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死后雍正当皇帝了吗（雍正尊康熙为圣祖仁皇帝）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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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幸运地即位。他要在庙号上拔高父功，以示最大的感谢.

他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在康熙的庙号上做文章：改宗为祖。

《孔子家语·庙制》记载：“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

祖功宗德，是汉高祖以降的中国皇帝拟定庙号的既定法则。这个规矩，不是清朝的祖制，而是中华帝王史近两千年的承袭。王朝尊始祖或开国之君为祖，歌颂他们的开创之功。其后有德之君则尊为宗。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四月改汗称帝，将其父努尔哈赤尊为太祖。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福临祀天于圜丘，以太祖武皇帝配，追尊太祖以上四世：高祖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曾祖福满为兴祖直皇帝，祖父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父亲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

康熙是清朝立国第四任君王，也是入关的第二任皇帝。其祖皇太极坐了太祖留下的汗位，只称太宗。其父顺治入主中原，有经略中原、开疆拓土之功，称世祖不勉强。他冲龄践祚，在位时间长，史无前例，但不论怎么长，也是承统而非开国。

胤禛却要学其父将自己的父亲尊为祖，是孝心，是感激，亦不免有点过分的颂扬。

雍正画像

雍正承认，乃父循例“祖有功而宗有德”得为宗，但他要一破祖功宗德的规矩。开国已有五祖，加上雍正祖父世祖，已是六祖。然雍正说：“我皇考鸿猷骏烈，冠古轹今，拓宇开疆，极于无外，且六十余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万国来王。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为开创。朕意宜崇祖号，方符丰功。”（《清世宗实录》卷一）

新任最高领导人定了调子，王公大臣再要按儒家道统说反对也枉然，只能脑洞大开地给新皇搬出了改宗为祖的种种理由，称：“惟圣字可以赞扬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号可以显彰大行皇帝之隆功！”

峻德，隆功，大家对于尊康熙为圣祖，达成共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一、康熙平定三藩，彻底解决了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三大异姓王世系坐大，避免了藩王割据、国家分裂甚至亡国的危险。

冲龄践祚的玄烨，虽然幸运地接过了一个偌大的疆域，但是也承继了世祖留下的三藩大麻烦。三藩之主，是前明投降过来的贰臣，他们在新朝居功骄纵，割据藩地，拥有过大的兵权、财权和地方政治影响力，成为了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的藩王。他们随时都可以成为颠覆清王朝的巨能量炸弹！

康熙帝历时艰难的八年，倾尽全力，最后解决的三藩问题。《清史稿·圣祖本纪》称赞他：“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历史大家吕思勉也说：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

二、康熙派军进剿盘踞海外反清的郑氏政权，成功收复台湾，在台湾设府县，实现了实质性的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同时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三、康熙驱逐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四、康熙三征准噶尔，将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同时护送六世达赖进藏，将准噶尔势力赶出了西藏，分兵驻藏，开始了对藏区的实际控制。

质言之，康熙是有国土开拓之巨功，称祖亦无可厚非。

雍正之所以要以最高标准，破天荒地为康熙加冕了一顶高帽子，也是彰显自己的孝顺，彰显自己成为承继大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即位后，逐渐翦除来自皇家内部及自己阵营的异己分子，但民间却流播着种种对其非常不利的谣诼。雍正六年发生的靖州士子曾静派人持信游说继年羹尧之后掌控西北大军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一案，其中就有两条直指雍正“弑兄屠弟，谋父逼母”的罪状，“天震地怒，鬼哭狼嚎”（《大义觉迷录》卷一）。虽然雍正最后一反常态地赦免了曾静，但对其所指责的悖逆伦常诸事并未无所谓，而是亲自辩护，自证清白，称这些纯粹子虚乌有：“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同时，为了让天下人勇于改过“自新”，在上谕中所说：“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于改过之不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一途。”

雍正给曾静自新的机会，也是给自己自新的机会。

所以，他再三说：“皇考付托神器至重，思欲仰副皇考知人之明。”（《清世宗实录》卷四）心里还是喜滋滋的！他狂喜之后高歌：“大行皇帝庙号曰圣祖，既表尊亲之大义，当施逮下之洪恩！于戏，帝德难名，固揄扬之莫罄，圣功丕显，期昭示于无穷。”

虽然雍正给康熙戴上圣祖的高帽子，是在曾静一案之前，但雍正势必早早地为自己的继承正统论有着充足的准备。因为他的对手，已在他登基之前就以真实的、强劲地、猛烈地存在。

雍正死后，继立的乾隆帝虽然赞同给康熙圣祖的尊号，却很快下令对雍正大罪而厚待的曾静杀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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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庙号既定，是为圣祖。大家便积极地议尊谥，引经据典：“谨按《传》云：为人君，止于仁。《礼运》曰：‘仁者，义之本，顺之体也。得之者尊。’《说文》云：‘在天为元，在人为仁，故《易》曰，元者善之长，仁者德之首。’大行皇帝体元立政，茂育群生，以义制事，绥安兆姓。史称帝尧，其仁如天，惟大行皇帝实与并之。”（《清世宗实录》卷一）

在雍正的指导主持下，康熙被拔至尧帝的高度。

康熙顺理成章地成了圣祖仁皇帝。

仁，似乎很贴切。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说：康熙巡幸亲切地接近老百姓，让所有人都能看见自己，像在京师一样，谕令卫兵们不许阻止百姓靠近。他尽力撤去一切尊严的夸饰，让百姓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传下来的朴质精神。

远在亚欧大陆西端的法兰西大思想家伏尔泰，在他代表性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中说：“北京的耶稣会教士，由于精通历算而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以致这位以善良仁慈、行高德美而驰名遐迩的君主，准许他们在中国传教，并公开讲授基督教义。”

这位堪称“欧洲良心”的启蒙运动旗手，对康熙之仁，极口赞赏。他对康熙的了解，得益于本国传教士白晋的解释。

白晋是康熙的几何学和算术老师，曾建议建成带有皇家科学院性质的蒙养斋。他颂扬康熙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

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就是康熙四十七年“谕传教士分赴内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一并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正教奉褒》)，历时九年完成。李约瑟称：这“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这是康熙任命有耶稣会的欧洲传教士白晋、雷孝思、马国贤、杜德美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等十余人完成的大成果。

中西合作，这就是典范。

康熙画像

康熙之仁，充满了开放情怀。

被西方史家誉为足以与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相媲美的康熙皇帝，俨然不再是那个冷眼看天下的霸王。

人们似乎忽略了他最复杂的政治统治和帝王心术，忘记了他在死前弄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别有用心。

他曾警示群臣：“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始终将皇帝的威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即便大学士也不要奢望分割一点军政大权。

他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四）

这样一个超级权力控，在晚年郁闷诸皇子明争暗斗，而倦怠政务，放任贪腐，导致吏治败坏。

康熙四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副都御史祖允图疏参户部收购草豆舞弊。刑部审察发现银堂官希福纳、司官根泰等一百十二人，共贪污吞蚀银六十四万余两。康熙的处理是，仅把希福纳革职；得银堂司官限期交还，免其议处。

一个震撼朝野、轰动全国、影响后世的户部窝案，如果放在雍正朝必然被凌迟者、斩决者、谪戍者甚至腰斩者不少，但是圣明的康熙帝彰显了特别的宽仁。

“圣”与“仁”，是一种优秀品德，但从康熙晚年十多年的官场现形来看，不啻于对其糊涂政治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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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年伤痛诸子阋墙而心神不宁，但他在统治中期借力打力纵容了不少腐败。

生于清乾隆四十一年的第八代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中特辟一节写康熙的所谓宽仁：

“仁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如明相虽贪擅，上念筹画三逆之功，时加警策，终未置之极典。徐健庵乾学昆仲与高江村比昵，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上知之，惟夺其官而已。”

昭梿是清朝宗室著名毒舌，虽被削去王爵，自称文艺自娱而不过问政治，但他敢说他人不敢说的，如文武官员的贪虐、骄淫、怯懦、自私、阿谀逢迎和勾心斗角等官场甚至宫廷丑闻。

明珠是康熙撤藩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康熙十六年以吏部尚书拜武英殿大学士。他表面为人谦和，乐善好施，实际利用康熙的信任排斥异己，贪污纳贿，与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各成一党，结纳亲信，相互倾轧，弄得康熙中期乌烟瘴气。

御史郭琇劾疏列举明珠八大罪状，直指他及其亲信大学士余国柱在内阁揽权乱政：“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清史列传·明珠传》）

《康熙王朝》高兰村版明珠和陈道明版康熙

但是，康熙只给了他一个朋党之罪革职，不久带着他西征噶尔丹，让他恢复原职。

徐乾学和高士奇，曾是明珠的亲密战友，入承儤直成为康熙的新宠。他们为康熙过分喜爱，先是助力明珠扳倒索额图，继而成为康熙罢黜明珠的联系人。

他们扮演着康熙的机要秘书兼高级顾问的重要政治角色，权势不输于大学士。新任左都御史郭琇弹劾他们“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可言”，种种不法都是“罪之可诛者”。（《清史列传·高士奇传》）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也弹劾徐、高结为姻亲，招摇纳贿。但，康熙一直袒护，最后迫于群情汹汹，将他们革职，却命继续编纂文史。

昭梿直言不讳地揭露“枉法诸臣”，都是康熙明确权力意志的政治推手，或是修史标榜满清正统的学术抢手。康熙回报他们以暂时或者长期的宽仁甚至放任。

高士奇原本一个潦倒文人，得幸索额图与明珠推荐，成为皇帝的最爱。他常侍康熙左右，回家便高价兜售主子的机密，以致他一个正四品的少詹事权势赫奕，包括权相明珠在内的大小官员竞相奔走其门，趋奉前后。

高士奇这样严重乱法的投机文人，一旦得势出行是气派的仪仗队，甚至以“八驺”僭越“非王公不设驺马”礼制。康熙不以为然，而是开导言官们不要见怪。

一个皇帝，对于天下百姓广施仁政，则为圣德之君。但对于那暗结党羽、自立门户、招权揽事、夤缘索贿的高士奇们一再宽仁，那就是别有用心、纵容不法。

雍正尊康熙谥曰仁皇帝，既是对他以仁孝治天下的表彰，又潜在地对其宽仁乱朝政的讽刺，讽刺康熙不像他宠待大臣有政治底线。昭梿为他做了巧妙聪明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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