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山红的散文（时光冲不淡映山红的基因）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图画书界奥斯卡”

一个地方的植物与当地精神、文化有着岩层般的联结。杜鹃之于井冈，正如郁金香之于“洼之国”的荷兰，又或是向日葵之于梵高，睡莲之于莫奈——植物与地域，注定互为交融。

陈蔚文 | 文

刊于2017年7月6日文学报

我在南昌长大，小时学校春游，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西郊的梅岭，梅岭多杜鹃，我们称它为映山红，老师说，这花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这个说法尽管有些魔幻，但南昌是个英雄城，我们从小受到英雄主义教育，这个说法对童年的我们还是成立的。其逻辑是鲜血灌溉了土地，土地孕育了花朵，因此它是烈士精神的化身。

映山红就以这样的形象进入了我的记忆。它是我童年与少年时光里唯一被赋予象征的植物，要再晚若干年，玫瑰才作为爱情的代言出现。

每次春游或之后的回乡扫墓，我总会采几枝映山红回来，它强烈的山野气使一个家庭的气息也变得清峻起来。是的，与其他花儿不同，映山红有种“岭上”的炽烈，它一点都不香艳，比起那些“被驯化、园艺化和人工化的植物”，它的骨子里是民间的峻拔，是遥远的忧伤。

杜鹃化为鸟，又名子规，“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无论花或鸟，都是有脾性的。那最古老的基因，从万物初辟时大概就已注定，时光苍茫，不会冲淡这基因，倒是令其更加巩固。

母亲爱听民歌，包括那些红歌，她出生于1946年，基本算新中国的同龄人，她的青春是被那些歌声充满的。“红歌就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有一次我送她了一套音乐碟，《雁南飞》《绒花》《我们的田野》《九九艳阳天》，她很喜欢。那时还年轻的我也觉得这些歌很动人，它们有着和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的曲调，或昂扬蓬勃，或如泣如诉，或兼具昂扬蓬勃与如泣如诉，比如《映山红》：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这首歌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红歌”，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当年这部家喻户晓的电影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江西苏区柳溪村，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故事。

《闪闪的红星》剧照

片中的三首歌曲《红星歌》《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都传唱至今，尤以《映山红》传唱最广。歌曲结尾部分重复三遍“岭上开遍哟映山红”——从悲怆的昂扬回到祈使，诉说，这首歌不像通常的革命歌曲那样铿锵，杀伐决断，而是以柔克刚，化呐喊为叙事，女性（母性）视角的悠远，带有泥土的柔软、河流的起伏与山区的雨雾。

如今的井冈的确实现了歌曲结尾的这一幕，杜鹃花期从4月中旬至6月中旬，一簇簇，一丛丛，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脊两侧竞相开放，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了一道“十里杜鹃长廊”。

据说，《映山红》的原唱邓玉华（满族人）在练这首歌时，甚至不知映山红长什么样子，有一次丈夫告诉她美术馆有一幅画，画的是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她赶紧骑车去看。“看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再唱《映山红》时，就有感觉了。”

1974年国庆节，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邓玉华从此开始了歌唱数千遍《映山红》的生涯。那一年的夏天我出生，没准我喜欢唱歌的妈妈也曾哼唱过这首歌哄我入睡吧，它的旋律弥漫当时中国的大地。

这首歌之后有多个版本，演唱风格最慷慨昂扬的是邓玉华，这或许与她的出生年代有关？她1942年出生，这一年，二战中的日军占领马尼拉、吉隆坡等，五月开始“五一大扫荡”，实现“三光”政策，并在中国战场实施以战养战的浙赣会战；纳粹德国召开望湖会议决定消灭犹太人；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陕西农民歌手李有源以陕北民歌曲调填词作《东方红》……

邓玉华对革命的感受比起后生代歌手肯定要深切得多，尽管她当时没见过真正的映山红，但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对血色有足够理解，对革命当然也不陌生。革命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期待升腾起能将黑夜消退的曙光，是奏响自由平等的号角，是人们能在春光里走近岭上开遍的映山红，不再忧惧。

“妈妈告诉冬子，等到斗垮所有的胡汉三，映山红开遍之时，真正的春天就来了！潘冬子还明白，这一天不是等来的，是靠斗争赢来的。面对敌人放火烧房，妈妈胸中的革命豪情没有向敌人屈服，熊熊烈火中，革命的信仰愈燃愈炽，它传给了潘冬子。”——那是对一个孩子来说无论如何都显得过于沉重的使命。

妈妈牺牲了，冬子变得更加坚强，“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变成一个真正勇敢的热血少年”。在战争中火线成长的孩子形象，我后来在德国作家尤里·奥莱夫的系列作品中也读到过。《快跑，男孩》《鸟儿街上的岛屿》《隔离区来的人》都是描写犹太孩子在逃亡路上如何迅速成熟的。《鸟儿街上的岛屿》中的12岁男孩阿莱克斯为躲避纳粹，只身躲进了一栋废弃的房子，在等待与父亲汇合的五个月中，他千方百计寻找食物，为救同胞，他用父亲留下的枪杀掉了“德国鬼子”……作家尤里·奥莱夫本人就是大屠杀幸存者。他1931年生于华沙，二战爆发后，父亲被苏联人抓走，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在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中生活了两年。母亲后来被纳粹杀害，奥莱夫兄弟俩被偷偷接出犹太人居住区，藏匿在好心的波兰人家中。二战结束后，奥莱夫搬到了以色列。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素材，写了不少反映大屠杀背景下犹太人生存境况的小说。

《鸟儿街上的岛屿》插画

当我的儿子长到和潘冬子，继而是与阿莱克斯同龄时，我难以说出对孩子们早熟的“英勇”的感受。我多希望所有的孩子永远不具备这种残酷淬炼出的“英勇”！是的，革命只是手段，终极目的是中止暴虐与奴役，中止只有鲜血与火光的童年，让“英勇”远离童年，让植物和阳光重新回到童年。

“法国启蒙思想家把‘革命’一词从‘叛乱’‘政变’一类的词义中分离出来，赋予它人类精神进步的意义……从这时开始，革命方有了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这些明亮色彩，指向人类挣脱蒙昧、复萌理性、改变世界的历程。”2017年5月，在去往井冈山的K8703次列车上，我读到作家筱敏的这段话。

而我此行的目的地井冈山也与革命密不可分，它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过于显著的红色，甚至几欲掩盖那大片的森林覆盖率达81.2%的绿色。

黄洋界、茨坪、大小五井，这些地址背后通向的是重要的一段历史：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两年零四个月，为新中国奠基，也为新的政治秩序奠基。

车进井冈，车窗闪过外面山坡上的映山红，它们枝叶张开，叶芽向上，绽放一簇簇殷红，以燎原之火的方式流动。当一种植物嫁接了精神，便成其为见证，见证波谲云诡的历史。

若岭上没有映山红，井冈注定失色不少。这是植物与一方土地的联结，它们互为渗透，各自朝向着对方。原本约同行者一起去看笔架山杜鹃，但先到的朋友说杜鹃已过盛季，一场雨后又愈凋零，也就未去。好在来的路上已见映山红，比起整饬的杜鹃，长于山野的它们更能折射井冈精神——尽管萧疏，但每一株，每一簇，都保持着倔巴、强烈的姿态，似乎连流弹袭来，也无法遮拦那一种绽放。

新媒体编辑 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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