得找到了意中人，就会立刻愿意什么都干，进行“最大胆的亲密行动”，并且不等教会或国家发给结婚证书。这两个如今不仅卿卿我我，他们已“堕入情网”(波加科夫语)，莱尼内心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而且波利斯感觉到了，他向波加科夫谈到这一点时说:“她愿意，愿意———有一种———一种难以置信的迎合。”可以断定，两人都想尽早尽多地同房或留宿，只是环境要求小心谨慎，就像一对情侣从相反的方向各自越过宽一公里的雷区向对方跑去，以便在三米或四米见方的无雷区一起躺倒、“摆平”或摔交。
赫特霍尼太太是这样说的:“这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快似火箭，只是出于保存自己或更大程度上出于保存对方的迫切要求，他们才没有草率从事。我原则上反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情况下，这两人情况特殊我同意，而且违背我的道德原则，希望他们一起去找个旅馆，或者至少找个公园，哪怕是过道走廊之类也好———战争时期甚至连幽会的庸俗方式和地方也重又抬头了———那时，我得补充一句，我认为乱搞男女关系是不光彩的事，我对这种事情今天要开通多了。”
玛格蕾特的原话:“莱尼对我说:‘你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得到:小心，有生命危险!’此外您还得知道，联系的机会也是很少的。莱尼完全明白，暂时她还得保持主动，完全一反常规，这已经非同小可了。当时甚至连我也还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同男人我决不会主动搭话。他们俩不仅要谈情说爱，而且必然还要向对方了解情况，把情况打听。要想单独在一起，哪怕只待上半分钟，就已经是难上加难了。后来莱尼干脆在厕所和泥炭堆之间挂上一块麻袋片作帘子，当然钉死没有了，在上面钉一根敲弯的钉子，必要时可以用它将帘子挂上，这样就隔出了一个小房间，他们以后有时就可以在那里短促地摸一下脸蛋，亲一下，而且她还能悄悄地叫一声‘亲爱的’，这已经耸人听闻了。要谈的事真是没完没了!心境、出身、俘虏营里的情况、政治、战争、伙食。当然，她与他也有业务上或工作上的联系，要把做好的花圈送到他那里去，大约每送一次需要半分钟，在其中大约有十秒钟可以迅速说上几句悄悄话。有时无需预先安排，两人一起在佩尔策的办公室里有事可干，譬如向他莱尼口授用花数量或查看缎带柜里的存货。这样，又可以多谈一分钟。不过，他们不得不通过略语进行交谈，而且对这些略语先得取得一致。如果波利斯说个“两”字，莱尼就知道了这一天俘虏营里死了两个人。此外，他们当然在实际纯属多余但对恋人来说却必不可少的问题如‘你还爱我吗？’等上面花费不少时间，而这也得使用略语。波利斯例如说:‘一直还———像我一样？’那么莱尼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一直还爱我吗，就像我爱你一样？’她可以马上说:‘是，是，是。’———这就不用花很多时间了。此外，当然她有时得拿出几支香烟请客，去讨好那个一条腿的纳粹分子———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得非常非常小心，免得他产生了误解，不是想接近他或收买他，只不过是同事之间理所当然的客套而已，既然她———可能在四周内———给了这个纳粹分子四五支烟，公开地给波利斯一支，也就可以了。这时佩尔策就会说:‘孩子们，到外面去歇一会儿，在新鲜的空气中抽支烟。’这样，波利斯也可以出去，在外面公开地抽一支烟———而且他们就可以有两三分钟公开交谈，这些话当然无人能懂。那个纳粹分子有时候装病不上班，那个讨厌的婆娘也这样，两人有时同时泡病号。有时他们走红运，有三四个人同时生病，加上佩尔策又不在，波利斯于是就记一部分帐，莱尼记另一部分帐———他们这时就堂堂正正地一起在办公室泡上二十分钟或者至少十分钟，可以好好地交谈，谈自己的生平，谈自己的父母，莱尼谈阿洛伊斯———这样过了好久，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像莱尼所说的同过房了，而莱尼却连他姓什么还不知道呢。‘干吗呀，’她对我说，‘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藤，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为了能正确地向他报道前线情况，战争的历史莱尼可下了一番功夫钻研:她把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得到的情况，全都记入一本地图册，我告诉您，她一清二楚: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战线还在克里沃罗格附近，三月底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附近打了一场包围战，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俄国人已到达伦贝格。她此外还知道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已从西部来到阿弗朗什、圣洛和卡昂。她十一月里，早已怀孕，老是对美国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她这样说———‘止步不前’，从蒙绍到莱茵河竟用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她说，‘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用了？’嗯，我们全都估计最晚十二月或一月就会得到解放，但战事却拖延下去，她无法理解这一点。接着是对阿登山攻势和许特根森林相持很久的战役感到极其忧伤。我向她作了解释或试图向她解释。现在德国人在拚命抵抗，因为美国人已踏上德国土地，而且严寒的冬天当然会妨碍进军。我们经常在一起反复谈论此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是呀，您要明白，她已怀孕，我们得找个男人，这人要靠得住，可以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她只有万不得已时才肯写上:‘生父不明’。波利斯没事找事———我今天仍认为是没事找事，因为我们担心的是其他事情———节外生枝，有一天对她悄悄地说了一个名字:GeorgTrakl。我们两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毫不明白:是否他建议让此人充当莱尼孩子的父亲？那么，他是谁，家住何处？莱尼将Trakl听成了Trackel，又因为她会几句英语，她甚至以为是Truckel或Truckl呢。我至今不知道波利斯一九四四年九月讲这话时在想什么。这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四处打着电话，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莱尼急得要命，想要在当天晚上就搞清楚。结果一无所获: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的。最后，天虽然已不早了，她仍赶回家去向霍伊泽一家刨根问底。一无所获，真叫人难堪。第二天因为她不得不牺牲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去问波利斯这人是谁。他说:‘诗人，德意志，奥地利，死了。’莱尼于是立刻跑到最近的一家公共图书馆，三下五除二地在索书单上写下:Trackel，Georg———这使一个年纪大的女图书管理员神态严肃地表示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借到了一本小诗集。她满腔热情地接过这本书，在电车上就看起来。我还记得几首诗，因为她每天、每天晚上都把这些诗念给我听。我觉得《祖先的墓碑日久天长》不错，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另外一首更好:‘少女们伫立在门旁，胆怯地向花花世界张望，润湿的嘴唇在微微震颤，在心中充满着希望。’我听了就会失声痛哭，今天仍然如此，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而且年纪愈大，感触愈深:希望我心中充满着，无忧无虑———充满希望，无忧无虑———而另一首诗莱尼非常喜欢，我们俩很快就背熟了:‘每当暮色降临，常见斯人倩影，亭亭玉立井旁；每当暮色降临，她就前去汲水，水桶上下不停。’那本小册子里的诗都这样是的，她把它们都背熟，在工场临时配上调子哼个不停———为的是使他高兴，他听了确实感到高兴，但这也引起了麻烦，跟那个纳粹分子。有一天他对她大声嚷嚷，责问她，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只是在引用一个德国诗人的作品。波利斯真傻，插嘴说他知道这个德国诗人，这个诗人是东部边境地区———确实他说了东部边境地区!———的人，名叫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等等。这又使那个纳粹分子火了，因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然比他更熟悉德国诗———他找党的领导或到别的地方去打听这个特拉克尔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大概别人对他说，此人没有什么问题。至于一个苏俄人，一个劣等人，一个共产党，对这个特拉克尔竟如此熟悉，这是否有问题，大概别人对他讲，神圣的德意志文化遗产不能让劣等人的嘴巴糟蹋。更多的不愉快之事事实上还发生了，莱尼此时一度变得自信和放肆，神采焕发，因为她有人爱，而我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我连施勒默也没有这样爱过，也许海因里希会这样爱我。因此她偏偏在那一天唱松娅的诗:
‘黄昏返回故园，蔚蓝的静谧，松娅的生活。’———四次提到松娅了。那个纳粹分子喊道:松娅是俄国人名字，这是背叛人民的行为等等。莱尼马上回敬一句:松娅赫尼也叫松娅，她一年以前还看过一部电影《邮政局长》，在里面全是俄国人的，还有一个俄国姑娘哩。这场争吵后来由佩尔策出面才宣告结束，他说这通通是废话，还说莱尼在工作的时候唱歌当然可以的，只要不是唱反对国家的东西就无可指摘。于是大家进行表决，莱尼由于有很好听的略带女低音的嗓子，由于大家本来都很消沉，谁也不会张口就唱，因此大家一致表决反对那个纳粹分子———她临时谱曲的特拉克尔歌曲，莱尼可以继续唱了。”
克雷默尔、赫特霍尼和格龙奇都证明，莱尼的歌声是动听的，三人的说法虽然不同。赫特霍尼说:“天啊，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叫人感到舒畅:很优美，这姑娘的女低音，她唱歌———不用命令。嗯，她对舒伯特的乐曲看得出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能巧妙地换用优美动人的歌词。”克雷默尔说:“每当莱尼唱歌，真叫人心花怒放。她唱连汪夫特和谢尔夫都没有反对；当时就已能看出、听出并且感觉到，她不仅有了心上人，而且彼此心心相印———可那人是谁———我们谁也猜不到，那个俄国人因为总是不言不语地站在一旁，漠然地干他的活。”
格龙奇说:“看到克雷姆普那个混帐王八蛋气急败坏地样子，在内心里和外表上我都笑得要死。那个松娅叫他多么生气!取名松娅的女人何止成百上千，莱尼反应真够快的，马上举出了松娅赫尼来。嘿，这个姑娘一开始唱歌，就好像在冬天的菜地里突然冒出了一株向日葵。真好听，我们个个都感觉得到，她正在热恋中———她那时是多么心花怒放啊。当然罗，除了小瓦尔特以外，没有一个人猜到她的心上人是谁。”佩尔策说:“当然她的歌声使我高兴，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她有这么优美的女低音嗓子———不过我也很难向您哪怕是大概地说明，这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呀。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老有人来问，是否真的是俄国歌曲，那个俄国人是否有什么关系，等等。嗯，事情后来平息了，但麻烦还有的是，而且并非毫无危险。我告诉您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是不危险的。”
一种可能出于误解而造成的印象这里必须纠正:波利斯和莱尼终日闷闷不乐，或是波利斯过分热衷于测试或提高莱尼对德国诗歌散文的修养。正如他那个时期每天对波加科夫所说的那样，他很喜欢他的工作，总是快快活活，因为他———如果说，对什么事他还能确有把握的话———确有把握与莱尼重新见面，而且可以根据战争、轰炸和整个形势的情况，有“留宿”的希望。他在电车上唱歌挨揍以后就学乖了，使劲克制突然想唱歌的一时冲动。他熟悉许多德国民歌和儿歌，会用低沉的嗓音演唱，而这使他跟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和营里的一些难友产生了不愉快，因为他们不一定有心(可以理解———笔者)听德国歌。最后达成了协议:由于《莉莉玛莲》得到批准甚至备受欢迎，由于波利斯的嗓子受到赞赏，《莉莉玛莲》(据波加科夫说，波利斯并不喜欢这首歌———笔者)，允许他每唱一遍，再唱另外一支德国歌就可以。据波加科夫说，他最喜欢的德国歌是:《门前井台旁》、《野玫瑰》和《绿草地》。可想而知，波利斯清晨在电车上很想越过那些脸色阴沉的电车乘客高歌一曲《听，外面有什么来了》。在那次独一无二的、遭到极大误解而被粗暴压制的唱歌以后，不管怎么说，还能使他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当时悄悄地安慰他的那个德国工人几乎每天早晨都乘同一辆电车。当然，他们再也不能交换片言只语了，只是有时意味深长、心心相印地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而只有处境相似的人才能估量，心心相印、意味深长地对视意味着什么。“他现在即使在工场里唱歌”(波加科夫语)，事先也采取聪明的防范措施。由于花圈场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免不了有时要同他讲话，克雷姆普和汪夫特甚至———即使只是叽里咕噜地说一声“那儿”或“就来”或“嗯”———由于佩尔策也必须同波利斯长谈———关于花圈帐目、缎带和花卉帐目、生产进度要求———有一天于是波利斯便向佩尔策提出请求，是否允许他有时也“唱支歌”给大家听。
佩尔策:“我大吃一惊，是的，在电车上唱歌丢丑以后，这个小伙子居然还有这种雅兴。不过，这可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那一次幸好没人注意他唱的是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唱，并且向他讲明:鉴于战争的形势，一个俄国战俘唱歌会被当然看成是挑衅———您得明白。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国人手里已经有罗马了，塞瓦斯托波尔已被俄国人收复———他对我说:‘我非常乐意唱。’嗯，我得告诉您，我听了很感动，确实很感动:他乐意唱德国歌。嗯，我就对他说:‘听我说，波利斯，我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你知道，就我来说———就我来说，你可以像夏里亚宾那样引吭高歌，可你知道，普法伊弗太太(从来我不在他面前叫她莱尼)唱歌惹起了多少是非!现在又会怎样呢，要是你’我最后冒风险作了一次简短的讲话，我说:‘大家听我说，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波利斯已经干了半年了。我们都知道，他工作努力，为人稳重，他喜欢德国歌，爱唱德国歌，请求允许他偶尔在工作时唱个德国歌给大家听。我建议我们进行表决，同意的举手。’我立刻首先举起了手———你瞧，克雷姆普并没有举手，只是叽哩咕噜地说什么———接着我说:‘波利斯想唱的是德国文化遗产，我认为，一个苏联人这么喜爱德国文化遗产，这不是什么坏事的。’嗯，波利斯很聪明，没有马上开始唱，他又等了几天。后来，我告诉您吧，他唱了韦伯的咏叹调，我在歌剧院听到的也不如他呢。他还唱了贝多芬的《阿德莱德》，音乐上无懈可击，德语也毫无问题。嗯，在我看来，他唱情歌多了一点，后来他终于唱起了:‘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新鲜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这歌，他经常唱，我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布莱希特写的———我得说，我今天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这支歌我觉得不错，后来买了唱片，今天还经常听，喜欢听———但只要一想起这事，我就心有余悸:布莱希特的作品，一个俄国战俘唱，而当时是一九四四年秋天，英国人已经挺进到阿纳姆，俄国人已到达华沙郊区，美国人快打到博洛尼亚了想起这事，能把头发急白。不过，布莱希特又有谁知道呢？连伊尔泽克雷默尔都不知道布莱希特———对此他可以放心，没有人知道布莱希特，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特拉克尔。我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他和莱尼对唱情歌!真正的对唱!”
玛格蕾特:“他们俩胆子越来越大，我真替他们捏一把汗。
此时莱尼每天都给他带点东西:香烟、面包、白糖、黄油、茶叶、咖啡、折成小方块的报纸、刮脸刀片、衣服———因为冬天临近了。您可以计算，她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起，没有一天不给他带东西。她总是在最下面的泥炭包中掏个洞，然后再用泥炭把洞口堵上，当然，藏东西的地方对着墙，然后让他去取。看守，她当然还要讨好的，免得他们对他搜身———这必须小心谨慎，有那么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爱说爱逗，但厚颜无耻，想带莱尼去跳舞，而且还想———说用他的话来———‘抱一抱’———一个厚颜无耻的小流氓，此道十有八九精通，只是嘴上不说。他硬要莱尼陪他出去，最后实在摆脱不了，莱尼就拉我一起去。我们于是去过几次有舞场的低级军人酒吧，我很熟悉这种地方而莱尼从未去过。这个无耻的家伙公开承认，我比莱尼更符合他的要求，他认为莱尼过于娇贵，‘漂亮姑娘’我则更像个———嗯，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这家伙是莱尼非常担心的———他叫博尔迪希———看出苗头，惹是生非。我呢———我又能怎么说呢———嗯，我也没有吃什么亏，我干脆把他接过来，也许应当说，我要了他———对我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多大的牺牲，一九四四年底，多一个少一个已经无所谓了。他相当阔，这个无耻的阔少，每次想和我‘放唱片’———他也这样说———都住最好的旅馆，要香槟酒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此人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爱吹，几杯酒下肚，就什么都说。只要有可能，干任何买卖:烟酒自然不在话下，还有咖啡和肉，但进帐最大的是买卖授勋证书、伤员证和士兵证———在某一次撤退中他偷到大批这种玩意儿，您可以想象，我听说有士兵证时马上就警觉起来，为了波利斯和莱尼。嗯，我先让他大吹特吹，然后就嘲笑他，一直到他亮出了那些玩意儿。果然如此:他有一个一本大词典那么大的硬纸匣，里面装满签字盖章的表格，还有休假证和车票。好啦。我让他去———不过我们如今已把他掌握在手心了，而对我们他仍然一无所知。我向他小心翼翼地打听俄国人的情况，他认为他们是可怜虫，他有时也送给他们几支香烟，反正他的烟蒂都是赏给他们的，而他也不想再为自己树敌。卖一张一级铁十字勋章证书，这个博尔迪希收三千马克，还说这是‘白送”；一张士兵证卖五千马克，说这‘以后能救人的一命’———在大批人马从法国倒流回来时他的伤员证一销而光，那时逃兵们藏在废墟中互相开枪———当然距离要合适———打伤胳膊和腿，这样揣上一张伤员证就名正言顺了。当时我在野战医院工作已经两年，知道自我致残者的底细。”
佩尔策:“那个时候一度生意开始滑坡。幸亏一直觉得假腿没有装好的克雷姆普得到军医院去住院几个月。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两三个人解雇———理由:死人并未减少，但城市疏散抓得更紧更严了。伤员已经不再全部送到了我们这个城市，而是直接送过莱茵河。嗯，幸而谢尔夫和策芬自愿疏散到萨克森去———最后，几乎剩下来的人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了；不过，要使剩下来的人都有活干，仍然够困难的。我最后安排他们到温室去干活———即使这样，企业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入不敷出。我们一九四三年甚至加班，有时还加夜班；这时却出现了不景气，后来业务又突然上升，这和英国人空袭活动增加有关———是啊，我们属于殡葬行业嘛———这座城市的死人又多起来，于是我就把大家从温室调回来，恢复了两班倒。这个时候莱尼搞出了一项创造发明，大大地推动了生意。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几盆花盆已破的石楠，干脆就用它去扎无骨架花圈，扎出来的东西小巧紧凑，这当然又使人产生了罗马式的嫌疑———不过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白痴还会去计较了———莱尼干这真在行，这种花圈小巧玲珑，几乎像是金属做的，后来甚至还将一层清漆涂上了；莱尼还在花圈上扎出死者或送花圈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有时名字不长就扎出全名，例如海因茨和玛丽亚都行，这可以产生一些漂亮的对比，例如绿配紫。而且，她没有从来，一次也没有破坏点缀花圈左上方三分之一的规律。顾客欢欣鼓舞，我欣喜若狂———由于我们还能自由地渡过莱茵河，并且没有什么特殊危险，因此用车子去拉大批石楠也不成问题。她有时扎进一些宗教象征、锚、鸡心、十字架，超过了自己以往的水平。”
玛格蕾特:“当然莱尼开始扎石楠花圈时是别有用心的。
她自己就这样说过:她要用石楠做新床；他们的活动范围由于只限于陵园之内，除了挑选一个大型家族墓室作幽会地点外别无其他办法，于是她就挑选了博尚普家的大型私人教堂。当时这座教堂已经相当破旧，里面有长凳、一个小祭坛，别人是看不到祭坛后面的石楠的，而且不费什么事就能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石头，在那里设立一个小小的储藏处，把香烟、葡萄酒、面包和糖果存放着。同时，莱尼变得狡猾多了，她早已不再是每天给波利斯一杯咖啡，而是隔四五天才请他喝一杯。有时在验收花圈时她也避开他，很少在场内同他接近，两个人也不再咬耳朵了。藏东西的地方由泥炭包转移到博尚普家教堂的圣坛。五月二十八日是他们的好日子:空袭警报有两次，一次紧接着一次，两次空袭都在白天，大约在一点至四点半之间———投下不多的炸弹，但刚巧够得上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空袭。反正她在傍晚回家时满面春风地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日———三月十八日那天是订婚，你知道波利斯对我说什么吗？听英国人的，他们是不会撒谎的。’然后是一段难熬的日子，有两个多月白天没空袭，大多数空袭是在夜间，有几次是在午夜前不久。我们正在床上躺着，莱尼自己嘀咕:‘他们干吗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白天再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他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一点也不远嘛到这儿。’那时她已怀孕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她的孩子找个父亲。最后，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终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有两个半小时之久———我相信———炸弹扔下不少，有几颗甚至落在陵园里，一些弹片穿过了博尚普家教堂的玻璃窗，在他们俩头上呼啸飞过。接着就是莱尼所说的‘美好的’日子，‘美好的念珠月’———从十月二日到十月二十八日共发生了九次大规模的白天空袭。莱尼对此的评论是:‘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她们俩都没有忘记我多么热爱她们。’”
这里应当概括地提供一些具体材料:此时莱尼二十二岁，按照市民的说法，尽可以把一九四三年圣诞节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留宿”之间的这三个月称为订婚期；他们从一九四四年耶稣升天节这天起，这一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当时不知其名的英国空军元帅哈里斯之后，这段时期应当被作为“新婚”了。确实可靠的统计资料对我们在这方面比佩尔策和玛格蕾特提供的情况更有用处。白天空袭共有十七次，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三十一日，投下约一百五十枚空投水雷、一万四千多枚爆破炸弹、约三十五枚燃烧弹；要知道，对这一对有利的是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局面:没有人再去认真注意，谁躲在什么地方，谁和谁钻出来从什么地方，哪怕是从一个家族墓园的小教堂里钻出来。这时过分拘谨的情侣会畏缩不前，而———显然莱尼和波利斯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这时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互相谈论父母、兄弟姐妹、出身、学历和战局。几乎根据空袭的统计资料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二月这段期间莱尼和波利斯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一起度过，单是十月十七日一天就连续三个小时。因此，有人如果觉得这两个人可怜，那就应迅速摆脱这种感情了，只须想一想，又有多少情侣，不论合法或非法，不论是不是被俘，能有这么多时间这样亲热地一起度过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得把这一对说成是命运的宠儿———他们竟大逆不道地希望英国空军白天进行空袭，以便能在博尚普家教堂再次相会。
波利斯没有想到的有一点，大概也永远不知道:莱尼经济上非常困难。考虑到她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半磅咖啡，她的房租收入约为一百支香烟，而她大约一个月要消耗两磅咖啡，她消耗的香烟———把她如果不得不“偷偷地塞给”张三李四的也计算在内———有三四百支，那么，人人都会明白，一条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在这里以排山倒海之势显示其威力:收入少而支出增加。若准确地或者八九不离十地推算一下，四千马克是莱尼每月所需要的，有时要五千马克，才能开销咖啡、白糖、葡萄酒、香烟和面包的费用———按一九四四年的黑市价格计算。总共她的工资和房租收入约有一千马克，结果是明摆着的:拉饥荒。另外，再考虑到，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她打听到父亲的下落，有时也想通过复杂的转弯抹角的方法使他将“一些东西”得到，那么，大约从一九四四年六月起她每月开支增加到近六千马克，而收入为一千马克。莱尼从来没有积蓄，在波利斯和她父亲使她的额外开支增加之前，她自己的消耗就已大大超过了她的收入。一言以蔽之，有据可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她已负债两万马克，开始逼债了，债主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她的大手大脚变本加厉了:她渴望得到刮脸刀片、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甚至巧克力———还有葡萄酒，老是要葡萄酒。
洛蒂霍伊泽说:“她倒从未向我借过钱，因为她知道，我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够困难了。相反，有时她还偷偷塞点东西给我，面包票和白糖，也有烟丝或几只烟。不，不。她这个人很规矩。她从四月到十月很少回家，可以看出她有了心上人，而且此人也爱她。我们当然不知道此人是谁，全都以为她在玛格蕾特家和情人幽会。我当时不在公司已有一年了，先是在劳动局，后来到了难民救济局，挣的钱刚刚够买定量供应的东西。公司经过了改组，部里派来一个新人，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后担任公司领导。这个家伙很厉害，我们都管他叫‘新风’，因为他———他叫基尔温德———老是说什么要‘给旧的安乐窝通通风，把屋子里的臭气放出去!’我公公和我也属于被放出去的臭气。对我他很坦率地说:‘你俩在这里的时间已经太长太长了———我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不愉快，我们现在要在西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使用俄国人、乌克兰人、俄国女人和德国劳改士兵，情况很复杂。你们并不适合干这种事。最好你们自动离职。’基尔温德是典型的雷厉风行者，讲话带刺，但也不是那么叫人讨厌———这种人常常可以碰到。‘你们都还有格鲁伊滕的气味。’于是我们离开了公司，我进了劳动局，我公公到铁路局当会计。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霍伊泽是当时就已暴露出他的本性，还是这种品性是由于环境造成的？他变得相当卑鄙了，直到今天本性难移。我们家里的情况，说它像地狱一点也不过分。格鲁伊滕被捕后，我们几家共吃共住，也吸收还在待命入伍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参加。马尔娅和我婆婆起初负责采购、照看孩子，有时马尔娅还下乡到托尔策姆或吕塞米希去，至少带回了一些土豆和蔬菜，有时甚至带回一个鸡蛋。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一直到我公公开始把他中午在铁路局领到的不定量的汤带回家来，在炉子上晚上热一热，当着我们的面，咂咂地吃得津津有味。当然这是额外的，他的一份集体伙食里还有。后来我婆婆也变得———用马尔娅的说法———‘斤斤计较’起来，开始对所有的东西都重新过秤。此后一个时期，各人都把自己的东西锁在一个小橱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上，而且不消说，他们开始互相抱怨东西被偷。我婆婆把她的人造黄油锁起来之前都先过秤，然后在取出来时再过一次秤———每次她都说有人偷她的东西，我发现她———我的婆婆———甚至对我孩子吃的牛奶下手，往牛奶里搀水，有时为的是给自己或者给我公公做个布丁。我于是就改同马尔娅合伙，由她采购和做饭，我这样过得很好，莱尼或马尔娅从来不小里小气———可这时，每当烧点什么吃的或是桌上放点什么，霍伊泽老两口就馋得慌，用鼻子使劲闻来闻去，一种新的有趣现象这又引起了:羡慕。是啊，我真羡慕莱尼，她可以一走了事，同她的情人到玛格蕾特家去栖身———我想。可这时，自从老霍伊泽到铁路工作以后，据他自己说，他到处拉关系。他给火车司机管帐，一九四三年他们还跑遍了欧洲差不多所有角落，从那儿捎回紧俏商品，从这儿捎去紧俏商品。从乌克兰他们用一袋盐可以换回一整口猪，用一袋粗粒面粉可以从闹饥荒的荷兰或从比利时换回雪茄烟，当然从法国可以换到葡萄酒，大量葡萄酒、香槟和白兰地。总之霍伊泽所处地位有利，他由于后来还负责协调货车的调拨和行车时刻，他变成了大老板。具体掌握欧洲何地何物紧缺，组织相应的换货交易:
把荷兰的雪茄烟运到诺曼底———当然是在入侵之前———去换黄油，然后将黄油又运到安特卫普或其他地方去换雪茄烟，比运往诺曼底去的数量换到的雪茄烟翻了一番。由于他还主管车辆的运行，司炉和机车司机都听他调配，当然他把最好的路线分给那些最积极的合作者，而且，在德国国内市场上，在不同地方的市场，各种商品价格当然也不同。在大城市，一个好价钱，什么东西都能卖到:食品和嗜好品———咖啡当然在乡下更吃香———而且通过以物易物，比如用黄油换咖啡，按照他的说法可以把本钱翻一番。他用不着说，是借钱给莱尼最多的人。
表面上他把她劝阻，但每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把钱借给她。最后，他已不仅是她的债主，也成了她的供货人，而他可以向她开花帐捞点外快，对此莱尼一无所知。她只知道总是打借条。最后还是他打听到了老格鲁伊藤的下落:先是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当建筑工人，在水泥搅拌机旁跟一个劳改队干活，后来调到柏林清理轰炸后的瓦砾———办法，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经常给他捎去一包东西并得到他的消息，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捎口信给我们:‘不必担心，很快我就会回来的。’这方面也需要花钱。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莱尼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向霍伊泽借的债已达两万马克，他是怎么做的您知道吗？他逼她还债!他说，孩子，这笔钱不给我，我的买卖就没法搞了———您知道结果怎样？莱尼把她的房子抵押了三万马克，还给老头两万，自己剩下了一万。我曾劝阻过她，我对她说，在通货膨胀时期把实物抵押出去，这真是乱弹琴———可是她笑了，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孩子，还送给了我一包十支装的香烟。由于海因里希恰好这时悄悄走进我们房间来找额外的东西吃，她也送给他一份，并且同这个莫名其妙的小伙子还跳起舞来。嗯，她那种神采奕奕、轻松愉快、兴高采烈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羡慕她，也羡慕她的心上人。马尔娅此后不久到乡下去住了一个时期，海因里希应征入伍，只剩下我和公公婆婆，我只好仍旧把孩子交给他们带。至于莱尼，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第二次抵押到期了，这时，是的，这时———我真不好意思说———他这时真的买下了莱尼的房子，位于这个地段的一幢只是局部损坏的房子，那是一九四四年底———已经十分困难了，当时的情况，用钱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他又给了她两万马克，勾销了抵押给他的契据，房子的产权就归他所有了，这显然是他始终追求的目标。现在他这幢房子将近值五十万马克。他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就开始收房租，那时我才看出他的本性。每月一日到各家去收房租，这一定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一九四五年一月收入不多，大多数房客已被疏散，顶上两层被烧毁，真叫人好笑，他把我也列入他的房客名单，当然普法伊弗家也在其中，不过他们一九五二年才回来———直到他向我第一次收房租———两间不带家具的房间月租三十二马克六十芬尼———我才想起，我们这些年来住莱尼的房子一直都是白住呀。我从前有时想莱尼真糊涂，我曾经提醒过她———可今天我认为，她并不糊涂，她把一切同她的心上人一道花光，而和平时期她也并没有饿死呀。”
玛格蕾特:“莱尼自己所说的第二次检阅部队现在开始了。蛙
据她对我说，第一次检阅部队是她刚同波利斯开始相好时进行的———对所有亲朋好友她都仔细审查了一遍，在家里甚至有几次钻进防空地下室去进行测试，她‘检阅’了霍伊泽夫妻、马尔娅、海因里希和场里的所有同事，从她的检阅中留下的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副官又是谁呢？是我。她可惜没有当一个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她如何对每一个人进行审查我想到了，她理所当然地觉得洛蒂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但由于‘妒忌心重’而一笔勾销了她。老霍伊泽夫妇‘反俄、古板’，海因里希普法伊弗太‘拘谨’，也都不在话下。她确有把握知道，克雷默尔太太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她甚至登门拜访，和她进行了一次不会使人为难的谈话，但发现她‘简直太胆小，太胆小，太疲劳了；她是不想再干的，我很理解’。她也考虑过赫特霍尼太太，但也‘由于她道德观念陈腐而不是其他原因’排除了她，‘此外，此外当然也要心中有数，谁足够坚强，知道这种事而坚持到底’。是啊，她决心打赢了这一仗，对她来说，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就是打仗需要用钱和有据点，她在第一次检阅部队和审时度势时发现的唯一据点就是我———莫大的光荣，但也是沉重的担子的。那就是说，我足够坚强。在地下防空室里，在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跟前，在家里，她系统地进行摸底，一反她沉默寡言的常态，把种种故事编造。她首先讲一个德国少女和一个英国俘虏相爱的故事，结果令人十分沮丧———把他们枪毙、强制绝育、开除国籍等等是多数人的主张———但她又搬出一个法国人来进行试探。法国人作为‘人’下场要好一些，作为‘值得考虑的情人’(法国人精于也许是因为床上功夫吧———笔者)，博得会心的一笑，但随之却作为‘敌人’完全遭到拒绝。最后她不得不搬出，或者不说如抛出她的波兰人和俄国人，而大家认为至少得‘砍头’。在家庭小圈子内，加上霍伊泽夫妇和马尔娅，当然意见更坦率真诚一些，不那么带政治色彩。马尔娅令人惊讶地偏爱波兰人，认为他们是‘英俊的军官’，英国人‘大概不能当情人了，法国人‘道德败坏’，———俄国人捉摸不透’。洛蒂的看法和我一样，认为全是这些话费话，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废话。她的评论是:‘男人就是男人’。洛蒂指出，虽然马尔娅和她的公婆没有克服民族偏见，但完全不带政治偏见。法国人风流，但像寄生虫，波兰人非常热情，富有魅力，但不忠贞，俄国人爱情专一，忠贞不贰———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包括洛蒂在内，大家都认为，‘至少同一个西欧人搞什么名堂是危险的，同一个东欧人搞什么名堂则有生命危险’。”
洛蒂霍伊泽:“莱尼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和我公公谈钱的事。我打开了浴室的门，发现她一丝不挂地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身体的优美线条。我从她背后给她披上一条浴巾，当我走上前去的时候，她羞得满脸通红———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脸红———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说:‘你高兴吧，还能找到一个心上人，要是你从前曾经爱上过某人，那就把他忘掉吧。我是忘不了我的威利的———嫁给他吧，即使他是个英国人。’当一九四四年二月她吞吞吐吐地说出她那些可笑的假故事时，我还不至于傻到看不出她正在和一个男人，很可能是和一个外国人搞什么名堂。老实说，我会极力劝阻她和一个俄国人或波兰人或犹太人搞上，这有掉脑袋的危险。我今天感到高兴，她当时没有告诉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真不是的什么好事。”
玛格蕾特:“莱尼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甚至也把佩尔策当作可能的盟友。格龙奇本来也有可能入选，此人不过太喜欢饶舌。于是进行第二次检阅部队，莱尼已经怀孕及其考虑到后果了，又只有我是唯一可靠的人。我们最后考虑把佩尔策当作一种战略后备军，划掉了通常押送波利斯来场的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看守，因为他老爱动手动脚、多嘴多舌，我们于是就考虑那个有魄力的博尔迪希，我有时还和他见面，他的生意兴隆———但已为时不长了。他太过分了，后来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抓住，抄走了全部表格和证件———并且在车站后面就地枪决了。他是在那儿做买卖时被抓获的。他这样就完了，可惜他那些士兵证也都完了。”
为了对莱尼和玛格蕾特公平起见，这里有必要作一些与社会道德有关的重要说明这里。严格说来，莱尼算不上是寡妇的，她是艾哈德的遗属，有时她甚至拿他和波利斯作比较。“两人都是诗人，如果你问我的话，两人都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人，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的心上人艾哈德，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哥哥，她经历了大约两百次空袭警报和至少一百次空袭，她不仅同她的男人在家族墓室教堂里鬼混，而且必须每天早晨五时半起床———对于这个少妇来说，阿洛伊斯的胜利者可能还在耳边喋喋絮语余音未消，就像一首日益消逝的动人的流行歌曲，人家大约二十年前，也许曾跟着它的曲调通宵达旦地翩翩起舞。莱尼———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顾不上周围的情况———快快活活，惹人恼火。她周围的人都小心眼儿，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如果想到莱尼满可以把她父亲那些精致贵重的衣服拿到黑市上去卖出一个好价钱，而她却不仅把它们送给他，而且还送给被宣布为敌国的忍饥受冻的人员(一名红军政委就穿着她父亲的羊绒背心跑来跑去!)———那么，给莱尼再加上一个豁达大度的形容词，即使最多疑的旁观者也肯定会同意。
关于玛格蕾特也将再补充一两句话。说她是个婊子，那是错误的。她只有在嫁人时才是为了钱。自从一九四二年应征到一所巨大的后备军野战医院服役起，她的日日夜夜就比莱尼艰难得多。莱尼可以不受阻挠地制作她的花圈，，经常与最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受到佩尔策的好心保护。由此看来，莱尼决不是英雄，或者算不上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直到四十八岁时才首次对一个男人大发慈悲(敬爱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就是那个名叫梅赫梅特的土耳其人)，玛格蕾特却从来没有干过不同的事，即使是在担任野战医院日班或夜班护士的工作中，她也对“任何一个可爱的、面带愁容的人大发慈悲”———而她同一个像列兵博尔迪希这样的玩世不恭、厚颜无耻之徒鬼混，只是为了将莱尼在博尚普家族公墓教堂的石楠床上的爱情幸福掩护，转移博尔迪希对莱尼的注意。这里我们为了比较公平起见，且看看玛格蕾特自己在充满忘我献身、慈悲为怀的漫长一生之后所说的话吧:“爱过我的人很多，只有一个是我爱过的。我自己只体会过一次常常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狂喜。”不，决不能说玛格蕾特是命运的宠儿，她比莱尼苦命得多———正如愤愤不平的洛蒂一样，不过对莱尼，这两个女人中谁也没有怀有妒忌心。
如今笔者已完全热衷于扮演调查者的角色(而且总是有被人看作密探的危险，他其实只是想如实介绍像莱尼格鲁伊腾-普法伊弗这样一个少言寡语、守口如瓶、自尊自重、从不知悔的人———这个木雕泥塑般的静止不动的人!)向所有有关的人士下了一番功夫比较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所有在这里或多或少被详细介绍和引证的人，显然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城市，甚至连波加科夫和波利斯这两个苏联人也不愿东去。美国人(莱尼对玛格蕾特说:“终于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如今正在逼近，他们因此是唯一能保证结束战争的人，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他们虽然不相信战争会结束。有一个问题从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起，已经解决:波利斯和莱尼的———为简便起见我们姑且这样称之———“留宿日”。莱尼怀孕已有七个月，仍十分“健壮”(马范多尔恩语)，但为自己的状况所累，“留宿”、摔交、同房———不管你用哪一种说法———“已无从谈起”(据玛格蕾特转引莱尼的话)。
可是，躲到哪里去呢？怎么一个躲法？如果不考虑谁躲谁，这话说起来倒容易。比如玛格蕾特———她和军人一样听从命令和规定———应向东随野战医院过莱茵河转移。她没有这样做，但也不能逃回自己家中，不然就会被抓走。洛蒂霍伊泽的处境也差不多，她是一个同样东迁的行政机关的职员。叫她到何处去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如果还想到再把人往西里西亚那一带撤，把他们直接送到红军跟前，一个简短的地理说明这里有必要接受:曾被提到过几次的德意志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东西大约还有八百至九百公里长，这比南北也不长多少。对形形色色的人往何处去的问题都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纳粹分子往何处去？战俘往何处去？军人往何处去？奴隶往何处去？自然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枪毙等等。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执行枪毙的人并不都意见一致，他们中间有些人很想反其道而行之，将救命恩人的角色扮演出来。有些本应执行枪决的人变成了拒不开枪的人。那些可能被枪毙的人，我们且称之为等着被处死的人，比如说该怎么办呢？这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人以为，似乎会突然发生战争结束这种事情，什么地方写着一个日期就万事大吉了。可有谁能知道自己是否会落到一个改恶从善或执迷不悟的行刑队员之手，甚至落到那种可以称为现在才大开杀戒的人之手呢？在此之前这些人倒不如说是属于拒不开枪的人。党卫队有些部门甚至也不愿背上枪毙人的名声!党卫队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之间有书信往来，像烂土豆似的把死人踢来踢去!他们把“消灭”和“处理”工作推给值得尊敬的人和部门，而这些人和部门———如同他们的对方一样———已有心洗手不干了，去迎接那种说不上是和平但可称之为战争结束的局面。
对于提到濒死者时使用得“不少”这个字眼，是读者应当自己进行思考的。这在一九四一年德意志国仍然幅员辽阔时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德意志国的版图四年后已大大缩小，而且需要消灭和处理的不仅有苏俄人、犹太人等，还有十分多的德国人、逃兵、破坏分子、通敌分子，此外集中营和城市均需撤清，疏散妇女、儿童和老人，为的是只留给敌人一片废墟。当然，道德卫生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例如下述问题:
(不少贪赃枉法的)村长常常在夜里把他们指定的技工从床上叫走，在送走以前先在地下室里关着。由于常常不给工人们时间收拾行李等，许多技工到达技工集合地点时所带用品严重不足(没有换洗衣服、鞋子、饮食器皿、被子等)。因此，情况特别严重时不得不让刚刚抵达的人马上回去取东西。行动如果稍有迟缓，村警们就会对技工们进行威胁和殴打，这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大部分地区都报告了这种情况。许多妇女被打得走不动路。有一起特别严重的事件，我已报请当地宪兵司令(扎梅克上校)进行严惩(杰尔加奇区佐措林科夫村)。特别严重的是村长和村警的暴行性质，因为上述人员大多数都以“一切均以德国国防军名义行事”为自己辩护。事实上德国国防军对待技工和乌克兰居民几乎完全通情达理。但有些行政部门则并非如此。现举一例说明上述情况:一名妇女有一次抵达时身上只穿一件衬衣。
根据所报告的情况，亦应指出:关工人在车厢里许多钟头，甚至无法解手，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在运输途中理应向他们提供饮水、洗濯和解手之便。我看到一些车厢被这些工人凿穿好多洞，为的是能解手。当然，列车驶近大站时解手必须尽量远离车站。
除虱站的弊病据知仅限于下列情况，淋浴室里有时有男服务人员或其他男人在妇女和姑娘中间服务或鬼混———甚至为人擦肥皂!———反之，在男人的淋浴室里有女服务员，有时男人较长时间待在女淋浴室拍照。由于最近几个月送来的主要是乌克兰居民，而乌克兰妇女的道德观念十分强烈，素来循规蹈矩，因此必然这种待遇被他们看作是对民族的侮辱。上述弊病据悉已由于押送队长们的干预而得到纠正。关于拍照之事是哈雷地区报告的，男女混杂的事例是基韦尔塞地区报告的。
那个时候难道就已开始了新浪潮？今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许多照片，也许是在东欧奴隶除虱站拍下的吧？
如今重要的是认识到，征服几大洲或世界决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些人也有自己的难题，他们企图以德国式的彻底精神来解决这些难题，并以德国式的一丝不苟记录在案。都不能临时凑合，无论干什么!大小便就是大小便，即使是要处决的人也不能在送到指定地点前死亡!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必须予以惩处。除虱时男人给女人和女人给男人擦肥皂也是不行的，拍照就更不可以了!这样做绝对不行。这会把手和银幕弄脏。是不是如此看来，有淫棍和坏蛋插手一件“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淫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
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乳头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很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之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操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强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子也被没收，包括全部财物，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流落街头，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出卖皮肉为生。是的，出卖皮肉，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子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蕾特，哈利干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干吗他老想钻到你身子里去呀？’”(玛格蕾特又脸红了———笔者)
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交代:
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口琴吹奏《莉莉玛莲》，我也会干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点，纳粹分子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美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美，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腿，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腿，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子。几根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子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交给美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子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欢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道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美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瘫痪的腿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
范多尔恩:“我最精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我当时做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出这些来了:《万福马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有时也有点活动，像一顶帐篷几乎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后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花板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梦中微笑着。在此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尿了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跑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死皮赖脸或兽性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xx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Rx房，脱掉我的裤子，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种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感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感到，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用手掠开，含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美国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头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抵达之谜
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一样的伙食，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我觉得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识。”
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头子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花甲了。我妻子十月过世以后，落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具体都知道。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鸡蛋、香烟、熏猪肉、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煞似的一马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个人。对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儿带女。她虽然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
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她的性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乱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管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美国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在两性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强烈。)
关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我虽然比她大十三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娇气十足、道德败坏，对我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蒂:“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头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她孩子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种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成了什么样子，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站着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藏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而美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干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蕾特从野战医院弄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美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就像神圣家庭。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坚持的———有半年他们像马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子转!他们娇惯他，宠爱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处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您知道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身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人，因为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种样子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大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身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
日久天长祖先的墓碑，我们今天在碑旁围坐着，好似异教徒忧愁悲伤，在我们身上雪花冰凉的落着，雪花定要从天降，欢迎你下凡，雪花，在天上你也没有地方
“接着，突然声音变得调皮起来:‘马哈果尼好地方，空气清新又凉爽，既有女人和马肉，还有扑克威士忌。马哈果尼碧空月，今日照得人欢畅，一大堆兜里的钞票，管叫你这大笨嘴儿哈哈笑。’———之后，声音突然变得高亢雄壮，叫人毛骨悚然:‘神在我小的时候，常救我脱离人间的喧嚣和苦恼，我平安无事地在园林的花丛中游玩，天堂的和风吹拂着我的面颊，向你伸出柔臂的花草满心欢畅，令我心花怒放。’这些我再过五十年也背得出来。她唱，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几乎每天晚上，一天唱几次，您想想:莱尼唱这歌时用的是纯正的、一本正经的标准德语，而她平时只说她那干巴巴的莱茵方言。真的，这叫人忘不了，忘不了，那个小伙子忘不了，我们大家，都忘不了连玛格蕾特也忘不了。莱尼每当在那儿朗诵和唱歌，特别是给她的小男孩朗诵那首莱茵河之歌时，玛格蕾特的一些英美朋友总是看不够听不够是啊，她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认为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至于后来那孩子出了问题，责任并不在她，而是怪那帮坏蛋，其中包括我那两个混蛋儿子，‘霍伊泽一家’———他们坏透了，特别是我公公老霍伊泽。每次他来收房租，三间屋子收我们四十六马克十五芬尼，胡贝特都叫他极不自在———胡贝特每次都笑，像魔鬼一样笑，每次都这样———他们到最后只是书信往来，而老霍伊泽又斤斤计较，说什么按规矩房租应由房客送交房东，而不是让房东去收———好吧，胡贝特于是就把房租在每月第一天送到他的西郊的别墅去———他在那儿也能像魔鬼似的笑，老霍伊泽直至再也受不了了，就要求将房租改为邮寄。胡贝特在这种情况下就去打官司，看看房租究竟应该交、收还是寄———十或二十芬尼的汇费不能硬要他花费，或者哪怕是通过邮政支票帐户邮汇，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工，这确实不假。嘿，他们真的一起上了法庭，这场官司胡贝特打赢了，霍伊泽于是只能从中选择:要么到我们家来，要么在自己家里听魔鬼的笑声。有三年零四个月之久他每月一日都将这种笑声听到，后来他才想出主意，请人代收———不过我告诉您，这种魔鬼的笑声，霍伊泽至今仍刻骨铭心，但今天莱尼却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合他的意，他就把莱尼折磨得要死，撵她出门。(叹气，喝咖啡，抽烟———请参看上文———抚摩剪短的灰白头发。)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胡贝特格鲁伊滕惨遭不测，一命身亡———简直是胡闹，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愿见佩尔策这个人，不想再听到他的情况，真的不想，太恶劣了。此后不久，也夺走了我的孩子，老头子不肯放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目的是夺走我的孩子。他说我同每一个当时住在我们家里或者只是来看望我们的男人乱搞，先让他们去慈善机关，后来再把他们领走；他甚至怀疑我同可怜的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乱搞，这个可怜虫当时还没装假腿，要去医院或民政局时就在我们家住。我们不得不把房间转租给别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提高了房租，不肯松口———真不凑巧，慈善机关的那个女人来过几次，可以说经常来，老是在事前不打招呼，真该死，您想什么都可以，真该死，她有三次发现我和一个汉子在一起，有两次，按照她的说法，“是情况暧昧一清二楚’，我说得明白些，正同波加科夫躺在床上；波加科夫是波利斯的伙伴，有时来将我们看望。是的，第三次她又发现我‘情况暧昧’，波加科夫当时穿着衬衣，站在窗口用我的小镜子刮胡子，一个脸盆在窗台上放着。她在她的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说明一种亲密关系，对教育未成年子女不利。’不错，库特当时九岁，维尔纳十四岁，那样做也许不合适，特别是因为我根本不爱波加科夫，甚至谈不上特别喜欢他，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他们当然也盘问了孩子———此后我就失去了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他们离开我时还哭了一通，可是后来他们从修女那里搬到他们祖父家以后，就再也不关心了我的死活；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个婊子，而且还是共党分子等等。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他让他们念高中，上大学，还拿着格鲁伊滕当年送给库特作见面礼的那块地皮大做投机买卖———今天，事过三十年之后，这块地皮上有四个住宅群，底层是店铺，三百万是足足值的，单是租金就足够养活我们所有人，包括莱尼在内，而当年送给库特时人们只当它是个镀金的茶杯———当然这比一个为了总共挣一千一百一十二马克月薪，天天起早贪黑去上班的筋疲力尽的老母亲强得多。有一点得承认: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巧干，不会那样干。至于那个波加科夫，只怪我做了一件蠢事，不大对头。胡贝特不幸惨死以后，我忧愁悲伤，心力交瘁，正碰上可怜的波加科夫拿不定主意是否回俄国，成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将忧伤的歌唱着，像波利斯一样———天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过几次一起上床逢场作戏。我后来还是打听出来了，原来是霍伊泽向德国辅助警察告发，说我们有一个黑市仓库。他对没有从施尼勒巷捞到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一天，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年初，那些讨厌的德国探子就找上门来，自然找到了我们藏在地下室的东西:熏猪肉、咸黄油、咖啡、香烟，还有大批袜子和内衣———统统没收，本来这些东西还足够我们富富有余地用两三年哩。不过有一点他们无法指责我们:我们从未在黑市上卖过一克东西，至多搞过几次交换，甚至还送掉不少，这都是莱尼干的。我们的英美朋友一点也帮不上忙，这事是那些德国密探经手的，他们甚至还把我们的家抄了。在莱尼的房间里找到她那几张可笑的‘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确实有一个家伙想去告发她，凭这几张她十岁和十二岁时得到的狗屁证书说她是纳粹分子，不过此人碰巧被我看见穿过党卫队制服，他因此也乖乖地闭口不说了。不然莱尼可就麻烦了:你怎么能向英国人或美国人说清楚，得到‘全校最标准德意志少女’证书并不等于就是纳粹呀？那时佩尔策确实很义气，从施尼勒巷搞到的东西他都已存放到安全地点，没有被人告发，当他听说我们的东西统统被没收了，就自愿拿出了一些东西。一不要钱，二不要回报，很可能是为了博取莱尼的欢心。不管怎么说，这个恶棍比老霍伊泽要好一些。我是后来，很久以后，我想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才从一个警察的口中听说，原来是我自己的公公大人把我们告发了。”
赫特霍尼(笔者这一次请她到一家高级时髦的小咖啡馆见面，不仅是有意献殷勤的，而且也想使自己抽烟不受任何内在和外在的限制)正是在那座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里熬到了战争结束，躲在前修道院教堂的地下室里。“从前那间地下室大概是给修女关禁闭用的。对那次抢劫我一无所知。二日那天，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可怕的低沉的隆隆声，经久不息，真够呛，距离不过很远，我死也不肯离开地下室，直到我确知美国人已到来。我害怕，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枪杀和吊死啊!我虽然有合法的、有效的正式证件，但我怕某一个巡逻队会产生怀疑，开枪把我打死。我在那里躲着，后来只剩下我一人，听凭上面那些人趁火打劫，大吃大喝。美国人真的来了，直到我听说了，我才出来喘口气，掉下了眼泪，悲喜交集:喜的是将解放迎来了，悲的是这座城市毫无意义地被彻底摧毁了———后来，当我看到所有所有的桥梁都被破坏时，高兴得我又掉眼泪:莱茵河终于又变成了德国的边界，终于又———这可是天赐良机，不能放过———桥，不再造了，只让渡船来往行驶，严加检查。哦，我马上与美国军事部门联系，打过几次电话后找到了我的朋友，那位法军上校，在英占区和法占区之间获准自由往来，而且我有幸帮过莱尼两三回，使她摆脱相当不愉快的处境，她当时正天真地转来转去，寻找她的波利斯。十一月，我就领到了营业执照，租了一块地皮，搭起几间温室，开了一家花店，并且把格鲁伊滕家的莱尼姑娘马上请来店里工作。对我来说我领取营业执照和新身份证的时刻是个重要关头:究竟是恢复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这个名字好呢，还是继续使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我决定继续用莉安妮赫特霍尼这个名字。马克思是我的护照上用的名字，别名赫特霍尼。嗨，您在我家喝的茶比这家有名无实的铺子要好吧？”(笔者彬彬有礼、心悦诚服地证实这一点。)“这我会记住的，真正不错的是这里的花式小点心。某些知情人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穴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同她过去的同志来往是她更不想的———她称他们为台尔曼分子，是他们在法国出卖了她的丈夫或情人，那是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生效的那一年半时间内，他丈夫或情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条约。嗨，怎样了，伊尔泽克雷默尔后来的情况？仍旧做小工，先在格龙奇手下，后来终于又转到佩尔策手下，我然后把她请到我们店里来，与莱尼一道干我们战时干过的活:修饰花圈，扎花圈，扎花，上缎带，一直干到退休。不知怎么，我总感到她们俩好像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她们虽然既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说过，或者哪怕只是暗示过。她们无利可图，好处是得不到的，情况仍然一如战时———克雷默尔煮早餐咖啡，咖啡的混合比例有一段时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不如战时的。她们一如既往来上班的，围着头巾，带着黄油面包和袋装咖啡粉。克雷默尔干到一九六六年，莱尼干到一九六九年，她幸亏参加了三十多年保险，可是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也不让她知道:我包下了她的全部养老金保险费，私下另外交款，如今好让她至少有一点什么。她身体很好———不过，她如果真要靠养老金生活，她能拿多少呢？不到四百，也许多一点或少一点。您明白吗，我———毫无道理地———感到她是一种活生生的谴责？我虽然是她从未责怪过的，只是有时跑来不好意思地向我借钱，因为别人想要扣押她心爱的东西。我这个人能干，善于经营管理，甚至会搞合理化，我把我的连锁店牢牢抓在手里并且进一步扩展———可总有什么事使我十分伤心。是的。还有，我未能帮助和搭救波利斯摆脱荒谬的遭遇:在大街上被当成德国兵抓住，而且偏偏又是他在矿井事故中死于非命!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不是在法国人那里有要好的朋友吗？只要我开口把他们求助，他们不仅会弄出一个波利斯，甚至可以放出一个德国纳粹分子。可是，等到终于打听明白他已不在美国人手里，而是落到法国人手里时，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死了———他们连他冒用的德国名字都不太清楚———究竟他叫贝尔霍斯特、伯尔霍斯特、布尔霍斯特，还是博尔霍斯？无论是莱尼还是那个玛格蕾特或洛蒂都搞不清楚。搞清楚为什么要去呢？对她们来说，他就是波利斯，当然她们没有仔细看那张德国士兵证，更不用说记住那个名字了。”
为了将有关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的确切情况获得，需要找一些人交谈并进行大量调查。它的存在时间，尽管如此，仍可以具体确定为: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七日，波利斯、莱尼、玛格蕾特、洛蒂、佩尔策以及洛蒂当时五岁的儿子库特和十岁的儿子维尔纳七人，在中央陵园内一套完整的地下“坟茔体系”(佩尔策语)中生活。从前，波利斯和莱尼的“会客日”一直是在地上博尚普家族小教堂里度过的，如今就不得不“转入地下”(洛蒂语)了。佩尔想出了这个主意，可以说他提供了心理根据。他一如既往地再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热心地接待了笔者。我们在他那间紧挨着花圈陈列室的活动室里，坐在可转动的嵌入式酒柜旁边，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招待客人，并准备好一只大烟灰缸，有一个中等大小的月桂花环那么大。作为一个历经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期而安然无事的过来人，使笔者感到吃惊的是他的忧郁。年已古稀，每周照旧打两场网球而不怕有心肌梗塞的危险，每天清晨坚持在林中跑步，“到了五十五岁那把年纪”(佩尔策对笔者语)还将骑马学会了，并且，“私下里说(佩尔策对笔者语)，在男人中说说无妨，听别人说什么房事不济，我可没有这种体会”。就是这么一个人，笔者觉得他的忧郁情绪一次访问比一次访问更厉害，而且———如果允许笔者得出这一心理结论的话———佩尔策忧郁的原因颇出人意料:单相思。他一直还在想得到莱尼，他情愿“为她从天上摘星星，可她宁可同肮脏的土耳其人乱搞，和我却不肯温存一时半刻，这可能全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可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过错。究竟我做了什么呢？您仔细看一看，正是我救了她的波利斯的命。他如果无处藏身，他的德国军服和德国士兵证又有什么用呢？是谁知道，美国人对死人和陵墓，尤其是对与死有关的东西怕得要命？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通货膨胀时期我参加掘尸迁坟工作时就有这种体会，什么地方美国人都会去搜查，唯独不会去搜查坟墓———警犬和那一伙也是如此———他们是不会轻易钻到陵园地下去搜查的。莱尼可不能一个人留下，因为每天孩子都有可能出世，因为洛蒂和那个玛格蕾特也得躲起来，可不能莱尼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怎么办呢？我可是这群人中唯一的男劳力，我的家小在巴伐利亚某地———我既不想参加人民冲锋队，也不想当美国人的俘虏。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用坑道把黑里格尔、博尚普这两家的墓室同封德策克家的大型祖坟连接起来，真像开矿一样，支坑木呀，挖坑道呀，挖一段支一段，总共搞了四小间地下室，室内干燥整洁，墙都是用砖砌的，每间约五平方米，一套地地道道的四居室住宅。然后我就接通了电线，从我的花场拉线，距离只有五六十米。我弄来几个火炉，为了小孩和怀孕的莱尼，而且———为什么要隐瞒呢———已砌好但尚未启用的墓室那里还有的，可说是给博尚普、黑里格尔、封德策克这三家保留的地方。这可都是理想的储藏室。放干草进去，把床垫放进去，还有一个小圆铁炉，以防万一———当然是夜里用，大白天生着炉子，那个玛格蕾特后来有一次就想那样干，那简直是发疯———此人对伪装隐蔽一窍不通。嗯，在干这偷偷打洞的活计时，格龙奇帮了我不少忙———所有这些家墓都是我们老顾客家的———但他不肯住进去，在第一次大战中他险遭活埋，谈虎色变，不肯进任何地窖和地下酒馆，我只好用筐装好土给他递上去，叫他下来干他决不会同意，他也不肯和我们一道住在那下面。在地上住嘛，他不怕死人。可住在地下，他怕自己丧命。风声吃紧时，他就回农村老家，往西去，在蒙绍和克罗能堡之间，那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底!难怪他自投罗网，当了人民冲锋队员，到了他那种年纪还得进俘虏营。总之，大约到了二月中旬，我把坟墓中的这套四居室住宅准备妥当，二月里很平静，只有一次空袭，前后才半个钟头，扔了几颗炸弹，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于是，一天晚上，我就带洛蒂和她的两个孩子搬进去住，接着来的是玛格蕾特，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欺负过她，那我说:也对，也不对。我们一起待在封德策克家的两间小屋子里，洛蒂母子三人在隔壁黑里格尔家墓住着，莱尼和波利斯嘛，我们给他们保留他们原来的幽会场所即博尚普家墓室，备有干草、床垫、面包干、电炉、奶粉、水、少量烟丝、燃料酒精、啤酒———犹如一个地下防空壕。我们那时已经常能听到从埃尔夫特前线传来的炮声，他们还把俄国人送到那儿去修建工事———波利斯的背包中带着一套德国军服，还有同那张该死的士兵证配套的勋章奖章———俄国人那时还在挖战壕，修工事，他们就在谷仓里住，看守远不如过去那样严格了。有一天，莱尼骑着她那辆偷来的自行车把波利斯带来了，嗨，他穿上德国军服还真不赖，假绷带也挺像回事———他甚至还有一张伤兵证，有大印和签字，正正经经，他们凭这些通过了警察岗哨，大约在二月二十日前后住进他们在陵园中的小安乐窝。果然不出我所料:美军巡逻队也好，德国巡逻队也好，都不敢钻到墓室中去，在那里我们住了好多天，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为了装门面，我白天仍在场里干活，因为一直在死人，殡葬业务也一直需要办理，虽然不再那么隆重，不再鸣放礼炮，不再献正经八百的花圈，但几把枞树枝好歹还需要，有时献上一枝花———简直那是发疯。晚上我先是步行回家，后来骑莱尼那辆偷来的自行车———然后再回到了陵园。霍伊泽家那两个兔崽子当然叫我们恼火，这两个小崽子淘气得叫人无法想象，既刁又狠，学习是唯一能叫他们安静的，他们想学什么是一清二楚的:如何赚钱。他们像挤牙膏似的问我怎么算帐、记帐等等。他们那时就不把自己的母亲放在眼里了，如果当时就时兴独占产业这种游戏，我们是可以叫这两个淘气鬼安静几个星期的。他们当然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不能出去，因为他们不想被强迫疏散，不，他们都够机灵的，可在里面他们搞些什么名堂啊!我是说，一定的分寸总该有吧，我是说，对死人总该有些敬畏吧，人人如此，甚至连我在内———可这两个小崽子一心只想着坟墓中有什么珍宝。有时差一点动手去卸壁龛的顶板，寻找他们那该死的珍宝。如果有人说我是靠死人的金牙发财的———那我就要说，那两个小崽子甚至能靠活人的金牙发财。洛蒂今天说，别人从她手里夺走了她的孩子，可我说，从来她的孩子就没有掌握在她手中。他们跟已去世的祖母和在世的祖父只学到一种本领:积累财富，唯利是图。有一件事我从来不干———别人都干过，玛格蕾特、莱尼、洛蒂，甚至波利斯———我从来不攒自己的烟屁股，更不会去拾别人的，这我觉得太恶心，我一向爱整洁，这一点人人都能向您证实:我在夜里不顾天寒地冻，跑到外面去，砸开供坟地用水———我是说，供浇花用水———的大水池中的冰，从上到下洗一洗，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在那段时间里还坚持早晨跑步，后来变成了夜间跑步，还有，他妈的拾烟屁股是最讨厌的。嗯，二月底左右，就在二日去施尼勒巷大捞一票之前不久，我们在墓穴中那个苏维埃天堂里情况吃紧———我们估计错了———以为美国人来的时间能早一个星期———面包干因此不够了，黄油、甚至咖啡代用品也不多了，尤其是香烟；这两个小崽子这时拿来了卷得挺像样的香烟，这是他们用自己母亲的卷烟机卷的，纸是好心肠的玛格蕾特给他们的———后来得知，他们把我的烟屁股当作新卷的香烟卖给我!而且认为十马克一包价钱不算高。娘儿们哈哈大笑，称赞这两个小子讲求实际，可我在同这两个聪明的小鬼讨价还价时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问题倒不在于钱，我有的是钱，即使五十马克一支，我也会照付不误———可这是什么原则!这种原则是错误的。这么丁点儿大的孩子就唯利是图，大人竟觉得滑稽可笑!只有波利斯摇了摇头，后来，在二日以后他们自己私设一个小仓库，称之为他们的本钱，这时连莱尼也摇头了。他们有时弄来一听猪油，有时弄来一包香烟———大家那时都坐立不安，没有心思去注意这些事情。莱尼就是在二日晚上生下孩子的，她不愿———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在坟墓里把孩子生下了，她的圣约瑟也不愿意。于是，他们就穿过被炸毁的陵园到花圃去，莱尼已感到阵痛，玛格蕾特拿着药，他们在那儿用泥炭、旧毛毯和草垫子铺好一个床铺，她就在很可能是当年怀胎的地方生下了她的孩子。那是一个足月的男孩，重七磅，他既然生于三月二日，那么，根据精确的计算，应当是六月二日前后怀的孕———而那段时间没有白天空袭，一次也没有!那一天———我可以根据我的工资单证明———夜班也没有了，波利斯就更不可能上夜班———这就说明，在大白天利用了某一个机会，他们一定是的。嗨，得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过根本谈不上什么苏维埃天堂。二日空袭后陵园的样子，您真应看看:天使和圣徒的脑袋身子分了家，坟墓一座座底朝天，有的有棺材，有的不见棺材影子，随您怎么说，从施尼勒巷我们豁出命搬运战利品，累得臭死———接着，孩子当天晚上出世!顺便说一句，孩子生得又快又顺利。哪里有什么苏维埃天堂!您知道，重新教会我们祈祷的人是谁吗？真是这个苏联人!是的，是他教会了我们祈祷。了不起的小伙子，说真的，我的话他要是听，今天还会活着。多么荒唐，带老婆孩子在七日下午就进城，身上只带着那张糟透了的德国士兵证。本来小伙子可以在墓室中再待几个月，读他的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其他什么人的作品，甚至我可以给他搞到普希金的作品———等将一张真的或伪造的释放证搞到再出去。美国战俘营夏天已在释放农业人员，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张像样的英国或美国的释放证而已，这一点娘儿们没有想到，她们完全让和平冲昏了头脑，纯粹陶醉在生活的乐趣中，但为时过早了一些。那又怎么行呢？一连几个月，下午和黄昏天天抱着孩子，带着霍伊泽家两个小崽子和永远面带微笑的格鲁伊滕爷爷，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小伙子如果愿意的话，今天还可以坐在莱茵河或伏尔加河边上。我在六月初正式露面之前就设法搞到了这么一张释放证，我的名字在证上写着，有一个真正的俘虏号码和俘虏营的大印———因为我们这一行终究属于农业———这是完全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而且确实我们这一行够忙的，我是说用不着再死人，死人已经够多了———这些人都得想办法入土。无论是洛蒂还是玛格蕾特，都不曾想到利用她们的关系，给小伙子搞一张真正的释放证———玛格蕾特只要扭一扭屁股就能办到，洛蒂手中掌握那么多公章、证明信和关系户，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合法证明过了五月或六月还不给小伙子办，真是太轻率了，他哪怕非得叫弗里德里希克虏伯也好。唉，我是会为此破费一些的———这个小伙子我不仅喜欢，而且爱他，也许您会见笑:是他教导了我，关于劣等民族的那一套理论全都是胡说八道。劣等民族嘛，就在此地。”
佩尔策的眼泪是不是真的？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未喝完，他的眼睛里就渗出了一些眼泪，他不好意思地将泪水揩去。“难道莱尼父亲之死能赖我吗？怪我？为了此事，难道就要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我吗？说到底我难道不是想给莱尼父亲一次真正的机会？连三岁孩子和外行人都能看出，他即使当一个好抹灰工也不够格，即使用最好的材料他也干不好。至于他那个瓦工队，得啦，人们用他们，因为找不到别人了。可是他经手的房子，过几天天花板就掉下来，或者是墙上的白灰一片片往下落———泥瓦工手艺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不会扔灰，不会使劲。他不想再做生意人，有意当无产者，这都是坐牢或蹲集中营时想入非非，或者是同他一起坐牢的共产党人向他灌输的结果。对您我可以说，看到这个从前曾引起轰动的大人物是个真正的废物，连墙都不会砌，真叫人大失所望。突然，他开始推着一辆旧手推车，带上几只铁皮桶、一把泥刀、一把抹刀和一把铁锹，走街串巷，登门找瓦工活干，换点面包、土豆，有时是一支雪茄烟，这其实也只是一种赶时髦。至于每天傍晚在莱茵河边上坐着，同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唱唱歌，观看过往船只———这可不是一个具有巨大组织才能和胆略的人干的事啊!我曾多次向他提出公平的建议，对他说:‘格鲁伊滕，您看，三四十万马克是我现在有的，怎么也吃不准是否该用来购买固定资产或比较保险的资产，您就拿去做买卖吧，等通货膨胀过去了再还给我，不按一比一，不按二比一，不，按三比一归还，不要利息。您是一个明白人，知道现在这种拿香烟当钞票用简直是胡闹，这对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虚无主义者来说倒合适，他们在营里没有烟抽；对孩子和有烟瘾的、被炸得无家可归的女人或军人寡妇来说这倒合适。您我都很清楚，有一天香烟又会只值五芬尼或至多十芬尼，您今天五十五芬尼买进一支，一转手卖五十六芬尼，这是胡闹，如果您想把香烟囤积起来，等到钱又值钱的时候再卖，那我向您预言，您的五十五芬尼只能卖五芬尼，香烟到那时如果没有发霉的话。’他哈哈大笑，以为我想劝他做香烟买卖，其实我只是打个比方罢了。哦，我想，他当然会开一家建筑公司的，他要是机灵一点，可以标榜自己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可是他不愿意。最后我的钱总得派用场呀，那时候做房地产生意没有多大赚头。莱尼如果及时把她的房子以五十万的代价卖给我，我是会立下字据的，保证向她提供一套住宅，不收房租，供她用一辈子。可她把房子卖给了霍伊泽，霍伊泽给了她什么呢？课税标准价格的四倍:总共六万马克，而这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令人难以置信!嗨，用场，我的钱却派不上了———我尽量花钱，买家具、画、地毯，甚至还买书，但始终还剩下这三四十万现金放在家里。于是，我想出一个主意。大家都笑我说:‘佩尔策变得有人性了，第一次做了蚀本生意。’我做什么呢？我收购废钢，不是什么都收，而是专收优质钢梁，当然是合法的，我可以说是尽可能地搞到了拆毁废屋权———大多数人很高兴，这样一来就清除了他们地皮上的瓦砾。钢梁么，有地方堆放是关键，而地皮我有的是，于是就放手干!您知道，像莱尼或克雷默尔这样一个花圃工每小时的工资当时是多少？整整五十芬尼。而建筑行业一个小工呢，嗯，也许可以挣一个马克，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一马克二十芬尼，而且还有重体力劳动者补助票，凭票可以购买面包、油脂、白糖等。要弄到这种补助票，当然得开办一家公司，我这样做了，我的公司名称是‘拆房股份公司’。当我开始收钢梁的时候，全城有一半人都在笑我，因为当时有的是钢梁，全欧洲遍地都是钢，用不了两包香烟就能买一辆报废的坦克———嘿，我让人们去笑。我雇了四队工人，配备工具，弄到拆毁废屋许可证，将钢梁有条不紊地收集。因为我心想:你们笑吧，可钢总归是钢。那个时候，旧兵舰、坦克、飞机都可以白送，只要拉得走，而我也这样干了:拉走坦克；地皮我有的是，当时还没有盖房子。就这样，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把我的全部资本都投上了:十万米优质钢梁，堆放在那里，码得整整齐齐。从一开始我就不搞工资等级表，不按每天八或十马克付酬。我搞计件工资，每米三马克，有时有的人一天能挣一百五十马克以上，这要看地皮在什么地方了，外加他们全都领到了最重体力劳动配给卡。这是额外的优待的。我们有条不紊地从近郊区向市中心推进，那儿都是大商店和办公大楼。在那儿搞要困难一些，因为钢梁上还带有好多混凝土，钢筋有时乱成一团，需要熔焊开。遇到这种情况，有时我当然也增加工资，每米付五六马克甚至十马克，这需要谈判商定，就像煤矿根据煤层位置进行谈判一样，好吧。莱尼父亲替我管这几个队当中的一个，他自己当然也动手干，按向我上缴的数量每天晚上领取现金:到手的都是现钞，有的人有时一天能挣到三百马克，有时当然只挣八十，但决不会低于此数。那时候，我的花圃的工人一星期还挣不到六十哩。全城有一半人仍在笑我收钢梁，收来的钢梁堆在舍恩施泰特街我的地皮上生锈，连已有的高炉那时候都正在拆除呢!不管我怎样坚持下去，即使只是由于固执。喏，我承认，这种活并不总是没有危险的，可我并没有强迫谁干啊，没有。条件一清二楚，交易一清二楚，两厢情愿，我而且并不过问，他们除此而外在废墟中还能找到什么东西:书籍和家用器具啦，家具什物啦，等等。这是他们的外快。人们笑得要死，他们走过我的地皮时总是说:‘佩尔策的钱在这里生锈。’在参加‘万年青’狂欢节俱乐部的朋友中，几位吹毛求疵、喜爱逗趣的人甚至有———建筑工程师之类的人物———一五一十地算给我听，有多少钱确实放在那里锈掉了。他们这一套都是从造桥等方面学来的，都有精确的面积数字，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这笔投资是否有利可图。可是，真奇怪，到了一九五三年，这些劳什子堆在那里已有五年到八年之久，由于当时住房紧张，房子，我想用那些地皮盖，光是这个原因，我就得把它脱手。后来我到手一百五十万马克现金，那时他们又都说我是投机商、无赖、发战争财或其他什么了。突然那些旧坦克也身价百倍了，还有那些卡车以及我顺便———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弄到手种种东西，这时两大块地皮都腾空了，我到手的钱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娘儿们永远也不肯原谅我的可怕事件出了。莱尼的父亲在清除前卫生局的废墟时，摔死了。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种工作有危险，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发给危险补助，也就是提高了每米的固定价格，实际上等于是危险补助。老格鲁伊滕自己也拿起焊枪到处忙活时，他，我曾警告过。请问我又怎么能知道，他的静力学知识这么差，竟会把自己脚下的立足点烧掉，从八米高空中摔到废墟？天哪，他还是个建筑行家，有工程师头衔哩，他的公司使用过的钢梁比我五年中回收的钢梁要多十倍———我怎么能知道，他会把自己焊到深渊里去呢？我能料到这一点吗？这是我的责任吗？在成为废虚的城市里，谁不知道，从被炸毁的混凝土房屋中拆割钢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我不是为这种风险相应地支付报酬了吗？而且，坦白地说，几乎这个神乎其神的建筑行家格鲁伊滕，甚至在收钢梁、撬钢梁或拆割钢梁方面也并不很熟练，甚至在理论上也并不掌握技术———看在莱尼的份上，为他我多破费了一些，因为莱尼和波利斯的遭遇使我很悲伤。”
此时佩尔策泪水涟涟，谁也无法怀疑其物质上的真实性，至于是否感情上真实，判断这一点则不是笔者份内的事。他握紧威士忌酒杯，环顾周围，对自己的活动室、酒柜和隔壁房间里陈列的花圈似乎都不认得了，继续低声说:“他掉在一束从混凝土板中伸出来的钢筋上，刺穿了身体，不是摔得稀巴烂，而是大穿孔，小腹、脖子、右上臂、胸口共四处穿孔，样子真可怕，而且———真可怕，真够呛———他还微笑，一直仍在微笑———疯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疯子，他看上去就像。真荒唐!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有，”(佩尔策的声音有点犹豫，眼睛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手在颤抖—笔者)“还有，焊枪在被格鲁伊滕烧断的那根凸出的大梁的残余部分上挂着，咝咝地往外喷射火苗。真荒唐，这一切就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我正要停止收购钢梁呢———我的全部旧马克资本好歹已经花光了。不用说，出事后我立即停业清理，那些娘儿们说，我反正早就想了歇业，这可是弥天大谎。老实说，如果那是一九四六年中期的话，我也会歇业的。可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此事事实上发生在币制改革前一个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娘儿们对我切齿痛恨，嘲笑我收购的废钢堆在那里继续生锈，还要在那儿再堆放五年。老格鲁伊滕没有参加保险，我聘请他是作为自由工作者，不是作为公司的职工，而是作为转包人，我因此自动提出付给莱尼和洛蒂一小笔抚恤金，但没人理睬———有一次我到她们那儿去，洛蒂在我背后吐唾沫。什么‘吸血鬼’和‘刽子手’她骂着，还有更难听的话。可还是我救的她这一条命呢，在那个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在施尼勒巷的那次抢劫中，突然她像疯了似的高呼社会主义口号，我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她的嘴巴。我常同她的淘气儿子打交道，二月底我们在坟墓里待着没有香烟抽的时候，我从这两个小滑头那里买下了用我自己的烟屁股卷的香烟———我们二日那天，有将近七个小时之久蹲在一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牙齿格格打颤。告诉您，连相信无神论的洛蒂也跟着波利斯小声将主祷文念着，不声不响、胆战心惊、老老实实，连霍伊泽家的小流氓也是的，玛格蕾特呜呜地哭，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紧紧拥抱，好像末日就要来临似的。当时的情况真好像世界正在毁灭。那个时候，这一个人当过纳粹或共产党，另一个人是俄国兵，玛格蕾特是个心肠过于仁慈的护士，这一切，全都顾不上了，只有一点:生或死。尽管你不再常去教堂，你心里总是还留恋它，毕竟它是生活情景和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天之内它化为灰烬，而灰尘在我们的牙缝里、嗓子里牙碜了好几天———轰炸停止后，我们马上动手，共同—我说的是共同———去接收德国国防军的遗产———并且就在当天擦黑时帮莱尼和波利斯的儿子出世。”他一直还在流泪，声音越来越低，“只有一个人喜欢我，理解我，我真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放在心上，当作一家人，让他参加我的买卖和随便什么事情，他比我老婆孩子还要亲———此人是谁您知道吗？波利斯利沃维奇———我爱他，虽然他抢走了我今天还在朝思暮想的姑娘———他也许真的了解我、认识我，他坚持要我给小男孩行洗礼。我。用这双手，是的———说真的，我一听连自己也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有片刻想到，说穿了，有什么没摸过呀，这一双手:活人死人，男人女人，现金支票，花圈缎带，等等———而他却要我，一定要我用这双手为他的儿子行洗礼。连洛蒂一听也不出声了，她本想又搬出她的口头禅:
‘乱弹琴。’波利斯对我说:钢琴教师
‘瓦尔特，’———我们两天后全都以你相称，干脆都以你相称了———‘瓦尔特，’他说，‘我现在请你给我们的儿子施紧急洗礼。’洛蒂听了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我照办———我走进办公室，拧开水龙头，等流完了铁锈和污物，自来水变得干净一些了，我就把我的玻璃杯冲洗干净，盛满水，按照我过去担任执事时常见的那种做法给他行了洗礼———我由于不能兼做孩子的教父，这一点我还懂，所以孩子就由小维尔纳和洛蒂两人托着，我给他一边行洗礼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取名为莱夫。’———连库特这个小坏蛋这时也放声大哭，甚至连说话尖刻的洛蒂和波利斯也都哭了，反正玛格蕾特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只有莱尼一个人没有哭，她在那里躺着，睁开被灰尘弄红的眼睛，满面笑容，立刻把孩子抱到自己怀里。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些，好吧，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实在太激动了。”
听到这一切，笔者坦率承认，他也相当激动，在坐到自己汽车的方向盘前时勉强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两三滴眼泪。为了不至于过分伤感，他驱车直驶波加科夫的住处，在令人愉快的情况下把他见到了:在一个上有玻璃屋顶的平台上，他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毛毯，目光将一大片园圃区越过，沉思地注视着两条铁路的交点，两条铁路之间勉强容下了一个碎石坑、一个苗圃和一个废料场。在这附近还有一个意料不到的网球场，在褪了色的红土地上还有一个个积水坑，几架星式战斗机在天空中飞过，从一条迂回岔道上传来汽车噪音，在小菜园之间的道路上孩子们用空牛奶罐头玩曲棍球。波加科夫独自坐在平台上，心情也很悲伤，没有用他的吸烟架，不接受递给他的香烟，抓住笔者的手腕，似乎想给笔者号脉。
“我丢一个老婆和一个儿子在那里了。我的儿子要是能躲过七灾八难，和您的岁数大概差不多。我的拉夫里克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他们肯定把他抓走了———谁知道送到哪里去了，———有时我想回去，死在那里，不管什么地方———我的拉丽莎，她是否还在人世？是我对不起她的。早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他们把我们送到埃尔夫特前线挖战壕、掩体和炮兵阵地时，我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是我四年之后第一次抓住了一个女人，与她同宿———当时我们躺在一个黑洞洞的谷仓里，俄国人和德国人，俘虏、士兵、女人，都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我说不上她有多大年纪———嗯，她并没有反抗，只是事后掉了几滴眼泪，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习惯，在那种黑暗中，在谁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归宿的荒谬情况下，干这种可说是通奸的勾当吧———我们在干草和甜菜中间躺着，那是一个真正的富足的富家村庄———格罗斯比勒斯海姆，天啊，我们俩都哭了，我也哭了———不如说是在恐惧、黑暗和垃圾中爬到一起的，在我们的脚上全是泥，也许她把我当成德国人或美国人了。因为当时也有几名冻得半死的受伤的年轻美国人躺在那里，有人本来送他们上野战医院或某个集合地点去，但此人很可能开了小差，扔他们在那里不管了。这些美国兵只会说什么‘操他妈的战争’，‘操他妈的将军们’，‘狗屁他妈的许特根森林’———这并不是易北河会师，而是在埃尔夫特这样一条吐口唾沫就可以吐到对岸的小河边上，建立埃尔夫特防线，在莱茵河和西部边界之间———那儿一个十岁男孩能把尿尿到对岸。嗯，我常常想念着这个向我敞开心怀的女人———我摸过她的脸蛋和又密又滑的头发。我甚至不知道头发是金色还是褐色，不知道她是三十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是在黑暗中到达那儿的，又是在黑暗中离开那儿的———我只看见了一些大农场，有人在火堆上煎煮什么东西，有士兵，那些冻得要死的美国人和我们夹在他们当中，波利斯也在，莱尼就像童话中那个有七双铁鞋和七根节杖的少女一样跟着他。这个美丽的童话我想您一定知道。黑暗，脚上的泥，甜菜，她的头发，女人的脸蛋，她的眼泪———还有，是啊，她的怀抱。她叫玛丽或保拉或卡塔琳娜，但愿她永远不会想到她的丈夫了，或向某个神父低声忏悔这件事。来吧，老弟，把你的手给我———很好，摸一个人的脉搏。黄瓜迷和列宁格勒的厌世的俄国人一起看电影去了，他们去看了一部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苏联影片。我没意见。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就被德国人俘虏了，老弟，在某一次狗屁包围战中，在基洛夫格勒附近———当时这个城市反正还这么叫，它今天叫什么谁知道？你当然知道他们对基洛夫是怎么做的———基洛夫是我的人，是我们的人———得啦，他不在了。
当你们德国人的俘虏，那可不是非常受用的事的，老弟，如果，你对我说，当我们的俘虏也不受用，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的人和德国俘虏一样糟糕———我们越过田野，穿过村庄，渴得嗓子冒烟儿———只要看到一口井或一条小溪，我们就渴得直舔着嘴唇，根本不想吃东西———五千人挤在一个集体农庄的牲口院里，在露天下，一直很渴。老百姓即我们自己人想给我们送点吃的喝的，我们却根本没法接近———哨兵会二话不说地向他们开枪———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向老百姓走去，机枪一扫射，老弟，他就完蛋了。有一名妇女打发了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给我们送面包和牛奶，一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的小娜塔莎———她准是想，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一手拎着一罐牛奶，一手拿着面包，对她他们是不会怎么样的，可是不然———机枪扫射———我们的小娜塔莎像别的人一样死了，洒了一地牛奶、啤酒和面包。就这样，我们从塔尔诺夫卡走到乌曼，从乌曼走到伊凡-戈拉，从伊凡-戈拉走到盖辛，从盖辛走到文尼扎，第六天接着前往什麦林卡，前往拉科沃，这地方在普罗库罗夫附近；每天吃两顿豌豆清汤———开伙时干脆把汤锅往人群中一放，那儿有两三万人，于是大家就一拥而上———我们空着手从锅里舀汤，要是能抢到手，就像狗一样舔着吃———几块半生不熟的甜菜、卷心菜或土豆有时是能捞到了，吃下去就胃痛，拉痢疾———倒在路旁就一命呜呼了。我们在那儿待到将近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时一天要死八九百人————经常又打又骂，又骂又打，有时朝人群开枪—既然他们没有东西或者据说没有东西给我们吃，那他们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送东西给我们呢？后来，我在柯尼斯堡一家克虏伯履带厂劳动———夜班十一小时，白班十二小时———我们在厕所里睡觉，运气好的能找到个狗窝，地方虽然小，但至少是一人独住。最糟的是生病或被认为磨洋工———磨洋工的人被送交党卫队———你要是生病不能再干活，就只有进大野战医院，实际上这种医院都是伪装成医院的死亡营、灭绝营，住院人数四倍于其收容量，脏得要命，每人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两升稀菜汤:绝大部分是代用面粉做的代用面包，而代用面粉只不过是没有完全剁碎的干草麦秸，木质纤维其中还有———那些秕糠、草料刺激人的肠胃，毫无营养可言，而叫人有计划地营养不良———外加不断的打骂，老是用棍子抽打。连草料后来显然也太可惜了，便用锯末代替。面包有三分之二的成份是锯末，稀菜汤的原料是烂土豆，掺入种种泔脚，外加老鼠屎作香料———一天有时要死百把人。要想活着出来几乎不可能，你得是命运的宠儿。我可以说是个幸运儿，我干脆不再吃那玩意儿，肚子虽然饿，但起码没有生病。我一看就明白，那是一种把人毒死的东西———我宁可回到克虏伯先生的工厂去将履带装配。现在你可想而知，到一个城市去收尸和清除废墟是一件多么好的美差，为什么波利斯在我们眼中就像童话中的王子，最后会登上王位了。他从未学过园艺，却能到一家花圃去扎花圈，每天早晚有专人接送，不挨打，甚至还有人送东西给他，并且———除了我，知道的确实没有———甚至还有人爱，他也爱人家。这真是天之骄子啊!我们呢，我们并非天之骄子，但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虽然我们没有资格触摸和搬运德国人的尸体，这不行，但可以把街上的瓦砾铲到车上，抢修铁路，而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清除瓦砾时有时会遇到:俄国人的手、俄国人使的铁锹，碰上一具死尸，就免不了要休息一下，不该得到的运气———直至尸体被运走，而波利斯则是在什么地方为这些尸体扎花圈，挑选缎带，准备鲜花。瓦砾堆里有时有打烂的橱柜酒柜，有时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当然也有侥幸交上好运的时候，你找到吃的东西，又没有被哨兵看见；有的日子会交三倍的好运；找到吃的东西，哨兵没有看见，又没有被搜身。谁要是被抓住，就要倒霉了:就连那德国人都不准塞东西进自己腰包，要是俄国人把东西，把什么东西塞进自己腰包———嘿，下场就会像加弗里尔奥西波维奇和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一样，被交给党卫队处置，那就“砰砰”几枪完事。最好当然是一找到什么就把它吃掉，嚼东西时得小心，虽然并没有禁止干活时吃东西，因为这样的规定是根本用不着。像我们这种人怎么会有东西吃呢？那一定是偷来的。我们营的少校司令官还不错，我们如果被告发，他只是关我们禁闭，只有当上士班长坚持要把人送交党卫队时他才这样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坚持要求让我们至少不折不扣地领到我们的定量配给。我有一次，在被搜身时亲耳听到他在同某个上级机关打电话，同什么人争论:是不是我们的活儿值得一提？这活儿如果值得一提，我们每天就可以领到大约三百二十克面包、二十二克肉、三十二克白糖、十八点五克油脂；干的活儿如果不值一得，就只有十五克油脂和肉、二百二十五面包、二十一克左右白糖———为使我们的活儿被承认是值得一提的，他同柏林或杜塞尔多夫的什么人争得很凶。毕竟，我的好朋友，毕竟———这关系到多领或少领一百克面包、三点五克油脂、七克肉和十一克白糖———这个少校很厉害，他比普通人少一条胳膊、一条腿和一只眼睛。那一次我被带他那里去搜查时，他气得咆哮如雷，后来倒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十二个人的命。在大轰炸中，溜了三十个人，钻进瓦砾堆或向西去投奔美国人，领头的就是我们那位不屈不挠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他们的消息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了。我们，包括兴致勃勃地等着去花圃的波利斯在内，那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我们的全部哨兵团结一致地开了小差；岗哨没有了，看守室的门敞开着，铁栅门敞开着，只有铁丝网还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情景就像现在坐在这个平台上看到的一模一样:铁轨，园圃小屋，碎石场，废料场———这样我们便获得了自由，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叫人难受。要自由干什么？又往何处去自由了？一个获得自由的苏联战俘随便乱跑可性命难保啊———哨兵队所干的并不是正式结束战争，而只是个人结束战争，他们说不定还抓住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把他们吊死或枪毙了吧。决定向老营报告情况是我们商量的结果，要是这位少校没有同样开小差，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重新脱离在这种时候极不相宜并有生命危险的自由———干脆一走了之，路上碰到巡逻队，落到警犬手里，那可是胡来；把人看管关押起来审判，那是相当麻烦的，有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可以摆脱他们:把他们枪毙。我们可不想落得个这样的下场，这你也许会理解。我们那时已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这倒有些像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就这样取得自由，我们觉得太冒险。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行动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地图和食品他准备好了，还有通过他的喽口罗或秘密通信地点得来的几个接头地址，他们分批走，然后在靠近荷兰边界的海因斯贝格会合，再动身去阿纳姆。好吧!可是我们却由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这种自由有五人有胆量享用了，他们收拾好个人的衣服什物，略微换一下装，穿过铁路走了。他们扛着铁锹和十字镐，装成了将出工的样子，这个主意不坏。可我们剩下的七个人都害怕，波利斯当然不愿离开他的莱尼，但没有他的保姆科尔布陪同当然不能一个人去，于是他马上去打了电话。他打通了花圃的电话，发出了警报。那个姑娘，半小时后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内格拉特和维尔德斯多夫街路口等着。波利斯接着，又打电话给老营报告说，我们的看守都不见了。不到半小时，这位独臂独腿独眼的少校带着几名士兵乘坐他的小汽车赶来了。他先是一声不吭地穿过了营房，他的假腿很合适、非常棒，甚至能骑自行车———然后进看守室看了看，再出来向波利斯详细询问了半天，向他表示感谢，同他真诚地握手，目光正视，一派德意志风度，并不像听上去可能很可笑那样。真见鬼，那是在美国人进城前十四天，这个少校做什么呢？他叫我们迎上前去!去埃尔夫特前线，美国人那时已到达那里。他对波利斯说:‘科尔托夫斯基，我不得不遗憾地认为，您在花圃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我看见那个姑娘曾和汽车司机交谈，她肯定已从司机口中得知现在要去的地方。我还清楚地看到，她怀着孩子，快要瓜熟蒂落了，我产生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二十分钟后就乘卡车出发了，先到大比莱斯海姆，再到大费尔尼希，接着又连夜前往巴尔克豪森。我们到达弗蒂辛的时候又是夜里，这时只剩下了波利斯和我两个人，其他人明白了少校的意思，在夜间爬过甜菜田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而我们的王子则被他的妃子将德国军服套上，缠上绷带并涂上鸡血，被带到陵园去了。至于我，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在夜里我一个人回到城里。二月底，我回到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曾有一年之久我在这座城市里清除废墟，挖掘尸体，将讥笑和辱骂挨过了，有时，岗哨不注意或不想注意时有人路过，丢给我一个香烟屁股或一整支香烟，有时丢一个苹果或一块面包———我回到了这座城市，躲在一幢被炸毁的别墅的地下室里，地下室半边已倒榻，倾斜的天花板变成我的屋顶，我就在这个藏身之处呆着等待。我身上带着从农民家里偷来的面包和鸡蛋，渴了就喝洗衣间里地上的积水，我白天捡木头，硬木地板，这种木头很好烧。我在被砸碎的家具堆里东翻西找，最后找到了烟抽:六支高级大雪茄，装在一个道地的资本家用的皮雪茄烟盒里，盒子上印有‘卢塞恩，1919年’字样。这只盒子今天我还留着，我可以拿给你看。六支资本家式的高级大雪茄，如果你不太挥霍的话，这就相当于三十六支相当不错的香烟了；如果你再有火柴，那就是一大笔钱哪。我不仅有火柴，还有卷烟纸，那是一本费尔尼希出版的薄纸祈祷书，有五百页，在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一八七八年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初领圣体———不用说，我在卷烟前先读一遍每一页上的那几句话:‘扪心自问，在思想言行上你是否冒犯过上帝？啊，天父，我有罪过，我对上天和你罪孽深重，我就像失群的迷路羊羔，你的儿女是不配称的。’在这张可怜的纸片付之一炬之前，我对它至少得这样做吧。我待在那里，身上裹着从周围捡来的破破烂烂的和未损坏的布料:窗帘和破台布、衬裙和破地毯，夜晚用硬木地板烧一小堆火取暖———我就在那里经历了二日那一天，那真是天崩地裂、十八层地狱，世界末日。我现在要说我未对任何人并且也未对自己说过的话:我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我吃过的尘土，爱上了它那震动的大地，爱上了倒塌的教堂尘塔，爱上了后来天寒地冻时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了。我已离不开这个城市了。希望我的拉夫利克和拉丽莎原谅我这样做，希望她原谅。我在这本祈祷书上读到一段话:‘是否你在神圣的婚姻生活中循规蹈矩？你在思想言行上是否有过出轨的地方？想同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或单身男女造孽的念头你有过吗———哪怕并未见诸行动？’全都是向卡塔琳娜韦梅斯基辛提出的问题，但愿她能回答‘没有’，而我却必须回答一声‘有过’。在动手撕祈祷书卷香烟之前，内心感到必须先仔仔细细读每一页，这也许是进入祈祷的最好办法。好啦，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说话。”(笔者完全搞糊涂了，把手伸给他，发现他也有T和W，感到S，而且十拿九稳还有L2。)
这里，仅仅为波加科夫提供的具体情况作一点补充，笔者再摘引高级人士讲过的一些未完全核实的原话或谈话记录和报告，以作例证。
罗森贝格:到德国来的路和到西伯利亚去的路，他们当中有些人想象大约差不多。
我知道，如果送来了三百五十万人，那就无法妥善安置。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妥善安置或受到不良待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用不着烦恼。但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想党区领袖绍克尔已经谈到或将要谈到了这个问题———把这些人从东方送到德国来干活，要达到尽量高的劳动效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为将高效率达到，自然就不能让他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冻死，让他们一连站上十小时，相反，应当给予他们足够吃的东西，使他们具有后劲任何企业领导人均有权惩罚波兰籍农业工人将此种事件遇到，任何部门均不得因此指责企业领导人。
波兰籍农业工人应尽量与其家庭分离，可以让他们住牛棚马厩等。任何顾忌在这方面不要有。
施佩尔:现代化流水作业要求全月工作时间必须保持均衡。使工厂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中断是空袭。企业开工时间每天在八至十二小时之间。根据我们的统计，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大约在六十至六十四小时之间。
弗莱希斯纳博士:集中营来的劳动力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施佩尔:和企业中其他劳动力完全一样。因为通常集中营来的工人只占职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职工的负担也不比企业其他工人重。
弗莱希斯纳博士:这样是为什么？
施佩尔:党卫队要求将集中营来的囚犯集中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劳动。监工的是德国工长和领班。由于企业的生产情况，工作时间必须同整个企业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为在企业中众所周知只能将统一的步调采取。
弗莱希斯纳博士:上报的两份文件我都要分别说明，在陆军和海军军工厂以及空军军工厂劳动的集中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六十小时。
施佩尔先生，企业为什么要设立集中营特别营即所谓劳动营呢？
施佩尔:建立这种劳动营的目的是免得走远路，从而使工人在企业中精神饱满、乐于劳动(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死敌是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士兵已丧失作为正直军人根据日内瓦协定所享有的资格奉命看守苏联战俘的德国士兵向公众必须随时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与自豪因此，遇有最微小的反抗迹象，特别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煽动者，必须采取果断无情的行动单是出于纪律的原因，就应对苏联战俘十分严厉地将武器动用了。
国防军必须立即将战俘中所有被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骨干分子的人清除。因此，东方战役的特殊情况要求采取特殊措施，不受官僚机构和行政当局的影响，以勇于负责的态度执行之。
枪决苏联战俘(命令):
有关苏联战俘死亡及枪决事件，自即日起不再作为特殊事件用电话报告战俘长官了。
全日出勤完成定额的战俘，基本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战俘0.7马克
苏联战俘0.35马克。
但最低的每个劳动日报酬为:
非苏联占俘0.2马克
苏联战俘0.1马克。我们既然在旁征博引，这里不妨再提出一份文件，这是笔者有步骤地用骆驼牌香烟(不带过滤嘴!)收买马尔娅范多尔恩而搞到的。在笔者进一步调查她所盼望的莱尼搬到乡下去住一事时，孜孜不倦的范多尔恩在收拾莱尼乱七八糟的衣柜里将它发现了。是已故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一封信，是至今未被发现的，笔者不妨把它称为“具体派诗歌留下的例子”。
房屋分配应精确加以计算，以确定在严格节约地利用房间(见使用计划的“规定利用能力”一栏)的情况下有多少房屋需要，特别是现有住房用以安置部队宿营的人数。在使用计划所规定的范围内部队如何具体安排，则不在考虑之列。除计划所允许的单间外，其余房间应按面积大小计算在内，直至宿营人数达到为止。无需使用的房间不属分配范围。在房间按规定即按照使用计划加以利用的情况下，军官营房的勤务兵房间和军官宿舍中规定军士与士兵居住的房屋，均由部队常年经费承担，故应计入长期使用之列。
如不能提供规定面积，即有超员营房时，则须在计算全年消费资料经费及全年小器具消耗开支的情况下考虑现有的一切房屋。住房的宿营人数，在这种情况下分配不按使用计划规定标准，而按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宿营人数重新计算时应对房屋分配进行调整。用于部队教区礼拜活动的国有建筑物和房屋(驻地教堂和练兵场教堂)以及驻地公墓的维修、提供和管理，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负责。祈祷党在大型军医院均有设立。
新建驻地教堂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将个别房间改作宗教活动场所以及改变现有的此种设施，均需陆军总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批准，并应事先将随军主教的意见征询。驻地如无适合宗教活动用的国有房屋，对民用教堂的使用或合用权应确保。合用民用教堂现有的圣器，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功，则根据第二章第113条a款规定由行政部门提供。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订立协议需有军队(海军)驻地教士与军区(兵站)教士参加，并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批准。参照陆军服役条例第29号第370条(A.B.)。
应在教堂或其他房屋内为接受坚信礼者(初领圣体者)上课提供合适的场所。经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同意，必要时，可由当地卫戍部队行政部门租用。也可根据情况由教士自行提供场所，军队当局或海军当局在此种情况下应确定向其提供适当的报酬。
驻地教堂、第150条规定的专用场所和驻地公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费用，将计划内的家具什物(包括宗教活动用品，参照第二章第113条a)的费用维持和补充，教堂和公墓礼拜堂的取暖、照明和清洁费用以及教堂衣物的保养清洗费用，均由预算中“安置”部分的有关项目支付。
凡部队自行经营厩肥者，每次应将出售厩肥所得纯收入(总收入扣除营业税，参照国家财政条例第69条乙款)半数上缴本部队会计室列入“杂项收入”，另一半留给该单位，按第244条规定在“马厩”帐内辟出专门一项“肥料收入”入帐。
自营部门应负责:
1.清理堆肥场地(见第二章第408条d款)。
2.将自己的饲料车维修和更换。
3.在计划内设备器材之外改善厩栏、马术训练房(例如购置马术训练镜)、跑马场和跳马场的设施(第179条e和第246条)。
4.补充饲料和养马其他开支。
其他支出不得由“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项支付。自营部门应同当地卫戍部队行政机关协商，积肥销售工作尽量搞好，后者应查明最佳销售机会。如以厩肥换取饲料，则此种易货交易应分为购进和出售两项，对方到场是无需的。金额应分别记入收支帐，厩肥金额半数作为售肥收入帐列入杂项收入，部队自用肥如用作牧场施肥均应作价，将其金额半数列入杂项收入。
自营厩肥由各经营单位(骑兵团、营等)经营。也可由各骑兵中队、炮兵中队和连队独立经营。按第244条和261条入“马厩”帐。
自营厩肥单位调动或换防时，是“马厩”帐上的“肥料收入”仍归其所有的。如该单位的一部分编入另一部队，可将相应的金额转交新单位。在支付剩下的支出后，单位解散时将肥料收入转入杂项收入项下。在此种情况下用肥料收入购置的物件应无偿上缴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出具收据并记入工具什物帐。
由于了解某些情况和作一些补充是需要的，也为了或多或少核实一些情况，那位高层人士被笔者再次打扰了，打电话去要求面谈一次。这位先生得知笔者的请求时，甚至让把电话接过去，毫不犹豫地同意再面谈一次，并且声称:“必要时可再作几次交谈。”这一次他的语调很友好，几乎很热烈。笔者这一次开始毫无惧怕的心情了。他大手大脚地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因而错过了这位先生专门派司机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本特利轿车。由于这种厚待是笔者没有料到，而且事前也未曾向他通知，这次耽误花去他大约十七点八马克，连同小费在内共计十九点五马克，因为这位高层人士住的地方离市区相当远。对因此使财政局损失约一点七五至二点二马克所得税笔者深感遗憾。这一次他认为也应当破费一些，再带件礼物去。他选购了一张莱茵风景画，类似他在赫特霍尼太太家里见到的那些晶莹清澈、令人心旷神怡的画。费用是四十二马克，连同镜框是五十一点八马克。这位先生的夫人———以下简称咪咪———“对这件礼物十分高兴”(不仅是口头上)。至于先生本人，笔者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初版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只是个摹本(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影印本，带一点儿美术装潢，竟也博得此君欣然一笑。
这一次气氛更轻松一些。咪咪不再了满腹狐疑，用茶招待客人，其质量与赫特霍尼太太在咖啡馆里认为并不特别好的那一种不相上下。有点心，是干的，有雪利酒，也是干的，还有香烟，这两个敏感的人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愁，虽说不是伤心落泪，但眼睛是泪汪汪的。这个下午过得挺愉快，没有隐晦的攻击，但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攻击。已介绍过花园，那间屋子也同样。平台尚未介绍过:它呈巴罗克式弧形，两端都是凉亭，向花园中间那一段伸进很多，草地上放着槌球用具。灌木丛中连翘含苞欲放。
咪咪，皮肤黝黑，虽年已五十六岁，却真像四十六岁左右，小嘴巴，长腿，胸脯丰满适中，穿一件褐红色针织紧身内衣，肤色人工增白，对她很相称。“您谈的那个姑娘骑自行车一个个营去找她的心上人，最后在公墓里找到了他，这真太好啦。我说太好啦，当然不是指公墓和她在那儿把他找到了；我只是说，一个年轻的女人骑自行车穿越艾费尔和阿登高地，直到那慕尔；她长途跋涉至兰斯，折回梅斯，再回家，将艾费尔高地穿过了，越过区界和国办。嗯，我认识这个年轻女人，要是我知道她就是您当时讲的那个女人，我就会———嗨，我就，我就会怎样我真不清楚———但我会设法使她高兴，她虽然是个较难接近的人。一九五二年我丈夫才获释不久，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花圃老板，从他那儿了解到她的地址，立即前去她家。这人漂亮得惊人，她那对男人的魅力，我作为女人却能够体会(？？———笔者)。那个孩子也很漂亮，长着一头不鬈曲的金黄色长头发。我丈夫触景生情———这孩子使他想起年轻的波利斯，他虽然骨瘦如柴并且戴眼镜，但孩子仍像他，是吗？(先生点头———笔者。)当然罗，她的教育方法是错误的。她不该拒绝送孩子上学。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当时已七岁半了，而且她对他搞的那一套纯粹是罗曼蒂克。唱歌啦，讲童话故事啦，还有风格截然相反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和布莱希特这种大杂烩———给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读卡夫卡的《在流放地》，我真不明白是否合适，所有人体器官的自然主义表现我也不明白，是否会导致一种，喏，就说是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吧。不过，她真有些了不起，虽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我要说，这种人体器官挂图，而且是放大了的，是否早了一些我真不知道———今天似乎又太晚了(两人都笑了———笔者)。可那孩子很可爱，天真可爱———还有这个年轻女人的遭遇，当时大概刚到三十岁吧，就可以说失去了三个男人，还将哥哥、父亲和母亲失去了，并且还很骄傲!不，我再也没有勇气去看她了，她是那么骄傲。我丈夫一九五五年随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时，我们和她还通过信呢。那一次，在外交部我丈夫确实还找到一个———一个———柏林时期的熟人，在门口急匆匆地打听科尔托夫斯基的情况。结果是否定的: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祖父母都死了，姑姑莉季娃下落不明。”
先生:“波利斯不再活在人世，这是西方盟国的过错。我这样说并不夸大。我不是指在那张士兵证上做文章的不幸而愚蠢的做法和他在矿井事故中身亡的事实。不，不是这些。是把我拘捕关押了七年是西方盟国的过错，也就是禁闭了七年，尽管并不很严格。和埃里希封卡姆我曾商量好，波利斯一有危险就向我报警，可他由于全部警卫人员都开了小差而慌张起来，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一着他在这种情况下做了:把他送往埃尔夫特前线，使他一有机会就能顺利地跑过去。另外还讲好，由卡姆给他搞一套英军或美军军服，放他到一个关押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战俘营里———等到这个错误查清，战争早已结束。让他拿德国士兵证，穿德国军服，还冒充伤员，这些做法当然荒唐透顶。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当然罗，我和卡姆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女人在背后起作用!一个孩子快要出世了，还有那些空袭!胡闹!当时多少情况我从这个姑娘口中没有了解到，她得知是我把波利斯弄到花圃去时，曾来向我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么———嗨，也许就像一个比较有教养的姑娘感谢你送给她一块巧克力差不多。她哪里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波利斯若没死，在纽伦堡能作证，会帮我多大的忙啊。在法庭上，我曾救过一个人的命，当着一起被控告的同事们的面说出了他名叫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多大年纪等等，真叫我丢尽脸了。苏联原告说:‘好吧，既然您连战俘老营的号码都知道，我们可以设法去找到这个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可是过了一年也没有找到他!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的托辞。只要他还活着并允许他出庭作证，他就能帮我。人们在审讯中，把最恶毒的言论栽在我头上，虽然这些言论是在我参加过的一些会议上发表的，但并不是我说的。下面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会说？(他掏出笔记本念道:)‘即使对听话肯干的苏联战俘也不能心慈手软。他把心慈手软说成是软弱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有人还说我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军备首脑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建议设置多层床铺，使原来只能住一百五十名俘虏的RAD营房(德国劳役营房———笔者)容纳八百四十名俘虏。还说在我的一个工厂里，早晨上班时俄国人没有面包和工作服，向德国工人讨面包吃———还说有什么惩罚室。可是恰恰相反，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我抱怨分配到我们厂的俄国人由于营里伙食太差而体力大大下降，例如已无法正确转动车刀。在主管战俘工作的赖纳克将军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我个人曾反对所谓俄国人面包的规定混合比例:百分之五十黑麦粗粉，百分之二十纤维粉，百分之二十甜菜渣，百分之十干草粉或树叶。我争取到把黑麦粗粉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甜菜渣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纤维粉、干草粉或树叶这些难吃的成分，我们的工厂至少都是这样做的———由我们的工厂自负费用。可惜人们太容易忘记了，这些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我曾提醒粮食部国务秘书巴克和司长莫里茨，在军火工业劳动不等于死刑，军火工业生产需要强劳动力。最后，是我提倡推行后来变得很有名的所谓‘面粉汤日’。我吵了一架同绍克尔，他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监狱，并想在我面前真的都搬了OKH、OKW和RSHA(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德国保安总局———笔者)所有指令出来。由于这一套不人道的伙食制度不能让德国公众知道，我冒着巨大的危险，偷偷把有关消息有意泄露到瑞典，以提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注意。我得到了什么报答？两年拘留，五年监禁，就为了我们在柯尼斯堡的分厂，可实际上我并不主管那些厂。喏，好吧，看看别人，有的更倒霉，有的死了，而我呢，总算身体健康，没有受到特别的损害(？？什么损害？———笔者)。我们就别再提了这些，还有审讯中那一套虚伪的无谓的争论，将一叠叠文件放在我面前，并把确实不是我说的话栽到我头上。我真希望这个小伙子能平安无事地度过战争，而我没有能———我没有能够再找到他的父母和妹妹，对他儿子的教育我完全没有能施加影响。可我毕竟已证明，在文学上我对波利斯的影响并不坏。特拉克尔和卡夫卡他究竟是通过谁知道的，最后还知道了荷尔德林呢？这个文化修养有欠缺的不开窍的女人，归根结底不是通过我才知道这些大作家，后来又传给了么她儿子？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对科尔托夫斯基家这个唯一有据可查的后裔承担一种高级教父的责任，这难道真是那么狂妄吗？我可以肯定，如果波利斯还活着，他自己是不会拒绝的这一出自内心的提议，他们何必这样叫我下不了台呢？特别是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忘了她的名字———满脑袋庸俗社会主义思想，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把我撵出了门。我听此人说同自己的儿子也合不来，经常搞一些无法无天的活动，如果不说是卖淫的话。难道格鲁伊滕先生，那个寡言少语得出奇的女人的父亲，那个不要脸的准左倾破鞋后来的情人，难道他在战争时期是个清白无辜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毫无理由，他们那么傲慢地把我轰走，随便相信一个法庭的判决。现在大家都已知道，这个法庭是很成问题的。不，不，确实我没有得到什么好报。”
这些话都是低声说出的，更多是的受委屈的语气，而不是攻击别人，每当他激动得青筋胀起的时候，咪咪就抓住他的手使他平静下来。“汇款被退回，写信去不回信，出主意不理睬。有一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我指的是另外那个人，直截了当地写信给我:‘难道您看不出莱尼不想理您不成？’那就好吧———从此我就完全克制了自己，不过当然我还经常了解情况，为了那个男孩———他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想说他是一个罪犯，我的水平还不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任何一种法律的观点。罪是我自己就犯过的，我自作主张将俄国人面包中的黑麦粗粉和甜菜渣含量提高百分之五，纤维粉和树叶的含量相应地减少了，为的是使面包好消化一些，这有可能让我进集中营，这是非法的。罪犯是我，只因为有些工厂有我的股份，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了一个连自己的王国或者不如说连自己的领域也看不清楚的大企业家。咳，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我自己犯的罪就够多的了，因此我不想简单地说这个孩子是罪犯，他不过一事无成。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二十三岁，想通过篡改支票和伪造期票的办法把自己的家产弄回来，现已落这些家产到现已落别人手中，现在的主人采用了冷酷无情但却合法的手段，虽然也许可以说是用挖空心思的巧妙手法，然而却是把它不可变更地弄到手的。立契转让就是立契转让，卖掉就是卖掉。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男孩身上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恋母憎父本能。她哪里知道，她用她的卡夫卡造成了什么后果———她哪里知道，像卡夫卡和布莱希特这样恰恰相反的作家，拚命读者他们的作品，囫囵吞枣，兼收并蓄———外加荷尔德林的狂热和特拉克尔迷人的颓废诗歌，孩子刚会讲和听就吸收这些东西，还有那种带神秘色彩的肉体唯物主义。我当然也反对种种清规戒律，但那么细致入微地搞这种生物主义，这样将一切人体器官及其功能赞美，究竟是否合适？———但我们终于分手了，性格不合。哦，爱莫能助真使人伤心，受到排斥真叫人痛心。”
笔者认为这里又发生了不可能的事:T作为W的结果，而W又是内心的L2的结果———主人家的狗正在这个时候从绿茵茵的草地上跑过来，那是几条名贵漂亮的阿富汗狗，它们只是嗅了嗅笔者，显然觉得他太庸俗而不屑一顾，便跑去舔主人的眼泪了。真见鬼，突然现在所有的人都开始变得多愁善感了:波加科夫、佩尔策、高级人士，甚至洛蒂的眼睛也闪烁着泪珠，马尔娅范多尔恩也公然哭哭啼啼———还有玛格蕾特几乎成了泪人儿，而莱尼自己不也是只允许她眼中的泪水不超过能使眼睛保持明亮和张开的限度吗？
向咪咪和先生告别时气氛亲切友好，他们请求笔者如有可能居间调停，语气一直还很悲伤。他们说，他们始终愿意帮助波利斯的儿子———正因为他是波利斯的儿子，是莱夫科尔托夫斯基的孙子———“重整旗鼓”。
格龙奇的身体情况、心理情况、政治情况和所在位置战争结束时一直还没搞清楚，搞清楚是几乎毫不可能的。安排一次对他的访问毫不困难:一个电话，约好时间，在陵园闭园后格龙奇等候在生锈的铁门旁。只是在运送那些用塑料制造而不能用于堆肥的花圈和花卉下脚料时这扇门才开启。格龙奇热情好客，一如既往，对这次访问感到高兴，把笔者的手拉着，领着他安全无恙地经过一些“特别滑溜的地方”。他在这期间在陵园内部的处境已大有改善。公共厕所的钥匙他新近才得到，还可以到市陵园工人淋浴室洗澡，配备了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架晶体管电视机，正心情舒畅地迎接(那是复活节前后———笔者)即将来临的白色星期日的绣球花旺市。在三月里这个寒冷的傍晚，长凳上坐不住，但在陵园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可以的，这一次也是朝大路走去，格龙奇称之为大道。他笑嘻嘻地说:“这是我们最好的住宅区，最值钱的地皮，您如果不相信小瓦尔特的话，我还可以给您看几样东西来证明他的说法。他倒从来不说假话，正如他从来不近人情一样。”(窃笑)格龙奇指给笔者看佩尔策一九四五年二月同他在那里架的电线的残余部分:一根劣质黑色电线断断续续从花圃拉到一株长满常青藤的栎树上，从那儿穿过一片接骨木树丛(树干上还可以看见电线夹子，虽然已经生锈了)和一片水腊树篱，一直通向了封德策克家的祖坟。在这座庄严墓地的外墙上也留有夹子和劣质黑色电线的残余———这时，笔者(他不得不承认有一点毛骨悚然)在那扇威风凛凛的青铜墓门前面站着，它就是当年墓穴中苏维埃天堂的入口，可惜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黄昏上了锁。“就是从这儿进去，”格龙奇说，“里面再通往黑里格尔家墓，从那儿再通往博尚普家墓。”封德策克和黑里格尔两座家墓照管得很好，将苔藓、三色堇和玫瑰种上了。格龙奇说:“是啊，小瓦尔特把这两家的常年服务工作让给了我，那些通道战后他又用砖堵死了，并且粉刷过，可惜是相当马虎，是老格鲁伊滕干的，后来出现了裂缝和灰泥剥落，他都说是炸弹震坏的，这倒也不是说瞎话，因为二日那天这里一定炸得很厉害。那后面您还能看到一尊天使像，有一块炸弹弹片在头上，就好像有人用大斧砍进去拔不出来似的。(天色虽然已开始黑了，笔者仍能看到这尊天使像，可以证明格龙奇所述不假)。
您看，黑里格尔和封德策克两家都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拿撒勒画派作品被毁了。它们被黑里格尔家修复了，封德策克家把它们现代化了，只有博尚普家的祖坟破败不堪。这孩子———嗨，他现在大约也有六十五岁了，可是我二十年代初，曾看到他穿着水兵服在这里哭爹叫妈做祷告，有非常好笑的样子，因为当时他穿水兵服已显得年龄太大，可又不肯脱掉———说不定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水兵服在南边梅腊诺附近的疗养院里跑来跑去呢。他的律师有时花点钱，雇人除掉最长的野草，这位律师还坚持那位至今仍靠香烟纸厂为生、身穿水兵服的可笑的老爷的安葬权。不然的话市政当局，很可能把这东西统统铲平。现在，正在为一块坟地大打官司呢(窃笑———笔者)，这老小子好像就不能葬在南边蒂罗尔似的。那里就是礼拜堂，门已经坏了，要是您愿意的话，可以进去看看莱尼和波利斯的石楠是否还留下一些。”
笔者果真走进了这座已很破旧的小礼拜堂，忧心忡忡地观察了造型非常优美的半圆形后厅里正在一片片脱落的拿撒勒画派的壁画。在礼拜堂里面又脏又凉又潮湿，笔者为了看清祭坛———祭坛上的有色金属已被偷走———的全貌，不惜破费几根火柴(他还不清楚问财政局是否能报销此项开支，因为他这个烟鬼消耗的火柴量是很大的，还得由支取高薪的官方和非官方专家审定，十三根至十六根火柴是否能作为业务开支予以报销)；在祭坛后面笔者发现一种奇怪地闪烁着紫红色的草木灰，完全有可能是石楠腐烂后留下的；还有一件通常是女人贴身穿在连衣裙或毛衣里面的衣服，当笔者毫无头绪地走出博尚普家礼拜堂时，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的格龙奇说明了它的来源。“是啊，很可能是他们，有几对情侣，有时迷路走到这儿，不知去哪儿好，既找不到背旮旯儿，又没有钱去住旅馆，不怕死人，就钻到这里面去。”
宾主在这个阴冷的傍晚，溜达了很长时间，兴尽而归，最后又恰到好处，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干了一瓶樱桃烧酒。
“是啊，”格龙奇说，“我听说仗在我们老家那里打得很凶，真是火烧火燎，想回去看看母亲，她也许能帮帮忙。她那时快八十岁了，我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回去看过她，虽然她一辈子跟在教士屁股后面转，但这不能怪她，只怪某些体制。荒唐透顶(窃笑)，但我还是去了，可已经太晚了。我仗着自己熟悉地形，因为小时候我在那儿放过牛，沿着林间道路，沿着森林边缘，有时一直走到了白沙堆和红沙堆。只是我刚刚过了迪伦不久，就被那帮白痴抓住了，他们塞给我一支枪，给了我一个袖章，把我连同一群半大小子送进了森林。好吧，我们索性假装成侦察队———这一套鬼把戏还是我在上一次战争中学来的———带上那几个小子———可是我的地形知识这时已经不管用了:那里已面目全非，只有弹坑、树墩、地雷，要不是很快就被美国佬抓住，我们就完了———哪些道路没有埋雷他们当然知道。幸而那帮孩子得救了，我也得救了，虽然他们过了一阵子才把我放出来，住帐篷四个月，挨饿，又脏又冷，嘿，在美国人那里日子并不好过啊。从此我就永远落下了风湿病，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不知道是哪个德国畜生开枪打死了她，因为她升起了白旗———那个鬼地方有一阵子两军对峙，有时美国人打过来，有时德国人打过来，老太太又不肯离开那里。德国人果不其然，用冲锋枪给了快八十岁的老娘一枪，很可能就是今天在那里给他们树纪念碑的那帮王八蛋开的枪。对这种狗屁纪念碑那些教士竟不加阻止。我告诉您，当美国佬终于在六月把我跟农业人员一起释放时，我都快没命了。我尽管确实属于这个范围，此事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营里柯尔平组织的成员都对有关农业人员的这条消息加以保密，作为一个诀窍把它传给自己的伙伴。嗯，正好我学柯尔平老爹，学基督教工人，将几句虔诚的格言念了，这样我在六月就被放出来了。我回来后发现小花店整理得干干净净，经营井井有条，赫特霍尼规规矩矩地把它移交给了我，连同租金在内。这一点我永远也忘不了她，我今天还是以成本价格向她供应鲜花。小瓦尔特并没有来找我给他写清白证明———我真想让他至少吃几个月苦头，在所有困难时期这家伙都能太平无事。当然，只是让他受一点折腾，治病救人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坏处的。咳，他对我也不错，把我的一份补贴给我，还给了我一笔贷款，使我终于能自己开店。我们把我们的主顾一分为二，他还慷慨地支援我种子，我不过还是认为，把他关上半年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格龙奇那里笔者还呆了一会儿(约一个半小时)。格龙奇一点也没有想哭的苗头，在讲完以后就心情舒畅地沉默不语。他的小屋相当舒适，有啤酒和樱桃酒，而且笔者在格龙奇的小屋里可以做格龙奇在陵园里因为怕人看见(“一支烟几公里路以外都能看见”)而不让他干的事情:抽烟。当笔者被格龙奇送出门，又走过滑溜的垃圾堆时，他并非泣不成声但却以十分激动的语气说:“必须竭尽全力把莱尼的儿子莱夫救出来。他尽干蠢事。他只是想私下替母亲向可恶的霍伊泽一家索取某种补偿。他是个棒小伙子，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也像他爸爸，他就是出生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我在这儿工作了三年后去陵园管理所，后来当了街道清洁工。他是个棒小伙子，一点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我们得帮他一把。他小时候，莱尼每当在大忙季节到佩尔策店里以及后来到我店里来帮忙的时候，他总是跟来在这里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把他藏在他父亲曾经隐藏过的这个陵园里。在这里藏着谁也找不到他，况且他也不像我这样害怕墓穴和地窖。”
笔者亲切地向他告别并答应———他打算说到做到———再来看他，他还答应，一旦小格鲁伊滕逃出了牢笼，就把格龙奇所说的这条“陵园妙计”告诉他。“还有，”格龙奇从后面向笔者喊道，“告诉他，在我这老有儿咖啡、菜汤喝，老有香烟抽。”
现将直接引述莱尼本人的为数不多的言论归纳于下:
“去卖笑”(以免她的钢琴被扣押)
“生灵”(宇宙间)
“即兴跳舞”(同汉斯赫尔岑)
“穿着它到时候入土。”(穿浴衣)
“哎呀!从我身上钻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呀？”(莱尼小时候看到自己的大便时说)
“伸开四肢，情不自禁”。“敞开怀抱”。“接受”。“施与”(石楠丛经历)
“请，请给我这块生命之饼!干吗要我等这么久呢？”(此话使她初领圣体遭到拒绝)
“放在我舌头上的竟是这个软绵绵、白不呲咧、干巴巴、不知什么滋味的玩意儿———差点我把它吐出来。”(指真正初领圣体)
“肌肉动作”(指大便“免纸”)
“一个我爱的男人，无条件的委身于他是我愿意的”；“想出种种大胆的亲昵动作”；“我要让他快乐，他要让我快乐”(指她的“意中人”)
“那小子”的“手不温柔”(首次幽会)我的名字叫红
“在暗处为的是能够安静地哭一会儿”(看电影)
“很可爱，非常可爱、善良。”(哥哥海因里希)
“怕他，他所受的教育因为多得惊人”(哥哥海因里希)
“其次是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可爱，非常非常可爱”(哥哥海因里希)
“日子过得不错”。“包拆废屋者”(谈一九四五年后的父亲)
“大概对父亲当时就已是一种真正的诱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她是勾引人的女人”(谈洛蒂霍伊泽)
“糟，糟，糟”(谈全家同哥哥海因里希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她疏通玛格蕾特家堵塞的马桶后对海因里希和艾哈德的评论)
“这事”(不一定而且也不允许)“在床上”(干)。“到野外去，到野外去。一起上床，这一套我才不希罕呢。”(当着玛格蕾特的面就人们平常所说的“同房”想入非非)
“在未死之前他就已在我的心目中死掉了。”(在她丈夫阿普逼她干上述那件事后说)
“她瘦成皮包骨，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我当时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没有用了，小姐，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上哪里去了，院长这时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谈拉黑尔之死)
“简直叫人受不了”(谈与阿洛伊斯的艳遇)
“看到这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她谈战时在父亲公司办事处的工作)
“报复”(莱尼推测父亲的死魂灵花招的动机)
“立即打得火热了”(按波利斯的手)
“比我对你讲过的那次石楠地经历要美妙得多”(同上)
“那该死的礼炮声，正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波利斯表白爱情的时刻)
“同房”(莱尼对玛格蕾特谈通常被人描写得更粗俗的一种活动)
“您知道吗，警告牌我到处都看到了:小心，有生命危险!”(谈她与波首次同房后的处境)
“干吗急着问这个，有更要紧的事要说呢。我告诉他，我姓格鲁伊滕，而不是证件上所写的普法伊弗。”(对玛格蕾特莱尼谈她与波利斯的一次谈话)
美国人“止步不前”(同上)“只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同上)
“干吗他们白天不来？他们什么时候再白天来呢？为什么美国人不向前推进？为什么他们需要那么长时间？到这儿可一点也不远嘛。”(谈美国飞机轰炸和对莱尼来说行动太慢的推进)
“美好的念珠月”(指一九四四年十月，这一月白天空袭频繁，使莱尼与波利斯有机会同房)
“这要感谢拉黑尔和圣母，我多么热爱她们，她们俩都没有忘记。”(念珠月)
“两人都是诗人，你如果问我的话，两人都是”(谈波利斯和艾哈德)
“终于来了，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啊!”(再次谈美军进军)
同房“已无从谈起”(腹中已有身孕的莱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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