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的背景及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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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经历了曹魏、东西晋、宋、齐、梁、陈等多个政权。
这一时期的时代主旋律是纷争、战乱，没有长期的稳定政权导致整个社会都处于动乱之中，整个社会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但在这样一个华夏大地的至暗之时，广大中华儿女仍然人才辈出，无数劳动人民在这一时期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
而孝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而淳朴的华夏人民在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一直将“孝”作为自己首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于“孝”更是十分重视，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孝文化也有着其独特的历史特征，有着长足的发展。
孝之一字起源极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孝”字，是一个小孩儿在老人的手下搀扶着老人走路的形状，用扶侍老人来表达“孝”的原意。
而这已经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孝的意思已经相差无几。可以说孝文化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连绵不断延续至今。
自中华文明的诞生开始，对孝的尊崇就刻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孝文化与中华文明同根同源。
到了春秋时期，儒家诞生，孝文化的概念正式定型，对于孝文化的宣扬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一点。
至于秦汉之际，甚至诞生了以孝为核心内容的《孝经》，后来《孝经》成为儒家十三部经典之一，是历代学子学习儒家经典的必读书目。
而这本书的内容主要就是阐述忠孝之道和以孝治国的核心思想。
《孝经》当中记载：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由此可见，连圣人孔子都将《孝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儒家对孝文化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甚至这一时期的君主，都会在谥号中用以孝字。作为君主，都对于孝如此尊崇，而当时的人民群众，对于孝则更为重视。
显而易见的，在古人的观念之中，孝是德的最高境界，不仅包容了对父母的孝顺，更是代表着以“孝”治国的崇高行为。
而作为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位君主，也就是重用商鞅变法的那位著名秦国君主——秦孝公，其谥号就采用了孝字，足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孝文化在人们心中崇高的地位。
到了汉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儒家的地位空前提高，儒家正式居于正统地位。
而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孝文化也正式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所最推崇的观念。
孝不仅仅是让人们孝顺父母，更是与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系列伦理纲常密不可分。
因此孝也包含了对统治者忠诚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些古籍文献中看到有些臣子会将皇帝称呼为“君父”，这其中就是有着孝的意味。
可以说到了汉代，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孝文化已经渗透进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了许多人的行为准则。
并且孝也不仅仅只是作为社会道德而存在，更是成为了统治秩序的一部分，每一个不遵从孝道的人都会被全社会唾弃。
早在此时，孝文化就已经在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
那么到了承接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呢？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发展与嬗变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概括的说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一统王朝，在这中间还存在着混乱与分裂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政权更迭极为迅速，各方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动荡不安，轮流登场的割据势力的名字就让人应接不暇。
在东晋灭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黑暗的五胡乱华时期到来，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彼此攻伐。
汉王朝三百多年历史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纲常，以及人们心目中对于统治者天命所归的观念逐渐崩塌。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汉代儒家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纲常彻底崩坏，整个社会都陷入到了一种礼崩乐坏的地步，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重建维护社会稳定的封建秩序，又开始大力宣扬孝道，将以孝治国作为基本国策。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迎来了一次复兴，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孝文化的重视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儒家经典《孝经》的大力宣传。
鉴于当时以孝治国的基本方针政策，统治者为做出表率，带头学习《孝经》，并为之作注解。
普通民众也上行下效，民间学习《孝经》的思潮蔚然成风，使得《孝经》成为了当时主要的教材之一。
即便是黄口小儿也能熟读《孝经》。
《南史·隐逸传》载吴苞与刘瓛一起讲学：“瓛讲礼，苞讲《论语》、《孝经》，诸生朝听瓛，晚听苞也。”
在这里《孝经》已经上升到同《论语》相同的地位，刘瓛讲解礼仪，而吴苞则会讲解《论语》、《孝经》。
当时社会对孝文化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例子中管窥一二。
当然，此时的孝文化也不完全是对之前孝文化的简单继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发展变化。
当时的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显然孝已不再被视作“德之始”，有待于理性的进一步提升。
相反，孝被泛化为社会最高的价值，因此被视作社会核心的规范，成为个人与社会最高的价值需求，并逐渐凌驾于仁、义、忠、信等价值观念之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已摒弃了移孝入忠的思路，君父先后的讨论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话题。其主要特征是孝与忠二者之间的地位变化。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忠与孝一直都是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但这二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忠”是针对作为封建统治者的皇帝而言的，而“孝”仅仅只针对父母。二者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冲突，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自古忠孝难两全。
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军阀割据、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遇到忠孝难两全的情况是很自然的。
因此这一时期孝文化的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嬗变。此时孝的主体已从君子扩展至一般个体，国君应以身作则学习并践行孝道。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孝是形成忠的必要条件，“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而当臣民在面对忠孝两难的道德困境时，可以优先选择孝道而漠视忠节。
总之，对仁、忠、义与孝关系的讨论客观上为主体对孝的认同和接纳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重新找寻礼的情感基础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冲突，而不加节制任情化礼则使名教失去规范和普遍性。
此外，孝礼虽是一种标准，但仍具有一定的宽容度。
晋以后国君以孝治天下，使养老、尊老、居丧等行为从提倡性的美德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孝道甚至超越于其他价值之上。
一方面直接冲击了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名教秩序，另一方面，人们对孝的遵从因此带上了功利或目的的因素，客观上对礼的情感基础进行了实际上的淡化。
孝文化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初步发展与形成之后逐渐定型，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孝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
以孝治天下成为这个时期各王朝的治国纲领，孝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具体表现在儒家经典《孝经》更受重视，其在儒学经典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这些现象都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语：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家庭观念日益淡薄，孝的观念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孝道的缺失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孝道的实施流于形式，社会上拒绝赡养老人甚至遗弃父母的现象时有发生。
所以在了解孝文化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在当代社会如何更好的弘扬孝文化，让孝文化在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重新兴起。
参考文献：
《魏书》
《孝经注疏》
《孝经》
《逸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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