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制度变化 明代重视科举取士

科举制度在明代已经进入鼎盛时期。明代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院只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到了明代，进学院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

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员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京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明代实行科举取士,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科举社会”。引发社会阶层的流动,用明朝人的话语来概括,这是一个“善变”的社会。今日还在田舍插秧的隔壁老王家的小伙子，也许明天就会登上天子堂。鲤鱼跃龙门，成为人人羡慕的寒门贵子。而另一边隔壁老李家的小伙子原是五代簪缨子弟，祖宗还是开国功臣，因为不学无术骄奢淫逸，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在外吃喝嫖赌，最后落得一贫如洗，成为人人唾弃的败家子。

可见,在明代的科举社会,其社会地位上升的要诀在于勤俭然后读书仕进;而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则在于骄奢淫逸,浪费不赀。

“土庶敢于犯上濩成乱阶。”这一句是晚明社会的现实录。每个人只追求自己的体面，而不顾国家法度的废弛。

以至于朝堂上，小臣藐视大臣，小官吏不惧大官吏，新进的官员不推崇老官员，一切以自我为重心。在沙场上，士兵也轻视主帅，在家中，子孙也不懂尊重父母，在乡里，没有尊卑长幼之分，民不惧官，官不惧上。从之前的子妇躲避大豪，到后来的大豪避子妇如蛇蝎。

显然,传统的封建礼法、伦理纲常、尊卑等级等制度已经混乱。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近来婚丧、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看似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其实是一种即将乱世的征兆。

传统中國讲究“天地君亲师”,崇尚尊师重道,人所共遵。然在晚明师道之尊,已不复存在。从师道的基本特征来看,只有训蒙受业之师,其恩深,其义重可与君、父并论。

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一方面导致学生士子最看重的是“举主”,其次对“主司”也是殷勤相待,至于曾经的受业恩师,一旦富贵之后不但忘其恩而且忘其人。另一方面，师者为了脩脯,也不敢一味督促,只是一味迎合。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按照明代的制度,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或参加科举考试。到了晚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济济斌斌,大多是一些奴隶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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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地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及淅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奴仆之子中科举之风,尤为兴盛,甚至有的人登甲第而成为翰林。这些奴仆之子一旦显贵,就依恃他所取得的衣巾,“操戈反噬”欺负起原先的主人。

在苏州府嘉定县,一些大家,其所养僮仆可达万指,平时横行乡里,一旦主家衰落,就“掉臂不顾”。至于中等人家所养的义男”家仆,尽管有抚养之恩,而且有些家仆也长子育孙,但一旦叛去,就恣意殴辱原先主人,甚至“操戈人室”。看过《红楼梦》贾家的奴仆赖大家的儿子赖尚荣就是这种行为的例子。

无可否认,即使是在商业化浪潮冲刷下的晚明社会,仍然会有一些地方保持着这种淳古之风,显得事事都有法度可依。如在吴宁,凡是衣冠族,一定是自为婚姻,其他小姓,即使骤然崛起成为富贵,这些衣冠族仍然保持着一种矜持不与这些暴发户通婚。但这种古朴之风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已是荡然无存。

正如明人陶望龄所言,“越中人家但有几贯烂钱即起自舆台驵侩,亦与为好”。这是晚明“流品”混淆的反映,而其起始劐是婚娶之家,惟论财势,无疑受到了商业的渗透。

更有甚者,一旦主家凌替落薄,反而俯首于奴仆的子孙。比如红楼梦中宁国府的贾蓉、贾蔷还得叫奴才赖升一声‘赖爷爷’，就可知贾家已经没落到何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