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中的人物（芙蓉镇中的他上帝让谁灭亡）

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经典影片，《芙蓉镇》必定榜上有名，如果说起这部影片中的人物，除了胡玉音、黎满庚、谷燕山这些正面人物之外，还有两个反面人物王秋赦和李国香，而这两个反面人物的结局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王秋赦，他的人生轨迹完全可以用轮回来形容，从最初的饥寒交迫到后来的青云直上，再到疯癫潦倒，整天敲着一面破锣在芙蓉镇上游荡，嘴里喊着“运动啦、运动啦”，可谓是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对于他这样的结局，影片中秦书田这样说：“如果世道不变，王秋赦说的兴许还是道理。” 毕竟我们不知道“最不堪的年代”在哪一天还会到来。

今天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是幸存者；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因为正是在“最不堪的年代”，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危机，还要面对人性中的恶。

而影片中的王秋赦则是人性之恶的放大体。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白了，就是人世间存在着相生相克。不但人分好坏，就一个人本身来说也是善恶同在的。

但是，在王秋赦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善”，而是百分之百的“恶”。

而王秋赦身上的人性之恶，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我穷我有理，此其一；前倨后恭，此其二。

先说他的第一种人性之恶，我穷我有理。

他本身是一名乞丐二流子，因为机缘巧合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并对胡玉音进行打击报复，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了他所信奉的“我穷我有理”的人生哲学；只差把这五个字写在脑门上。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通过努力、劳动、会得到报偿，通过勤劳使生活富裕让人憧憬；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则被视为恶劣。

无疑，王秋赦这种人理所应当被视为恶劣，人人白眼视之；但只因那个“最不堪的年代”，王秋赦这种人居然得了势，所作所为全都成了堂而皇之的合法行为，将他的人性之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正如马克思所说“流氓无产者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而王秋赦的所作所为恰巧印证了这一点，可见，马克思都对流氓无产者嗤之以鼻。

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但王秋赦却信奉的是“为富不仁”这样狭隘偏激的观点，当然，他也笃信穷则思变，只是他不仅变得更穷，而且更恶。

再说他的第二种人性之恶，前倨后恭。

在那个荒唐岁月引发的风暴席卷到这个小镇上时，不仅胡玉音和秦书田受到冲击，连“根红苗正”的李国香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而王秋赦则是首当其冲，大有置李国香与死地之势；而当李国香的所谓问题被查清之后，王秋赦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对李国香卑躬屈膝，极善逢迎，一副赤裸裸的小人嘴脸。

如同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所说：“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而王秋赦，虽然书不能看，笔不能提，却彻头彻尾地将面厚心黑的一面展现在大众面前，如果进行厚黑学考试，王秋赦绝对满分，并且是高分高能。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王秋赦的人生轨迹就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正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王秋赦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中表现得有多疯狂，其下场就有多悲惨，就如同影片结尾时谷燕山所说的：“这世道真有意思，叫癫子的不癫，不癫的人倒癫了”，而王秋赦之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看似是时代背景使然，而更多的，则是他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从他加入这场荒唐的“洪流”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为他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一念之误，乃至于此，而他敲着的那面破锣所发出的声响则是他给自己敲响的丧钟，同时也是为人性之恶敲响的丧钟。

时势造英雄，但王秋赦的人生轨迹则告诉我们，时势不光可以造就英雄，也能造就无赖流氓；不仅如此，他还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恶人，这类人的人性及思维中充斥的全是满满的恶；表面上似乎看不出来，但当劫难来临之时，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这种人的恶性就会彻底释放，正像捷克作家伏契克说过的“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